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英国诗人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他著名的诗作《东西方民谣》（The Ballad of East and West）的开头便写道：东是东，西是西，两者永远不相宜（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这似乎已经较早地暗示了中西方文化在交流时要面对的错位关系。好莱坞电影的跨文化制作同样要面临的一个重要屏障就是民族认同问题。由于不同民族在生活习俗和文化风貌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致使很多好莱坞跨文化影片得不到当地民族的认同。

《天国之路》从另一种角度来讲是一部关于“旅行”的影片，全片展现了纪颂福神父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空间场域”中的人生故事。在这里，“旅行”成了空间建构的充分条件。正如詹姆斯·克利佛德（James Clifford）在《路线：二十世纪末期的旅行与翻译》（Routes：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一书中所提出的对于“旅行”的新文化概念那样，它是关于“跨越和互动的实践”，注重“迁徙”而非“定居”，“路线”而非“根源”。“在克利佛德看来，对旅行新概念的形成也就很自然地引起了‘跨地区文化’（而非全球的和普遍的）与‘接触’的重要性——对于一些老式术语来说——有所上升，后者包括‘文化传入’（其发展轨迹过于垂直：从甲文化到乙文化）或‘文化汇合’（其产生的意象是两种清晰可辨的系统相互覆盖）。”［31］的确，纪颂福神父的这次中国之旅，给他的后半生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游移不定的人生经历为本片的跨文化分析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无独有偶，十几年后的美国影片《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1958）再次通过一个“旅行故事”，讲述了一位由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饰演的英国女子格拉蒂丝·艾伟德（Gladys Aylward）长途跋涉来到中国山西从事人道主义援助的故事。这个和纪颂福神父有着相似经历的跨国故事，再次提供了一个跨文化交流中的典型样本，展现了一系列多元共生、交互想象的影像元素。聚焦此类跨文化影片中的“交互”元素，可以避免一元论解读带来的片面与狭隘，同时也为中国电影的史学建构找到一个可以比较和参考的路径。正如日本电影史学家山本喜久男在谈到欧美电影对日本电影的影响时所指出的：“欧美电影既是应该学习和效仿之‘鉴’，也是反射、映照自身文化的之‘镜’……这是一个简单的二元论。所谓影响，是谈两个不同事物的关系，但它又是由类似和差异两个方面构成的。类似代表着同化的积极倾向，它在这里持有‘鉴’和‘镜’的双重功能。差异代表着个体的积极倾向，它在这里持有文化、个性的独特性和作为表现物的电影作品的独特性的提示这样的双重功能。”［32］早期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场域”的想象，不是一种西方视野对中国的“单向想象”，而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对照中的想象。这种想象更多地体现了一种“交互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关照模式。通过对好莱坞电影这种“中西场域”交互想象的文本细读，可以打破传统的后殖民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的单向批评模式，为审视中西电影跨文化交流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角度和视野。

（原载《电影新作》201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影视艺术》2017年第2期全文转载）

［31］［美］张英进.影像中国：当代中国电影的批评重构与跨国想象［M］.胡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172.

［32］［日］山本喜久男.日美欧比较电影史［M］.郭二民，等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