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之初

在历史上，日本确实曾经是中国的学生，即使在今天，日本人也没有掩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痴迷与垂青。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事实上也早已融入日本民族文化中，成为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难能可贵的是，对中华文明的采撷，日本人并不拘泥于中华本色而故步自封，而更善于在此基础上进行创造，去粗取精，推陈出新，由此而渐趋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

1.山与海的交织

对于日本的研究，1946年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的出版，被誉为“现代日本学的开端”，其研究结论曾直接被用于战后美国对日政策。从《菊与刀》一书中，我们读到的日本人形象是极端矛盾对立、分裂的人格：日本文化充满了悖论，日本文化具有井然有序的社会等级制度，但社会又认可无序状态的存在；日本人生性好斗又非常温和；坚决忠贞又易于食言叛变；他们在乎社会规范的约束又会放荡不羁，注重自己外在形象又会毫无顾忌；既自傲自大又自卑自怜；既能完好地保持自己的传统又易于接受外来文化。没有一种文化能像日本文化那样充满了矛盾而这些矛盾又共生并存在同一种文化中。11

这段被广泛应用的精辟之论，也确实彰显出日本民族的极端复杂性。不过，“菊与刀”的阐释未免局限于文化因素。在日本文化中，不仅菊与刀，还有山与海。在所有关于人类文明的理论中，“地理决定论”可以说是最为流行的一种诠释，尽管它屡遭批评，但是在人类文明之初，自然因素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绝对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地理决定论依然是一种十分重要而有效的解释方式。

从地理上看，大海环抱中的日本，宛如汪洋中一片脆弱的树叶，孤寂与惶惑如影随形。日本75%的国土都覆盖着山地丘陵，盆地、平原只在山间和沿海零散分布。由于平原面积狭促，人类的城镇也不得不建在火山脚下，危险随时可能降临，这一切使得古代日本人产生了对神秘莫测的大自然的强烈崇拜。而生活在群山之中的日本人，与流水、密林、万物和谐相处，他们认为身边的自然就是美，无论是枯藤老树，长满青苔的石头，草深林密，草稀花疏，都可以在一草一木中把握四季变化之微妙。日本历史学家林屋辰三郎（1914—1998）说：“古代日本人的思想，基本上是来自自然。正如人们认为草木会说话一样，过去可以在林木中发现精灵。”12（图1-1）

与此同时，资源匮乏，地震、海啸、台风等灾害频发，促使日本人从小就养成一种特有的危机、忧患意识，也塑造了日本人孤寂、内敛的岛国性格，激发出日本人对世事无常的感慨。日本诗人原石鼎写道：“山谷明月光，流萤皆彷徨。”公元14世纪的随笔集《徒然草》中也曾言：“如果化野的朝露不会消失，鸟部山头的青烟一直弥漫在天空，将是何等的索然无味！正因为这世上一切都是无常的，所以才格外美好。”这种无常之美在日语中被称为“物哀”，最具象的体现便是对樱花的喜爱。樱花熬过酷暑寒冬，在春天放肆地绽放，却在短短一个星期的花期内瞬间零落，极尽绚烂。故而，在日本人眼中，美不只存在于创造，也存在于毁灭，生与死由此实现了统一。

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的中国家族式群居生活不同，日本列岛狭长、封闭的地理特性和日本人孤立的、封闭的“岛国意识”，使各个区域的人们在古代形成了非血缘式的协作群体。有这样一则笑话：有一座客轮即将沉没，船长命乘客跳海求生。他对美国人说：“跳下去，你就是英雄。”于是，美国人跳下去了。他对意大利人说：“跳下去，你会赢得女人青睐。”意大利人也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他对德国人说：“按规则，你应该跳下去。”德国人二话没说跳了下去。最后，船长对日本人说：“大家都跳了。”于是，日本人就跳了下去。这则善意调侃，侧面凸显了日本国民在行为选择上的趋同倾向，即集团主义。14

而当村落地域的封闭性被打开之后，就逐步形成了以强者为中心的区域性集团和全国性集团。典型的，如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在统一之后，便形成以将军为中心的武士集团。武士集团内部是一种等级森严的纵向集权结构，上级对下级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当这样的纵向结构与对天皇的崇拜结合起来时，全日本就会形成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最大纵向集团——国家。在这个以天皇权威为中心的大家长模式中，每个成员团结协作，形成了家业集团与国家集团的一致性意识，也使得日本人极易产生整个民族的一致行为。

群山挤压了日本人的生存空间，影响日本人的第二大因素便显得极为重要——海。日本国土被海洋完全包围，不与任何国家的陆地相连。大海如此广阔、富饶，对日本人而言，学会在海洋中生存就变得极为关键。

日本浮世绘——神奈川冲浪里15（图1-2），画面远方矗立着富士山，而前景是翻卷的巨浪，船上的日本人团结合作、逆境求生。其中一条船几乎被淹没、只露出两个人头，而其他两条船也在飘摇中坚持。这幅作品将影响日本的两大关键元素，“山”与“海”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山代表着灾难频发、世事无常却依然深爱的家园，是日本文化中的内核。海则代表着困难重重，但前景无限的远方，是日本文化的外壳与延伸。只有冲向海洋，才能寻得光明的前景。这幅作品似乎也成为日本文明发展进程的最佳诠释。

2.采撷中华

历史地看，在世界各国文明中，中华文明可谓独树一帜，成为古代农业文明的典范。在先秦之际，经过思想层面的百家争鸣，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导型意识形态，相应地，儒家的伦理价值也日渐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华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受外来文化尤其是印度佛教的影响，而产生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在具体的器物文化层面，则有农具、武器、纺织、陶瓷、汉字、书法、绘画、茶道，等等，别具一格。就这样，中华文明以泱泱大国的姿态，长期影响着周边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的朝鲜、日本等国，长期以来，一直围绕着中华帝国而运转，无可选择地成为中国文化的学习者。

史载，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山海经·海内北经》说：“盖国在矩燕南、倭北、倭属燕。”这是关于倭国的最早文字记录。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后汉书·东夷传》还记载，汉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17。而记述最为翔实的当属陈寿的《三国志》：“倭人在带方东南大海之中，依山岛为国邑。旧百余国，汉时有朝见者，今使译所通三十国。从郡至倭，循海岸水行，历韩国，乍南乍东，到其北岸狗邪韩国，七千余里，始度一海，千余里至对马国。”

公元5世纪，日本逐渐从部落割据状态发展成统一的大和国。公元7世纪初，日本的圣德太子在致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这就是日本国名的雏形。圣德太子是日本一位很有治国才能的传奇人物，他确立了“冠位十二阶”，又制定“宪法十七条”，将日本从原始野蛮带进了文明开化。《新唐书·日本传》中记载：咸亨元年（670年），倭国遣使入唐，此时倭国已“稍习夏言，恶倭名，更号日本。使者自言，因近日出，以为名。”这意味着“日本”作为正式国名的正式确立，其后沿用至今。此外，“扶桑”“东瀛”也是日本国名的别称。

在政治体制上，与中国王朝频繁更替不同，日本从古代起没有改换朝代，一直是天皇制度的“万世一系”：所有天皇都来自同一家族，从来没有出现过王朝更迭，并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世界历史上流传最长的君主制度。

公元645年，日本孝德天皇（587—654）在参酌日本旧习的基础上，通过仿照唐朝官制，颁布《改新之诏》，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废除世袭氏姓制”“设立中央集权机构”“废除皇室和贵族土地所有制及部民制”“实行班田收授法”“建立租庸调制”及整顿交通、军事制度等，史称“大化改新”——这是日本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开始。

公元10—11世纪，日本国内武士势力日渐发展，建立起日本独特的幕府政权。幕府一词原指出征时将军的府署，后又指以将军为首的中央政权。日本最早的幕府始于1192年源赖朝（1147—1199）建立的镰仓幕府（今东京附近）。自此，日本进入幕府时代。从镰仓幕府建立之日起，至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倒幕”之前，日本先后经历了镰仓幕府、室町幕府、明智幕府、德川幕府18的演变，历时近七百年之久。

在幕府时代，以将军为首的幕府与以天皇为首的朝廷是并存的，将军虽然并不太理会天皇的意愿，但都承认自己是由天皇册封的，并挟天皇“以令诸侯”。幕府政权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御家人制，“御”是敬称，“家人”可以理解为家臣。幕府将军（征夷大将军）与御家人结成主仆关系，而维系这种主仆关系的纽带则是“御恩”与“奉公”。“御恩”的主要内容有：幕府承认御家人原有领地的所有权和支配权；赐予御家人新的领地；调节各国之间的纠纷，保护各国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向朝廷推荐、赐予御家人官职。而御家人对于将军“御恩”的回报，就是“奉公”，主要内容有：战时服从幕府指挥，承担军役；各国轮番承担皇宫、幕府警卫的任务；向幕府课税，承担皇宫、幕府、院和神社的修葺费用等。在御家人制体系中，获得幕府将军承认的各国国主尽管在名义上是将军的奴仆，但是除了领受“御恩”和承担“奉公”之外，各国完全独立，既不受幕府的干涉也不受朝廷的干涉，而是自行统治本国的人民，国主也是代代世袭，不过，继承人要获得幕府的认可。

在文化上，日本从大化改新起开始大规模接受以儒学为尊的汉文化。这从历代天皇的诏书中略见一斑，如“君以民为本”“此益朕政教民于不德”“天津日嗣之御位，天所授赐”等。在儒学影响下，朝廷奖励孝道。凡世代孝顺的家庭，便豁免租调，表彰乡里，称作“义家”。在《赋役令》中也规定，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要向太政官申报，在乡里进行表扬，并豁免徭役，等等。

这种对汉文化的吸收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尤其自公元7世纪初至9世纪末这段时期里，日本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堪称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壮举（图1-3）。其中的著名人物如吉备真备，他在唐留学17年，回国后曾官至右大臣。还有阿倍仲麻吕，他19岁入唐留学，改名晁衡，他精通汉学，与大诗人李白、王维等交往甚密。753年，阿倍仲麻吕回国，讹传他在途中遇难。李白曾作《哭晁卿衡》哀悼：“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在日本大批留学生来中国的同时，也有不少中国学者、高僧到日本去传播中国文化。譬如，8世纪中叶，年逾花甲、双目失明的中国高僧鉴真及其弟子，历尽周折，东渡日本，带去了佛教各宗经典和汉学文化知识。对此，日本人曾称赞道：“禅光耀百倍，戒月照千乡”。

佛教传入日本之前，日本人信仰的是从原始宗教逐渐演化而来的神道教，和很多原始宗教一样，这种宗教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圣德太子摄政时期（593—621），佛教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并逐渐取代神道教而成为官方宗教，成为日本人精神生活的基调。在这种多元宗教并存的情势下，原先的神道教通过吸收某些佛教教义和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念，也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在这一宗教体系中，天皇被宣扬为天照大神的后裔，据“神敕”实行世袭统治；天照大神属下的诸神则是日本人的祖先。在神道教的笼罩下，日本也因此被称为“神国”，祭祀场所则被称为“神社”或“神宫”。

总体来看，日本当时的文化意识形态是本土的神道与外来的佛教和儒学的融合。其中，神道教由于保留了诸多原始宗教残余，且没有系统的经典和完备的宗教组织，故而无力与佛教竞争，长期处于依附地位，从而形成“佛主神从”的意识形态格局，神道教所奉之神被解释为佛教的保护神。随着12世纪武士集团的崛起，来自宋朝的禅宗成为武士阶层的主要文化偏好。到了江户幕府时期，佛教衰落，德川政权在由武统到文治的转型中，独尊儒术，把朱子学作为官学，有时甚至视其他思想为异学，是“谋反之学”“蛇蝎之学”；在这一时期，神道教也吸收中国理学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新政府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3.传承与创造

可以说，在日本历史上，由于中国文化的熏陶无所不在，对中华文化的信奉也因此成为日本人一种恒定的心理情结。唯其如此，传统的日本人便常常自认为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史载，当年南宋王朝由于被蒙古征服，南宋君臣最后在崖山集体蹈海。为此，日本举国戴孝，认为中华正统文化已灭，唯有日本延续了中华文化之传承。不过，日本人对中华文明的采撷，并不拘泥于中华本色而故步自封，而是渐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就语言而论，日本原本有语言而无文字，日本语音中80%左右是汉语的变音。而汉字的输入和传播，现有最早的文字记载为：公元248年，王仁从百济东渡日本，献论语十卷及千字文一卷，汉字逐渐成为当时日本唯一的正式文字。至8世纪中叶，日本人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开始用汉字楷书的偏字造成片假名，又用汉字草书的偏旁造为平假名，作为注汉字音及标注日本语音之用，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此后，日本绝大多数书籍都采用日本文字（假名）记述。不过，汉字仍然常常与日本的假名混合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建议日本废除汉字，使用日语罗马字，但日本人罕见地拒接了美国意志，认为“汉字是日本国家的文化根本，必须与天皇制度一起保留”。当时，日本政府颁布《当用汉字表》，字数共1850个。1981年，日本政府又颁布《常用汉字表》，字数增至1945个。2010年，日本文化审议会汇总了新常用汉字表的最终方案，共收录了2136个字。就这样，日本成了除中国之外世界上唯一一个保留汉字的国家。在京都清水寺，每逢新年都有一个仪式：用一个汉字总结新一年运势，然后请清水寺住持现场书写。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很多词虽与中国汉字写法相同，但意思千差万别。

公元754年，鉴真和尚曾经将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真迹带到日本，从而造成了“二王”书法在日本的广泛流行。17世纪中叶，中国高僧隐元东渡日本，传入苏东坡、文徵明等人的墨迹。到了清末，清朝公使馆官员、金石学家杨守敬携带六朝碑帖赴日，日本人又兴起了临摹、学习六朝北魏拓本的热潮。经过千百年的演变和发展，日本立足于自身的文化特征和书写习惯，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道”。如今，书道已融入日本的大众生活，并且在人数、规模、普及程度、装裱质量等方面都不逊于中国。日本书法家在创作中不仅强调以传统为基础，将自己的个性注入创作中，更将汉字书写的艺术升华到宗教和信仰的高度，成了颇具神圣感的“道”。日本人的这种书道追求在松尾芭蕉（1644—1694）的话语中得到最为明确的表达：“乾坤的变化，乃是风雅的种子。此念一生，布衣简衫，清风明月，也足够风雅；若无此念，坐拥满屋珍异，也是物累。”20当代日本的书道教育，实际上是国语和美术的教育，即通过汉字的书写而学习国语，同时将书道作为美术教育的一部分，提高学习者对汉字审美的理解，进而强化书道的社会实用性。如今的日本中小学校，从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至初中毕业的六年时间里，都开设书法课程。

在诸多的日本“特色文化”中，更为别具一格的，还有日本的茶道。史载，公元805年，从中国留学归来的最澄（767—822）曾经带回茶籽，最初在大阪日吉神社旁边种植，使这里成为最古老的日本茶园。最初，日本品茶之风在皇室、上层贵族阶层之间非常流行，注重的是对进口茶与茶具等的彼此炫耀，类似于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到了镰仓时代，茶道开始向平民阶层蔓延。到了室町时代，茶道理论家村田珠光（1423—1502）通过将禅宗思想引入茶道，宣扬“佛法存于茶汤”，从而完成了茶与禅、民间茶与贵族茶的结合。珠光在京都建了珠光庵，将茶室修建成四张半榻榻米大，外形是非常简单的草庵。这种草庵茶室的入口非常小，所有饮茶的客人，都要跪行而入。这体现出佛学的“众生平等”。茶道讲究的是禅学的“本来无一物”，不注重景致。室外的茶庭通常只有松树，微风吹过的时候，松枝轻轻摇晃会加深室内的宁静感。室内则设有壁龛、挂轴、花瓶、茶花，以及茶事所需要的道具（图1-4）。相传，珠光曾获得一幅来自宋朝禅宗巨匠的墨宝，将其悬挂于茶室，凡是到来之人都要向其致敬，这就是“禅茶一味”的由来。珠光认为，黑色陶器颜色暗淡，拥有简朴、寂静的美丽，使用这样的茶具，情真意切地待客，既有品茶的乐趣，对道德情操养成和锻炼也大有用处。

村田珠光之后，又出现了一位茶道理论大师武野绍鸥（1502—1555），他则是将歌道引入茶道，并简化了茶事的过程。而武野绍鸥的徒弟千利休（1522—1592）通过倡导淡泊寻常，强调用心体会茶道的高深意境，从而使茶道日渐摆脱物质的羁绊。他用打鱼的竹篓来做花瓶，竹子稍稍加工后做花器，追求自然、简朴、枯寂、流逝的美。千利休用“和敬清寂”四字囊括了日本传统茶道的精神理念，从而成为日本的正统茶道。“和敬”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用心交流，万万不能妄自尊大；“清寂”指的是冷静严肃、淡然、悠闲的审美观点。一处陋室，简单的茅草屋，小到只能弯腰才可进入的门，是对当时权贵地位的一种温柔反抗——任何人，只要进入茶室，就要忘掉身份，不分等级与卑贱，平等相待。22“和敬清寂”的茶道美学传承至今，在于茶道并不曲高和寡，而是渗透于大众之中，通过茶道去领悟生活的美学，实现自己的人生修行。因此才会有“农夫懂得插花之趣，山野之人懂得欣赏山水之妙”。23人们只有通过不停地反问自己的内心，才能最终令尘埃无沾染之处。这正体现出了“勿使染尘埃”和“本来无一物”之禅境。

“一期一会”这四个字出自江户时期的茶人井伊直弼（1815—1860），它的意思是，与人也好，与事也罢，与物也罢，彼此一生只见一次，不会有第二次重逢。怀着这样的心境，去遇见世间万事万物，珍惜每一刻的时光，以真心对待彼此。茶事也是这样，邀请什么样的客人，在什么样的季节，就要制作什么样的茶，摆出什么样的器具，烹饪什么样的茶食，因为当下的时光流逝之后，下一次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今，茶道彰显了大和民族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且伴随其强大的文化自信而独树一帜。它与中国茶文化有渊源，但并无血缘。这就像日本的樱花：樱花也是源于中国的，但樱花能成为日本的象征，并不是因为日本人千百年来持之以恒大量种植源自中国的樱花种子，而是因为日本人研制开发出了与中国的野生樱花不同的新品种“染井吉野樱”——江户末期的日本园艺师通过将野生的大岛樱与江户彼岸樱进行杂交培植，栽培出可通过嫁接与插枝来反复克隆的全新樱花品种“染井吉野”，由此，人们才终于能在短短十来天的花期之内，看到樱花排山倒海地绽放和坠落的撼人景象。

除了文字、书道和茶道之外，日本文化中还有别具一格的庭院艺术，这明显也受到了中国园林艺术的影响。日本庭园既整洁又不觉雕琢穿凿，犹如一幅本色山水画般的古雅、淳朴和稚拙，处处体现出日本人那天然去雕饰之极致境界的“细工”，让人叹为观止。更衬以远景近水，一见之下，似还原了人的纯朴心性，使人产生一种悠长曼妙、不绝如缕的冥思与沉静。日本庭院中那些象征着山岩、岛屿的石头，不同于苏州园林用石的那种求瘦、皱、漏、透、峭等，而是力求气势浑厚、自然天成，讲求随意组合，处处透着质朴、简约的天然景象。这寥寥数笔的古朴中所蕴涵着的深远的枯山水寓意，给人一种“一沙一世界”“数石天下见”的深旷之感，恰如松尾芭蕉的俳句所表达的：“寺庭幽静深，渗入岩石是蝉鸣。”（图1-5）

可能鲜有人追究“Japan”（日本）的本源隐喻。“China”（中国）指代瓷器之意，而“Japan”则指代漆器。漆器的工艺源自中国，辗转经过日本大量外销至西方，日本也就成了“漆器”的代名词。在日本，你不用刻意追寻漆器的存在，它无时无刻地装点着你的生活，除了空气与水，其余皆可涂漆。从盛放节日料理的重箱，到轻巧的喜多方风铃，漆器将兼具实用和艺术性的美学理念表现得可谓丝丝入扣。

此外，日本还有很多生活习俗都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显著影响，并有所创造。譬如，和服就是仿照中国隋唐服式和吴服改制的，所以在日本也被称为“吴服”和“唐衣”。还如，明朝末年的武术大师陈元赞将中国的传统武术传到日本，这成为风行现代世界的日本柔道之先河。据传，剑道、空手道也是由五百年前的古老格斗术和中国传入日本的拳法糅合而成的。25日本还有一种传统戏剧叫作能乐，据说也起源于中国汉代的散乐之化装剧，并逐步发展成为今天的日本能乐。日本能乐《白乐天》《东方朔》《杨贵妃》《项羽》等中国题材剧目，至今仍占日本能剧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