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鲁迅的早年，是中国外患甚深，而维新的空气颇浓的时代。他的家是在绍兴城里。据他的《自叙传略》，母亲姓鲁，是乡下人。在他小说中屡屡提及的鲁镇，恐怕就是他外祖家的地方，这是《社戏》一篇散文里已经告诉我们的。这个地方一定给鲁迅印象十分深，他说他每年跟了他的母亲住在外祖母的家里。看他自己的叙述：

那地方叫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住户不满三十家，是种田，打鱼，只有一家很小的杂货店。……他们合村都同姓，是本家。

——《呐喊》，页二四〇

他既然常去，所以他从小对于农村就很熟悉了。他母亲虽是乡下人，却“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能力”（《自叙传略》）。父亲，不用说，更是读书的。

到了一八九四，是甲午之战的那一年。也是兴中会起来的那一年。他家中起了一个很大的变故，这时他十三岁。他一无所有了，寄居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被人称为一个乞食者。他在《呐喊》序里所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就是指的这个。我以为他后来在文字中时时流露的常像被奚落和排斥之感，就是这早年在情感上受了损伤的结果。

他决意不要寄居了，而回家，同时，他的父亲也患了重病。病了三年多（据《自叙传略》），就死了，这时他应该是十六七岁。这期间，照了《呐喊》的序文：

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

这里所谓“年纪可是忘却了”，并不是真的忘却，这由他的《自叙传略》可证，只是太伤心了，不愿意去回忆吧。他之痛恨中国旧的医药自此始。因为：

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所以，他此后“渐渐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这是他后来学西医的一个根由。此际正是康梁活动的时代。鲁迅十四岁的时候（一八九五），康有为上书，次年梁启超创《时务报》，又次年，康有为请变法。一八九八年，鲁迅十七岁，就是有名的戊戌政变的那一年，同时，京师学堂也成立了，并且我们知道，在一八八七，是鲁迅六岁的那一年，国家已经加算学一科取士了，所以这时是科学与维新的空气正在鼓荡的时代。

鲁迅十八岁，即一八九九，到了南京。这时他没有入学的钱，只好入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幕友或商人，他又不肯做，虽然这倒是他们地方“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他的母亲没有法，为他筹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他的自便吧，然而她就哭了。鲁迅到南京，先入的水师学堂，分在机关科。在《朝花夕拾》里，他有一篇《琐记》，说到第一个进去的学校，在光复后，似乎有一时称为雷电学堂，他说“可爱的是桅杆”，却又说把名字忘掉了，但从后文看来，他说“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作半个水兵”，可见就是在《自叙传略》里的水师学堂的。之后是考入路矿学堂，在水师学堂不过半年。路矿学堂的功课不同一点，不复是英文了，而是德文，中文则除了《左传》，还加上《小学集注》。在这校里，他接触了科学。即当时所谓“格致”，这时他的学校已经有了新党，《时务报》和《译学汇编》也已经在流行。鲁迅这时，还买了一本《天演论》。精神上有了新的粮食了，庚子这一年（一九〇〇），他十九岁，大概正在路矿学堂读书。

路矿学堂毕业后，鲁迅是校中被派留日的五人之一。先在东京的预备学校，因为同情于被中医所骗的病人，又知道新的医学是日本维新的一个助力，于是入了乡间的仙台医学专门。在这里学了两年，给他印象甚深的，有解剖学教授藤野严九郎先生，是非常认真教学而不修边幅的人物，他后来在《朝花夕拾》里还有专文纪念他。一九〇三年，日俄战起，鲁迅这时二十二岁，我们有他这时寄往《浙江潮》发表的文字两篇，一是《斯巴达之魂》，一是《说》，分别载于《浙江潮》第五，八，九期上。现在收入《集外集》中。这是我们见的鲁迅最早的文字，看光景是翻译，他自认受了严又陵的影响。他之决意从事文艺运动，却是因为这期间用电影来说明微生物学时夹了些日俄战争的画片，其中竟“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那是：

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精神。据解说，则绑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本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呐喊》，序

这一年，他就弃了学籍，跑回东京了，觉得医药并不急切，要着还在改变国民的精神，因此他要提倡文艺运动。纠合了三五个同志，要出杂志，定名为《新生》，但也竟没有成功。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

他说是二十九岁回的国，那么，是在一九一〇年。在此前，于一九〇七年作的文言论文，现在收到《坟》里的，还有四篇，便是：《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这时他二十六岁。一九〇九年印行的《域外小说集》，其中有鲁迅的译文，是三篇，这时他二十八岁。他在国外，对于文学的涉猎，是注意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兴趣在短篇。他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说：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于东欧，因此所看以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

——《南腔北调集》，页一一〇

回国以后，办学校，先是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在孙福熙作的《我所见于“示众”者》文中，说：“鲁迅先生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爱人，不给人以轻气瓶中混入空气燃烧时就要爆烈的知识，他不至于炸破手。”随后有一个注，说这是在两级师范学堂时的故事：

他在教室试验轻气的烧燃，因为忘记携带火柴了，故于出去时告学生勿动收好了的轻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炸烈。但是取火柴回来一点火，居然爆发了；等到手里的血溅满了白的西装硬袖和点名簿时，他发见前两行只留着空位；这里的学生，想来是趁他出去时放进空气之后移下去的，都避在后面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京报》副刊

这真是一个好对照。鲁迅的忠厚，却往往换来了人们的卑劣。

次年，他改就绍兴中学堂的教务长。一年又离开，没地方可去，便想在一家书店做编译员，但也被拒绝了。这时革命就起了，绍兴光复后，他做了师范学堂的校长，南京革命政府成立，他被教育部长招呼了去，作了部员。这时他三十一岁了。在《两地书》里，他说：

说起民元的事来，那时确是光明得多，当时我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页一九）

可以代表他那时的观感。

政府移入北京，他也还在教育部。此后就是他在会馆里住着，抄古碑的时期。他这时恐怕在异常的寂寞和无聊，他的古碑，抄是抄，但却明知道是“没有什么用”，也“没有什么意思”。这便是林语堂所谓的他的第一回蛰伏的时期，一直到他的老朋友钱玄同来催促他开手写小说。这就到了一九一八年的事了，他已经三十七岁。

在他这精神进展的第一个阶段里，因为他熟悉农村，所以后来才有那许多以鲁镇、咸亨酒店为背景的小说；因为他恨中国的医药，所以后来才扩大了而向那以旧医药为代表的封建文化猛烈攻击；他接受了科学，所以他确定了人得求生存的人生观；他被刺戟于国家之感，所以他愿意献身文艺以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他早年所受的奚落、侮蔑，是使他永远锐感着，而同情于被迫害的弱者了；他在日本电影里看到的被示众和鉴赏示众的同胞，是使他永远不能忘却那些模糊而残忍的群愚了，这里已经有了阿Q及其周围的人物的影子；他在会馆的寂寞和无聊，就又使他有一种似乎驱除不净的哀感，表现为类似《伤逝》之类的创作。所有这一切，在这时却只是感受、储蓄，并没有表现出来，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成长和准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