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十年南京的文学想象：国都与国家的现代迷梦

自古以来，南京就备受文人的青睐。六朝古都，十里秦淮，虚表的繁华遮掩不住朝代兴废的悲欢，多少文人墨客在此辗转徘徊。歌舞酒肆中传送着绵绵不绝的历史遗恨，倚红叠翠、醉生梦死的绮丽生活中，又不乏书生意气、碧血桃花。南京，不断激起中国文人的家国天下雄心，又时刻寄寓着中国文人对古典诗意、风流余韵的眷恋，并在历史长河中积淀、定格了自己的城市形象。

秦淮旧梦、家国遗恨所维系的南京固定形象，到了近代才有所松动。但清末新政仅仅拉开了南京现代城市变革的序幕，辛亥革命后组建的临时政府也只是一个过渡，南京政权的中心地位很快就因革命党人的妥协而失去。由于缺乏政治力量助力，南京的现代化憧憬来不及全面展开就迅速搁浅了。直到1927年，国民革命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国家政权表面统一，南京才实现了从省会城市向国都的身份转变，并开始了现代化的城市建设。国都身份的确立对于南京形象的构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自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南京的文学形象表述也悄然发生改观。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积极畅想中，国都的政治标签给南京书写提供了观念向度，对现代的、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期望、对国民政权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包含在对国都的言说之中；同时，民族国家观念与政治现实的互动关系，也不断调整着作家对国都南京的形象建构。

国都南京与现代国家之间的观念联络，无论作为城市建设方略，还是作为文学创作取向，都集中于1927年至1937年。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发布定都南京的宣言。[1]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宣告移驻重庆，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城。1927年—1937年的南京政府时代，即所谓的“黄金十年”，是国都南京与现代国家建构关系最为密切的十年，也是国家内部激烈纷争的十年。关于这十年南京的文学想象，非常适合从“现代”的“国都”“国家”的观念维度进行解读。首先，国都身份的确立，促使现代作家把自己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期待，带入对南京的想象中；其次，随着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南京开始了由传统城市向现代都市的积极转型，并不断修改着作家的南京体验，这种带有意识形态的“新都”体验影响了作家的南京想象。与上海、天津、汉口、青岛、哈尔滨等城市相比，南京的现代城市进程和民族国家建构，与西方帝国主义没有过多瓜葛，在城市现代化中又较少有外国资本的参与和控制，所以，它能比较顺利地摆脱殖民主义话语的压力，以一种本土性的现代城市想象出现于文学作品之中。十年南京的文学想象，为审视国都与现代、国家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样本，这也是我们选择以1927年—1937年现代文学中的南京想象作为研究对象的缘由。同时，民族国家建构与城市现代性在南京想象中的展示与流变，也构成了我们论述的主线。

十年南京的想象，纠缠了城市的历史遗留与未来愿景，文人的古典情怀和现代热望，社会的阶层分化和左翼的抗议，容含了各方对城市与国家的表达意愿。建都南京后，国民党方面大加宣传，为建都南京列出了四条理由：一是遵照孙中山的遗志；二是“革命的国民政府建都于革命的南京乃是适合于革命的需要”；三是“巩固革命政府的基础，完成南北调剂，移民实边，抵御侵略的条件”；四是“建设革命政治的条件”。[2]国民党人士龚德柏亦称“定都南京不特可免脱各国之平时的占领，长受城下之盟之苦，且可除旧布新，一扫恶习，以渐入于振拔强盛之域”[3]。国民政府建立一个庄严灿烂的国都以加强民族国家统摄力的愿望，鞭策着南京向现代城市迈进。然而，国都建设的实际状况并不尽人意。国家统制在城市制度与空间建构中的投影，亦招致诸多非议。对秦淮河香艳空间的改造，去除了古典风流诗意，却并未转化为清洁、有序的现代景观，反而让慕名而来的文人追怀其历史面影。

探析十年南京的文学想象，只有在古今的时间流变和形象参照中，才能理解南京的现代构形，以及南京形象的呈现与嬗变。南京想象是城与人“互观”的结果，多元性、参差性的南京想象背后，有着政治、文化的双重制约，不同政治和文化理念导致了南京想象的差异性。勾勒十年南京的文学形象，既需要还原南京作为国都被想象、被生产和被扭曲的全过程，又应重视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标志性”城市空间，并关注不同话语对南京形象的不同建构。经由这些路径，我们试图揭示国都、现代、国家三因素互动关系中的南京形象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