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这一章的文章到这里本可以完了，但我们从鲁迅的生活和他的精神进展上看出一件事情来，就是：一个人的环境限制一个人的事业，但一个人的性格却选择一个人的环境。这其间有一点神秘，这神秘我们可以鲁迅为代表。

我们可以这样说，倘若不是陈独秀在那里办《新青年》，鲁迅是否献身于新文化运动是很不一定的；倘若不是女师大有风潮，鲁迅是否加入和“正人君子”的“新月派”的敌斗，也很不一定的；一九二六年假若他不出走，老住在北平，恐怕他不会和周作人的思想以及倾向有什么相远，他和南方的革命势力既无接触，恐怕也永久站在远处，取一个旁观、冷嘲的态度，是不会太向往，也不会太愤恨的；一九二七年假若他不是逃到上海，而是到了武汉，那么，也许入于郭沫若一流，到政治的旋涡里去生活一下；一九二八年一直到一九三〇年，假若他久住于北平，则也敢说他必受不到左翼作家的围剿，那么，他也决不会吸取新的理论，他一定止于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不驯的战士而已，也不会有什么进步；——然而，这一切都不是的，事实乃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女师大有了风潮，一九二六年他离开了北平，一九二七年从广州到了上海，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他没有打算再久住北平，所以，他成就了现在的鲁迅。环境的力量有多大。

然而，我们更必须清楚，就是倘若不是鲁迅的话，他不会把环境这样选择着！不是鲁迅，不会在会馆里寂寞地抄古碑，已经作佥事了，他满可以心安理得地作官，然而他不，他感到寂寞，他偏驱除不净那些少年时受自农村社会的悲凉的回忆，他于是呐喊！不是鲁迅，他可以安稳地教书，学潮可以不理，然而因为是鲁迅，他又不耐了，绅士们的纸冠，他也必得戳一戳，结果被迫，结果得出走。随便逃走也就好了，但他还有新的梦想，要治两年的学，于是到了厦门，在厦门能耐的话，他可以像林语堂似的，在那儿停一停，然而他不，他终于是鲁迅，他痛恨于“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苦恼于一般人之“语言无味”，他以“离开了那些无聊人”，“心就安静得多了”，所以他就又被广州的情形所诱引，而到了广州。在广州，别人也许可以住得下去的吧，否则也不能受那样的迫害，然而又依然是鲁迅之故，他不妥协，他反抗，他以为他的话很巧，可以无所触犯，然而他说这地方是“奉旨革命”，然而他说：“青天白日旗插远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时候，往往戒律荡然，不知是佛教的弘通，还是佛教的败坏。……”（《三闲集》，页三一）。他能不遭到迫害吗？无怪乎他又得出走。到了上海，倘若在别人，当时的左翼作家一定不如此大举，又因为他是鲁迅，所以围剿特别加紧，然我们还敢说，倘若在别人，反攻也许是薄弱的吧，而且反攻之后，也许不必要看清敌人的理论的吧，然而仍因为是鲁迅，猛烈的反攻，却又慢慢很勤快地译出敌人的理论根据来了，他于是从中却又变革了自己。一九二九他到过北平，但他说：“为安闲计，在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两地书》，页二四〇）求刺戟，要生气，这也只有鲁迅那样的人才如此，所以他就终于久住于上海了，因此，他始终没脱离了作战士。一个人的性格，对于环境的选择又多末明显！

所以像其他天才一样，环境却终于完成了他自己了！

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