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民族国家对个人、家庭价值的挤压

南京保卫战与大屠杀，把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推向了巅峰，激发了为民族献祭的群体心理。民族国家存续的至高原则，对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伦理递进链条进行了战时调整，家庭这个环节的地位和功用被挤压，充分纳入民族国家利益的权衡范畴。同时收缩的还有个人的价值。“若民族被视为集体性的个人，民族群体的成员的个体价值就会低于群体价值，就应服从集体的事业。”[90]个人的存在只有直接向民族国家的需要敞开，才能获得最高程度的自我认可。

在日军的肆虐下，家庭的灭顶之灾，恰恰为个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打开了通道。《金陵歌女》中的阿玉，经历日军屠城的暴虐，躲藏于教堂中，仍然怀着生的期待，黑漆匣子不离身。黑漆匣子是父母相爱相惜的证物，装满了阿玉用来报答家人的珠宝和记录纯洁年华的裸体画像，承载着她的家园意识。当她得知家人都死于日军屠刀下时，她的关于“家”的一切念想被粉碎了，仇日观念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仇外思想往往与民族战争同时，前者为后者利用并得到加强。”[91]家仇国恨的叠加，无疑会造就最强烈的仇日心态。家庭寄托覆灭，国家之念便强劲舒展。阿玉在绝望中决定李代桃僵，保护唱诗班的纯洁女学生，可以看作她在仇日与爱国心理的双重催促下所做出的选择。阿玉的决绝与《南京血祭》中三户人家的抱怨迟疑形成了对比。在《南京血祭》中，宪兵少尉曾广荣劝说三户人家搬离紫金山，因为南京卫戍部队为了有利作战，需要放火烧掉山上所有的住房。烤山芋的寡妇家、孤独无依的老妇人和满脑子旧式家国观念的私塾先生，最终被迫离开了家园。他们的消极态度，与国家、家庭利益难以调和有关。三户人家未遭受战争浩劫之前，个人、家庭、国家的利益推演链条是完整的，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因此，他们能理解民族国家存亡的重要性，但亦不愿牺牲家庭而生存。在这种情形下，民族国家只有采取强制的方式来完成对家庭的挤压。多数情形下，日军侵华战争会直接冲击家庭的命运，这时，“民族的纪律，民族的牺牲机制成为动员个体能量的工具”[92]，对个人、家庭具有强大的召唤力。《南京血祭》中的连长黄德美和他的华侨兄弟们，意识到民族的命运与家族企业的破产之间有着某种关联，便义无反顾地回到中国，加入南京保卫战的行列。

通俗文学大家张恨水的《大江东去》兼及抗战与言情，以抗战压倒言情来表达国家观念。抗战部分以孙志坚为中心，述及孙志坚参与南京保卫战、目睹大屠杀；言情部分以孙志坚的妻子薛冰如为中心，述及孙志坚的朋友江洪护送薛冰如由南京到武汉，一路精心照顾，在不知孙志坚生死的情形下，薛冰如对江洪渐生婚恋的非分之想，与王玉争风吃醋，并不顾一切与孙志坚离婚。两条情节线索在孙志坚归来后合并。在抗战背景下，三角恋爱的故事线索是抗战主题的陪衬，一厢情愿的三角恋爱映照出“摩登夫人”的自私，确证了军人私德的可靠和爱国的坚定。孙志坚与江洪见面后说：“必须一个确守私德的人，才可以办好公事。必是一个对朋友守信义的人，才可以对国尽忠。”[93]维护军人家庭的稳定，是民族抗战工作的一部分，因此，背叛军人的“摩登夫人”在私德、公德两方面都被置于受谴责的地位。在抗战中，“个人——家庭——国家”的关系链条与和平时期有所区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生命伦理的延展可以根据需要简化为“修身、治国、平天下”，因为“民族国家”的存续在抗战中具有绝对价值，“家庭”的价值就被挤压，“女人的离合小事”算不了什么[94]，抗战才是大事。

中篇小说《1937年12月的南京》同样在三角恋的伦理关系中叙述南京保卫战和大屠杀，把战争与屠杀的关系演变成同学、恋人情谊与民族国家利益的博弈。围城之际，师长张晖试图以同学之谊和恋人旧情打动池岗大佐，让日军做出停战和谈的决定。然而，建议并未被接受，池岗尽管对旧日中国恋人惠敏一往情深，但他明白：“现在是战争，他，池岗大佐，奉皇天故国之命，不是到中国来抒情的；当务之急，是不遗余力，占领敌国首都，迫使敌国屈服！”[95]南京沦陷后，惠敏被日兵强暴致死，池岗目睹了这一切。张晖为了中止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请池岗协助他刺杀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池岗最终食言，反而借机枪杀了张晖。这篇小说呈现了男女之情、军人职责与国家利益的对峙与解决方式，证明了民族国家在战时的绝对价值，以及它对个人情感的压抑和肢解。

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在民族抗战中，当“身”与“国”构成冲突时，就会把“家”推向难堪的境地，个人与家庭必须承受来自民族国家的审判。审判可以掩盖为内心事件，也可以外化为同胞眼光或国家权力机关的裁判。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对个人、家庭与民族国家的冲突进行了重点叙述。小说的叙述者安玲及其家人，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对日军充满了仇恨。然而，她在日本学医的儿子浩文爱上了日本姑娘盈子，与之结婚，并因此被强征入伍，分派到日军侵华部队的野战医院工作。浩文在给父母的信中倾诉到：他很痛苦，但不敢抱怨；为中国的敌人服务，去打自己的同胞，他为自己的角色感到羞愧；可是盈子是个好姑娘，他爱盈子，不能置她和她的全家于危险而不顾。[96]浩文陷入了爱情婚姻与民族大义的悖论中，同时父母被迫卷入民族主义的亏欠、羞愧状态，感到双重危机：儿子毁了，也许再也不能成为正常人了；父母也处于潜在的危险之中。[97]战争与劫难把个人、家庭都组织到民族对抗的话语中，不允许跨越边界，不允许挑战民族抗战的纯粹性、神圣性，与之相悖的任何情感、行动与伦理关系都将受到良心或公众的责罚。战争中的民族对个人、家庭的威压，在安玲的话中得到了诠释：“如果他是个不顾家的人，也许他会抛弃妻子，回到中国时，会很快从‘皇军’开小差，然后可能会参加抗日部队，幸存下来。人们甚至可能把他当成一个舍家为国、奋力抗敌的真汉子去尊敬。可是，他善良、忠诚、平凡的天性，却注定了他的毁灭。”[98]浩文被当作汉奸杀害后，安玲甚至不敢公开流露丧子之痛，抗战胜利后，她也不敢认日本的儿媳和孙子，一切只能以匿名的方式存在。

更多情形下，个人的匿名存在是为了规避日军暴行而采取的策略。南京大屠杀故事中绽放人性光辉的妓女或被庇护的中国军人，他们得以保全或自我牺牲，依赖于同一种方式：藏匿和伪装。《干妈》中的“我们”躲在干妈家的地下室里，其后装作“顺民”逃离南京城；《大江东去》中的军官孙志坚伪装成和尚，躲过日军的搜捕；《朱雀》中的秦淮名妓程云和冒称某官员的家眷，才得以进入教堂避难；《金陵十三钗》《金陵歌女》中的妓女（歌女）乔扮成女学生，才能拯救唱诗班的中国少女。在日军疯狂肆虐的南京，中国人的身份被修改，以藏匿、伪装的状态存在，依靠非匿名的外侨、干妈、和尚来庇护。匿名生存证明了民族的凝聚力，以及民族共同体观念所唤起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大屠杀中彰显民族意识的中国人主要以匿名的方式进入小说叙事，这一现象亦值得深思。

家国同构的文化机制，决定了家与国的利害捆绑原则。在国都保卫战和大屠杀的语境下，民族主义作为凝聚民心和组织战争的最强大的观念力量，理所当然地把民族国家置于个人、家庭的存在之上，并因此对个人、家庭的常态价值构成挤压。这种挤压在神圣的名义下进行，因为它指认了民族共同体与个人、家庭的依存关系，赋予为民族做出牺牲的个人、家庭以悲壮崇高的自我体认，并承诺民族战争胜利后将把常态幸福归还个人和家庭。因此，在南京大屠杀的叙事中，民族国家对个人、家庭价值的组织、挤压，具有悲悯或崇高的情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