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脱亚入欧
如果只有“山”的内核而无“海”的外伸，日本将长期处于世界的边缘、默默无闻。接纳大海，正是日本的转折点。在西方文明强势崛起和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急速扩张、渗透的历史情势下，日本的一代代精英们，没有抱残守缺，而是顺应历史趋势，华丽转身，全面拥抱西方文明，并由此成功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形态向现代社会形态的历史转型。
1.黑船事件
16世纪始，随着资本主义的崛起和世界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文明开始向东亚渗透。1543年，三位葡萄牙人在日本南部的种子岛登陆，他们带来了一样改变日本战国时代进程的东西，就是火绳枪（铁炮）。接着，天主教接踵而至，在日本发展之快，甚至有些地方诸侯也皈依了天主教。
日本最初对这种“异端”的排斥，比起当初的中国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丰臣秀吉时期，日本政府曾对国内的基督教徒进行过残酷镇压，仅在长崎就有三万多名教徒被杀害。自公元1633年至1636年，由于害怕西方枪炮，同时也担心宣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天主教的涌入，会威胁和动摇其封建统治，德川幕府曾颁布了四道“锁国令”（比中国的“锁国令”还早十多年），主要内容为：所有日本船只禁止出海离境；海外日本人归国者一律处死；严禁基督教，发现传教士立即逮捕；南蛮人在日本所生之子女全部处死，等等。当时，日本人在码头的地面上画上耶稣或圣母像，要求到日本来做生意的西洋人都要用脚踩过它们才能上岸，以此来防止基督教徒进入日本。公元1644年，日本国内的最后一位耶稣会传教士被逮捕并被处以极刑，标志着日本彻底走向禁教和锁国的时代。
不过，德川幕府时代，日本表面上继续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但内部享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世袭武士，依然与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的航海士及商人们有着广泛的接触，对海外的风吹草动也非常敏感。日本的“锁国令”还有一个例外——特许日本人与中国人、荷兰人在长崎附近的种子岛通商，并允许荷兰人在种子岛长期生活居住。日本人正是通过这些商人而一直密切关注外界的一举一动。当时的幕府这样规定：凡是在长崎做生意的外国商人都必须向日本当局报告海外的各种消息，这种报告称作“风说书”，其中来自中国商人的称作“唐风说书”，来自荷兰商人的叫作“和兰风说书”。日本人向这些商人详细询问一切海外的新鲜事，大到各国的风土人情，小到各地的奇闻逸事，可谓事无巨细、无不涉猎。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日本人从荷兰人那里，大量获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和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这在当时被称为“兰学”。长崎也因此成为日本人了解世界的窗口和培养通晓先进科学知识和社会制度人才的摇篮，从而为此后日本的“明治维新”播下了种子。
在中国经过鸦片战争、国门大开之后，日本就开始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中。在这一进程中，沙俄一马当先。早在18世纪初叶，沙俄就开始向千岛群岛扩张势力，酿成了延续至今的日本北方领土问题。之后，英国也多次投石问路，但都未成功。
在当时的西方列强中，真正叩开日本大门的是美国。1853年，美国第十三任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Millard Fillmore，1800—1874）派遣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休·卡尔布莱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率领舰队闯入日本浦贺港，要求开港通商。结果浦贺当局拒不受理美国总统国书。由于美国军舰船身漆成黑色并冒着黑烟，故而日本人把佩里舰队的叩关通称为“黑船事件”（图1-6）。1854年1月，佩里又率舰7艘再次开进浦贺湾，以武力胁迫，才使得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通称《日美神奈川条约》，翌年2月交换批准手续后正式生效。条约规定：日本对美开放下田、箱馆两港，并允许美国在两港设驻日领事；供应美国船只水、燃料、粮食及其他必需品，价格由日方规定；日本须救护并优待美国遇难船只；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这样，下田港就成了美国开辟横渡太平洋航线的中继站，箱馆变成了美国在北太平洋捕鲸船的一个基地。
《日美亲善条约》签订后，美国派遣了第一任驻日使节哈里斯，以进一步推进与日本缔结通商条约。哈里斯在中国宁波担任过代理领事，并曾将不平等条约强加给泰国，是一个具有殖民侵略经验的“东方通”。时逢中国遭遇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不失时机，对幕府软硬兼施，以武力相威胁，最终于1858年6月19日让日本签下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亦称《江户条约》），迫使日本走出了开国的第一步。之后，荷、俄、英、法等国均援引美国先例，陆续胁迫幕府签订了类似的通商条约，史称《安政五国条约》。至此，在与西方列强“亲善”“友好”的名义下，日本沦为半殖民地，德川幕府的锁国体制彻底崩溃。
2.吉田松阴
1854年，就在佩里再次率领美国舰队抵达日本之际，出现了一个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场面。这就是日本人吉田松阴与其弟子金子重辅的“偷渡”事件。
在日本近代历史上，长州藩（现在的山口县）出身的武士吉田松阴（1830—1859）（图1-7）是一位先知先觉式的人物。他幼怀大志，曾壮游天下。鸦片战争结束不久，中国著名知识分子魏源编译撰写了介绍世界各国情况的巨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本书虽然在中国无人赏识，但传到日本却极受欢迎，被称为“天下武夫必读之书”。吉田松阴的老师佐久间象山（1811—1864），十分推崇魏源的著作，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加强海防。佐久间象山得知佩里将于1854年重返江户的消息后，建议吉田松阴设法跟随佩里的舰队离开日本，直接接触西方知识，武装自己。
1854年4月，佩里的“密西西比”号舰船在下田港检修。一天下午，舰长助理J.W.斯普尔丁在岸上散步，吉田松阴和他的弟子金子重辅朝这位舰长走过去，慢条斯理地一边挪步，一边假装在看舰长衣衫上的表链。走近后，突然把一封信塞进J.W.斯普尔丁的背心里。信中写道：
就在信件得到回复之前，一天夜里，迫不及待的吉田松阴和他的弟子趁着夜色，摇着小船向美舰靠拢。不想中途橹柱损坏，于是吉田松阴解下腰带将橹系在左右舷上，勉强前行，后来腰带也断了，他们只能脱下外裤，将橹绑紧继续前行。好不容易靠近了“密西西比号”，但美国船员不许他们上船。哀求无果之后，他们只能划向旁边的“朴哈坦号”，二人费尽气力终于来到了该船的绳梯之下，可是美国船员不但不许其上船，还用木棒击打小船。吉田松阴孤注一掷，不顾波高浪急，奋力跃上了绳梯，强行闯入了舱内。
后来，佩里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远征报告中如此记载这一事件：
原来日本禁止本国国民擅自出国，违禁者判死罪。即使在美国人眼中这两人是无辜的，可按照日本法律他们就是罪犯。第二天，佩里通过幕府的翻译得知两人安全上岸并被官府逮捕的消息。他在报告书中记述了当时的感受：
以《金银岛》《化身博士》闻名的英国小说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孙（1850—1894）感动于吉田松阴的事迹，于1880年写成短篇小说《吉田寅次郎》。在这篇小说中，史蒂文孙对于松阴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爱国心和出类拔萃的行动能力，以及即使多次失败也决不放弃的精神倍加称赞：
马克斯·韦伯有这样一句名言：“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景’，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在许多国家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都发挥着“历史扳道夫”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或许在1854年的那个深夜，从吉田松阴潜入美国军舰的那一刻起，中日两国不同的现代化命运就已注定。
在被囚禁后的第二年，金子重辅在狱中死去。吉田松阴虽被允许出狱，但在家软禁，他继承了叔父开办的私塾“松下村塾”（图1-8），教授附近的少年，并开始著书立说。
在政治主张上，吉田松阴不同意幕府凌驾万民、僭越皇权而统治天下的状况，认为国家应受天皇支配，并力倡“尊王攘夷”、防御外侮。他还提出“草莽崛起论”，主张依靠“豪农豪商”、浪人（没落武士）和下级武士，利用乡野大众，武力推翻幕府。正是这一思想，为后来的倒幕维新运动提供了重要指导。
吉田松阴深受儒学影响，具有强烈的“皇国史观”和民族扩张思想，主张“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轨迹，可以说几乎完全按照吉田松阴设计的这“六步舞曲”亦步亦趋。
1858年，吉田松阴因为反对《日美修好通商条约》缔结并策划暗杀幕府要员而被长州藩当局再次逮捕，并被引渡给江户幕府，于1859年被处以死罪，享年29岁。这一事件激起了反对幕府的浪潮。故而，吉田松阴被史学家喻为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及理论奠基者，他的弟子中有许多成为明治维新中的功臣名将。
虽然松阴的一些思想中带有军国主义的原始痕迹，但不可否认的是他那种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培养人才的伟大功绩。梁启超称赞道，吉田松阴是一个“失败的英雄”，“败于今而成于后，败于己而成于人”。31
3.倒幕开国
黑船事件不仅惊醒了德川幕府二百余年的锁国美梦，也开启了日本“王政复古”的端倪。
日本开港后，由于关税权为外人操纵，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大批向日本倾销，日本的农产品等原料则源源不断地流往海外。1860—1867年间，日本对外贸易输出量增加2.5倍，输入量却增加了13倍。伴随大量贸易逆差的产生，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此外，由于条约认可洋银在日本自由流通，西方商人和使馆人员就利用日本金银比价远低于国际牌价，用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攫取巨利。就这样，开港贸易仅半年，日本黄金外流达100万两。再加上幕府改铸劣质货币，大量发行不兑换纸币，导致日本发生了较大的通货膨胀，整个经济陷入一片混乱。
经济的破坏，造成了人民生活的恶化，导致农民起义剧增，城市贫民暴动的次数也显著增加。与此同时，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本属幕藩体制的特权阶级下级武士也逐步没落，而新兴的社会阶层——富农豪商开始形成。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拔擢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在内外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形下，这些强藩大名与幕府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他们反对专制，要求参与幕政。
本来，天皇在德川幕府时期是不准参与政治的，但面对强横的西洋炮舰，束手无策的幕府竟破天荒地向天皇及诸大名征询对策，企图借助天皇的“神威”来摆脱困境。于是，天皇及其朝臣、大名及其家臣纷纷举起了救国的旗帜，趁机跃上政治舞台。在这一过程中，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和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联合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即尊奉天皇，赶走外国侵略者，并刺杀与西方势力相勾结的幕府当权者，袭击在日本的西方国家商人和外交官，进攻西方列强船只，等等。
在内外交困下，幕府被迫于1863年6月宣布“攘夷”。随之发生了美、法军舰进攻下关，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的事件，攘夷运动最终失败。之后，一些眼界开阔的改革派志士通过对世界形势的深入了解，逐渐认识到日本与西方的差距所在，领悟到只有推翻落后的幕府统治，学习西方富国强兵之路，才能使日本摆脱被列强奴役的命运，否则也会像大清国一样陷入外祸内乱的境地！由此，改革派逐渐摒弃了盲目排外的思想，将斗争目标由“尊王攘夷”演变成“倒幕开国”。
1865年春，吉田松阴的学生、长州藩尊攘派领袖高杉晋作（1839—1867）（图1-9）和木户孝允（1833—1877）（原名桂小五郎）（图1-10）打出倒幕维新的大旗，迅速扩大实力，成为日本资产阶级和倒幕的主要力量，倒幕运动蓬勃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坂本龙马（1835—1867）（图1-11）居功至伟。坂本龙马原本抱有强烈的攘夷思想，故而他曾把开国论的先驱胜海舟（1823—1899）作为行刺目标，但被说服，反而成为胜海舟的忠诚弟子。胜海舟刻苦学习兰学，在佩里叩关后，他向幕府提出海防建议书而得重用，长时间担任海军讲习所的教员监督、军舰练习所的教授等要职，并一度出访美国。胜海舟使龙马认识到，不开国并发展经济、强大国力，亦无以抵御列强。在胜海舟思想的影响下，1864年，龙马在长崎龟山创立了商社“社中”，也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海援队”。“海援队”不仅是商务贸易组织，也是尊王志士们的总联络站和情报站。龙马正是反复奔走，利用“海援队”，最终促成了长州和萨摩、土佐和长州的同盟。
图1-9 高杉晋作
图1-10 木户孝允
不久，坂本龙马提出“大政奉还”构想，即将国家权力由幕府移交天皇。之后，后藤象二郎透过前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向第15代幕府大将军德川庆喜提劝。这一行动得到了即位不久的天皇睦仁（即明治天皇，1867—1912）（图1-12）和广大群众的支持。1867年11月8日，睦仁天皇下达讨幕密敕。1868年1月3日，睦仁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统治。在强大压力下，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然而，德川庆喜不甘心失败，逃往大阪，集结兵力，待机反扑。在京都附近的伏见、鸟羽一带，倒幕军与政府军展开了决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从而彻底结束了延续700多年的幕府统治。
倒幕派以“尊王攘夷”为旗帜，在推翻了“媚外”幕府的统治之后，迅即建立了新政府。1868年10月23日，日本新政府改年号为“明治”，定都江户，并改称为东京。“明治”二字取自中国《易经·说卦篇》中“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维新元勋们明白：日本想要有发展，必须对外开放。故而，明治新政府成立后，“攘夷”口号也随之消失，并实行了更为彻底的对外开放政策。为此，明治天皇颁布了《五条誓文》，大致内容是：稳定大名、公卿，便于建立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国家；强调上下一心，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废除等级制度，使公卿和武家同心，庶民（以豪商豪民为主的地主资产阶级和百姓）也“各遂其志”，各安其业；放弃攘夷口号，要与外国交往；学习西方的科技文化，以振兴国基。
从实际举措来看，1871年，明治政府发出了“废藩置县”的命令，于1888年将全国并为3府43县，完全剥夺了封建藩主所保留的对藩领的控制权，消除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实现了中央集权在政治上的统一。在国民“万事决于公论”的呼吁下，明治天皇决定于1885年实行立宪，建立了内阁制度，并于1889年正式颁布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在社会体制方面，明治政府还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皇室亲缘关系者改称为“皇族”，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幕府的幕僚、大名的门客等改为“士族”，其他从事农工商职业者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各等级间允许相互交往，但仍存在等级之分；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政府通过公债补偿形式，逐步收回华族和士族的封建俸禄；此外，还颁布了《武士废刀令》及《户籍法》，等等。
在明治天皇掌握政权之后，日本内阁的大多数阁员均出身于长州藩和萨摩藩。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与大久保利通（1830—1878）（图1-13）、西乡隆盛（1828—1877）（图1-14）等人掌握了政权。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图1-13 大久保利通
4.福泽谕吉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幕府就曾向美国与欧洲派遣了七个使团。这些使节团，先后在美国与欧洲多次参观世界博览会。
1860年，前往美国的日本第一个使节团的到来，还曾在当地引起一阵惊动。这是美国人第一次看到日本人列队走在纽约街头。美国著名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为此还特意写了一首诗，名为《百老汇大街上一支壮观的行列》：
在所有这些使节团中，最值得一提的，是1871年的岩仓使节团。这个团由明治政府右大臣（相当于首相）岩仓具视（1825—1883）（图1-15）率领，年龄最大的就是岩仓具视，时年46岁，最年轻的才22岁，平均年龄仅30岁。副大使伊藤博文35（1841—1909）（图1-16）当年作为日本明治工业部部长，只有30岁。这个使团有近50名政府高级官员，占了当时高级官员的近一半。
图1-15 岩仓具视
与一些名为考察、实为公费旅游的考察团不同，日本人的考察团是真正的学习团。他们内部分工合作明确，责任到人，分别去欧美国家的监狱、警察局、学校、法庭、议会、博物馆、铸币厂、商会、造船厂、纺织厂、制糖厂等地参观访问，争分夺秒，马不停蹄。根据当时使团的日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民族的精英具有怎样的学习精神：
岩仓使节团原打算只在美国学习7个月就回国，但是，他们感觉了解得不够细致，因此，又延长了一年整，直到1873年才结束美国之行，然后去欧洲又是一年多时间。这个使节团总共在欧美学习考察两年零七个月时间。这个使节团给日本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西方国家是怎样达到如此文明水平的？为什么欧美国家会有如此的财富、力量与文化成就？第二，日本怎样才能够像西方一样成为现代化国家？使节团副团长木户孝允致信国内，承认自己以前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严重不足，劝告日本人：“日本现在的文明不是真正的文明，我们现在的开化也不是真正的开化。”在这些日本精英人士看来，日本走现代化之路是不可避免的必然之路，任何企图逆转的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当时的美国总统格兰特、英国女王维多利亚、法国总统齐鲁、普鲁士（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二世等都曾会见过日本时节团。特别是普鲁士的铁血宰相俾斯麦还特别为日本使节团举办了宴会，并在宴会上详细讲述了普鲁士从一个弱小国家跃进成为新兴强国的经验，日本人听后惊叹：“原来富国强兵的秘诀就是这样。”此后，日本确定了向德国学习、走德国式的军国主义道路的建国方针——这也成为日本后来对外侵略的远因。
当时的日本使节团认识到，欧美文明的中心是英国，标志在巴黎，从巴黎出发越往东走，就越远离现代文明，越浅陋。日本只有打开国门，大量引进国外的产业、技术、知识与人才，才能不断缩小日本与欧美国家的差距。在这些要素中，日本的政治改革与工业化是问题的核心。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在人的精神价值层面对日本国民有较大的变革，就必须大兴现代教育。由此，“求知识于世界”，学习西方，成为日本精英阶层的共识。37一些杰出人士开始了思想启蒙，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全民学习西方的热潮。
在这场全民学习西方的热潮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被视为日本现代化启蒙导师、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的福泽谕吉（1835—1901）。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日本政治家推动的是对日本国家制度的改变，而福泽谕吉是思想家，他改变的是日本的世道人心。福泽谕吉对日本人心的最成功改造，是令近代日本人由“人身依附之心”集体转向“独立之心”。
1860年，出身平民的福泽谕吉作为使团中的随行翻译乘船访问美国。两年后，他再次随团远赴欧洲，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和几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福泽谕吉由此深刻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达，痛感在日本普及西学的重要。38
回国后，福泽谕吉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学习西方文明的“洋私塾”，开创了日本的“文明启蒙教育”。学堂名字叫作“庆应义塾”——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庆应义塾大学（图1-17）的前身，与早稻田大学一起，称为当代日本的“私学双雄”。在福泽谕吉的影响下，一批独立知识精英、新日本人脱颖而出。福泽谕吉认为，教育对日本的未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教育可以提高民智，培养国民在学习、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的能力，使日本国民达到物质、精神两方面的独立，从而改变日本国弱民愚的社会现状，更好地实现日本现代化。39
福泽谕吉以“人与人平等”为切入点，宣扬“人心解放”和“人欲解放”的自由精神。他高度赞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认为它解开了人们精神上的枷锁，使人的心灵和思想得到了解放。而对于儒学，福泽谕吉指出，三纲五常的关系模式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普世的。孔子学说虽然代代相传，但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经验局限，永远只能基于治与被治的模式上，并非放之四海的真理。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41福泽谕吉指出，一个国家在物质层面上学习西方文明并不难，难的是其精神内核：自由、平等、博爱的“文明的精神”。1872年，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宣称：“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就是说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来就有贵贱上下之别的。42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这话无异于平地惊雷，给封建桎梏下的大多数日本人带来无比的振奋。受此影响，很多有识之士也选择放弃科举和儒教名位的追求，把子弟送到他的“家塾”教育，学习符合世界标准的经世致用之道。
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人人想做官的思想是孔子儒学教育的贻害，所谓“青云之志”乃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官场迷信”43。福泽谕吉希望通过教育建立文明独立的国家。他认为，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尽其分，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44如果国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独立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其理由有三：第一，没有独立精神的人，就不会深切地关怀国事。如果人人没有独立之心，专想依赖他人，那么全国就都是些依赖他人的人，没有人来负责。45儒家导致了教育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没有思考的国民。智者以才德来统治这些人民，他们恩威并用，指示方向，人民也不知不觉地服从上面的命令，自然就用不着操心，只要依从主人就行，结果对于国家一定是漠不关心。第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独立的权利。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一定阿谀谄媚人。怕人和谄媚人逐渐成了习惯，他的脸皮就同铁一样厚。对于可耻的事也不知羞耻，应当与人讲理的时候也不敢讲理，见人只知道屈服。46官吏有意使人民陷于无知无识，一味恭顺，并以此为得计。这些胆小的人们，一旦遇到那些大胆和剽悍的外国人，是没有理由不胆战心惊的。这就是在国内不能独立的人对外也不能独立的明证。47第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做坏事。人民若无独立精神，虽然便于管理，却不能因此而疏忽大意，因为灾祸往往出于意外。国民独立精神愈少，卖国之祸即随之增大。以上三点都是由于人民没有独立精神而产生的灾祸。生当今世，只要有爱国心，则无论官民都应该首先谋求自身的独立，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独立。总之，政府与其束缚人民而独自操心国事，实不如解放人民而与人民同甘共苦。48
广义地说，学问有无形的，也有有形的，如心学、神学、理学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它们都能使人扩大知识见闻的领域，辨明事物的道理和懂得做人的本分。49福泽谕吉认为，“从古至今千百年来，我国的文明有神、儒、佛教的功德，不能抹杀这一点，相反还应大加赞赏。但不能否认它们对近代的文明进步没有起什么作用，其软弱无力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50福泽谕吉特别重视学习实际有用的科学，尤其推崇学习物理学。他主张封建主义的儒学和国学应让位给资本主义的“实学”，应当把远离实际的学问视为次要的，而专心致志地学习对人的日常生活有用的实际学问……他认为，实用科学是指西洋文化，但洋学不等于实学。洋学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是日本进行文明开化所急需的实用科学。51福泽谕吉还特别强调开发人的智力。他认为，学校的根本宗旨不在于所谓“教育”，而在于能力的发育。52而且按人心发育的自然规律，人的能力并不是单一的，有记忆的能力、推理的能力、想象的能力。这些能力各发挥其固有的作用，互不侵犯，又不为其他所侵犯，能保持平衡的发展。这就叫作完全的人心。53福泽谕吉认为人的一生都要受教育。幼儿时期在家受父母的教育，进入学校后接受教师的教育，走上社会后接受社会教育，他非常重视家庭环境的影响及幼儿时期习惯的形成。他认为习惯的力量强于教育的力量，家风的好坏直接影响孩子各种习惯的形成。54他认为社会是增长知识、培养道德的大学校，较学校教育更为重要。他说，无论什么样的学制，无论采用哪种教学原则，都会使学生片面发展。因此，他很重视社会教育对人的发展作用。55
福泽谕吉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弘扬西方文明，介绍西方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其核心思想就是“脱亚入欧”。他在1883年发表的《脱亚论》中宣称：“为今天考虑，我国不能再盲目等待邻国达成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细亚。莫如与其脱离关系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同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特别客气，完全可效法西洋人的方式来处理。与恶友亲近不免会染上坏名声。我们日本人要在思想上谢绝东方的恶友。”56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朝鲜同样被西洋列强侵略，都面临亡国灭族的危险，因此中日韩三国在“抵抗”西洋侵略方面有共同的利益。在这个背景下，1863年，日本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胜海舟提出了“亚洲同盟论”。他认为应向亚洲各国说明亚洲同盟的紧迫意义，使“亚洲觉醒”，抗击西方侵略。由日本、中国、朝鲜结成三国同盟，加强海军力量，唯有联合抵抗才能抵御西方侵略。由此，日本社会开始出现了“兴亚”思潮，众多知识分子开始考虑亚洲联盟的意义及可行性。57
针对“兴亚论”，福泽谕吉反驳说：中国和朝鲜都想把自己置身于西洋文明之外，对西洋文明采取被动的抗拒态度，保持自己的独特文明，这种抗拒不可能成功，因为西洋文明具有像“麻疹”那样的传染性，对抗拒的结果就是被西洋列强瓜分。中国和朝鲜号称礼仪之国，实则“道德堕地，残忍无耻”，“难持独立之身”，死守陈规旧套，不思改进，所以日本不应该对中国和朝鲜的醒觉抱有希望（当然他也指出如果中国和朝鲜国内出现有识之士，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维新，将另当别论），应拒绝与中国和朝鲜这样的“恶邻”继续交往，而与欧洲的文明国家交往。为此，福泽谕吉严厉地批评当时日本的“国家体制教育系统”——儒教主义的弊端。他认为，中华儒家教育虚饰外表，留恋陈规旧习之情，忽视“真理和事实”，“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58日本与中华儒教文化这种思想上的“断奶”，导致了在物质世界可见层面上与“中国故主”的强烈分离。
19世纪上半叶，由于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亚洲国家大多没有经历过产业革命。后来，在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经济的冲击下，亚洲国家在与西方国家对抗的同时，走向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59而原来很贫穷、很落后的日本小国，却通过教育的成功，成为今天的世界大国和世界强国。
福泽从历史上分析比较了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断定日本落后，西洋先进，日本应该向西方学习，以便急起直追，迎头赶上。60他早岁游历欧美，受近代科学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很深，回国以后，他极力介绍西方国家的状况，传播自由平等之说，以倡导民权，促进“文明开化”，并鼓励日本人学习科学，兴办企业，发扬独立自主的精神，以争取日本民族的独立。61
《脱亚论》发表后引起全国的震荡，他本人遭遇到守旧派人士如潮水一般的攻击，但他以顽强的态度，坚持自己“学术自由和独立的精神”，认为学者就是要做一只“雁奴”，就是大雁群休息时候的哨兵，随时发出警告的声音。大家都可以睡，但是雁奴不能睡，必须警觉外界的一切危险。62由于福泽谕吉的社会影响力，政府多次招请他入阁，但是他坚持拒绝进入仕途，坚持了一生的“平民身份”，捍卫他的学术独立和自由精神，避免他的教育立场受到官场和政府的牵制。他指出，人人想做官的弊端——那种情况有如苍蝇麇集在腐食上一样。人人都认为不依赖政府就没有发迹的机会，因而就毫无自身独立的想法。福泽谕吉认为，一个国家所以能够独立，那是由于国民具有独立之心。如果人人都想做官、举国上下都是老一套的十足官气，那么国家无论如何都不能强盛。63
福泽谕吉的“弃汉从洋”和“独立”思想，成了日本近代化道路上的指路明灯。近代日本正是秉承他的思想，发展出“和魂洋才”的国家发展理念，从而让日本彻底摆脱“孔儒的羁绊”，大步向现代文明国家迈进。和魂，即日本人的“共同感觉”，是建立在“和”的基础之上的。“和”首先是日本的特指，例如“和服”“和歌”；其次可理解为推崇“和”的意思。日本自古就有“万物有灵”思想，认为一切生命、物体都是平等的。所以，当“和”的精神随汉字传入日本后，很快就被日本人接受并推崇备至，进而利用日语谐音，将“和”代替“倭”，作为自己国家的称号。“和魂”也称“大和魂”“日本魂”，实际上是某种原始神道信仰的变换发展和不断延伸，其中大量吸收了中国文化的儒家思想和禅宗的理念。1886年，日本明治维新，开始了资本主义进程。以日本化了的以中国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和魂”与以欧美的先进技术为内容的“洋才”相结合，构成了日本近代文化的重要基础，成为日本近代企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一百年来，日本主流舆论奉福泽谕吉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福泽谕吉对明治维新的贡献，相当于亚当·斯密加上约翰·洛克对英国的贡献。如今，他的头像被印在日元最高面额1万日元的正面，供世人永久敬仰（图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