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的怀疑主义：是否根本不存在灵丹妙药？

虽然可以理解，但20世纪中期的乐观主义发生得为时过早。当时的灵丹妙药不仅有很多副作用，还创造出了各种神奇的微生物。比如，现在已出现了耐药性疟疾和淋病。而多重耐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不仅在文献中时有提及，在病房中也不断蔓延，曾经的非易感人群也会被其感染，在一些长期护理机构中的感染率尤其高。同时，我们也担心出现对青霉素有耐药性的梅毒。医院充斥着抗生素的情况使得极少数耐药性菌株得以存活，从而引发可怕的院内感染。伊凡·伊里奇在其1975年版的《医学的报应》中指出，医疗机构已经成为健康的严重威胁。最近，艾伦·勃兰特有关性病史的著作《没有灵丹妙药》（NoMagicBullet）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后现代人们对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一理想的幻灭。

抗生素确实挽救了个体的性命，这点毋庸置疑，但它们真的延长了预期寿命吗？很少有历史学家愿意去评估这样的可能性：某种新药在个体案例中可能非常有效，但对群体来说却弊大于利。人们现在的寿命比200年前长了，但这种寿命的延长有多少是由药物导致的呢？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在相关疫苗及抗结核病药物出现之前，结核病的死亡率就开始下降。换句话说，卫生及饮食条件、富裕程度和生活方式在结核病死亡率下降中所起的作用并不亚于药物，甚至可能比药物的作用还要大。20世纪90年代北美部分地区结核病的发病率有所上升，而与此同时，富裕程度、生活条件和营养摄入正处于下降趋势中。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一连串新型流行病更是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对于药物的怀疑主义（见第七章）。

沙利度胺

说到因创新误入歧途，沙利度胺的故事就是一记强有力的警钟。它在世界范围内动摇了人们对医学的信心。沙利度胺是20世纪50年代末开发出的一种高效镇静剂，常用于妊娠晨吐。它于1957年和1958年分别在德国和英国启用。澳大利亚人威廉·麦克布莱德和德国遗传学家维杜金德·楞次经过近一年的研究，于1961年底，将这种药与如流行病般增长的婴儿严重肢体畸形（海豹肢症，phocomelia）与1961年底的出生缺陷联系了起来。五个月后，也就是1962年4月，沙利度胺在加拿大被停用。第一批受影响的加拿大人于1962年2月和6月在萨斯卡通出生[《加拿大医学协会杂志》第87期，1962年，第412、670页。]。由于该药在怀孕的最初几周会导致胎儿畸形，所以直到九个月后才知道悲剧影响的全部范围。至少有二十五个国家的一万名儿童受到影响：德国五千名，英国五百四十名，日本三百名，加拿大一百二十五名，瑞典一百零七名。也许还有更多以流产告终的妊娠。由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简称FDA）的医生兼科学家弗朗西斯·奥尔德姆·凯尔西对沙利度胺抱有疑虑，该药在事发时还没有完全获得生产许可，从而使美国得以幸免于难。1962年，肯尼迪总统授予弗朗西斯杰出联邦文职服务奖（Award for Distinguished Federal Civilian Service）。2005年，九十岁的弗朗西斯作为一位备受赞誉的民族英雄，从FDA退休。

受到海豹肢症影响的人们智力正常，虽然四肢残缺且伴有其他残疾，但他们仍渴望工作。德国制药公司格兰泰（Grünenthal）被起诉，该起诉最终以庭外和解告终，并由格兰泰公司支付一亿德国马克给一个养老金信托基金，此力度与政府对养老金的贡献相当。1973年，英国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信托机构。而在加拿大，受害者们直到1992年9月才得到补偿，那时他们已经三十岁了。由于该药已获得正当许可，所以责任不在制药业，也不在开出该药处方的医生，而在于政府。讽刺的是，沙利度胺如今已被重新启用，被用来针对各种各样的皮肤疾病，包括一种医源性疾病—移植物抗宿主病。由于人们对沙利度胺的悲剧记忆犹新，所以它的新用途遭遇了强烈的反对。

沙利度胺是治疗灾难的一个极端例子，甚至它的受害者们也明白，他们的畸形并非人祸。但这场悲剧不应被遗忘。沙利度胺提醒我们，良好的意愿并不意味着药物就是百分百安全的。同时，沙利度胺的例子还很好地诠释了为什么药物要走这样复杂的许可程序，而这些程序往往遭人们批判，认为它们拖慢了药物创新的进程。动物权利保护者指出，这场悲剧发生后，动物实验的数量大大增加了。当然他们反对动物实验的理由也不无道理—用动物实验作为研究人类的工具往往是徒劳的。比如，当初沙利度胺在怀孕的动物身上的测试结果为阴性。沙利度胺的故事重申并解释了公众对医疗机构由来已久的不信任。这种负面形象为对某些药物持有异议的文献和基本上不受监管的民间医药及保健食品行业的产品提供了市场。这一行业的净值很难确定，但据说仅在美国，每年的市场规模就超过六百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