二、初创的江南制造局

1862年春天，正是太平军和清军在江浙一带激烈交战、争夺城池的时节。4月8日，39岁的道员李鸿章，率领着刚从家乡募来的六千五百淮勇，分乘八艘英国轮船，穿越太平军防线，从安庆抵达上海。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宝鋆同为道光十八年（1838年）进士。所以李鸿章1844年中举后，就以“年家子”身份投入曾国藩门下，讲求义理之学。1847年中进士，被认为是八股名家，落笔藻采纷披。同年中有许多人，包括张之万、沈桂芬、李宗羲、沈葆桢、何璟、郭嵩焘、马新贻，后来都在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足迹。曾国藩认为此科进士中，有四人为伟器，可目为丁未四君子，李鸿章是其中之首。[33]丁未科的主考官是潘世恩，其孙即潘祖荫，在同光年间官居尚书。李鸿章和沈葆桢的房师为孙锵鸣，孙乡试时出自翁心存门下，因而论起师门辈分，翁心存即为李鸿章的太老师，李鸿章则为翁心存的小门生。李鸿章后来在给翁心存之子翁同书、翁同龢的书信中，都以“侄”“世侄”自称。据说孙锵鸣当时以自己房中录取者甚少，很有些牢骚。某日带着门生拜见翁心存，翁心存懂点儿相术，看到李鸿章，就大呼“此人功业在我辈上”。看到沈葆桢，又说：“当为名臣。”翁心存对孙锵鸣说：“汝房中卷虽少，得此二人，复何憾？”这些复杂的师生、同年人脉关系，对李鸿章后来登上政治舞台，周旋折冲于各派利益集团之间，都起着重要的作用。1853年，太平军占领武昌，李鸿章随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后入曾国藩幕。这次正是根据曾国藩的命令，东驰上海，接着署理江苏巡抚，从而进入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李鸿章踏上上海土地时，租界里已有英国人杜拉普经营的新船坞，莫海德经营的董家渡船坞，霍金斯开设的立祥安顺船厂，包义德开办的祥生船厂和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等几家修船企业。虽说这些船厂设备简陋，规模狭小，但黄浦江中停泊的外国轮船，给李鸿章留下了深刻印象。李鸿章的长江之行，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体验。他应邀参观了英法军舰后，感慨外国人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决心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不过他尚无经验，对于学习西方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设想。在当时外国人眼中，淮军被看作“大袴子蛮兵”，李鸿章鼓励士兵说：“军贵能战，而不是看外表装饰。待我们上战场一试，再笑也不晚。”他给士兵装备西式枪炮，并采用西法进行训练，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次年，他奏请催调同知衔候补道丁日昌来沪，专办制造事宜。丁日昌，字禹生，广东丰顺人，贡生出身，也是出自曾国藩幕府的洋务干才。此时，淮军正与太平军作战，所以由丁日昌在上海筹办洋炮局。

李鸿章

1864年6月1日，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在天京病逝，天京的陷落指日可待了。2日，总理衙门由恭亲王领衔，向皇帝上了一个奏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以图自强。这个奏折在北京激起了巨大的反响。奏折写道：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迨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34]

这是经历了“李—阿舰队事件”之后，总理衙门再一次提出学习西方的主张。奏折还附有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的信，其中更有石破天惊之语，为当时士大夫不敢想、不敢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35]

面对数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有眼光的政治家都在认真思考。京师枢臣中的恭亲王、文祥，封疆大吏中的曾国藩、李鸿章，都是时代的先行者。他们认为，中国要避免落后、避免亡国灭种，只有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是大清王朝的忠实卫士，正在镇压太平天国的造反，但在东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他们审时度势，力排保守势力的非难。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酝酿的这场学习西方运动，此时紧锣密鼓，开始上演第一幕。

黄鹄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大鸟。史书上说：黄鹄一举，知山川之纾曲；再举，睹天地之方圆。它游于江海，淹于大沼，备其六翮，而凌清风。可见飞得极高，游得极远。1866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乘坐中国第一艘木壳明轮蒸汽船“黄鹄”号北上省父，并亲书大楷，以金字雕镌于两舷明轮之厢，显示出时人对振兴中国造船工业所寄予的厚望。

恭亲王奕

文祥

最早开始研制轮船的人是徐寿和华蘅芳。徐寿，字雪村，江苏无锡人，生于1818年。幼年娴帖括、习举业，应过童子试。后来深感举业不切实用，遂钻研格物之学。华蘅芳，字若汀，是徐寿的同乡，比徐寿小15岁，从小对数学极有兴趣，广泛地研究了中国古典数学著作。1847年，他们两人相识，从此成为挚友。咸丰初年，他们到上海向在墨海书馆工作的著名数学家李善兰求教，又广泛搜罗数学、律历、重学、化学、矿石、汽机、医学、光学、电学方面的书，潜心研索，并制设备一一予以验证。

1861年11月20日，政变上台才19天的两宫皇太后，为了笼络汉人，任命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曾国藩认为，中国“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36]不久，他在安庆建立内军械所，招致研究西学的专门人才。徐、华应募而去，开始了把科学实验同实际制造相结合的探索。

1862年4月，徐寿等奉命试造轮船，由于缺乏资料和加工设备，再加上毫无经验，因此困难重重。在此之前，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刊载过火轮船介绍，郑复光撰写过《火轮船图说》，但与实际造船和制作蒸汽机距离非常之大。他们决定从试制蒸汽机模型着手。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诞生了。它的汽锅用锌类合金制造，汽缸直径1.7寸，引擎转速每分钟240转。7月30日，曾国藩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蒸汽机试车。

在此基础上，徐寿、华蘅芳开始试制一条小比例的“木质轮船”。船长3尺，暗轮。从长度分析，估计是条自航船模。其动力就是那台蒸汽机模型。然后他们着手制作真正的轮船。

造真船要比造模型困难得多。他们没有见过轮船动力设备的运转情况，就到长江边远远观察外国轮船的行驶；缺乏造船资料，就充分吸收我国传统造船的各种合理要素。1855年由墨海书馆出版的《博物新编》附有轮船略图，他们反复钻研、日夜凝思。华蘅芳主要负责设计和计算，制造轮船和蒸汽机则由徐寿主持。大约用了一年时间，他们于1863年11月制成一艘暗轮蒸汽船。由于不知应设锅炉管，结果汽船只行驶了一华里便停顿下来。徐寿毫不气馁，重新设计，并将暗轮改成明轮。两个月后，又一艘长约2丈8尺的小火轮制造成功了。轮船委员蔡国祥亲自贺驶，曾国藩上船察看，并指示将此船放大，投产制造。

湘军攻陷天京后，轮船的试制工作随内军械所迁往南京进行。1865年，第一艘有实用价值的蒸汽船“黄鹄”号建造成功。此船重25吨，长55尺，主机采用斜卧式双联双胀蒸汽机，单汽缸，回烟式烟管锅炉。推进器为设在两舷的腰明轮。船体布置为机舱在舯前，货舱在舯后，驾驶室在二层。时速22华里。[37]造船材料，除主轴、锅炉和汽缸配件等铁料系进口外，其余皆为国产。而全部工具器材及设备配件，均系自行制造，总耗资约为纹银8000两。

1866年4月，“黄鹄”号在南京举行首航典礼。徐寿、华蘅芳在绝大多数士大夫仍喋喋不休地唠叨着“用夏变夷”的时代，勇于探索西方工程技术，无愧是高高翱翔的“黄鹄”。

“黄鹄”号建成后，一度作为曾国藩的座船。其儿子、夫人出行，都由“黄鹄”号拖带或护航。直到年底，才命徐寿将船驶往上海，交江南制造局管理。

1865年，江海关道丁日昌购下了虹口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根据李鸿章的奏报，这家工厂是洋泾浜外国工厂中机器之最大者，能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由原海关通事唐国华等人集资4万两白银购下报效，以赎所犯罪愆。厂内各种钢铁木料，另值2万两白银，由丁日昌借款购买。关于旗记铁厂是不是“洋泾浜外国厂中机器之最大者”，是存疑的。这年英商成立了耶松船厂，旗记铁厂估计是无意在日益增多的外商修船企业中继续竞争，所以愿意脱盘出售。李鸿章又把丁日昌和总兵韩殿甲先后所办的两个炮局以及容闳在美国购到的机器一并归入。李鸿章会同曾国藩，正式奏请成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通常简称“江南制造局”。

制造局成立之初，似乎并不是为了造船。1863年底，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在安庆对曾国藩说：“中国今日欲建设机器厂，必以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所谓立普通基础者无他，即由此厂可造出种种分厂，更由分厂以专造各种特别之机械。简言之，则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机器厂之基础也。”[38]“制造机器之机器”的说法，对刚刚接触外国事务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说来是十分新鲜的。所以李鸿章在报告购买旗记铁厂的奏折中说：“查此项铁厂所有系制器之器。无论何种机器，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但当时李鸿章并未将这批“制器之器”用于建设中国基础机械工业，而是根据前线需要，仍以铸造枪炮借充军用为主。至于造船，他说：“此事体大物博，毫厘千里，未易挈长较短。目前尚未轻议兴办。如有余力，试造一二，以考验工匠之技艺。”[39]

5月，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在山东曹州同捻军作战中被杀。朝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前去剿捻，李鸿章署理江督。次年6月25日，闽浙总督左宗棠上奏，拟于福州海口建局造船，这对李鸿章显然是个刺激。7月19日，总理衙门收到李鸿章去函，商筹沪厂制造小型轮船。这是江南制造局酝酿造船之始。年底，由于曾国藩剿捻无功，朝廷命其回任两江，调李鸿章署钦差大臣，与捻军作战。此后，江南制造局便归曾国藩领导了。[40]

江南制造局原址在虹口美租界，由于生产军火，受到外侨反对；而场地狭窄，也不利于工厂发展，于是便迁往上海县城南面的高昌庙。新址占地70余亩，动工于1866年夏，由孙玉堂、华蘅芳主持施工。不几年面积拓展到400亩。局门坐北朝南而设，署有“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局名。东、西、北三面绕以高墙，正南面则用木头列成栅栏。进门后，中间设有公务厅，厅西迤北为公局，是官员议事的地方。公局东为文案房、画图房、总库房，东迤北为生铁厂、木工厂。正北为炮厂、大火器厂、汽锤厂、轮船汽机锅炉厂。公局西迤北为翻译房、广方言馆，又西北为熟铁厂，楼西为汽机厂。北面为卷枪厂。局门外至黄浦江边是一大片空地，有直道通往码头。直道东为泥船坞和造船厂，船坞长325英尺。坞西为木栈，又称西厂，为储积材料之所。[41]时人作竹枝词吟道：“厂坞宏开备造船，马头筑就局门前。盖房分住华洋匠，监造工程派两员。”“机器锅炉厂各分，造船铁壳匠成群。楼登一座洋枪望，测量台高上矗云。”[42]以后又增设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在龙华设立制造分局，内有火药厂和枪子厂；在陈家巷设立火箭分厂，两处分厂共占地267亩。还在松江城建立火药库。江南制造局成了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大企业。它在开工生产军火后不久，又开始建造轮船，从而使得江南制造局的名字同中国近代海军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江南制造局

1867年5月16日，朝廷批准曾国藩的请求，从江海关四成洋税内酌留二成，一成解济军饷，一成给制造局专供造船之用。苏松太道兼江南制造局总办应宝时与会办冯焌光、沈保靖以及技术负责人徐寿、华蘅芳等，抓紧进行轮船的试制工作。1868年7月23日，江南制造局第一艘明轮蒸汽船下水，取名“恬吉”，为四海恬波、厂务安吉的意思（后改名“惠吉”号）。从此，黄浦江开始迎接一艘又一艘中国人制造的轮船。

“恬吉”号是木质船体，马力392匹，排水量600吨，顺流时速60里，逆流时速35里。[43]各项参数都大大超过了“黄鹄”号。在此之前，上海洋厂制造轮船，锅炉机器全从国外进口，只是配上自制的木船壳。江南制造局却自制船体和锅炉，另购旧蒸汽机整修后装船配套使用。轮船造价共耗工料银81397.3两。“恬吉”号先在吴淞口外试航，直抵舟山而返。9月28日上驶江宁，曾国藩亲自前去视察，并登舟驶至采石矶。

这件事从策划到施工，届时年余。曾国藩唯恐试验失败，未敢事先奏报，只是暗中催饬赶工。捷报使得朝廷感到意外，也十分高兴。11月1日，军机大臣向有关人员颁上谕指出：

中国试造轮船事属创始，曾国藩独能不动声色，从容集事，将第一号轮船成造，据称坚致灵便，可涉重洋，此后渐推渐精，即可续造暗轮大舰……足见能任事者举重若轻，深堪嘉尚![44]

曾国藩计划第一批建造4艘轮船。除第一艘是明轮外，其余皆改暗轮。马新贻担任两江总督后，便抓紧第二艘船的施工。他奏请将江海关所留二成洋税全拨制造局，专造轮船。局里聘请三个外国技术人员领工，几百个中国工人边干边学。

江南制造局工人在铸造大炮。

江南制造局建造的第二艘轮船“操江”号

1869年5月，第二艘轮船“操江”号竣工。“操江”排水量640吨，马力425匹，所有船体、轮机、锅炉皆为厂内自造。船成之后，照例出吴淞口试航，至舟山而返。旋驶江宁，供马新贻验试。马新贻向朝廷报告说，此船工料极为精坚，机器小而灵动，在长江行驶尤为相宜。[45]10月5日，第三艘船“测海”号下水；次年10月，第四艘船“威靖”号竣工。1872年5月，第五艘船“镇安”号（后改名“海晏”号）下水。“镇安”排水量2800吨、马力1800匹，载炮20门，是当时国产木壳蒸汽船中最大的一艘。[46]可见江南制造局的造船能力已很强大。

由于江南制造局是一个以生产枪炮弹药为主，兼带造船的兵工厂，在造船方面没有投入主要精力，故造船数量不如后起的福建船政，大约保持在平均每年一艘的规模。1873年2月，“镇安”的同型船“驭远”号下水后，延至1876年才又制成铁甲小轮船“金瓯”号。这是一艘带试验性的军舰，仅长105英尺，马力200匹。据说此船制成后，发现不能出海，炮位布置也有问题。[47]此后，造船业务便停顿了下来。

考察江南制造局停造轮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清政府看到国产军舰形制不如外国。制造局所造6舰，除了“海晏”“驭远”号尚与国外同类军舰相似外，其余不过是炮艇的规模。造船所需原材料，皆需大宗进口。制造工作亦由洋匠主持。而造船之银，倍于外洋购船之价，因此造船不如买船。[48]在当时，这些情况显然是存在的。如前所述，19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海军的主战军舰已从木质舰改为钢质舰了，继续生产木壳军舰，本质上同继续生产旧式师船区别不大。而转产钢质舰，船厂设备需要大大更新。对清政府来说，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事件发生后，首要任务是加强海防、组建海军，集中起一批先进的军舰来。至于军舰是进口还是国产，只是问题的形式。两相权衡，清政府做出了依靠进口军舰组建海军的决定。近代军舰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涉及资金、技术、设备、工艺、人力资源等诸多方面。在没有强大稳固的重工业的前提下，仅靠投资造船厂，要造出先进的舰只有很大困难。比诸外国，至少在1878年以前，土耳其的全部装甲舰、俄国的几乎全部装甲舰以及德国的大部分装甲舰，都是在英国建造的，最发达的工业国家差不多垄断了新型舰船的建造。因此，从获取近期效益的角度看，进口未必不是一种应急的方法。然而，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海岸线的大国，如要有效地保卫海疆，仅靠进口军舰而不建立本国先进的国防工业体系，显然也是不行的。后来的历史证明，每当对外民族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军火禁运的时候，中国海军就一筹莫展，无法及时补充军备。进口与自制，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自从中国开始近代化历程，决策者总是备感棘手地面临着这种选择。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右起：徐寿、华蘅芳、徐建寅

停造轮船的另一个原因，是江南制造局军火生产任务太重，又无专款可拨，便将洋税之款拨留一成先行借拨，以济制造枪炮之急，这导致了造船工业的偏废。当时李鸿章上奏，对制造局趋重生产枪炮、放松建造轮船表示过看法，指出欧洲列强正在推广海军，添造轮船不遗余力，中国造船事业岂可创办未久遽生懈弛之心？无奈制造局注重枪炮弹药已成难返之势，马新贻所请酌留的二成洋税几无用于造船，故李鸿章有意维持造船也颇为困难。即便当过船政大臣的沈葆桢于1875～1879年驻节江宁五年，也没能使制造局的造船事业振兴起来。直到1884年左宗棠开府两江期间，才奏准建造了一艘“保民”号钢质军舰。以左宗棠之权位和对造船的兴趣，也无法使制造局军火、舰船两者生产并重。

1881年1月，李鸿章在讨论内阁学士梅启照整顿水师奏折时说：“从前闽沪轮船多系旧式，以之与西洋兵船角胜，尚难得力。闽厂后来所造‘扬武’‘超武’两船，则渐渐合用矣。然欲仿造铁甲船，尚恐机器未全，工匠未备，不若西洋购材制料，取携较便，厂肆既多，可以任意选择。惟是中国制造之法宜渐扩充，果使所造行驶之速，锋棱之利不逊于洋厂，虽需费稍多，亦可免洋人之居奇，开华匠之风气。拟请敕下船政大臣详查……如能合算，即以应购铁甲之费附入该厂、剋期造办。至沪局制造枪炮弹药各项工器太繁，经费支绌，已饬停造轮船……虽该局机器略备，而无精熟此道之员匠，于西洋新式隔阂尚多，似可缓议。”[49]这番话，可以为以上两个原因做注脚。但在私下，李鸿章认定造船不如买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