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故乡，在大山深处
对于我的故乡而言，今天，即便她经历着城镇化浪潮，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她还承载着精神滋养的使命，这里的一切能够折射出中国现实与精神的巨变。这些年的漂泊让我确信，我不但在精神上需要重返乡土，而且从生存经验上必须始终与故乡相连。
央视主持人董卿说：“人这一生，能够去的地方很多，但是能够回的地方不多。”有诗人说：“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随时能回到故乡，在故乡补充前行的力量，拨正人生的航向。
再回故乡
飞机摇摇晃晃穿过云霄，开始平稳飞行。这是2019年2月2日，农历腊月二十八，还在旅途中奔波的人们，大多都是为了赶回家过年。
选择这个时间回家，是半年前的事。一天，老婆问我：“今年我们回家过年吗？”“当然。”我回答。“那就晚一点回去吧，今年事多。”老婆说。
在北京工作、生活14年，我只有一年春节没有回家。那年的除夕，老婆做了一桌子七八个菜，这是我和她生活的10年时间里，第一次享有这个待遇。
夜幕降临，我们一家三口坐在桌子前，冷冷清清，全然没有过年的热闹和心境。漂泊的人，梦里不知身是客，直把他乡作故乡。
在老家过年，总要斟满一杯酒，和家人一起同庆。开饭了，我倒了二两酒。此前一直忙于做饭的老婆，这时也才感受到孤独的降临。平时不喝酒的她，夺过我的酒杯，一饮而尽，眼里含着泪花。我连忙喊：“别喝别喝，浪费了浪费了。”便收起了酒瓶，当晚，连我自己也没有再喝。
爹娘、故乡，这时才知道离我们那么遥远。从我们离开故乡那一刻，故乡便成了奢侈品，可望而不可即。
这一次，我们的行程是北京——贵阳。
7岁的儿子在出发前一天晚上就兴奋得手舞足蹈了，不过，他兴奋的不是因为“回家”，而是贵州寄养着他喜欢的一条金毛犬，他终于可以见到它了。
儿子出生在北京，在北京的家中，我和他妈妈交流都是用贵州方言，奇怪的是，儿子一张口，说的就是普通话。我常常问他是哪儿的人，他很自豪地告诉我：“北京人。”其实对于贵州话，他听得懂，只是不说，偶尔说一两句，也是为了调侃。
儿子3岁时，一天，他在一堆玩具中喃喃自语：“我们去买点哟。”他用普通话的腔调，说出了一句贵州话，惹得全家哈哈大笑。
原来，几天前，他外婆感冒，说要去买点药。贵州话中，把“药”读成“哟”。大人在说话时，以为孩子听不懂，其实，他无意识地记住了大人的一些话。
虽然儿子骄傲地说自己是北京人，但很显然，他已经受到贵州饮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他像一只小候鸟一样，每年春节随着我们迁徙。在贵州，他无法和小伙伴们融在一起，无论是语言还是习俗，他都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而在北京，他又深受贵州文化的影响。如果说我还有一个母文化可以去回忆，那么在儿子的记忆中，春节这事，却只留下迁徙路上的奔波、拥挤、疲惫与杂乱无章。想想，他才是悲哀的。
儿子喜欢宠物，特别是狗，北京房子小，不能养，他的舅舅就在贵州给他养了一条，这成了他与贵州情感联系的纽带。
在飞机上，没有与儿子坐在同一排，让我拥有了两个多小时可以自行支配的时间。我打开随身携带的《一个人的朝圣》——英国作家蕾秋·乔伊斯创作的长篇小说，它讲述了一个退休老人为探望病危友人而独自踏上漫长旅程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哈罗德一天早晨收到一封信——来自20年未见的老友奎妮。她患了癌症，写信告别。震惊、悲痛之下，哈罗德写了回信，在去寄信的路上，他由奎妮想到了自己的人生。经过了一个又一个邮筒，越走越远，最后，他从英国最西南一路走到了最东北，横跨整个英格兰。87天，627英里，只凭一个信念：只要他走，老友就会活下去！
当哈罗德下定决心走着去看望老朋友奎妮时，小说这样描述当时的景色：“小朵的云在地上投下影子，走得飞快。远山的光影一片雾蒙蒙，不是因为薄暮，而是因为山前蔓延的大片空地。他思量着现在的情景：奎妮远在英格兰的那一头小睡，而他站在这一头的小电话亭里，两人之间隔着他毫不了解、只能想象的千山万水：道路、农田、森林、河流、旷野、荒原、高峰、深谷，还有数不清的人。他要去认识它们，穿过它们——没有深思熟虑，也无须理智思考，这个念头一出现，他就决定了。哈罗德不禁因为这种简单笑了。”
……
我被小说的故事、语言深深吸引，直到思绪被空姐打断：“先生，您喝点什么？”我抬起头，空姐推着餐车站在我的面前等待我的回复。“苹果汁，谢谢。”我回答道。
舷窗外，从万里高空俯瞰，只看到层峦叠嶂的云海。这时，突然想到自己第一次坐飞机的情景。
那是2005年12月，我工作5个月后，一天，突然收到单位通知，去福州出差。
坐飞机去！这是多么新奇的事。
小时候在山里，每当有飞机穿过头顶，都会成为村里人议论的稀罕事。老人们互相问道：“飞机飞那么高，坐在里面不害怕吗？”大家面面相觑，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有意思的是，与我同行的一个同行，也是第一次坐飞机。我们俩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对周围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在首都国际机场的候机厅，我们以远处停机坪飞机为背景，互相拍照。更为可笑的，上了飞机以后，当空姐推过来饮料和餐食，我心想，飞机上什么都贵，身上没有几个钱，干脆不要了。
想到这些，我自己嗤嗤笑了起来。邻座疑惑地偷看了我一眼，我马上故作镇静。
这班飞机上，乘客们与我往常坐飞机看到的呼呼大睡情形不一样，大多数乘客携妻带儿，一家人有说有笑。
合上书，我爱极了这个书名——《一个人的朝圣》。其实，我们推开一切事务，裹进滚滚春运大潮只为回家，不正是一次朝圣之旅吗？
上完饮料，空姐推来午餐，我选择了一份牛肉饭，餐盒里，还有一小袋辣椒，这是贵州人的乡愁。
以前在老家，好吃的多了，养成挑嘴的毛病。刚工作那会儿，出差乘坐飞机，我最讨厌的就是吃飞机餐，誓有哪怕饿死也不吃飞机餐的气概。后来，出差的次数多了，在饥饿面前，那些无关紧要的誓言不堪一击。渐渐地，我从接受飞机餐到爱上飞机餐。
漂泊在外，填饱肚子最重要。
这些年，一直在路上，但唯有回家这条路，虽然遥远，却乐此不疲。念念不忘的，是回家的渴求。
家在远方，家也在心里。
从地理位置来看，我的故乡纳雍县位于西南大山深处，贵州省西北、毕节市东南部、乌蒙山系东南麓，地处东经104°55′40′′至105°38′04′′，北纬26°30′16′′至27°05′54′′，距离北京近3000公里。《纳雍县志》这样记叙故乡的历史：“据考，今纳雍秦初为汉阳、西汉后为平夷县属地。唐时在今纳雍和附近地域置郝州和汤望州。宋时诸州皆废，唯称罗氏鬼国。元世祖至元十七年（1280年），更罗氏鬼国为顺元路宣抚司，后更为宣慰司、安抚司，时领蛮夷长官所廿四，中有市北洞、漕泥等处。《大定府志》说：漕泥等处实汤望州境。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改顺元为贵州，随置贵州宣慰司，后改为水西宣慰司，原宣慰司地自分为中水、下水、底水三路，每路下有四宗亲，后讹为则溪，今纳雍为部分则溪地。清康熙三年（1664年），以水西地置大定、黔西、平远三府，今纳雍为大定府亲辖地。民初废府置县，大部又为大定县辖区，直至民国三十年七月纳雍置县。”
故乡就这样平凡，三言两语就可以介绍清楚。然而对于我来说，故乡却是一本厚重的书，值得我用一生去品读。
央视《朗读者》栏目第二季有一场主题是“故乡”，我记得，在节目开场时，主持人董卿有这样一句话：“当有一天我们走得很远，走得很久，会发现故乡，就像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我的心胸。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或者若干个故乡，地域的故乡安放我们的身体，精神的故乡安放我们的灵魂。”
这期节目邀请导演贾樟柯作为朗读者，他在节目中讲述了一个细节，过去的他特别不喜欢参加婚礼和满月酒，现在却乐此不疲。有一次聚会，三五杯酒后，朋友唤他的小名“赖赖”，问他什么时候要个孩子。这个只有亲人才会问的问题，让贾樟柯痛哭流涕。贾樟柯开始重新认识故乡的人际关系，他说：“我在北京缺了一种味道就是亲情，很多好朋友，但是没有亲情，也没有从小长大的朋友。”
亲情是什么？借一本书的名字解释——《关于亲情：一屋子的欢笑和爱》。
故乡，不只有亲情。中国文化，是在农业、农村沃土之上绵延而生的。乡村是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乡村。
北京冬天一个寒冷的周日，我窝在被子里拜读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这是一本小说体的人类学专著，它以福建古田县黄、张两大家族两代人的兴衰为蓝本，描述了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变迁带给乡土中国的政治、文化、经济、法律、信仰以及宗族等相关人类活动的影响。这本书的结尾是这样的：“一架飞机从他们头顶飞过，孙辈们抬头仰望着充满敌意的天空，但老人却平静地对他们说：‘孩子们，你们忘记把种子埋进土里了！’”
“你们忘记把种子埋进土里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凸显着劳动人民的生存智慧。把种子埋进土里，当寒冬过去，春暖花开，它才能生根发芽。这个老人是谁？或许是年逾古稀回到起点的小说主人公东林，或许是谙熟农事睿智之人，更或许，是一位洞悉社会发展规律的哲人。
传统乡村生活方式中的许多优秀成分，体现着劳动人民的生存智慧。很多文学作品，对此都有描写。比如《白鹿原》中的乡绅朱先生调解白家与鹿家纠纷时，用了这样一首劝诗：“倚势恃强压对方，打斗诉讼两败伤。为富思仁兼重义，谦让一步宽十丈。”这首同时“致嘉轩弟”和“致子霖兄”的“诉状”，让白鹿两家化干戈为玉帛。如此种种，正是乡村传统人伦道德的真实反映。在农村，我经常发现一些看似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实则足智多谋，具备孔子所说的“君子食无求饱，居求无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的人格魅力。
对于我的故乡而言，今天，即便她经历着城镇化浪潮，社会基础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她还承载着精神滋养的使命，这里的一切能够反射出中国现实与精神的巨变。这些年的漂泊让我确信，我不但在精神上需要重返乡土，而且从生存经验上必须始终与故乡相连。
董卿说：“人这一生，能够去的地方很多，但是能够回的地方不多。”有诗人说：“有故乡的人回到故乡，没有故乡的人走向远方。”我很庆幸随时能回到故乡，在故乡补充前行的力量，拨正人生的航向。
回家这条路
飞机还在飞行，吃完饭，我躺在座位上闭目养神，脑海中，那些记忆深刻的回家之旅不断浮现。
2006年，我在北京工作的第一年，回家过年，成为那一年年底魂牵梦绕的事。然而，在春运的大潮中，抢到一张回家的车票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多次去排队买火车票都是空手而归。
从北京到贵阳的直达特快列车是T87次，这趟车从北京出发，一路向南，经过郑州、武汉、长沙等大城市，春运期间，一票难求。
那个时候，对于一个刚参加工作，连房租都是拆借的农村青年来说，选择坐飞机回家还是一件奢侈的事。
我继续排队。北京寒冬的夜里，冰冷刺骨，为了能排在购票队伍的前面一些，我常常是凌晨起床往购票点赶。
漂泊在外，回家的动力是无比强大的，比我早的人，有很多很多。在还没有网络购票的年代，每个售票点长龙一般的队伍，是北京冬天里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无数次失望后，我和同学商量，改变策略：只要能上T87次列车，沿线任何一站都可以，先上车，再补票。这个策略果然奏效，我们买到了两张从北京到石家庄的T87次列车车票。
拿到票的那一刻，我欣喜若狂。第一次加入春运队伍的我，根本不知道前方的景象。
上车还算顺利。前3个小时，我舒舒服服地躺在卧铺车厢的床上，畅想着与家人团聚的快乐。这种时候，3个小时是短暂而珍贵的。
快到石家庄时，我们补了从石家庄到贵阳的站票，从卧铺车厢进入了硬座车厢。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春运的真实内涵。
硬座车厢里，要塞进一个人，就像进入北京上下班高峰期的地铁——拼着命往里挤。好不容易挤进了车厢，拥挤得让人窒息。
T87次列车从北京到贵阳，运行时间近27个小时。从石家庄到贵阳，还有24个小时。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里，我必须一直保持几近半悬空状。
在这样的车厢，上厕所是个大问题，一来是挪步困难，二来是好不容易等到进入厕所，为了多一点宽松的时间，很多人选择在厕所里小憩。一路上，我一滴水都不敢喝。24个小时，没有上一次厕所。
想到这些困难，是后来的事。当时，在回家的兴奋之中，我反而觉得那是一个应该经历的仪式。
T88/87次列车，是中国铁路运行于首都北京至贵州省会贵阳之间的一对特快旅客列车，它承载着无数贵州学子的梦想和乡愁，乘坐T88从贵阳出发，开启求学之旅、梦想之旅，又乘坐T87从北京出发，返回家乡、寻找乡愁。
说起这一对列车，有一段历史。1978年8月1日，中国铁路调整运行图，铁道部首次开行贵阳至北京的直通旅客列车，车次使用88/87次，结束了贵州省没有进京列车的历史。1999年10月，列车升级为快速列车，车次改为K88/87次。同年10月21日，中国铁路实施第三次大提速后重新分类和调整了列车的等级和车次，K88/87次列车升级为特快列车，车次变更为T88/87次。2014年12月10日，全国铁路“调图”，T88/87升级为直达特快列车，使用Z78/77车次。
大多数在北京的贵州人，都与T88/87列车有一段故事。也许是为了缅怀那些奔波的青春岁月，几个贵州人还以“T88”为名，在北京开了一家餐厅。
“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生活困苦。”曾经是家乡的代名词。
“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这是600多年前，明太祖朱元璋的军师刘伯温的慨叹。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分平，人无三分银。”这是近现代人们对贵州的描述。
刚来北京时，我经常被问及：“你回家需要多长时间？”我耐心地给每一个问我的人这样描述：从北京坐27个多小时的火车到贵阳，再从贵阳坐3个多小时的火车到六盘水，从六盘水坐2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到小镇上，再坐乡村摩托车回家。需要多少时间？一切顺利的话，单程3天。
有人听后惊讶，同情地说：“7天的假期，你到家待一天就得马上返回？”
我回答：“这是一切顺利的情况。”当然，也有不顺利的时候。
2008年新年伊始，1月3日起，南方遭受1954年以来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20个省区不同程度受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影响。
冰雪灾害来临时正值春运高峰，加剧了交通运输压力，机场关闭、列车晚点、公路运输近乎瘫痪，大量旅客滞留。
这时，春节临近。回家过年还是在北京过年？2007年，一年都很忙，没有回过家。过年了，想去看看家人，也想把自己捎回去让家人看看。
再三权衡之后，我还是决定回家。依然是T87次列车，1月29日的车票。
1月28日，我不断收到前一天出发的朋友们的短信和电话，火车出发时间晚点、火车被困在路上……
T87次列车要经过的湖南，是这次灾害的重灾区。湖南境内多处铁路线出现断电，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部分列车停运。
1月28日，湖南又降暴雪。湖南处于京广线的枢纽地带，贯通南北，连接东西，交通运输和电力发生问题，会影响和波及全国其他地区。
1月29日，我忐忑不安地来到北京西站。心想，如果火车晚点，我就撤回来，在北京过年。
T87次列车原本是沿京广铁路、沪昆铁路运行。离发车时间只剩40分钟时，广播里突然传来通知：坐T87到湖北、湖南的乘客赶紧退票或改签，本次列车将绕行京九线。
几家欢乐几家愁，对于坐到终点站的我，火车绕开重灾区湖南而改道京九线，无疑是个好消息。
火车准时发车，朝着南方，一路呼啸前行。也许是很多人退票或者改签的缘故，车厢里空荡荡的，这是我经历过的最奢侈的一次春运。
夜里11点左右到了郑州，按照原计划，从郑州开始要走京九线。
列车在郑州停了，说绕行可能有变化。
不绕行？绕行？列车员接到的通知也是随时在变。
“走京九线，请到湖北、湖南的乘客赶快下车。”列车员终于高声喊话了。一些此前没有退票或改签的到湖南、湖北的乘客开始搬运行李。
两分钟不到，又有新消息：“别下了，下去的快上来，走原路。”我身后是几个到湖南娄底的大学生，如果绕行，他们要从怀化转回娄底，不绕，他们就可以直接到家，这一消息令他们欢欣鼓舞。
列车员随即告诉大家：郑州站将要上车500多人，让我们赶快找好自己的位置，否则一会儿没座位了。
话音刚落，蜂拥而上很多人，车厢里的位置一下子坐满了。
向刚上车的人打听得知，他们是1月26日从北京坐T87出来的，转来转去，等来等去，还在郑州。
终于上了车，所有的人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前方是否畅通，列车员不知道，我们更不可能知道，一路提心吊胆。
火车驶过湖北，进入湖南境内，车窗外，冰天雪地、银装素裹。一树树透亮的冰凌掠过眼前，远处，不时看到一座座被冰雪压塌的高压电线铁塔。
列车到达湖南怀化，停了。“不会堵在湖南几天吧？”车厢里有人担心地问。
几个小时后，怀化站上了很多人。他们是从广州到贵阳的，有人从广州出来已经5天了。前两天看过新闻：“京广铁路湖南境内多处出现断电，致使京广线旅客列车大面积晚点，部分列车停运，滞留旅客数十万人，仅广州火车站滞留旅客已经超过15万人。”
这一拨人上车后，火车开动了。原来，我们这趟列车是救援车，使命是一路搭载滞留旅客。
火车晚点7个小时后，终于在1月31日凌晨3点到了贵阳。
到了贵阳看新闻得知，在我们从北京出发时，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经抵达湖南，他坐镇湖南指挥抗冰救灾。在总理的亲自指挥下，被堵塞的京广铁路——这个南北交通大动脉被打通。
我是何等的幸运，在回家的路上得到这般助力。
到了贵阳，所有高速公路全被封闭。就在当天，我要经过的贵毕路还发生了交通事故，有交警献出了生命。
到了贵阳心情也就放松了。走亲访友，倍感开心。
2月1日一早，我去看望两位老师。两位老师是一家人，均年过六旬，一个脚不方便，一个眼睛不好。家里停水停电，在冰天雪地的天气里，两位老师一步也不敢踏出自家的院子。
他们非得留我在家里吃点东西，女老师的意思是做甜酒汤圆，男老师说太费水，最后煮方便面给我吃。
那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在那个寒冷的冬天是多么温暖。
2月2日，我冒险回家。一大早到车站买了汽车票，幸运的是，当天天气晴朗，太阳时不时露个面，路上的冰凌慢慢融化，我安全到达县城。
2月3日，我再次冒险，乘汽车穿过家乡一座又一座被冰雪覆盖的大山，终于在2月4日回到了家。那一年的天气异常，奶奶说她活了70多岁也没有见过。家人们批评我冒着危险不注意安全，但看到我安全回到家，却都很高兴。
1月29日从北京出发，2月4日到家，经历了7天的奔波和不安之后，我回到家过年了。
很多朋友不解，说我拿生命开玩笑，问我为什么有那么浓厚的乡愁。我诚实地告诉朋友们：“我也不清楚为什么，每当过年，心里都有个信念——回家。”
我无法选择与家的距离，但是回家过年，这是一个不可以错过的约定。
回家的路不再折腾，始于距离家乡不远的两个机场陆续通航：2013年6月，毕节飞雄机场通航；2014年11月，六盘水月照机场通航。2015年，杭瑞高速公路穿越我的家乡纳雍，纳雍境内不通高速公路的历史宣告结束，当地的交通瓶颈终于被打破。
杭瑞高速公路是我国高速公路网中的一条东西连线，在国家高速网编号为G56，起点位于浙江杭州，途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贵州，最后到达云南瑞丽。这条高速公路贵州段开通后，从毕节到纳雍县城，只要不到2个小时。
有了孩子之后，我回家很少坐火车了，大多选择飞机。回家的路，虽然一样遥远，但却少了很多折腾。
这些年，即便在北京有了儿子，也有了小家。但是，每当收拾行李准备回家时，我依然会有难以言说的激动。每个人都是流浪者，有的人是身体浪迹天涯，有的人是内心无处安好。
世上有一种心情，无法用路程来丈量。
逃离故乡
三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在贵阳龙洞堡机场。
下了飞机，温暖的阳光抚摸着大地，一眼望去，四周的山还被绿色滋养着，充满生机。此时的北方，千里冰封、朔风凛冽、滴水成冰。
沐浴在南方温暖的阳光下，清风拂面。我正要把羽绒服脱了，一想，气温虽然高，但这也是冬天，初来乍到，还是先适应适应，别脱了。
曾经读到一句很有共鸣的话：“年少时总想着离家越远越好，长大了才知道，自从离开家乡的那时起，故乡只有冬，再无春夏秋……”
我们约了一辆专门从贵阳跑纳雍的私人轿车，司机是老婆的小学同学。同车还有一对从郑州赶回家过年的新婚夫妇。看来，这车平时是跑运输赚钱的。
新婚姑娘坐在副驾驶位置，我们一家三口和她的丈夫坐在后座。一路攀谈得知，小伙子也是纳雍人，前几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去了女朋友的家乡郑州当了一名高中语文老师，今年新婚，按理，要回老家过年。他们从郑州飞贵阳，我们从北京飞贵阳，在龙洞堡机场会合了。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穿越一个个隧道、一座座桥梁。蜀道难，云贵高！贵州是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在山峦起伏的贵州修路，只能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近十年来，贵州一座座宏伟的大桥横空出世，架在万重黔山之间。
在世界桥梁建设行业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世界桥梁建设20世纪70年代以前看欧美，90年代看日本，21世纪则要看中国。而中国桥梁建设看贵州！世界高桥前100名中，有80多座在中国，其中40多座在贵州。《中国高速公路建设实录》收录的100座特大峡谷桥，有一半在贵州。
看着窗外熟悉的风景，我有些情不自禁。这些年，背着行囊，行走在故乡与异乡之间，这是第几次回家，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是，当初拼尽全力离开故乡土地的画面，却一幕幕清晰地展现在眼前。
对于我那个时代的大多数村庄少年来说，走出村庄只有三条路：求学、当兵与外出务工。
求学是我逃离村庄的捷径，或者说是一次尝试。如果求学不成功，还会努力去推开另外两扇门。
我踏入的第一所学校，没有名字，她是一所建在村里的民办小学，且称她为“村小”吧。学校砖混结构，有水泥板面，两间教室，是当时村里最好的建筑。
一个入秋的夜晚，父亲干活回来，吃完晚饭，去老师家交了三元钱，领了书本，就算是给我报了名，我成为村小一年级的学生。
那个时候，村里不是所有适龄儿童都能上学，父亲说他没有上过几年学，因此在人生的道路上吃了大亏，所以再苦再累，也要让我上学，学个“倒正”。
“倒正”是村里人的话，意思是当你面对一个汉字的时候，如果你读过书，就会知道它的书写是正的，还是倒过来的。深层的意思，就是读一点书，免得吃亏。
学校没有桌椅板凳，需要学生从自己家带。开学了，我从家里带了一张板凳和一个圆木凳子，开始了我的求学生涯。
学校有三个老师，一年级到五年级，三个老师包揽了所有的课程。实际上，我在这里读了三年，学校只开设了语文课和数学课。
一、二、三年级在一个教室，四、五年级在另一个教室。这种教学方式，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叫“复式教学”。
教我的一名老师，我记忆深刻，他叫尚显富，是父亲的表弟。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巫师，村里人把像他这样与鬼神交流的巫师叫“先生”。尚老师白天在教室里给我们上课，晚上常穿梭于村民家，做各种巫术法事。于是，村民开玩笑说，尚老师白天晚上都是“先生”。
如今回想起来，在村小三年的时光里，只有一件事令我记忆深刻。
那是一天早晨，起床之后，我照例先把家里的牛赶到山坡上再回来上学。然而，那天牛不听使唤，一路和我作对。
放牛的路上不顺利，导致了我上学迟到。“报告！”我到教室时，尚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课。我喊完“报告”后，尚老师没有让我进教室。我不敢反抗，乖乖地拿出书本，站在教室门口听课。
一个靠门坐的女同学见我一直站在门口，把自己的凳子一步步向我移动，我明白，她希望让我借势坐下。
我也一步步往里挪，当我的脚碰上凳子时，我顺势坐下。我们的一举一动，尚老师都看在眼里，但他没有制止。
那个女同学的大名叫什么，我不晓得。那时候，同学之间上学之前都很熟悉，叫的都是乳名，习惯之后，在学校叫的也是乳名。
她的乳名叫小从枝，临村人，长得很好看。多年以后，我回到村里，听说她嫁到了我们村，成了我的嫂子。我没有和她提起过这事，也许，她不会记住这种事。
在离村子三公里以外的纳雍河岸，有一所公办学校，叫“水寨小学”，从一年级到初三都有，那里有很高的教学楼、宽敞的操场。
每次路过水寨小学，我总会坐在高高的山坡上望着她，羡慕那些能在五层楼教室上课的学生，羡慕那些课后可以在操场上打篮球的少年。
幼小的心里开始抱怨，为什么父亲不把我送到这所学校？后来我才明白，父亲让我在村小上学，一来他的表弟在那里教书，倒不是希望表弟能够对我格外关照，而是怕得罪表弟，对于依靠收学生学杂费作为报酬的民办学校老师来说，多一个学生，就多一份收入。另一个原因，就是到水寨小学读书，需要找人疏通关系。在父亲的意识里，认识“倒正”而已，没有必要兴师动众。
我还是没有抵抗住水寨小学五层教学楼的诱惑。在村小上完三年级后，我鼓起勇气向父亲提出：我要转学到水寨小学。
父亲的反应令我吃惊，他不但没有批评我，反而爽快地答应了。他也知道，在村小继续待下去，我估计也就仅仅认识“倒正”而已。
父亲的这一爽快举动，让我明白，他希望儿子能有更好的条件，学到更多的知识。有了这一次试探，我大胆的要求还在后面。
父亲通过熟人找到了水寨小学的老师，把转学的事办成了。就这样，四年级那年，我成了公办学校的一名学生。
我到水寨小学上学后，一次，村小的一个老师见到父亲，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们家孩子现在去水寨小学，以后去百兴、纳雍、毕节、贵阳、北京……”
百兴、纳雍、毕节、贵阳、北京，这是从村庄辐射，到镇里、县里、市里、省会、首都，逐层走高的意思。这个老师的话当然不是祝福和期望，而是一种半开玩笑似的讽刺。显然，我转学后，村小的老师是不高兴的。很长一段时间，当我遇到村小老师的时候，都是偷偷避开走。
巧合的是，我后来人生的轨迹，除了绕开了县城纳雍，都按照了这个老师当初的“祝福”走了下去。
在水寨小学的日子多是快乐而顺利的。每天，我正常上学、下学，似乎别无他求。
水寨小学办有初中，但她不是正规的九年一贯制学校，初中是附带的，课程由小学老师上，这种学校在当地叫“戴帽初中”。
小学毕业后，我顺利升入了水寨小学的初中。按照当时镇上的规定，水寨小学初中负责招收附近七八个村子的小学毕业生，类似于今天的“划片招生”。要想去镇上的中学读书，小学必须在镇中心小学上。或者，能打通学校的“后门”。
当年，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大多没有读高中的概念，评价一个初中学校办学质量的好坏，就是看这所学校每年考取中等师范学校和中专学校的人数。遗憾的是，截至我上初一那一年，水寨小学的初中生已经近10年没有一个考上过中师或中专了。所有的学生，如果不转学，初三毕业都回家当农民去了。
在父亲的设想中，我能读到初中已经超出预期了。
1995年，姐姐和邻村一个姓曾的男孩谈恋爱了。按家乡习俗，春节，姐姐的对象要给我们家族中每一个单独列户的户主拜年。
家族中，有两家住在镇上，分别是我的三叔李发舒和堂叔李涛。他们都是村庄的佼佼者，一个在镇政府兽医站工作，一个在镇中心小学工作。
镇上的中心小学叫百兴小学，是全镇教学质量最好的学校。
李涛，在家排行老二，按照族人的传统，我叫他二叔，他是家族中唯一一位教师。
正月初三，我陪姐姐和姐夫去镇上，给三叔和二叔家拜年。在二叔家，我无意间翻阅二叔正在批改的学生期末考试试卷。我惊讶地发现，二叔那一年教六年级的语文。
那一刻，不知道哪来的勇气和灵感，我立刻向二叔提出：“您能帮我转学到您教的班级读书吗？”
二叔问我：“为什么想到镇上读书？”
我的回答简单直接：“我到百兴小学读六年级下学期，然后参加考试就能顺利到百兴中学读书了。”
二叔当然知道水寨小学初中的现状，他的回答是：“怕你爸不同意你到镇上读书吧？只要你爸同意，转学的事我可以解决。”
之前转学，我知道父亲的态度。我马上告诉二叔：“我爸肯定会同意的，就请您帮帮我。”
回到家，我立即把转学到镇上读书的事告诉了父亲，他欣然同意。为了引起二叔的重视，我请父亲亲自去镇上一趟，当面给二叔说，表明他的态度。
就这样，1996年的春季学期，我离开了水寨小学，从一个初中生，变成一个六年级的学生。
离开父母，挑战开始了，它不是来自学业，而是生活自理。
百兴小学离我家有八九公里，学校没有寝室可以住，一个六年级的学生，要开始租房一个人生活了。无论是我，还是父母，在商讨转学之际，都是没有考虑过的。
为了能留在镇上上学，我没有退缩。
一个懵懂的少年，脑子里全是梦想，哪里还装得下未知的困难。
当时，百兴小学的教室很紧张，六年级三个班级借用了百兴中学的教室上课。我就在离百兴中学不远的村子里租了一间民房，开启了所谓的“住校”生活。
住校生的日子是这样的：星期五下午放学，步行两个小时的山路回家，周末帮助父母干农活，星期天下午，背着一个星期的生活盘缠，步行回到住处。
背篓里背着的盘缠是什么？一般是土豆、蔬菜、玉米面。每个星期，母亲最多给我五块钱，这五块钱，可以在镇上买点豆腐之类的食物改善生活。
住校的日子要自己生火、做饭，我哪里会做什么菜。一个星期几乎每顿饭都吃辣椒炒土豆，外加一碗母亲做好的存储起来的酸菜。
吃肉是少有的事，一个月有一次就是惊喜。
镇上有一家小书店，我把母亲给我用于改善生活的钱几乎都用来买书了。当时，这种情况是不敢给父母说的。
用煤炭生火，要保持24小时不间断，不能熄灭。但事实上，由于没有经验，熄火是常有的事。没有火，自然吃不上饭，饥肠辘辘去上学是常态。我清楚地记得，小升初考试那天早晨，就因为火熄灭了而没有吃上早饭，我饿着肚子走进了考场。
如果说生活是最大的考验，那么，那些黑夜里的孤独是我至今都不敢给母亲诉说的。
在无数个黑暗的夜里，我常常害怕得捂着被子哭着睡了过去……
我清楚地记得，一天晚上，我们一帮住宿生聚集在一个同乡的房间里，大家七嘴八舌地讲鬼故事，有些口才好的人，把故事编得栩栩如生，就像真实的存在。
故事讲完，大家散去，各回各处。回到住处，上了床，那些张牙舞爪、魑魅魍魉的鬼怪似乎就在我的窗外，活灵活现。幼小的声音在心灵深处告诉自己：“不能哭出声音，否则把鬼引进屋子里来怎么办？”我用被子裹着脑袋，但是，咿咿呀呀的“鬼”仍然在我的眼前、脑里，挥之不去。
我无数次掀开被子，希望一睁眼就能看到妈妈，但是又一次次失望。我不知道那一晚是怎么熬过来的，从此我告诉自己，绝对不听鬼故事。
那些惶惶不安的日子，随着小升初考试的结束而远去。
后来，我顺利考上了百兴中学，住在他乡的日子，绝大多数是美好的。
在百兴中学，我的成绩很好，考上中等师范应该问题不大。当时，考上中师，几乎是所有同学的梦想，也是我的梦想。我憧憬着考上中师，将来有一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小学老师。
临近初三毕业，我改变主意了，我要读高中。这个决定让班主任老师和父亲都措手不及。班主任苦口婆心劝我，甚至还找到我三叔，希望我改变主意。倒是父亲，看我决心已定，没有多劝。
我填报了县一中，中考结束，成绩还算理想。然而，天有不测风云，考试结束我才知道，同样是划片的理由，我只能去隔壁乡镇的一所中学读高中。
当时那所中学的高中，景况相当于水寨小学的初中。我拒绝了，决定到县里再读一年初三。
1998年的暑假，带着失望，也怀揣希望，我只身一人来到县城，在县城租了房，确定复读一年。
当一切准备就绪，我回到家。父亲问我：“确定要复读？”我回答：“嗯。”
和父亲交流是在一个阳光火辣辣的下午，问过我话后，父亲一言不发，只是大口大口地吸着烟。
突然，我向父亲提议：“您能不能去县里找找人，让我读纳雍一中？”
冥冥之中，我总有一种感觉，我还有机会。
父亲问：“找谁？”
是啊，找谁？一个几乎没有走出过山门的农民，他能去县城找谁？县里谁认识他？
一口烟吞下去，父亲突然意识到县里还有一些熟人。那时，父亲是村里的兽医防疫员，县里一些干部到村里，大多落脚在我家。
当天，父亲就去县城了。
两天后的一个中午，父亲回来了。我不敢问他结果，他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从他的表情，我知道有戏。
父亲慢慢悠悠地从包里拿出一张录取通知书，是毕节地区民族中学（现毕节市民族中学）的。我大吃一惊，这可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学校啊，她的教学质量在全地区排名数一数二，村里有一个人就是在这所学校就读，后来考上了大学！
我的诉求是纳雍一中，结果怎么是毕节地区民族中学？
父亲点上一支烟，慢慢给我道来。原来，父亲到县城之后，四处找人。一个熟人告诉父亲，当年毕节地区民族中学招收高中预科班，也就是到学校还要学一年的初中课程，才能升高中。
当时，纳雍还有一个名额，我的分数没有问题。由于之前我告诉父亲，即便进不了纳雍一中，我也要去县城复读，来年再考高中。父亲一想，既然复读，那就去毕节读预科吧。于是，就有了那张通知书。说来也巧，1998年，那是毕节地区民族中学首次招收高中预科，也是唯一一次。
好消息接踵而至，到毕节地区民族中学报到后，学校通知，无论是正式录取的高一新生还是预科生，录取情况和中考成绩一律不算，全部需要参加学校组织的考试，学校按照分数从高到低，重新确定高一新生和预科学生。
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
考完试，成绩发布，我成为了高一新生。人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奇妙。
在毕节的三年是一生中最愉快而难忘的时光，身边的同学都是各县的佼佼者。每个月，学校都有奖学金，如果家庭贫困，还有助学金，两项加起来，一个月有70多元钱，对于花2元钱就能吃到一餐午饭的校园时代，这笔钱够了。
这个时候，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住校，学校有寝室，也有食堂。不过，一个学期只能回家一次。父亲开始意识到，我离土地越来越远了，就像长了翅膀的小鸟，离开了鸟窝，开始向天空飞翔。
后来，我又如父亲的愿望考上了大学。这个时候，父亲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村里，甚至是镇上抑或县里。他最大的希望，是我能在省城贵阳安家落户、结婚生子。
但是，他哪里知道，从第一次答应我转学，他已经一步一步送我走向了远方。我也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父亲再怎么收线也没有用了。
我们慢慢长大，是从告别故乡开始的。
2005年7月，大学毕业后，我来到了北京。这一次，是准备在北京安营扎寨、生根发芽。
到北京工作之前，我回了趟家。知道我要去北京工作，父亲母亲一个劲地摇头：“太远了！太远了！”
父母知道，他们的这个儿子，从小就有主见和想法，挽留已经无济于事，就当是女儿远嫁他乡。
实际上，年少的我，和大多数农村青年一样，使出洪荒之力，只是为了逃离那片贫瘠的土地。只是后来，有些轨迹在路上发生了变化。
那时，全家人在土地里刨食，辛辛苦苦一年，只能解决基本的温饱。加上我们姐弟仨上学，父母成为全村最忙碌、最辛苦的人。
看着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我常常陷入沉思：我的这一生将怎样度过？
父母虽然都是文盲，但是我发现，无论家中的事务怎么多，只要我拿起书本，家人都不会打搅我，也不会让我干活。
心疼父母的姐姐就不一样，见父母辛苦，她常常放下作业去帮忙。直到现在，姐姐还经常对我开玩笑说，我爱读书，是为了躲避干活。
我也明白，要走出大山，唯一的出路只有读书。所以，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如果说读书能走出大山，那我是幸运的。实际上，我童年的很多伙伴，他们都和我一样经历着那些曲折与苦难，都在拼尽全力逃离家乡，只不过，他们的付出有的最终没有收获，又回到了原点。
我常常想，一路走来，在那些于我而言十分重要的十字路口，任何一个意外都能改变我的人生轨迹和命运。
……
傍晚时分，车驶进了县城，我从回忆中跳了出来。那个我少年时千方百计要离开，而如今每时每刻都想回来的地方，越来越近了。
水头寨的春节图像
孩子的外婆家住在县城。车刚停稳，儿子跳下车，一溜烟儿跑了，他太想念那条金毛犬了。
这是一个人口上百万的西南山区县，这几年开发了新区，新区高楼林立、马路宽敞，夜晚霓虹灯闪烁，犹如一个现代化都市。老城区记录着这个县城的发展足迹，凌乱无序的房屋、狭窄的街道。不过说来奇怪，很多人更喜欢这样带着记忆的老城。前几年老丈人换房，大家劝他到新区去，他不同意，还是愿意待在留有记忆的老城区。
儿子试图说服我，他不想去农村爷爷家，他对我魂牵梦绕的农村老家没有感情，我的回答当然是“不行”。
弟弟一直忙到腊月二十九，年三十，他开车从六盘水到纳雍，接上我们一家，年三十的下午，我们终于到家了。
一、年的味道
准备除夕年夜饭，是年三十下午一家人重要的活。我帮不上忙，弟弟专门给我安排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带着你儿子，把春联贴了。”我欣然应允。
家里的老屋是典型的黔北民居，木结构、坡屋面。老屋的一旁，是前些年父亲母亲断断续续修建的三间砖混结构的楼房。我们准备的春联，就是要贴在老屋和三间楼房的门窗上。
儿子给我打下手，他最喜欢的是刷糨糊，我们先从老屋的大门开始。
突然，儿子问我：“爸爸，为什么要贴春联？”我没有想到他会问我这个问题，于是趁机给他讲讲春联的故事：贴春联是过年的一个标志，在每年过年的时候，人们在自家门窗上贴上春联，以求喜气，寓意辞旧迎新，还可以增加节日喜庆的气氛。贴春联的习俗在我们国家历史很悠久，最晚起于宋代，在明代开始盛行。
儿子听后似懂非懂。他拿起一副内容为“处处春风花开富贵、家家笑语礼尚文明”的春联，问我贴在哪里。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们觉得贴春联意义不大，还徒增麻烦。这一次，不是为了给孩子营造一个喜庆的节日氛围，我大体也没有想到要买几副春联回家。儿子的问话提醒了我：我们为什么要贴春联？我们的文化如何传承？谁来传承？
后来我查阅资料得知，春联真正普及始于明代，与朱元璋的提倡有关。据清人陈尚古的《簪云楼杂说》中记载，有一年朱元璋准备过年时，下令每家门上都要贴一副春联，以示庆贺。原来春联题写在桃木板上，后来改写在纸上。桃木的颜色是红的，红色有吉祥、避邪的意思，因此春联大都用红纸书写。由于皇帝身体力行，再加上文人墨客的喜爱，广大群众的传播，春节贴春联便作为风俗流传下来。
对仗工整、语言简洁的春联，往往描述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借助春联表达对新的一年的期盼与期望。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学形式，春联承载着很多优秀传统文化。
弟弟家刚刚会说话、走路的儿子，在院子里跌跌撞撞，爷爷耳朵不好，爷孙俩各自说着自己的话。这个大家庭，很少有这样热闹而又充满生活气息的画面。
我们姐弟仨，我居北京，姐姐住成都，离家最近的弟弟安家在六盘水。弟弟家有孩子之后，母亲到六盘水给弟弟家带孩子，不愿意离开老屋的父亲，成了留守老人，白天夜晚，大多时间都是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几间房。我曾经在网络上读到这样一句话：“一个农村的底层家庭，辛苦劳动走出贫困，培养出两个大学生，是中国波澜壮阔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无数个故事之一，而如今，他们年轻的一代在城市中承担着压力，而老去的一代，则在乡村里忍受着孤独。”读后热泪盈眶，这也是我家的真实写照。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父亲，看着忙忙碌碌的一大家子，还有两个孙子时不时喊出的一声声“爷爷”，他脸上堆满笑容。
不过，我却高兴不起来。这样的相处太短了，两天后，亲情又将分散得天各一方。有作家说：“所谓父母子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父亲是否已经习惯了呢？
“开饭了！”弟弟在厨房里喊了一声。我知道，还有一道程序——供饭，也就是用饭菜祭祀先人，这是族人坚守的一个传统，逢年过节必不可少。
在我们家，操持供饭仪式一直是父亲的事，从小耳濡目染，我也知道其中的每一个环节。
“今天供饭交给我们爷俩。”我主动请缨，带着儿子去供饭。供饭，这是民间祭祖行孝的礼仪活动。
一个多月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览，我曾带着儿子去参观过。在紫禁城里，春节期间祭祖行孝是一个重要仪式。
“孝乃德之本，百善孝为先，行孝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祭祖是行孝的形式之一，是古人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体现。在欢愉的春节期间，祭祖是最重要的传统礼仪活动。中国人讲究慎终追远，在岁末年初，人们通过祭祀活动，追思祖德，求福报功，弘扬孝道……”我把展览上的这段话一字一句读给儿子听。7岁的儿子迷惑不解，一脸迷茫。我当然知道他不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只是想在他心中播下“行孝是中华民族的美德”的种子。
一个月后，在距离北京故宫博物院3000多公里的水头寨，儿子有机会看到民间对这一礼仪活动的传承。
儿子在我的要求下盛饭、奠酒、烧纸……我不求他现在理解其中的含义，只希望他像我小时候一样，能耳濡目染。
年夜饭，父亲、弟弟和我每人斟满一杯酒，聊聊我们的工作，父母的身体，这是世间最温暖的聚会，最醇香而不会醉人的酒。
夜幕降临，窗外，烟花爆竹响起，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跑出家门。桌上，只剩下父亲、弟弟和我——家里的三个成年男人。平时，我们都会相互劝告，“少喝酒”，只有这一天，我们才会相互劝酒，“再喝一点”。
这个场景，我们一家人期盼了300多天。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我们要蹚过千山万水，风雨无阻赶回家过年，不就是为了在春节这个场域中感受亲情的温暖和力量、传承尊老爱幼和勤劳致富的传统美德吗？
以前过年，过的是物质；现在过年，过的是精神。人们借助春节这个传统，为精神充电。
二、温暖的乡情
正月初一，吃过早餐，我便和几个儿时的伙伴相约出去走走。
记忆中的春节，从正月初一开始，大家都会走出家门，聚集到一个叫回头湾的地方，孩子们嬉戏，年轻人们借助唱山歌谈情说爱。
山歌是故乡的人们在田野劳动或抒发情感时即兴演唱的一种民谣，它的内容广泛，大多为即兴发挥，见物唱物，见人唱人，结构如五言诗、七言诗等，曲调爽朗、情感质朴、节奏自由。至今，我还能哼出一两首，比如，“丢下活路把妹约，约到情妹把家和；只要妹家有情意，哥哥请人把媒说”“对门白岩对白岩，金花银花滚下来；金花银花哥不爱，只爱妹的好人才”……
以前，唱山歌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一个重要方式，很多人以对歌的方式找到了伴侣。如今，随着大量的年轻人外出务工，加上交往载体的多元化，山歌曾一度在山村里消失。
近年来，山村又听到一些山歌声，不过，它变成了老年人的娱乐。
回头湾已经在2015年黔中水利枢纽工程下闸蓄水时被淹没了，没有回头湾，依然要出去走走，这成了我们几个小伙伴过年的一种仪式。
春节期间，山村恢复了以前的热闹，一路上，我见人就打招呼，虽然离开了这么多年，长辈们大多还记得我的乳名，我也能够分辨清楚，叫谁二爷爷，叫谁三奶奶。看我带着儿子，大家都会开玩笑地对儿子说：“这个小北京人，会说我们这里的话吗？”儿子明白他们的意思，但不回答，风驰电掣般跑开了。
这些年，村民们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增强，从取消农业税到种粮补贴，从医保到低保，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使得今天的水头寨发展处于千百年来最好的时期，农村正在缩短与城市的距离。
入村道路两侧，一栋栋气派的楼房拔地而起，卷闸门、高门楼……一家比一家阔气。如今，大部分在城里打工的村庄人，都在村里盖有新房。对于水头寨大多数人来说，外出务工拼尽全力也要在家乡修一栋房子，农村对于走出去的农民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便外出务工，他们的生活和社会交往空间也只是部分转移到了城市。在他们看来，无论在城市待多久，也都是“客居”，迟早要归乡。
史学家许倬云说，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讲究聚族而居、代代相传。水头寨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村庄，以前，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以民族和姓氏宗族为主要分布格局，全寨基本单位分为大寨、小寨和青杠林，苗族主要居住在大寨和青杠林，汉族等其他民族主要居住在小寨，形成了水头寨的生活场和交往圈。
近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水头寨的居住格局发生了改变，人们追求的是交通方便，有能力的沿路修房，聚族而居的生存模式正在改变。
这一村落文化的变化，作家梁鸿的“梁庄”也有。她认为：“村落结构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变化，农耕文化的结构在逐渐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杂的状态，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在中国乡村进行着博弈。”而对于水头寨而言，她的变化，还是各民族之间广泛交往、深入交流和深度交融的结果。
走着走着到了中午，我们相约找一家小店吃烙锅。烙锅是故乡一道名小吃，相传，平西王吴三桂调兵镇压水西彝族土司，到达水西后粮草不足，官兵们只好取来屋顶瓦片和腌窖食物的瓷器土坛片架在火上，把猎获的野味和采摘的野菜放到上面烙熟后充饥。正是当年的这一无奈之举，创出了今天这道美味。
是不是吴三桂造就了烙锅，这不得而知，今天来看，也不重要。烙锅作为一个纽带，所承载的感情沟通才是重要的。
在一个平底锅里倒上油，把土豆、豆腐干、肉片等放进去，一群人围坐在桌子前，边烙边吃，这就是吃烙锅了。
在南方，虽然是冬天，但只要有太阳，天气就很温暖。正月初一，阳光明媚，温暖如春。
我们选择的烙锅店，位于纳雍河岸边。纳雍河，原本只是乌江的一条支流，2009年，贵州首个大型跨地区、跨流域长距离调水工程——黔中水利枢纽工程开工建设，纳雍河正是黔中水利枢纽工程的主水源。纳雍河区域，则是这项大型水库工程的库区。
2015年，黔中水利枢纽工程下闸蓄水，沿线很多村庄被淹没之后，换来了堪比三峡一般的美景。纳雍河，像一条绿色腰带蜿蜒缠绕在美丽的大山腰间。纳雍河区域，两山夹一河，风景如画。
起初，我们吃烙锅的只有七八个人，10个，15个，20个……路过且熟悉的乡亲都留下，队伍越来越大。在水头寨，社会人际关系仍然像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样，维持着以亲缘、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差序格局，每个人都可通过亲属、血缘关系的扩展，在村内延伸出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
啤酒一箱接着一箱，在凉风习习的纳雍河畔，快乐的欢笑声杂着酒令声飘荡。在乡村长大，最难忘的便是这温暖的乡情。
接连几天，我再也难在家里吃上一顿饭。每天中午开始，就有朋友邀约，大家知道我难得回家一次，希望我去家里坐坐。吃多吃少，我总要去领个情。在熟人社会的乡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有情有义是生活的准则，只有在生于斯、死于斯的人群里才能培养出这种亲密的关系。
乡村之所以能够成为“心灵的故乡”，不仅因为她有绿色的原野，还有淳朴的气息、浓厚的人情味、有滋有味的生活，这些由乡土、乡情凝聚的力量，是乡村的根与魂。
三、匮乏的精神文化生活
水头寨今年春节的一个大变化，就是赌博少了。
过去，水头寨是全镇闻名的文明村，鲜有偷盗、赌博等行为。有个村民喜欢赌博，被乡亲们冷眼相待。那时候，谁喜欢赌博，在村里人的心中，他就像染上了毒品一样，大家都会对他鄙夷不屑。如果未婚，连找媳妇都会成为问题。
2000年左右，赌博开始在村里流行。人们习惯的赌博方式一般有三种：打麻将、诈金花、推东风九。特别是推东风九盛行，一个庄家，三方下赌注，两张牌点数相加比大小定输赢，操作简单，老少皆可以参加，且没有人数限制。
2016年除夕上午，我在村口看到，一个村民不到两个小时就输掉了两万元。而这些钱，是他几年辛苦劳动的积蓄。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未成年的孩子参与其中，乐此不疲。
我不会打麻将，也不参与赌博，甚至成为一个笑柄。大家总拿我开玩笑：“你不抽烟不打麻将，在北京赚那么多钱怎么花？”
是什么让村庄的传统文化在慢慢解构？为什么人们对乡村古朴的道德感越来越失去尊重？村里的老人认为，是年轻人在外面带回来的陋习挑战了村里的优良传统。
20世纪90年代，村里开始有人外出务工。2000年左右，年轻人外出务工达到了高峰，全村几乎所有没有上学的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
我曾经到浙江台州深入了解家乡务工者的生活状态，他们身在城市，却并没有融进城市，更无法享受到城市精神文化，而传统道德对他们的约束力却越来越弱。下班回家之后，为了打发时间，他们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赌博。春节回到老家，他们又把这种不健康的娱乐方式带回了原本淳朴的乡村。
今年，整个春节我都没有见到一次推东风九。赌博现象为什么少了？
通过几天的观察我才发现，这并非是村民的自觉，而是“上面管得严”了。春节期间，我常看到警车来回穿梭，赌博成了公安部门春节期间重点打击的现象。在高压状态下，人们自然就收手了。
不赌博后的村民干什么呢？用堂哥的话：“拿酒出气。”堂哥有5个孩子，家庭负担重，却爱赌博。今年，他和嫂子闹矛盾，嫂子一气之下到浙江打工去了。春节回家，他告诉我，嫂子离开的两个月，他输掉了两万块钱。
痛定思痛，他发誓不再赌博。整个春节期间，我发现他的确没有参与赌博。不过，每天我都听他抱怨：“太无聊了！”
无聊的村民，只有喝酒打发时间。
正月初一下午，我带儿子在村里走走，想让儿子认识认识他父亲的村庄。在村委会办公楼旁，不知道什么时候修起了“水头上村民族文化广场”，广场的正中央是一个简易的舞台，舞台的背景板上，一行用A4纸打印的字要凑近才能看得清楚——“水头上社区返乡人仕新春联谊会”，主办者并没有意识到这里面有错别字。
经了解才得知，这是几个村民自发组织的活动，活动的内容是请人到广场上唱山歌，主办者希望大家捐款资助。可是村民有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认为，光是唱山歌太单调了，没有年轻人喜欢的内容，所以捐款者寥寥无几。
舞台上，几个小孩握着话筒，唱一些儿歌。广场的一侧，20多位村民围坐成一圈，在依酒令喝酒。偶尔，一两个有酒意的人上去，学着在城市KTV的样子，手拿话筒东倒西歪，撕心裂肺地唱喊一曲。从早到晚，噪音不时响起，搅乱了山村的安宁。
农村赌博盛行、封建迷信抬头，正是源于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匮乏。作为文化系统的毛细血管末梢，农村的文化建设常常被忽略。一如水头寨，过去几百年没有文化活动场所，如今有了场所，却没有内容。村民的娱乐方式，主要是看电视、聊天和喝酒。
我去过一些村庄，村委会挖掘和利用乡村文化资源，并加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办起了乡村春晚，不仅丰富了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而且使传统文化得到有效传承、发展。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村庄，水头寨各民族都有多彩的文化。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按理来说水头寨拥有足够多的资源和优势。缺少的，其实就是谁来组织。
农民是一个个分散的个体，他们的精神振作离不开个体自觉，更离不开整体化的组织。贺雪峰在《新乡土中国》里写道：“当前农村，真正糟糕的恰恰不是物质生活条件的不足，而是精神生活方面存在问题……今天，中国农民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真正获得了大量闲暇时间，如何让闲暇时间变得有意义成为巨大的问题。”
水头寨也一样。
四、乡村遇见“城市病”
大约从2016年开始，水头寨人发现，春节期间乡村公路成为“停车场”，出行成了大问题。
春节期间，我走访了几个村庄，和水头寨一样，农村无处不堵车。特别是乡镇的街道上，车流如织、喇叭声震天，一堵几小时的情况屡见不鲜。
小时候最稀罕的事，就是见到汽车开进村庄。我记得，邻村有个人在县政府给领导开车，他时常会把车开回家，就停在我们村口。每当听见喇叭声，我们便知道他回来，于是放下手上的一切事务，疯跑过去看车。那是一辆老式吉普车，短小的车身，高高的轮胎，每次来，总会吸引大批孩子围绕着它转。
10年前，一些人开辆车回家，还要按按喇叭炫耀一下。而如今，乡村道路上，挂着天南地北车牌的各品牌小汽车随处可见。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穿梭在水头寨的小汽车，牌照主要是三个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挂浙江牌照，三分之一挂贵阳六盘水等地牌照，三分之一挂本地牌照。
为什么浙江牌照如此多？水头寨及周边村庄的人外出务工，80%以上选择去民营企业发达的浙江。一些年轻人赚到钱后，便在浙江买了车。春节回家，车票难买，有车一族就自驾回家了。
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千里迢迢驾车回家，还在于向亲人宣示——打工者也买得起汽车。
春节见到表弟，他开着一辆还没有上车牌的越野车。我问他这车多少钱，他说：“全部办下来12万。”我恭喜他加入有车一族，他却告诉我：“买车实属无奈之举。”
原来，这几年，他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买了车。每到春节，大家相约串门时，唯有他没有车，感觉脸上无光。去年，两口子在浙江打工，辛苦一年存了6万元，回家便按揭购买了这台车。
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车。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汽车还是一个奢侈品。不过，你买，我想方设法也得买，不甘于落后。
车辆的猛增，直接导致了农村堵车，这只是其一。农村道路规划的滞后和停车场的缺乏，也是主要原因。
拿水头寨来说，尽管通行政村的公路已经全部硬化，不过，这条道路宽只有约4米，全村没有一处停车场。车辆就这样横七竖八、见缝插针地停靠在路边。在村里驾车，我最怕的是会车，并不宽敞的公路，一侧是悬崖峭壁，稍不注意，就会车毁人亡。
从水头寨旁边穿过的国道更不容乐观，由于水头寨地处黔中水利枢纽工程库区，春节期间，大量外地人驾车到此进行野外活动。由于没有规划的停车位，这些私家车任意停放，毫无章法，有的甚至直接占路停放，造成本来就不宽的道路越发狭窄难行。
春节堵车，只是特殊时期的个案。但是，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拥有私家车的农民将越来越多，加上农村正逐渐成为城市人旅游度假目的地，若不及时提升农村道路、配套建设停车场，交通拥堵这个城市的疑难杂症将会向农村转移，迟早会成为农村新的安全隐患。
五、村民还在彷徨吗
前文提到，2012年，我应约写了一篇题为《一个西部民族乡村的春节图像》的文章。这篇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写的是村民的彷徨。内容如下：
腊月二十八，在浙江打工的表弟来家玩。表弟今年过年回家，是因为在浙江找不到事干了。
表弟今年18岁，原本学习成绩不错，两年前，却突然辍学出去打工了。在家乡，像他这样初中未毕业就选择打工的人很多。我一直很纳闷，为什么一些成绩优秀的学生，发生了这样巨大的转变？后来我发现，这一切都源于“榜样”的力量。
过去，村里人欣赏靠读书走出大山的年轻人，读书蔚然成风。然而，几年前，陆续有一些中专甚至大学毕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读书无用论”逐渐在村里蔓延开来。
而村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则成了乡村的一道风景。每年春节，这些染着各色头发、穿着时髦的年轻人都能带回来大把的钞票。对于几乎没有走出大山的孩子们来说，这些不再伸手向父母要钱的伙伴们，是他们的榜样。
表弟就是在这些“榜样”的激励下，毅然选择辍学的。然而，到了城市，他才发现，外面的世界并不是他梦想中的那么美好，也没有那些“榜样”所说的那么精彩。由于没有一技之长，他在城市里干的都是苦力活。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表弟觉得城市不属于自己，但他也不可能像父母那样再去地里干活了。正月初八，表弟带着迷茫离开了家乡。他再次返回浙江，尽管还不知道能否找到工作。
和表弟一样，守在土地上的乡亲们也开始产生迷茫。以前，乡亲们视土地为生命，我的小姨嫁给姨父时，看中的就是他家的地多。不过，近年来，尽管国家取消了农业税，但是，坚守土地的人们还是发现，一年下来，种地很不划算了。在山头上，大片土地被撂荒。但是，如果不种地，又不能外出打工，他们靠什么活下去呢？
最迷茫的要数老人和孩子，如今，乡村的主力军是他们。养儿不防老，近年来，乡村出现了很多老人过世了，孩子还在赶回家路上的状况。连为父母送终都困难，赡养就更不用提了。而众多的留守孩子只能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父母们外出奔波的理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然而，由于父母的缺位，这些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不仅少了亲情的关爱，而且缺少管教，很多传统道德观念在他们的意识里淡化。
无疑，乡村在进行着一场博弈，对抗的双方是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看来，双方尚未分出胜负，只剩一片混沌。
六年过去了，村民们还在彷徨吗？
正月初五见到表弟，他开一辆福特轿车，多了一些沉稳，少了一些迷茫。外出打工的第二年，他便结婚了。如今，两个儿子已快到上学的年龄。
表弟依然在浙江打工。“谈不上喜欢城市，但是也不想回村种地。”他说，“先这样干着吧，走到哪步打哪步的算。”
2019年10月的一天晚上，我刚刚洗漱完毕准备上床睡觉，突然收到另一个表弟的电话。他在电话中告诉我，那个开福特轿车的表弟要离婚，让我劝劝。
我拨通了小姨的电话，想了解一下这个表弟要离婚的原因。小姨一直在等待我这个电话，对于孩子们的选择，她无能为力，几次想给我打电话，让我出面劝说，又觉得不好意思，自己孩子的事，该说些什么？
表弟和弟妹在杭州，小姨带着他们的两个儿子在台州，她不知道孩子们要离婚的理由，只知道近来两个孩子经常吵架。
其实，我早就隐约感觉到，社会这个大染缸，早晚会让他们的感情出现破裂。
表弟是货车司机，早起贪黑。弟妹在浙江一家小超市里当收银员，也不常回家。我是通过他们的微信觉察到变化的。表弟的微信里，几乎每天都有“酒”，即便一个人吃饭，桌上也少不了一瓶“江小白”。弟妹的微信里，光临各种KTV的场景每个月都会出现几次。
外面的世界，有人感觉到累，有人感觉到新鲜。
第二天，我打通了表弟的电话。对于夫妻之间的事，他不愿意向我多说，我也就没有追问。我只是告诉他，既然当了父亲，就要尽责，还是把孩子接到自己的身边。另外，如果觉得外面的世界太复杂把控不住，还是回老家吧。祖祖辈辈都能在老家生活，还差你一个？
表弟说，他也想回家，但是不想再种地了，回家吃什么、花什么？表弟陷入了深深的彷徨。
我不敢给表弟拿主意，毕竟，日子要靠他自己去过。
在农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被撂荒的土地越来越多，留守老人和儿童依然看不到亲情团聚的希望。我将在下文中具体写写他们的生存镜像，这里先暂时不多说。
正月初七一过，年轻人们背着行李，义无反顾奔赴远方，乡村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故乡，只能安放乡愁，却难以承载躁动的梦想。
乡村还在进行着博弈，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抗，依然没有分出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