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自一九三一以后，到现在，我认为是鲁迅精神进展上的又一个阶段了。这一个阶段里重要的事情便是国难的临头，于一九三一而有“九一八”。于一九三二而有“一·二八”，这都不是小事件！再一件事，就是中国左翼作家的消沉。鲁迅在这一个阶段里，一方面是转变后的新理论的应用了，一方面却是似乎又入于蛰伏的状态的衰歇。在这一个时期，他的著作是不多的，他的文章，也又改了作风，并没能继续在上一个阶段里所获得的爽朗开拓的气度。

因为国难的关系，他写着许多关于时事的文章。首先，他有一篇《答文艺新闻社问》，题目是《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他的答复是：

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处的方针的第一步。

——《二心集》，页一四七

这是他在国难后发话的第一声，在这时候的鲁迅，无疑对帝国主义的愤恨是格外加强了，对本国的当局也责难深起来，然而对于国民性的攻击并没有放松。他说一般人之惯于说谎和造谣：

笑里可以有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时候无须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来，甲午战败，就说是李鸿章害的，因为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骂了他小半世；庚子拳变，又说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为造药水，就乱杀了一大通。下毒学说起于辛亥光复之际的杭州，而复活于近来排日的时候。我还记得每有一回谣言，就总有谁被诬为下毒的奸细，给谁平白打死了。

谣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谣言杀人，也以谣言被杀的。

——《南腔北调集》，页二〇七

因为他住在上海，所以也就特别攻击上海；他介绍上海的“吃白相饭”：

要将上海的所谓“白相”，改作普通话，只好是“玩耍”……

“吃白相饭”在上海是这么一种光明正大的职业。

我们在上海的报纸上所看见的，几乎常是这些人物的功绩；没有他们，本埠新闻是决不会热闹的。但功绩虽多，归纳起来，也不过是三段……

第一段是欺骗。见贪人就用利诱，见孤愤的就装同情，见倒霉的则装慷慨，但见慷慨的却又会装悲苦，结果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二段是威压，如果欺骗无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脸孔一翻，化为威吓，或者说人无礼，或者诬人不端，或者赖人欠钱，或者并不说什么缘故，而这也谓之“讲道理”，结果还是席卷了对手的东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两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失败了，也是一溜烟走掉，再也寻不出踪迹来。事情闹得大一点，则离开本埠，避过了风头再出现。

——《准风月谈》，页一九

鲁迅总是反抗的，所以可敬。

在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是胡也频柔石等被害的日子。鲁迅因而悲愤，因而自危，因而沉默，大概也是自然的吧。

不过鲁迅自从接受新的理论后，他的观感多半更深入一层了，而且他处处忘不掉社会机构的背景，例如他对于“谚语”：

粗略的一想，谚语固然好像一时代一国民的意思的结晶，但其实，却不过是一部分的人们的意思。现在就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来做例子罢，这乃是被压迫者们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纳税，输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闲事；而压迫者是不算在内的。

——《南腔北调集》，页一四二

所以我说这一时期是他运用他的理论的时期。

大体上看，鲁迅时时刻刻在前进着，然而，这第六个阶段的精神进展，总令人很容易认为是他的休歇期，并且他的使命的结束，也好像将不在远。到现在为止的成书的东西，充其量是包括一九三三年的作品；现在很少见他发表东西了，自然，没有合适的地方发表的原故也是有的。包括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杂感集《三闲集》是出版于一九三二的，他在书后有一个后记。先是把从来的作品列了列，成为一个“译著书目”，随后便有许多自责、自慰的话，令人很容易想到他是自己意识到可以告一段落的了。并且说：

当我被“进步的青年”们所口诛笔伐的时候，我“还不到五十岁”，现在却真的过了五十岁了。（页二一〇）

因为他这时五十一。他又说：

世界决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于将来的。但灯下独坐，春夜又倍觉凄清，便在百静中，信笔写了这番话。

这是一种什么滋味！读者大可以去想像的吧。鲁迅在一九三一年的译书有《药用植物》（日本刈米达夫作，分别发表于商务印书馆《自然界》中），有三闲书屋印苏联A·法捷耶夫作长篇小说《毁灭》一册，一九三二年出版《三闲集》、《二心集》，一九三三年出版《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一九三四年出版《准风月谈》。今年则有别人代他出版的《集外集》，以及生活书店出版的L·班台莱耶夫作的童话《表》，和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到执笔时为止，现在还没有更新的成书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