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丹妙药：抗生素、激素以及20世纪的乐观主义

当微生物理论被接受时，最初的研究都集中于研制疫苗以提高自体免疫力（见第四章），随后人们才开始寻求可以攻击病菌的药剂。远在疟原虫被观察到之前的17世纪，金鸡纳树皮（cinchona或jesuitbark）就被用于预防和治疗疟疾。而那时金鸡纳树皮作用的“基本原理”是：作为一种“补药”提高了人们对于引起疟疾的有毒气体的抵抗力。1880年，查尔斯·拉韦朗发现了疟原虫这种寄生虫，这也使他后来获得了诺贝尔奖。查尔斯为沿用至今的疟疾药物—奎宁，提供了全新的理论基础。这种有意识地寻找杀死病菌但不损害患者本体的药剂的行为，被称为“寻找灵丹妙药”。

最早的两种灵丹妙药是由保罗·埃利希研制的：一种是用于实验性锥虫病[实验性锥虫病：后期研究发现，埃利希所发现的锥虫红仅对他实验中用到的老鼠有效，对其他染病的多种动物及人体中的锥体虫都没有任何疗效。所以称其为“对实验性锥虫病有效的锥虫红”。]的锥虫红（trypanred）（1903年）；另一种是含砷的撒尔佛散[撒尔佛散：即砷凡纳明。]（Salvarsan），用于人类梅毒（1910年）。埃利希研究了对细菌有特殊亲和力的染料，希望借由这些染料将毒素选择性地带入侵入人体的细菌中。1908年，埃利希因其对免疫力的相关理论研究被授予诺贝尔奖，不过，他在药物方面的研究更广为人知。

磺胺类药也是当时人们探寻的灵丹妙药中的一种。德国埃尔伯费尔德拜耳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格哈德·多马克研制出了首例磺胺类药物—百浪多息（Prontosil）。多马克证明了百浪多息对老鼠的链球菌感染有效之后，便进行了第一例人体实验，实验对象是他于1933年12月突然罹患了败血症的女儿。她被治愈了。多马克在1939年被授予诺贝尔奖，但他因为受到太多来自别国的认可[纳粹时期的德国政府制定了不允许接受诺贝尔奖的法律。]而被盖世太保[盖世太保：德语“国家秘密警察”（Geheime Staats Polizei）的缩写Gestapo的音译。]逮捕并监禁。于是，多马克一直到1947年才正式接受了诺贝尔奖，并且由于超时领取而未能得到奖金。如今的医生们很少有人听说过多马克的名字，这可能是因为战时与德国的敌对状态，也可能是因为他受雇于拜耳这样的大型制药公司。

说到灵丹妙药，最具盛名的当数青霉素。亚历山大·弗莱明的故事连小学生都学过。他在培养细菌的过程中，将一盘感染了霉菌的培养基丢在一边—直到他震惊地发觉其中蕴含的重大意义。但有历史学家已经证明，弗莱明1928年的“发现”—青霉菌能杀死细菌，之前已被其他学者发表过，尤其是罗马的巴托罗密欧·高西欧于1896年、里昂的E.杜切斯内斯于1897年发表的作品。蒙特利尔真菌学家儒勒·布鲁内尔的报告也曾指出，老一代魁北克人长期使用果酱上的霉菌来治疗呼吸道疾病。弗莱明虽然意识到了他的发现所具有的潜力，但没有进一步探寻其应用，也没有提及他的前辈们。牛津小组的研究人员霍华德·W·弗洛里和恩斯特·钱恩对青霉素进行了提取、提纯和生产，并于1939年正式制出了青霉素，这时距离弗莱明的发现已过去了十年。1945年，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

干扰素是一种细胞因子，是身体在对抗外来蛋白质的过程中自发生成的。虽然干扰素能促进身体摧毁或控制病毒、恶性肿瘤细胞和攻击自体的异常抗体。但它算不上什么灵丹妙药，干扰素不会直接杀死细菌，而是通过激励自身免疫系统来帮助人体杀死细菌。干扰素于20世纪50年代由日本科学家发现，所以直到1980年，才依靠基因工程获得大规模生产，这也使其成为首批由基因工程生产的药物之一。如今，干扰素有许多不同的类型，可用于感染性及非感染性疾病，比如丙型肝炎及多发性硬化症。

激素和维生素无法杀死入侵的生物体，但它们是专门针对解决缺乏症的灵丹妙药（关于维生素，见第十三章）。在20世纪早期，几种激素的分离和完善促进了人们对医学的乐观态度（见第三章）。弗雷德里克·G.班廷是安大略省伦敦市的一位执业医师，他通过阅读资料确信糖尿病的症结所在是胰腺。1921年夏天，他从多伦多大学的J·J·R·麦克劳德那里借用了实验室，与医学院学生查尔斯·贝斯特一起研究实验室诱发的糖尿病，实验对象是狗。而胰岛素如此快速地被分离并提纯则要归功于生物化学家科利普的杰出工作。很快，胰岛素就成为首例激素替代疗法，成功治愈了糖尿病这种普遍且一度致命的疾病。1923年的诺贝尔奖委员会并未考虑贝斯特和科利普，而是把奖项直接颁给了班廷和麦克劳德，但二人分别与贝斯特和科利普分享了该奖项。

激素很快被应用到肿瘤的治疗中，这进一步激励了人们对不仅能治疗缺陷症，更能治愈所有疾病的物质的寻找。随后，又陆续发现了一些激素及激素疗法。1949年，梅奥医学中心（Mayo Clinic）的P·S·亨奇和E.C.肯德尔发现了肾上腺皮质激素，为了呼应当时社会充满信心的局势，他们在发现该激素的第二年就被授予了诺贝尔奖。他们的成就公布不久后，一位无比震惊的临床医生冲到历史学家E.H.阿克奈特面前，称阿克奈特真是个幸运的人：所有的疾病都会很快消失，医学院唯一能保住饭碗的教授只有阿克奈特这个历史学家了[阿克奈特，《治疗学》，1973年版，第2页。]。这股狂热的其中一个副产品就是对历史本身造成的影响—对过去更激烈地嘲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