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为什么伦理问题是纪录片创作的核心问题？

纪录片如何表现世界

纪录片与历史世界之间的联系既深且广，为大众记忆和社会历史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纪录片通过表现世界来介入世界，具体来说，介入的途径又有三条。

首先，纪录片给我们提供了关于这个世界的影像或描述，从中我们可以辨认出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世界。由于具有声画记录功能的设备极其忠实地记录下场景和事件，我们在纪录片中看到了那些当我们走出影院后，还可能看到的人物、地点和其他东西。仅此一点往往就足以让我们产生一个信念：我们看到的事物曾经在摄影机前出现过，它一定是真实的（它曾真实地存在或发生过）。摄影影像所具备的这种力量不可小觑，但却仍然需要接受修正。这是因为：

影像不可能把所有我们想知道的有关已发生事件的信息全部都告诉我们。

不管是在事发之时还是之后，不管是以传统手段还是数字技术，影像都可以被篡改。

有据可查、真实可信的影像本身并不能确保这一影像所表现或诠释的内容的合法性。

摄影影像复制镜头前事物外观的能力和它的索引性质促使我们相信，是现实本身被再现（re-presented）到了我们面前，而整部影片则代表了一种理解现实的独特方式。我们可能对公司裁员、工厂倒闭、全球化生产等问题都非常熟悉，但迈克·摩尔（Michael Moore）的《罗杰和我》（Roger and Me，1989）却以一种全新的、独特的方式看待这些问题。我们或许知道，许多犹太人因为躲过了纳粹而在大屠杀中幸存，但简妮特·托拜厄斯（Janet Tobias）的影片《洞穴求生》（No Place on Earth，2012）却复述和重演了当年30多人是怎样藏到了乌克兰一个深深的洞穴群，并在那里生活了近两年。

影片《肮脏的战争》中的这个镜头呈现了在也门工作的调查记者杰里米·斯卡希尔（Jeremy Scahill），此时他正在搜集证据，揭露美国人如何在诸多不同国家使用无人机攻击他们所认定的恐怖分子。身在现场是新闻报道的经典比喻：该报道具有真实性的印象得到了强化，因为记者本人就在事发地点。《肮脏的战争》（Dirty Wars，Nick Rowley，2013）

其次，纪录片不仅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表现这个世界，而且可能维护或代表他人的利益。在参与民主制（participatory democracy）里，每个人都能积极参与到政治决策中，而不必依赖一个代表；代议民主制（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则依赖选出来的个人来代表自己选区的利益。纪录片创作者经常扮演这种公共代表的角色，他们为维护其他人的利益而说话，其中既包括被拍摄对象，也包括支持影片拍摄的组织或机构。《出售五角大楼》（The Selling of the Pentagon，1971）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新闻部制作的影片，讲述了美国军方如何兜售自己以确保联邦税收中很大一部分落入自己的口袋。同时影片还把自身塑造成美国人民的代表，对华盛顿政治力量的运作和滥权进行调查。作为CBS新闻部的代表性作品，影片表明了自身对根深蒂固的调查性新闻传统的恪守。尤根·亚雷茨基（Eugene Jarecki）的《我们为何而战》（Why We Fight，2005）和尼克·罗利（Nick Rowley）的《肮脏的战争》（Dirty Wars，2013）同样继承了这一调查传统，但立场更偏独立。

与此类似，在《北方的纳努克》中，导演罗伯特·弗拉哈迪讲述了北极地区一个因纽特家庭为了生存而战斗的伟大故事，其对因纽特文化的展现是连因纽特人自己都没有准备好去做的。影片当然也代表了弗拉哈迪的赞助商莱维安兄弟公司（Revillon Frères）的利益，因为至少影片还是把狩猎以获取皮毛的活动表现得既有利于因纽特人，又有利于消费者。

最后，纪录片对世界的表现方式还有第三种。这可能与一位律师代表其委托人的方式有些相似：影片会对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证据做出特定的阐释，并给出理由。从这个意义上说，纪录片不仅可以表现一种可能充满诗意的视角或者代表他人，并以他们做不到的方式来表现他们，还可以积极地提出一项意见或做出一种阐释，以此赢得他人的认同或影响他们的观点。例如影片《肮脏的战争》提出，美国正在使用无人机和特种部队发动一场战争，打击那些并没有与我们发生战争的国家中的叛乱分子，但这场战争从不曾宣告，也未经批准，更无人检验。它给平民带来巨大危险，也危及了美国的国际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