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70后”的独立身影

黄万华

20年前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很有一些令人怀念的学术气氛。那时候，孔范今老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出版不久，他的文学史观正发挥得淋漓尽致，他主持的研究生课堂上，常有英气勃勃的讨论。学科的其他老师也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沿着现当代文学史建构的思路，“四面出击”，青年教师，如施战军、黄发有等，已锐气十足。济南虽不像北京、上海等地，称不上“学术中心”，也难以如沿海一二线城市聚集人才，但山大、山师大互相呼应，孔范今、朱德发分别领军，也吸引了各地学子。“70后”的李永东就是在这个时候，从湖南考到了山东大学。当时，孔老师已招满了学生，永东便改由我指导。但在孔老师的课堂上，永东很快得到了孔老师的赏识，尤其是他把认真踏实，用在了原生性文学现象的发现和由此引发文学史观念的调整、丰富上。他平时课堂上发言不多，却每每得到孔老师的肯定。毕业后，他的第一部专著出版，我建议他找孔老师作序。果然，孔老师的《序》除了充分肯定他的努力和成果，还就他的研究课题，谈及了现当代文学史建构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历史、文化现代转型变革中新的文化区域或曰文化空间的生成及其意义的阐释问题”、“域外异质性文化传播的‘中介性’空间作用和价值”等，这些问题都是由一个具体的文学史研究对象引发，指向文学史建构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我想，这无疑影响了永东后来的学术研究。

博二时，面临博士论文开题。我们一般都让学生自己选题。开始，永东拟了两个选题大纲，我看了，觉得题目难免大了一些，日后的拓展也较难把握。当时，我们强调，博士论文题目最好“分量”适合，但日后可向深广度继续开掘，甚至形成自己研究的优势领域。一次谈论论文选题时，我建议他不妨做“租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他显然听进去了。之后，和我讨论这一选题时，已是主动出击的姿态，听得出他已经做了不少功课，从资料到思路，都已进入“状态”。这样，进展顺畅多了，很快确定研究范围，将选题缩小到“租界文化与三十年代文学”，但整个背景还是“租界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现在想来，他当时能迅速接受这个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的课题，还是源于他对原发性文学现象价值的敏感。而这种敏感，来自对文学历史的全面把握。永东的扎实，显示于此。

当时，我自己的学术兴趣已从抗战时期文学延续到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区域扩大到台湾、香港、海外，对1930年代文学已经有点“疏离”，所以，“租界文化与三十年代文学”这一课题的研究，永东实际上是“孤军作战”。我从小生活在上海浙江路的苏州河附近，苏州河南北街区的区别给我印象深刻，永东和我“聊天”时，上海“四马路”一类的话题常会由我起头。但很快地，我发现，他能挑头发起的“旧上海”话题，比我多多了，让人体会得到，那段日子，他比以往更加勤奋，也开始将这个课题发挥自如——他对此课题有浓厚的学术兴趣，能游刃有余地驾驭越来越丰富的史料，提炼出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这显然是我们老师很乐见的治学状态。那时候的科研经费还很不宽裕，收集资料的条件也有所不便，有时候见到永东外出查阅资料或是踏勘租界历史现场回来疲累的样子，我会觉得他如当年的下乡知青，只是当年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场历史悲剧，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求知求学，而如今知识、真理的大门恰恰为永东那样的“风尘仆仆”者打开。博三大概是他最疲累的时期，修改论文期间，他还要为自己和家人的谋生奔波，有时候我都觉得，一天给他36个小时，他也忙不过来。然而，当他拿出最后定稿的论文时，我还是感叹了，一个从乡村走出来的农家子弟，在他的学术世界里踏入十里洋场的租界，无任何怯场和不适，始终兴致勃勃地上下左右反复探究，一点一点地发现了“租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功能性结构”的复杂存在，揭示了“租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他为自己，也为现代文学研究界开拓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研究的新领域。对于一位博士生而言，这是一个很多人向往，但未必能实现的愿望。他的努力在博士论文答辩时得到了回报，《租界文化与三十年代文学》被评为山东大学优秀博士论文，随后又获得了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

永东从学生时代起，做学问就比别人认真，这从很多小事都可看出。多年前遇到某学术刊物的编辑，他谈起永东，特别称赞他的来稿往往处理得非常细致，尤其是论文格式、引文等所要求的，编辑往往无须做任何改动。那时候各个刊物要求的论文格式有所不同，电脑处理也有不方便之处，对此我们都有体会。后来还有别的刊物编辑也对永东有此称赞。我当时还留意了一下，两个刊物的注释要求不同，而永东的来稿给编辑留下相同的深刻印象，恐怕不是短时间的来往了。事实上，永东的博士论文就显示出这种认真，而此类事情并非小事：论文摘要、关键词是否精当，看得出作者的思路是否丰富、清晰；注释的质量是否上乘，无懈可击，反映出作者治学的功力是否到家。平时应刊物之约审稿时，每每阅到从摘要到注释都不免粗疏的论文，就会怀疑这样的写作态度如何能把握住研究对象。待读完全文，最后的判断也八九不离十。永东在研究生涯开始时就极为重视这种“训练”，他对自己有要求，也把自己带到了一个很好的起点。“认真”是再普通不过的两个字，却是决定一个研究者学术生命的关键。这是老生常谈，但绝非套话、空话。当学生带着“认真”离开学校时，老师们是放心，并且可以寄予期待的。

永东毕业后去了西南大学，“朝夕相处”的联系顿时少了许多。我的性格是到哪里开会、出差或自游，都不会和当地学生联系，所以互相见面就更少了。永东仍然是个做事认真的人，几次来山东青岛、潍坊等地招生，办完事情就如期回校，我们也未见面。不过，永东又是个非常认真执“弟子之礼”的人，每一个可以表达问候的日子，电话里总有他的声音，所以我也大致知道他在做什么。“租界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是他学术研究的出发地，他后来拓展出的两个研究领域与他的出发地关联密切。“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命题，可以看作由“租界”包含的殖民性引发出对现代文学全局性问题的思考；“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研究课题，则可视为由租界文化语境中上海城市想象的民族认同心理机制扩大至对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文学深层次问题的探索。但这种引发、扩大，在永东的学术生涯中自然、巧妙地发生，让人感觉到他不懈的努力。做研究，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研究做了，论文也发表了，但也就到此为止。另一种情况是，一个研究课题牵动诸多重要对象，甚至牵动学科研究的全局，做完一个课题的研究，可以继续深入、扩展，由此形成可以不断深化的研究格局，形成自己的学术优势。后一种情况的发生，不仅来自研究课题的产生，更取决于研究者把握、开掘课题的悟性和功力。永东沿着“租界文化——殖民性——民族国家观念”的思路拓展、深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格局，这种格局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全局息息相关。在这种研究过程中逐渐孕蓄而成的学养，为永东开拓新的学术话题提供了优势条件。

“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命题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引起的反响是很有学术史意义的。国内多家重要学术刊物就这一话题展开了专门的讨论，而参与讨论最主动积极的是“70后”的研究者，甚至可以说，这一学术话题成了“70后”学术语境中的课题。当年，孔范今老师所属的“40后”中生代，延续到“50后”，都提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重要命题，成就了1990年代至新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扎实进展。而“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一类学术命题，则是“70后”新生代从他们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探求中产生的，可视为他们独立承担学术史新一章书写的一种标志。当然，如果学术命题重要，那么，自然不会只属于某一个世代。而事实上，“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命题也被前行者们所关注。例如，近年来陈思和老师在不同场合就谈及，完成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整合，“殖民性”可以是一个有效的学术角度。我近年出版的《多源多流：双甲子台湾文学（史）》《百年香港文学史》《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等史著，其背景是“百年中华民族文学史”，“（半）殖民和解殖民”也不失为一个重要的历史维度。但永东对“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的思考，完全是从“70后”身处的学术语境中展开的，其中包括他对自己曾接受的学术命题的重新思考，对现代中国历史更细密、深入的查勘、体验、辨识，将百年中国文学观念、创作置于近代以降中国历史生成、流变的结构性空间中予以考察，尽可能观照到其复杂性，但又能透视到其根本性。近年来，“70后”研究者不断独立地提出了一些研究的新命题，这是“70后”研究群体成熟的重要标志。而永东的“半殖民与解殖民的现代中国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有其代表性，相关讨论体现了“70后”对自己学术承担的自觉；其对面临的复杂性的清醒，则表明“70后”群体的学术积累日益丰厚，其研究心态显得平和久远。“70后”是第一个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完成教育，开始自己学术生涯的世代，没有“前30年”的拘囿、负担，所处年代既打开了世界窗口，也重新发现了传统的力量。这一世代，完全可以提出并完成自己的学术命题，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史翻开新的一页。永东的努力，在这一意义上，自然可以得到更有力的发挥。

永东申报青年长江学者时，和我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的通话，给我的感觉是他心态的放松平和，因为谈着谈着，就完全离开了人才申报的话题，而进入他感兴趣的研究如何拓展的闲聊。永东读硕士时是跟着谭桂林老师的，受过谭老师很好的学术熏陶，他保持着当年的朴实，又不断增长着灵气，所以谈起学术研究的一些具体题目，每每有历史感和现实触动中的引发。他去年出版的著作《文化间性与文学抱负——现代中国文学的侧影》，即便是各章节的题目，也几乎每一个都闪现出功力和灵气点燃的新意。还有他对民国城市文学想象的“想象”，从天津、上海，到重庆、成都，即便是当地的“70后”，要做出如他那样具有历史穿透力和想象建构力的把握，也是罕见的。文学研究的深度往往是在研究者富有个性的实践中才能抵达的，永东研究的潜力正在于他以不懈努力滋养着自己的研究个性。看到他逐步形成自己的研究优势，“独立前行”，步子稳实，是让人欣慰的。

永东这本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学术专著《民国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以下简称《民国城市》），让人进一步感受到他学术上的进展。当下国内的学术评价体系还非常不完善，甚至有些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抱以期待，希望其多出一些学术佳作，乃至学术经典。《民国城市》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结项和“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评审中都得到好评，其“角度新颖，资料扎实，论述得当”，“学术新意多”，“学术质量高”等，读过此书确会有这样的感受。而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其研究坚实地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立足于中国作家文学创作的实践。这些年文学研究界关注的“民族国家观念”，其理论引发还是来自西方学术界，而这一角度的研究能否切实推进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建设，关键在于是否切切实实解决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文学命题，避免出现大而无当的状况。具体的研究就如《民国城市》所实践的那样，从不同历史时期每一个作家所呈现的民国城市形象去辨识“民族国家观念”如何得到建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往往会得到某种外来新理论、新思潮的“刺激”，而这种“刺激”要成为推进研究的动力，就不能照搬、套用外来理论、思想，而要立足于中国文学本身，最重要的是要始终认识到，任何一种外来观念、理论，都是通过每一个作家活生生的生活体验、生命体悟，通过他们丰富、独异的创作才得以表现的。当北京、南京、重庆、上海、天津……一个个“水土”各异的城市，在一个个左翼作家、自由主义作家、纯文学作家、通俗文学家富有个性的表达中获得独异的生命力时，从中生成的观念就不再是某种既成理论的生硬印证，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学土壤的原创论证。一个研究者，自然会不断寻找新的角度，深化研究，而借助新的理论触发、打开新的研究角度，是研究者常取的途径。此时，不要让作家作品成为理论的印证，而要从作家作品生动丰富的生命出发，展开其与理论的对话。这种对话甚至会丰富现有理论。《民国城市》展示了始终立足于文学层面的研究，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大海中“打捞”起流动的民国城市形象，以此展现研究所要探究的理论观念。永东的理论意识、理论视野具有自198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打开世界之窗后带来的开阔性、时代性，但他的文学研究又能不被理论牵着走，坚持立足于文学文本的解读，既充分还原作品中民国城市形象产生的语境，仔细考察民国城市形象所承载的时代价值观念，又注重讨论作者“怎样写”而产生的特殊形式及其历史的、审美的感染力如何丰富了民国城市的想象。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无论是对于中国城市及其文化的认识，还是对于中国近代以来民族国家观念的阐释，都因生发于文学文本的丰厚土壤而富有历史血肉，深化了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民国城市》的这种对话其实解决了“城市的文学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这一新的研究角度带来的最大难题：“城市想象”与“民族国家观念”的关系。城市形象存在于“城与人”的对话中，作家则是最出色的对话者，他们比其他城市人群更能感受城市生命的脉搏，体悟各个城市的个性，抵达城市心灵的深处。通过这种对话，城市的历史、精神、形象，在文学想象中才鲜明、丰厚。《民国城市》在呈现作家与城市的对话时，始终指向作者清晰界定了的“民族国家观念”，聚合成了丰富复杂的历史内容。与“乡土想象”中的“地域形象”不同，近代中国城市不仅沉积着传统“水土”之“常”，更承载着现代身份之变，而后者正参与了“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民国城市》在众多民国城市中着重选择了“国都”和“租界”这两类处于民族、国家命运巨变漩涡中的城市，兼及其他类型的城市。无论是在“帝都”“国都”“古都”间激烈变动的北京，还是作为“新都”的南京、“战时陪都”的重庆，也无论是靠“接纳”租界而崛起被视为“东方巴黎”的上海，还是“拒斥”租界文化而被割裂的天津，寻找、确认这些城市的身份和体验的“叙事”，其本身就凝聚了民族国家层面的丰富因素。而作家此时与城市的对话也不同于乡土文学的“回望”，更多的是对“新”的寻求、前瞻。这样一种“人与城”的关系，贯穿于全书的文学体验和叙事的分析中，作为“文学创造城市”方式的城市想象和作为“观念建构”的民族国家“相互照亮”的关系自然清晰浮现。

对于永东而言，《民国城市》在学术上的拓展会给他的研究带来更大的空间，自然也更值得期待。永东是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但《民国城市》多方面沟通了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血脉联系。“乡土”与“城市”，“民族”与“国家”都是近代以降中国文学向前发展的重要脉络，因而《民国城市》在审视“民国城市”和“民族国家”时，容纳了当代作家对民国城市的书写。民国城市的记忆、想象成为当代观念的资源，现当代文学“跨越1949”的沟通成为持续的精神历程和文化探求。《民国城市》对这样一种“跨时代”课题的处理，让人看到永东不断积蓄中的研究潜力，期待看到他学术上更多的收获。

每每给“70后”“80后”的学术专著作“序”，都会有所忐忑。人文研究的手工作坊式使得每一个有所成就的研究者，都很难给人以较多较全面的印象，即便是老师对自己的学生，也如此，所“序”也往往反映不出他们的追求、努力和成果。也许，他们著述中的思考，才会透露出他们的内心。但中国的环境又往往不是这样。我曾听一些学生谈起他们的一位导师，课后讨论时，这位老师谈兴正浓，不少问题发挥得酣畅淋漓，让人受益颇丰；同样的内容，待到整理成讲稿，思想“锋芒”收敛，甚至“中规中矩”；再到发表论文、出版书稿，讨论时的思想冲击力、启发力已大大消退。所以，我对永东和“70后”的期望中还有“期待”：他们的“不惑”之年，能否是中国学术的“知天命”之时：不被强势的外在力量所宰制，而保持本学科学术生存、发展的独立品格；不被别种的强势文化所淹没，而保持自己民族、自身学科的探求。毕竟当下，非学术干扰还是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压制性，对学术的伤害绝非每一个学术个体可以抗衡。“70后”要在学科学术史上多留一些坚实的足迹，自身“抗衡力”的养成，也许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永东他们，自然会用自己的学术努力来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