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H.G.威尔斯，1905年
1945年11月16日，四十四个国家的代表在伦敦聚集，他们在联合国的支持下成立国际团体，进行教育和文化合作。这项努力不亚于在废墟上进行知识和道德的重建。在筹备成立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上，哈里·S.杜鲁门总统强调了国际团体对文化和教育合作做出新贡献的重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受到了前任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启发，罗斯福总统坚信：“文明不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国家间的事情。”[1]
英国首相克莱蒙特·艾德礼的著名言论“战争源于人们的头脑”说出了20世纪30年代许多人的心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大会上，他指出：“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就像一座座孤岛，隔着误解的海洋向彼此喊话。”艾德礼首相意识到，未来“我们将生活在一个民主的世界中，所有人的思想都非常重要”。[2]然而，把和平、民主和教育联系到一起的是一位来自新西兰的代表，他叫阿诺德·坎贝尔。[3]这个新组织从此有了一个首要的目标，那就是为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具体来说，就是“促进不同国家之间教育、科学、文化及交流的合作，推动人们对《联合国宪章》中规定的正义、法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4]大会主席埃伦·威尔金森认为：“我们需要一个积极的组织——积极地创造和平以及不同的和平方式。”[5]但是要实现和平梦想有很多具体的困难，其中包括：什么样的哲学思想能够有助于激发人们的行动，如何才能让全世界的人们团结起来，等等。[6]
如果用当下的语言来表述，当时成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初衷便是进步、发展和提高，然而，在许多评论家看来，这正是这个组织致命的缺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立者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者和殖民大国的引领下，于帝国的暮色中艰难前行，意欲在促进文明建设的努力中扩大自身影响。当初设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为了重建被战争毁掉的欧洲，但是很快他们就把目光转向了发展中国家，想制定和推广教育、科学和文化活动的国际标准。[7]然而这只是西方对其他国家的一厢情愿，后来被证明很成问题。该组织原本的哲学诉求是文化理解与提升，当然还有和平文化，但是数年之内，这一诉求很快被短期的技术支持这样一个功能主义的目标所取代。[8]不过，如果我们忽略该组织在国际上所取得的成就，那是粗暴无礼的。这些成就包括保护难民、维护言论自由、反抗压迫、反对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以及对教育、权利和基本自由的坚决支持。[9]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组织可以有效地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那也是一个误解。备受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达格·哈马舍尔德，从1953年上任开始到1961年他过早地离世这段时间里，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阐述。他说，成立这样的组织并不是为了带我们去天堂，而是为了使我们免于下地狱。
要想深入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那些项目的诞生，就必须了解该组织自身的历史，它的反乌托邦的开始以及对乌托邦的承诺。1942年秋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盟国在伦敦举办了相关教育部长会议，会议聚集了来自当时八个流亡政府的教育官员们。[10]他们此番聚集是为了在解放了的欧洲重建教育体系。他们需要图书馆和书籍，还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计划，以此来对抗法西斯所宣扬的理念，而这一理念毒害了整个欧洲大陆。[11]纳粹组织大量掠夺和毁坏欧洲的艺术珍品和遗产，引起国际震怒，在这种情况下，文化重建也被列入计划当中。[12]到1943年，为教育和文化重建而设立永久性组织的想法开始形成。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愿景和任务，一位历史学家说得好：“20世纪发生了这么多的灾难，我们有必要在科学的框架内进行人类的重建，最重要的是做好人类的教育。拥有不同交流途径的人们是平等的，但同时也是相异的。我们只有做好重建和教育的工作才能够保护和保卫和平以及文化的多样性，直至最终护卫生命本身。”[13]这个观点，即便是在今天，依然很是贴切。
废墟也被列为重建内容之一，但这不仅仅是说，那些伟大的建筑、博物馆和艺术品受到了战争的影响，需要复原；它还指对过去本身的管理，以及如何才能够恢复过去，而这是一种新的世界秩序的一部分。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对古迹进行发掘，并且对相应的发现进行宣传，也需要重构。最终，西方国家对考古的战利品进行分配，这也呼应了早先国际联盟以及国际知识合作委员会所提出的建议。对过去的管理正是为了将来。针对人类遗产的世界课题早已经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此进行了充分利用。于是，我们无可避免地需要从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后的大量保护和恢复工作，转向更持久的善后和复原工作。
早就有许多人写过关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论性文字和分析文字，同时也有一些有身份地位的内部人员写过官方记录以及陈述。[14]这些文字记录了一个不完美的组织的发展过程。该组织建立之初，充满了世纪中期的乐观主义，但是很快，它就不再是政治家的团体，而变成一个由几个国家主宰的团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原本着眼于全球，是为了世界和平和各民族之间的互相理解而设立的，可是现在它成了政府之间的代理机构，该组织的初衷徒留幻影。那些强权政府的过度作为已经渗透到该组织的方方面面，这一点表现在其工作和计划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许多备受瞩目的工作计划，包括世界遗产这个项目。这一项目是为了在全世界范围内鉴定、保护和保存那些杰出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正如本书所表明的，这里有很大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应该掩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取得的成就，它营造出了在全球范围内对遗产保护的关注，而且尽管困难重重，它仍能够给成员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履行已签署的协议。
在工业化和相关破坏逐步升级的今天，请求全世界保护其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当然是，也只能是该组织采取的具有积极意义的一个步骤。然而各国如何响应这个号召并且由谁来买单，是一个更加复杂的进退两难的问题。例如，保护柬埔寨的吴哥遗址就被认为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然而，在保护这些庙宇的过程中，该组织使野蛮的红色高棉合法化，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当中，该国政府对当地社区采取了严苛的限制措施。这些都是遗产保护当中的复杂情况，这些背后的情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能做官方的打算，因为各个民族国家才是世界遗产的命运决策者。国际社会的需求与各个国家的意愿之间的拉锯战，形成了本书的主线。这样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私利的算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之初就已经存在，而这种政治和经济之间的互相影响，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呈现多元化的特征。考虑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设立初衷以及目标，人们对它的期待是成功地保护世界遗产，而不是对历史做凌乱的记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成就，也许是它在制定国际法律条例方面的前瞻性，比如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说得再具体一些，该组织取得的成就就是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对国际法的普遍原则和常规标准做了进一步阐发。[15]各成员国出于对彼此或者各自公民的善意和谦恭，共同成立立法机构，于是该组织形成了自己的架构，只是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当今世界，非政府行为者是该组织最具破坏性的对手，而联合国代理机构也已经尽力对此做好足够的准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调停方面的不得力，依然是一个难题。如果要举两个例子，那便是对马里的宗教遗址的毁坏以及对叙利亚持续的袭击。指责一个个体对文化财产犯下战争罪行，这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能够看到这些袭击背后的更大的推动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没有能够谴责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占领和对也门的轰炸，这显示了其更加致命的缺陷。而在这两件事中，其成员国都违反了各种国际条例。
自从1972年《世界遗产公约》诞生以来，很多有价值的研究就已经出现，其范围涵盖不同的学科和视角。[16]然而，学术圈、活动家、当地团体和本国人也已经表达了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程序、规约、影响和排他关系的不满意。他们并不仅仅是对民族主义和主权问题难以释怀，而且是对今天的世界遗产管理体制的无能为力感到愤怒。这个体制不能实现遗产诸多方面的融合，而这些遗产的内容、途径、用处和利益等权利都需要得到实现。这个说法更好地论证了下面这个观点：该组织不能一味地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它应该回头看看当初要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承诺。有时，这个承诺并不是指把古迹遗址列入遗产名单，而是指允许不同的人自己决定如何管理遗产。如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员国试图强制人们迁移、拒绝与他们合作，或者是把他们排除在世界遗产管理程序之外，又或者是没能考虑到他们对遗址的使用与管理的需求，那么该组织也许就是太过强行干涉了。要保护遗产并实现世纪中期的承诺，就必须努力团结那些最重要的人，因为遗产是他们的，同时考虑那些因为世界遗产的命运而可能得到最多或者失去最多的人。最后，我们必须以更好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帝国行为，以及那些依然掌握着遗迹和所属地区的未来的国家，尤其应该以更好的态度对待那些持续发生和出现的冲突。若我们遗忘了那些遗产，则后果堪忧。
《废墟上的未来》这本书是在牛津大学新学院构思和完成的。2010年，我休假时，跟我的工作伙伴、考古学家克里斯·戈斯登坦陈了想法。我觉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会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研究课题，尤其是它的世界遗产项目。他回应了我，阐述了一种极具吸引力的矛盾。的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古迹方面享有国际声誉，但与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考古学相比，该组织几乎是乏善可陈。世界遗产项目也许是唯一一个真正能够向全球公众展示世界上最著名的考古遗址的国际平台，但是戈斯登认为这对考古学的历史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他是对的。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他说服我做这个项目。我很快就发现，像其他的学者一样，考古学家们也并不倾慕该组织。总体上来说，他们更倾向于忽略、曲解或者是批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世界遗产名录》，而不是承认该组织所取得的成就。因此，在我看来，第一步便是让我们自己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项计划最初就是这样一种实践，其目的是理解世界遗产这个项目的工作情况，结果确实有所发现。考古学这门学问原本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期知识体系建设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追溯到该组织的前身——国际联盟。阿斯旺大坝建成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展了著名的努比亚文物保护运动，其目的就是保护和研究埃及和苏丹的遗址和庙宇，防止它们被水淹没。这部分是出于考古学的考虑，但这个时间并不长。1970年，当泰巴盖坝威胁到位于叙利亚境内的幼发拉底河上游的考古遗迹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没有号召全世界行动起来，而是发出国际呼吁，建议那些对考古发掘有兴趣的国家与叙利亚建立属于它们自己的双边关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希望将来的世界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全球一体的世界，这其中也包括其关于考古学的计划，而这一计划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差一点就停滞不前了。几年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位高级官员邀请我去给一处考古遗迹做官方的鉴定，因为该组织从未对其做过足够清晰的描述。但是偏离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考古学，这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后来的遗产项目的发展来说是一个损失。那个项目被认为仅仅是保护静态的遗址和遗迹，缺少积极的研究计划，并且经常性地忽略活着的人们和他们的做法。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考古学的历史性发展越来越融入和依赖当地住户的看法与参与，包括当地社区、本土居民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是他们让过去活在现在。
考古学作为一门现代学问，很好地把人类学和科学融合到了一起，它也因此彰显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部门结构中的管理困境。然而，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一任总干事朱利安·赫胥黎很快意识到的那样，考古学能够连接起不同的学科，并且有助于积极、长久地建立起国家间的合作与伙伴关系。这些关系是横向的，而不是纵向的，也不仅仅是在一瞬间获得的，比如，它不是因为遗址被收入《世界遗产名录》才建立的关系，也不是与单一国家之间的关系，而是与很多的机构和团体之间建立的长久关系。来自非洲、亚洲和中东的国家都有着长久的殖民历史，因此，在建立新的关系和面对具有负面意义的遗产时，考古遗产研究计划就显得尤为重要。今天，考古学不仅仅是一项不寻常的实践，同时它也帮助我们从不同的遗产视角去看问题。换句话说，考古学不仅仅盯着遗址本身，它还包括周边社区、培训计划、学术和机构连接、学者交流等。在我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研究计划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关注到这些方面。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会是这样？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面对其核心问题时所承受的压力：究竟应该推动世界和平，还是提供技术支持？
本书主要关注考古学和文化遗产问题，从早期的救助运动开始，一直到1972年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一般称作《世界遗产公约》或者是《1972年公约》。[17]其他与本书主题相关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公约不在本书写作范围之内，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权和文化多样性等方面的公约。这些公约有其自己的内容结构、工作人员、法定会议、签约国和法律规划，而这一切并不一定能映射到世界遗产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们通常认为所有条约都关乎完全不一样的领域和理念：有一名高级官员在描述不同公约的发展变化时说，这就像是从固体到液体到气体的变化。人类学家、立法学者和遗产专家们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多样性项目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对于什么是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还因为它们与原住民、权利以及法律属性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只是近一段时间，我们才刚刚开始分析世界遗产这个项目的全球战略问题，尤其是关系到管理、外交、官僚体制以及文化与权利的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问题。[18]
鉴于我自己的考古学背景知识和所受到的训练，书中呈现的案例研究主要是关于文化遗产方面的，一般都是考古遗址和发掘问题，而不是自然遗产的问题。后者在《世界遗产名录》中较少受到关注，而且人们普遍认为自然遗产收入名录没有那么多的争议——其保护问题就不同了。[19]文化遗址在《世界遗产名录》中总是占据重要地位，这些遗址与主权、民族主义、领土权以及特定身份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人们的默认，并且都有着很好的记录。然而，我想说，世界遗产的审核过程、政治、逻辑和后果等方面对于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是同样适用的。在这里，我关心的是关于过去的种种可能性，以及人们是否有可能将关注的重点做一个转移。人们早期关注的焦点是野外考古，现在是否能更加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对文化遗产有更好的理解？这就需要我们注意从考古学到历史遗迹现象和管理主义的转变，我们需要弄清楚，当历史遗迹取代了文化堆积层而成为重点的时候，将会有什么重要的影响产生。考古学家们也需要在更加宽泛的、历史和社会政治的语境下来看待他们的那些对象。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档案分析和长期的人类学探索。在过去的七年时间里，我有幸成为官方观察员，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会议及活动。同时，我对无数的人进行了采访。他们包括：国家代表团的大使和成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顾问团，以及从巴西到曼谷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实地办公人员等。[20]来自不同国家、拥有不同背景的成百上千的人和我详细分享了他们的观点和经历。同时，我也从与大家的讨论中获益匪浅，他们是与世界遗产各个方面相关的考古学家、管理人员、遗址评估员、顾问以及学者。多年的实地考古工作让我的足迹遍布很多国家，包括埃及、土耳其和南非。在研究世界遗产的过程中，为了完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任务，我到过印度、泰国、法国、意大利、中国、缅甸、秘鲁和巴西，想弄清楚各个国家如何试图使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来又为什么要对其加以利用。许多人都在为保护世界遗产而行动着，这个人数一直在增加。他们都拥有各自的专门知识、细腻的感知、政治理念以及具体的事务安排。
除了深入的采访和长久的参与，我还研究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存在巴黎的档案和该组织丰富的网上资料。其中也包括一些个人档案，比如英国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爵士的资料（现在收藏于伦敦的国家档案馆）。在与其他来自文化经济领域的工作伙伴合作的过程中，我们运用数据分析和网络分析来观察今天世界遗产的相关工作情况，比如国际政治契约、经济利益以及选举集团等。[21]考古学是我的专业，我会通过校正那些文献资料、历史叙述、数据记录，对许多人进行采访，以及观察和参与，来识别那些变化的持续性模式和迹象。不管是档案，还是我的采访，又或是国际会议，一切的指向都是政治，尤其是《1972年公约》成员国的参与动机。
2011年，我在巴黎参加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会议。我记得，贫穷的国家和小国家的代表们举起名牌，针对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起立发言，我深受感动。我天真地以为，在遗产问题上，要达到一种平等是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乐观一扫而空，因为我清楚地感觉到强国的干涉、其施加的压力以及猛烈的游说。要想理解世界遗产，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些来自机构和国际社会的人似乎是在“制造”遗产。[22]要研究那些来自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机构的外交官和精英官员，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关于这一点，人类学家们已经做了广泛的论述。如果有人要接触他们，必须出具官方证明，而且此人的所有行动将受制于复杂的安全措施。[23]如果想获得大使、国家代表团的成员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官员们的约见，那么需要事先写信、发邮件以及电话联络。许多人从来不回复，而有些人很高兴与你讨论一些问题，甚至是本书中提到的一些敏感问题，但是他们并不想透露自己的身份。从伦理道德上说，我尊重他们的意愿。然而，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持信息透明，而且很多的文件使得大多数人的身份越来越清晰。这些文件包括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的网络视频以及相关文字记录。
作为研究世界遗产政治学的考古学家，我能理解某个古迹的意义及其相关话题，同时我也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整个体制。但我也对与制度相关的政治保持距离，人们可能时常与之打交道，并且觉得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不管是从他们政府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身的角度来看。作为研究人员，对这些问题我既熟悉又有距离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怀着既虔诚又谨慎的态度在做这项工作。然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一些成员希望我对他们忠贞不贰。表达各种不同的观点将很难做到，有时还会导致反感，甚至是威胁。研究遗产所要付出的代价真的很大。从头到尾，我就想弄明白：过去如何演变成今天的样子，并且为什么会这样；谁该对那些政治议程负责，最终又是谁赢谁输。在进行像世界遗产研究这样与文化生产相关联的工作时，我们应该了解一些政治学；我们还要明白，我们永远都不可能逃离过去——事实上，人们太过经常地重复过去。弄懂这些道理很重要。正像那位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H.G.威尔斯所写的那样，过去“对我们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