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九一八年的四月，鲁迅创作了《狂人日记》，发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号出版的四卷五期的《新青年》上，是鲁迅生活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关键。他之作白话文字，自此始，他之用“鲁迅”作笔名，也自此始。仿佛源泉开了闸，此后乃是他一发而不可遏的创作时代了。从此，新文化运动便有了最猛勇的战士，最妥实的保护人，中国国民也有了最严厉的监督，青年则有了不妥协，不退缩的榜样，而新文艺上开了初期的最光彩的花。这重要不止在鲁迅，而且在中国！

开始怂恿他写文章的是钱玄同，这在他的《自叙传略》里已经提明。但在《呐喊》的序上，却标为金心异，据玉狼的《鲁迅的〈呐喊〉》一文（载一九二四年十月《时事新报》的《学灯》），则是袭用了林琴南的《蠡叟丛谈》的，大概这时他还不愿意以自己的真名和朋友的真名为世所知吧。

《新青年》的创办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号出版了第一卷第一期。到鲁迅为他们写文章，已是四年了。《新青年》的编辑者是陈独秀，我们知道，是那时一位锐不可当的急进思想家，他之办《新青年》，表示着他最大的热诚和责任心。所以鲁迅说“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南腔北调集》，页一一一）。

如鲁迅自己所说，他之开始写小说，是抱着一种“启蒙主义”，以为必需“为人生”。然而我们看他写出来的东西，却仍是抒情的成分很大，似乎是当时由于他的寂寞之感作用他吧，使他没堕入浅薄的说教的典型里。

他不只写小说，还写诗，在发表《狂人日记》的同期《新青年》里就有他的三首新诗，这是《梦》，《爱之神》，和《桃花》。以后又作了些，却终于不多。

也是一九一八年开始，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些讽刺的短评，却就是我们现在予一个统一的名称的杂感。现在是十余册了，超过了他写的其他任何体裁的文章的数量。这开首写的那些杂感，就收入在大家所熟悉的《热风》里。

一九一八年的次一年，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一年。那情景，在鲁迅一九二五所作的《热风》的题记里，还有一点小小的痕迹：

现在有谁经过西长安街一带的，总可看见几个衣履破碎的穷苦孩子叫卖报纸。记得三四年前，在他们身上偶而还剩有制服模样的残余；再早，就更体面，简直是童子军的拟态。

那是中华民国八年，即西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对于山东问题的示威运动以后，因为当时散传单的是童子军，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机家的注意，童子军式的卖报孩子就出现了。

由投机家的仿拟，可见当时的声势是很大的。从这小小的记载里，还可以令人想像当时示威运动的情况的仿佛。

鲁迅的杂感，一如这时其他学者的言论，是这个运动的助成者。

示威，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且实际上也并没因此制止了敌人。然而，在文化上的意义，却是重大的。一种对于旧制度旧文明的弃绝之念是成熟了，同时一种空洞的新文化的向往的热狂燃烧起来。鲁迅，就是这一时期里一个最煊赫的代表者。

他在杂感里，向旧的攻击；他在小说里，也向旧的攻击。《狂人日记》，可说是向封建文化声讨的一个最有力量的檄文。同时，他夹杂了自己的寂寞的情感，便专作一些旧社会的暴露的文章了，这就是他收在《呐喊》里的大部分的小说。《呐喊》包括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的短篇小说，是印行于一九二三年，同年他印行了俄国爱罗先珂作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的译本，以及《中国小说史略》的上卷，这一年的前一年，则印述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曲《一个青年的梦》的翻译，和《爱罗先珂童话集》的译本。一九二一，他出版了翻译的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据他自己订的译著书目看，似乎是他出版的第一部书（见《三闲集》，页一九五）。出版《呐喊》之后，一九二四年，他印行了日本厨川白村作的论文《苦闷的象征》的译本，以及《中国小说史略》下卷，包括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的杂感集《热风》，则出版于一九二五。这结束了他精神进展的第二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