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自拔——用绘画疗伤

休学以后的三毛，终日忧闷而不快乐。她被带去看医生，结果，医生给她测的智商仅有60分，接近于低能儿水平。

小小的三毛，属于她的天地，只是那幢日式的房子、父亲、母亲、放学归来的姊弟。但即使是这些人，她也绝不主动去接触。向街的大门，对她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街上本没有她可走的路。

三毛唯一的活动，就是在无人的午后绕着小院的水泥地一圈一圈地溜冰。

轮式溜冰鞋，在水泥地上，滑出刺啦刺啦刺耳的声音，单调而乏味。那个转不出圈子的少年，把所有的心事都锁进了这个小院，沉默无语。

初休学的时候，陈嗣庆曾经把三毛转进美国学校，又送她去学插花、学钢琴、学国画。而这些苦心全都不成功，没有哪一件事情，能让三毛走出自己的枷锁。父母用尽一切爱心和忍耐，却找不出三毛自闭的症结，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只有令三毛反抗更重，后来，三毛就再也不出门了，直到姐姐生日那天，三毛“遭遇”了一幅画。

三毛其实对美术，终其一生是挚爱的。她对美术的爱，最早萌芽在小学。

那天，三毛照样倒挂在单杠上，一直挂到流鼻血。当她用袖子擦鼻血的时候，一个驻扎在三毛学校里的部队军官偶然路过，看到这情形，便让三毛随他去大礼堂后面的房间，用毛巾擦一下脸。军官给她擦脸，三毛站着不动，也就在那一霎那间，她看到他的三夹板墙上，挂了一幅跟报纸差不多大的一幅画，画中，有一张天使般焕发着一种说不出有多么美的女孩子的脸。

那内心的震惊，就如三毛在《一生的爱》中所描述的一样，“就如初见杀狗时所生出的激荡，澎湃出一片汪洋大海，无法用任何言语来替代……就像一场惊吓，比狗的哀鸣还要惊吓。”那种惊吓，是画面的美带来的。透过这幅画，三毛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美的真谛。

三毛看的第一本画册，是二堂哥陈懋良给他看的，西班牙大画家毕加索的平生杰作。

陈懋良当时与三毛一家同住，因为他的父母亲要去香港一段时间。上高中时，陈懋良爱上了音乐，他立志要做一个作曲家，不肯再上普通学校，并且当着三毛父亲的面撕掉了学生证。大人们只好忧心忡忡地顺着他，把他送到萧而化老师那里，做了私人的学生。后来，陈懋良真的实现了自己的儿时梦想，成为了一名作曲家。

三毛初二时，也步二堂哥后尘，休学了。两个休学的孩子在一起，就像两匹黑羊，成为好朋友，常常在一起研究音乐和美术。

当三毛看到毕加索的画以后，惊为天人。“嗳！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想看的一种生命，在他的桃红时期、蓝调时期、立体画、变调画，甚而后期的陶艺里看出了一个又一个我心深处的生命之力和美。”

毕加索的画风和梵高明显不同。梵高的作品充满了阳光下的鲜艳色彩，那些向日葵在他笔下闪耀着金黄色的耀眼光芒。而毕加索总是用色调布满整块画布，尤其在他的蓝调时期，画中几乎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蓝色的，连太阳都散发着蓝幽幽的光，显得阴郁而寂寞。

或许，正是因为同样的阴郁和寂寞，三毛一看到毕加索的画，就疯狂地爱上了他。她对自己说：将来长大了，去做毕加索的另一个女人。她把毕加索在法国的古堡图片看了一遍又一遍，生怕自己长不快，生怕毕加索不能等，一定要急着长到18岁，请他留住，不要快死，直到她去，献身给他。

回到三毛姐姐生日的那天。生日会上，一个叫陈骕的男孩趴在地上，为大家画了一幅骑兵队与印第安人惨烈战役的战争图。三毛没有挤着去看，当大家全都去到院子里的时候，一个人偷偷拾起那张画，悄悄看了个够。

后来，陈骕告诉她，他师从顾福生学油画。

在台湾，稍微关心艺术的人都知道“五月画会”。画会的名字灵感来源于巴黎的“五月沙龙”，是1957年台湾画家刘国松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校友一同组成的画家协会，也是台湾艺术史上重要的画会之一，固定在每年五月举办画展。在20世纪60年代，“五月画会”以大胆的画风、主张自由的绘画题材、概念、绘画方式等成为台湾现代绘画的前卫团体，当时仅有另一个组织“东方画会”能与之比拟。刘国松、顾福生、黄显辉、李元亨、韩湘宁……那些家喻户晓的大画家，对当时的三毛来说，无异于远天的繁星，可望而不可及。

然而，想都不能想到，因为这幅画的神秘牵引，三毛被介绍去做了“五月”的学生。

第一个老师，就是顾福生。

长期闭门不出，三毛很惧怕走出大门，去迎接一段新生活，第一回约定的上课日就把自己锁在家里不肯去。母亲打电话去改期，三毛一个人趴在床上，静静地撕扯枕头套里的棉絮。

终于站在泰安街二巷二号的深宅大院外，三毛犹犹豫豫按响了门铃，然后拼命克制自己那份惧怕的心理，告诉自己：不要逃走！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要再逃了！

穿过杜鹃花丛的小径，三毛被领到大房子外另筑出来的画室，进入了满墙满地都是油画的房间。三毛背对房门静静站着，背后纱门一响，她不得不回首，那一刻，她看见了后来改变了她一生的那个人。

有些人，对自己，是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可以表述的。直到许多年过去，半生流逝之后，三毛才敢讲出初见恩师的那一次“惊心动魄”。如果人生有什么叫做一见钟情，那一霎间，三毛的确经历过。那件鲜明的正红V领毛线衣，就在黄昏下台北泰安街那条巷子里发出夺目的光，成为一种寂寂永恒。

顾福生知道三毛没有进学校念书，因此他表现得十分自然，没有进一步追问。三毛第一次作画提笔半天也画不出来的时候，老师温和地接过她手中的画笔，给她作示范。三毛没来由地接受了他——一个温柔而可能还了解自己的人。但是，无论三毛付出了多少的努力和决心，笔下的东西仍不能成形。在跟那些素描挣扎了两个多月之后，原本自卑的三毛变得更加神经质，她开始渴望长门深锁的日子，躲在锁的后面，没人能看出她的无能，起码那还算是安全的。她的歉疚日日加深，终于忍不住开口对老师说：

“没有造就了，不能再累你，以后不要再来的好！”

听了三毛的话，顾福生深深看了她一眼，微微笑着问：“你是哪一年生的？”

三毛答了，他又慢慢地讲：“还那么小，急什么呢？”

“你还那么小，急什么呢？”慢悠悠的一句话，竟让三毛伏在膝盖上，哭了个稀里哗啦。

遇见顾福生，真是三毛一生的转折点。在那么没有天赋的学生面前，顾福生从没有讥笑、打击，反而付出了无限的忍耐和关心。他从来没有流露出一丝一毫的不耐，甚至于在语气上，都是极温和的。

他开始疏导三毛的情绪，不给她钻牛角尖，画不出来，停一停，带她去看自己的画作。那些苍白纤细的人体，半抽象半写真的油画，给了三毛很大的启发和感动。

“下次来，我们改画水彩，素描先放下了，这样好吗？”送三毛出门的时候，顾福生突然说了这句话，用尊重的，商量的口吻。临走，他还拿了一本《笔汇》合订本和几本《现代文学》杂志，让三毛带回家去看。

在累得几近虚脱的阅读里，三毛看到了陈映真写的——《我的弟弟康雄》。那一刻，她的心像极了胀饱了风的帆船，又是欢喜，又是兴奋——原来自己并不寂寞，原来世上有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灵魂啊！

就像一把生锈的古锁，被一把锃亮的钥匙，轻轻一桶，啪，开了！寂静的院子里，你清楚地听到锁心打开时那清脆的回响。

再见老师的时候，三毛说了又说，讲了又讲，问了又问，像是完全换了一个人。

顾福生靠在椅子上，微笑地看着三毛，眼里却露出了欣喜。

“今天画画吗？”他笑着问。

“好呀！你看我买的水彩，一大堆哦！”三毛热情地回答。对着一丛剑兰和几只水果，她刷刷下笔乱画，自信心来了，画坏了也不在意，只管大胆上色，背景是五彩的。

那是三毛进画室的第三个月。活泼了的心、突然焕发的生命、模糊的肯定、自我的释放，都在那一霎那间有了曙光。

那曙光，是顾福生给的。

三毛在画一只水瓶的时候，顺口喊了一句：“……我写文章你看好不好？”

“再好不过了。”顾福生答道。

于是，三毛回去就真的写了，认认真真地写了誊了，交给了老师。交完以后，那份去不掉的自卑心又开始作祟，打败了没有自信心的自己，三毛不敢见老师，又谎称病逃了课。

再去画室，顾福生淡淡说了一句：“你的稿件在白先勇那儿，《现代文学》月刊，同意吗？”

那一句轻描淡写的话如同雷电，击在三毛身上，她已经完全麻木了。白先勇、《现代文学》，那些曾经她想都不敢想的名字和事物，如今，神话一般，竟也和他们有了一星半点的联系，自己写的习作，竟也将变成铅字印在上面，哦，这该是多么令人惊喜的一个礼物啊！对别人，这或许是一件小事，对当年的三毛，却无意间种下了那颗一生执着写作的种子。

一个将自己关了将近四年的孩子，一旦给她一个小小的肯定，都是意外的惊惶和不能相信。在长长的等待中，三毛感觉自己煎熬得几乎都要死去。

当她从画室捧着《现代文学》跑回家，几乎是狂喊起来：“爹爹！”好似要喊尽过去永不说话的喑哑灵魂一般。

三毛，一个曾经的喑哑灵魂，虽然在绘画方面屡屡挫败，却在“有如教育家”的顾福生老师点拨和提携下，在另一片文学的天地里，收获满怀。就像一颗沉寂已久的种子，在阳光雨露中慢慢苏醒，发出一点嫩芽，抽出两片绿叶，一点一点，缓慢但却执着地向着蓝天生长。

当年的那间画室，将一个不愿开口，不会走路，也不能握笔，更不关心自己是否美丽的少年，滋润浇灌成了夏日第一朵玫瑰。而顾福生，就是玫瑰园里那个提壶浇灌的园丁。

三毛其实早在小学就已经显露出写作的天赋，直到初一初二都是满篇红彩——整篇文章被老师用红圈圈一路陪伴到底，尚加“优极”评语。她的作文永远被贴上壁报，“省际演讲比赛”的讲稿也都是自己动笔，不须老师费心。她还制作了“手抄本”小说，在同学间广为流传。老师常常一上作文课，就会说：“三毛，快快写，写完了站起来朗诵。”

1962年，休学中的三毛交给老师的习作《惑》，被顾福生介绍给白先勇先生的《现代文学》，刊登在这份著名月刊的第十五期，时间是1962年12月20日。这是三毛第一篇刊成铅字的作品。那时候，《现代文学》出的一批作家，有写小说的王文兴、欧阳子（洪智惠）、陈若曦（陈秀美），有诗人戴天（戴成义）、林湖（林耀福），有翻译家王愈静、谢道峨、何欣，有后来在美国成为学者的李欧梵，成为社会学家的谢杨美惠等等，几乎每一个都堪称大家。三毛稚嫩的作品与这些大家的作品一起印成了铅字，端端正正地放在杂志摊上，等着别人掏钱来买，这份骄傲和幸福的滋味，旁人是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到的。

后来，三毛又幻想了一个爱情故事《异国之恋》，悄悄试投给一家报社，过了不久，竟也刊了出来。再投《皇冠》，小说《月河》也发表了。还有发表《极乐鸟》的《人间》、发表《雨季不再来》、《一个星期一的早晨》的《出版月刊》、发表《秋恋》的《中央》。

实在要感谢那些只论文采不论关系的编辑，认同了一个花季少年的文字。倘若放在如今这个唯利是图的社会环境，三毛的命运，那刚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会不会被轻易扼杀呢？

那一年，三毛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Echo。一个回声。希腊神话中，恋着水仙花又不能告诉他的那个山泽女神的名字。

学画第十个月，等其他同学全都散了，顾福生告诉三毛，再过十天，他就要远行巴黎，以后不能教她了。

那第一秒反应，三毛闭住了自己。在她心中，原本以为，跟着老师画画，这就是生命的全部。

而终于，无论三毛如何不情愿，顾福生老师还是登上了“越南号”，远赴巴黎。那艘大轮船，同时也载走了三毛失落的心。她曾经偷偷写过好几张纸那么厚的信想交给他，终是交不出而撕掉。

顾福生临走前，认认真真的，把三毛托付给了韩湘宁——一个三毛称之为“小王子”的人。

韩湘宁是个活泼明朗的人，纯净的个性里面，不乏睿智敏捷。如果说，顾福生老师寂泊而又极精致，他第一个进入三毛的生命，像一道闪光，深刻、尖锐、痛楚地直刺人心，激起了三毛生命里最自拔不了的迷茫，那么，韩湘宁老师就像五月早晨的微风，透着明快的凉意，他使三毛看见了快乐，并将心中的快乐传染给了其他人。

韩湘宁老师的教学方法很动态，把学生往外引，推动她们去接触一个广泛的艺术层面，带三毛一帮学生去看别人的画展，带她们出去写真，还听演讲、看舞台剧和电影，带给学生无限生动又活泼的日子。他本人很爱讲话，嘻嘻哈哈，很有玩心。总是穿着鲜亮的白衬衫，像极了童话中的小王子。

这个不带长围巾的小王子也有发脾气的时候。一次，韩湘宁外出办事，回来见三毛的素描又是一塌糊涂，什么话也没说，拿起石膏像就往地上摔，三毛赶紧蹲下身子去捡那一地碎片。但其实，她的心里却是不怕的，因为她知道韩老师——是假凶的。

韩老师的画，最感动三毛的，是一张白马图，大号的，很壮美，用的是淡褐加橄榄绿的背景色。

但就是这个快乐又单纯的小王子，有一天终于也要离开，奔赴美国纽约。

韩湘宁老师临行前，介绍三毛去了彭万墀的画室。那一年，三毛十九岁。

和顾福生的寂淡精致以及韩湘宁的快乐单纯不同，彭万墀老师在三毛眼里，是一尊“厚厚实实的塑像”，给人的感觉那么刻苦、简朴、诚恳又稳重，扎扎实实的一个人，就像是一个苦行僧。第一次上课，他就亲自给学生作模特，左手垂着，右手五指张开，平摆在胸前，穿着一件质地粗糙，暗蓝色圆口大毛衣，不说话也不动，像石头一样。

在彭老师的画室，三毛头一次安安静静，认认真真习画。她不敢在里面发呆做梦、不敢嬉笑、不吃东西、不讲闲话，喜欢用一把调色刀一块一块上色，而不是用笔。在那里，她画了不少静物。

和前两位老师一样，彭万墀老师当年也是二十三四岁的年纪，可就是这二十三四岁的小老师，对学生却有着一股和他的年纪不相称的父爱，对朋友也是。三毛曾回忆道，他总是尽心尽意，“一种辐射性的能，厚厚的慈光，宗教般地照射着我们”。他“把内心不稳重的孩子脚底灌下铅，使我们步步踏实”。因为彭老师，三毛不再排斥那些粗瓶子和铁榔头，头一回感到分量的重要。

三毛今生，很多的第一次，就是在那段学画的时期获得。第一次文章发表，第一次结交朋友陈若曦（陈秀美）。第一次抛开素淡穿色彩鲜艳的衣服，来自顾福生老师；第一次看见白马，来自韩湘宁老师；第一次画画拿奖，来自彭万墀老师。

顾福生是一个转折点，改变了三毛的少年时代；白先勇，又无意间拉了三毛一把；而三位不同性格却同样负责任的美术老师，一点一点，把三毛从自闭的状态中向外拉，培养她的自信心，引领她挺直胸膛，擦亮眼睛望外面的世界。她不再是那个黄昏里在荒荒凉凉的松江路大水泥筒里钻进钻出自以为乐，看到白先勇慌不择路转身就跑的胆怯女孩。

是他们，像一站一站交替的接力棒，拯救了一个孩子的未来。

三毛是不幸的，三毛又是幸运的。生长在民国时期学术氛围浓厚的台湾，得遇如兄如父的三位恩师，为她已经偏离的人生航道点亮了灯塔，照亮了她前行的道路。

多年以后，三毛在她的书中这样写道：

“今天，能够好好活下去，是艺术家给我的力量，他们是画家，也都是教育家，在适当的时机，救了一个快要迷失到死亡里去的人。”

“我只有将自己去当成一幅活动的画，在自我的生命里一次又一次彰显出不同的颜色和精神。这一幅，我要尽可能去画好，作为对三位老师交出的成绩。”——三毛《我的三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