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前沿

治疗学的历史是医学史的最新前沿，一部分原因是它太令人尴尬了。到最近为止，有关过往药物史的文章寥寥无几，并且充满讽刺和揶揄。在这些文章的观点里，我们当前的做法理性且科学，而前人的做法则并非如此；我们现在所做的都是完美无缺的，而前人当时所做的是注定要失败的。最近这种类型的文献有很多，但本章的参考书目中并未列举—戴着这种有色眼镜（历史学家称之为“现代主义”，见第十六章）分析得到的历史，即使写得再生动再好，也将带有局限性和不敏感性。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开始研究为什么某些现在被认为危险的药物曾经被正统医学认可。另一些人则研究与正统医学对应的民间自救医学—这一任务缺乏易于识别的信息来源，所以困难得多。

大多数治疗方法是通过观察、意外、实验和错误等经验法发现的。比如，吃了某些东西或做了某些事之后病情会有所好转。但是，经验法并不妨碍通过“推论”将观察转化为医学治疗准则。推理至少需要两个先决条件：1.确定某种疾病的构成因素（即需求）；2.一个观察的机会。对于药理学来说，这些条件中也包括治疗方法被最终发现前的“心理准备”（见第三章）。对所有疗法都需要提供为何该疗法被认为有效的原理阐述（多数情况下，原理阐述发生在药效被注意到之后），而且该原理阐述会受到当时科学主流观点的影响。

某种疾病概念的改变可以改变其基本原理，但不一定改变其治疗方法。同样地，一种药物的作用机制改变，并不代表其药效会被否认。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氢氯噻嗪被认为是通过其利尿排钠的作用来降低血压，现在，人们认为它还对血管平滑肌有一些额外的作用。我们将在下面看到，洋地黄也经历了类似的机制变更。

某些药物的不良副作用也会产生新的应用。比如，米诺地尔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作为一种强效降压药引入，其令人失望的副作用是导致多毛症。现在它已是治疗秃顶的指定外用药。类似的，肾上腺素药物哌甲酯（利他林）最初被用作兴奋剂，但它自相矛盾的镇静副作用却使治疗儿童多动症[现在被称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成为其主要用途。

那些已经不复存在的医疗实践在其全盛时期既不是非理性的，也不是不科学的，因为其原理阐述与当时的主流科学及疾病概念相符。比如，当医学试图通过药物判断尿液的酸碱度时，同样也会这样通过药物改变尿液的酸碱度，使之有利于健康；当发烧与血液过多联系在一起时，放血疗法就显得合情合理。当梅毒作为新大陆的“进口货”首次出现时，人们认为愈创树脂是有效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它和梅毒一样来自美国；第二，梅毒的自发缓解过程被归因于之前发生的任何干预措施。同样，至少从10世纪开始，日本和欧洲就以红色作为天花的治疗方法：红色的衣服、红色的房间、红色的食物，以及红色的光。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20世纪，随着1903年诺贝尔奖得主尼尔斯·R.芬森的研究，才逐渐绝迹。

治疗的原理阐述取决于时间和地点。推论对所有的医学体系都有吸引力，包括过去的正统医学和现在的“非正统”或“替代”医学。18世纪后期，塞缪尔·哈内曼发明了顺势疗法，它的主要假设是“以毒攻毒”—拉丁语中常用“similia similibus curantur”来表示。治疗某种疾病最好的药，是那些如果大量服用便能产生与该疾病相似症状的药。接下来，只要在治疗时给予微小剂量（顺势疗法剂量）的该药物即可。

治疗的原理阐述也会随着疾病定义的改变而改变。比如，当消化性溃疡与个性、压力、胃酸过多和运动障碍联系在一起时，能解决这些问题的疗法就是正确疗法。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组胺H2受体拮抗剂极大地改变了溃疡的治疗方式。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种微生物的解释出现了，由于微生物具有传染性，对此病的管控方法也随之改变了。

治疗的原理阐述可能因患者而异，而人们对治疗的定义也可能随着时间而改变。在20世纪50年代及60年代，医学杂志上常提到镇静剂可以帮助女性应对家务带来的压力。其实，增加外部就业机会可能更能解决问题，但这并没有被当作一种治疗方法。从那时起，镇静剂疗法一直都存在，但是随着当代文化对健康及行为的“正常”定义的变化，它的目标人群也在随之改变。

基于以上种种，一些曾被医学认可的仿如神迹的治疗方法，最后往往被证明是无效或有害的。20世纪，人们对这种可能性的认识逐渐加深，从而促成了新立法的落成，旨在保护专业人员免受不合理索赔，并且保护患者免受不可预见的副作用。制药学文献也有相应的改动，“附属细则”也越来越多。一个世纪前的广告中几乎没有这样针对成分、副作用、药物相克和禁忌证的警告。过去的治疗虽然并不完美，但是它们本身已经成为药理学史的重要推动者。然而，一些已经被认可的治疗方法仍然可能会出现重大的变动。从这本书的第一版算起，已经有几个重要疗法消失了，它们被证明对心脏和其他器官有不可接受的副作用。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这些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