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要写一本关于世界遗产的书，必然需要周游世界。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很幸运地做到了。为这本书所做的调查研究工作牵涉到很多国家，其内容非常丰富，包括参观遗址、进行探究和访问、做讲座，以及向我的同行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经历。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墨尔本，我很幸运地与很多人进行了畅快的交谈，其中包括Jennifer Barrett、Brett Bennet、Kristal Buckley、Denis Byrne、Elizabeth Gray、Duncan Ivison、William Logan、Glenda Sluga、Ana Vrdoljak、Andrea Whitcomb以及Tim Winter。2014年夏天，迪肯大学友善地为我提供了驻校学者奖学金；在巴西，我受到了Pedro Funari和Tobias Vilhena的热情接待；我要感谢秘鲁的Luis Jaime Castillo Butters、Francesca Fernandini、Grace Ocaña以及来自利马和库斯科的政府代表。威尼斯的佛斯卡里宫大学为我提供了帮助，我很感谢Antonio Marcomini、Diego Calaon和Krish Seetah帮我安排访问和讲座。在中国，Xingan Chen帮我安排了在北京和西安以及周边地区的讲座和访问。我在泰国度过了许多个夏天，包括Rasmi Shoocongdej、Paritta Koanantakool、Lia Genovese、Hahn Bich、Thanik Lertchanrit在内的同事们不厌其烦地为我解说泰国古城及遗迹。在亚洲的这些现场工作得到了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的“发现计划”这个项目（《全球形势变化中的国际遗产保护危机》，DP140102991）的支持。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在印度待了好多个月，潜心研究世界遗产的问题。在印度的所见所闻给我留下极为强烈的印象，这实在是一次独特的经历。如果有一个地方能够让我们被世界遗产所深深震撼，那就是印度。在印度考古和文化方面，是Himanshu Prabha Ray带我入门，并且给予我长久的支持，为此，我将永远感激她。在新德里的日子，以及在探寻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和卡纳塔克邦的古迹的过程中，很多人不惜花费时间与我分享他们知道的信息，对此我非常感激。他们是：Pooja Agrawal、Andrew Bauer、Moe Chiba、Divay Gupta、Rima Hooja、Shikha Jain、Karni Jasol、Renu Khosla、Nyanjot Lahiri、Swapna Liddle、AGK Menon、Kathleen Morrison、Ratish Nanda、Vinay Sheel Oberoi、Rohini Pande、Shubham Prajapati、Krupa Rajangam、Indira Rajaraman、Nalini Thakur和Mudit Trivedi。2016年夏天，我作为全球学术网络计划（GIAN）研究员，受到印度政府的资助，在新德里的尼赫鲁大学做研究。

本书是我于2016—2017年的休假期间，在各方资助和关心下写就的。我很感谢来自巴黎的Alain Schnapp和巴黎第一大学，以及来自巴黎人类科学基金会下面的叙热之家的Jean-Luc Lory和Nadia Chenour。当我在罗马的美国学院做研究时，Mary Beard、Enrico Bertacchini、Kimberly Bowes、Richard Hodges、Nicholas Stanley-Price和Gamini Wijesuriya为我提供了指导并激发了我的思考。2017年，我在牛津大学新学院做访问学者，我将永远感激院长和研究员们，不过我最感激的人是Caroline Thomas，她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当时我是初级研究员），帮助了我二十多年。牛津大学基布尔学院在2015年资助我成为高级访问学者，这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我热情的朋友和同事Chris Gosden。我非常高兴能够与许多人进行活泼有趣的交流，包括 Paul Betts、Michael Burden、Jane Kaye、Ben Noble、Richard Parkinson和Andrew Wilson，这些交流使得我在牛津大学的日子变得更加令人愉悦和富有成效。我很感谢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Katie Meheux，我在使用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的Sir Mortimer Wheeler档案资料时得到了她的帮助。

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很多人对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各种形式的长久的帮助，但我最想感谢的是Nada Al Hassan、Alessandro Balsamo、Tim Curtis、Lazare Eloundou、Feng Jing、Edmond Moukala、Kishore Rao和Mechtild Rössler。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档案馆度过的日子令我收获极大，因为Jens Boel、Alexandre Coutelle、Adele Torrance、Phan Sang和Petra Van Den Born都极其耐心地给我提供帮助。我感谢来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和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温和热情的Tim Badman、Gwenaelle Bourdin和Regina Durighello。此外，访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使们和各国代表团的成员们与我分享了他们专业角度的经验和观点。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甚至在本书出版前阅读了文章，对某些表达提出建议，并且不顾可能招致的批评，邀请我去他们的国家机构做讲座。

许多朋友和伙伴阅读了部分文稿，并且提出了他们深刻的见解。他们是Paul Betts、Brett Bennett、Annalisa Bolin、Denis Byrne、Chiara De Cesari、David Edwards、Ian Hodder、Richard Hodges、Helen Human、Ben Isakhan、Eugene Jo、Sophia Labadi、Claudia Liuzza、Carrie Nakamura、Sabrina Papazian、Tamson Pietsch、Himanshu Ray、Simone Ricca、Trinidad Rico、Alain Schnapp以及Gamini Wijesuriya。特别是William Logan，他非常仔细地阅读了全部书稿，并且分享了他很多年来在世界遗产研究方面的经验。Christina Luke和Ana Vrdoljak也帮了我很多。还有很多同伴从本计划开始就给我提出了研究方向和思路方面的建议，他们是David Berliner、Nicholas Brown、Christoph Brumann、Brian Daniels、Chris Cleere、Henry Cleere、Brigitta Hauser-Schäublin、Michael Herzfeld、Morag Kersel、Richard Leventhal、Ian Lilley、David Lowenthal、Webber Ndoro、Gertjan Plets、Uzma Rivzi和Helen Stacy。

我还想感谢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我很幸运能够与我们系里的人类学家们一起工作，他们对与遗产相关的政治学和物质性有着自己的理解，尤其是Paulla Ebron、James Ferguson、Miyako Inoue、Sharika Thiranagama以及Sylvia Yanigisako。我曾经和现在的研究生们始终给我建议，并引我思考，他们是真正的未来希望所系。我要对Claudia Liuzza表示我最深切的感激，不论是从巴黎到金边的环球之旅，还是在斯坦福大学所做的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工作，我们始终在一起。

如果没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的Stefan Vranka的慧眼和指导，也就没有本书的出版。是他最初建议我写一本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书，他的见解和鼓励使得本书的写作始终都出乎意料地令人愉悦。最后，仅以此书献给我最钦佩和我最爱的Jessica Pearson和Louise Martin。

2017年

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