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我同库科尔尼克的进一步熟识——他的崇拜者——《至尊者的手》首次演出——布留洛夫、格林卡和库科尔尼克的“三人同盟”——他们的友谊——权威们身边的特殊人物——库科尔尼克家的聚会——布尔加林——库科尔尼克举行的晩宴——米·伊·格林卡——斯捷潘诺夫的漫画册——我继续供职——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公爵——公爵举办的舞会——斯瓦里克·斯瓦拉茨基之死——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教育部杂志》编辑部——我同克拉耶夫斯基的结识——翻译《奥赛罗》——结识卡拉蒂庚、勃良斯基及沙霍夫斯科伊公爵

我无法同库科尔尼克经常见面。他带着他的《至尊者的手》这一剧本到处朗读，走了一家又一家。每读一次，他的崇拜者的队伍就扩大一次，新的崇拜者把他围住，又把原先的崇拜者排开。应该说句实话，这些崇拜者到处都是，良莠不齐，他们竞相表达自己的热情，其实文化修养都不很高。

此时《至尊者的手》一剧正在剧院里排练。库科尔尼克的热烈追随者们盼望已久的演出之日终于来临了，整个池座都被他们挤得满满的，我自然也在其列。出于对诗人的忠心和热情，我们既不吝惜手掌，也不吝惜嗓子：大声喝彩，又跺脚又鼓掌，演出结束后又再三再四地向作者叫帘1。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当库科尔尼克的剧本在刊物上发表以后，使我们伤心的是，它并没有受到充分的赏识。

大家都知道波列沃伊对它的评价及这一评价的后果——《莫斯科电讯》遭到查禁2。对于这件事，有人写了一首相当俏皮的四行诗：

至尊者的手——完成了奇迹三件：

祖国得到拯救，

诗人功成名就，

波列沃伊宣告完蛋。

继这部创造奇迹的《至尊者的手》之后，库科尔尼克不久又开始读他的新作：《朱利奥·莫斯蒂》《贾可博·萨纳扎尔》《斯科平-舒伊斯基》《罗克索兰人》，等等。库科尔尼克朗诵新作时，我们属于最初几批听众之列。先科夫斯基因《托夸托·塔索》一剧而把他尊崇为歌德。

对这种漫无节制的吹捧，连他的崇拜者中有些懂得分寸的人也觉得别扭。不过，我对诗人的热情并未冷下来，我觉得他的每一部新作都前进了一步。不仅在刊物上，而且在社会上库科尔尼克都是名噪一时。他逐渐成为一个权威，同布留洛夫和格林卡过从密切，而对那些比比皆是的崇拜者们已经相当冷淡，因为他们对他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他每次朗诵新作都以晚宴和香槟酒告终。在这些晚宴上，诗人对自己的作品做了一些说明。我们从他口里了解到，《朱利奥·莫斯蒂》一剧台词中的“乖孩子”和“好宝宝”是他儿时心爱的字眼，他说，他决心把这些字眼用进剧本里，作为他个人的一段愉快的回忆。众所周知，库科尔尼克笔下的人物几乎一个个都娴于辞令、善于预言，他本人也喜欢在友人的聚会中对自己做出预言。

因此，有一天在谈论文学和普希金的地位时，他越谈兴致越高，说道：

“普希金无疑是很有才华的诗人，他的诗非常和谐、非常动听，但很轻佻、很肤浅，他没有创作出任何重要的作品。假如上帝能假我以天年的话，我定会写出经久不衰、严肃郑重的作品来，说不定我还会改变文学的方向……”（我在转述我听到的诗人亲口说的话时，自然只能保证意思准确，而不能担保字句无误。）

可惜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预言并非总像在文学作品中那样容易实现。

库科尔尼克同布留洛夫和格林卡（后者在《为沙皇献身》3上演后已是名声大振）的接近和友好关系进一步抬高了他在他为数众多的崇拜者眼中的身价。

他们幻想通过这种友好关系看到绘画、音乐和诗歌的代表人物结成合乎理智的同盟，并且认为这种同盟能对我国社会的美学发展产生影响。库科尔尼克本人未必没有支持和散布这种思想。然而实质上，这种同盟没有一点重大意义。三种艺术的代表人物聚集在一起，只不过是为了愉快地消磨时间，自然啰，顺便也会扯到什么艺术的圣殿，以及泛泛谈论高尚和美。这个同盟维持了一段时间，是因为这几位代表人物互相抬举，彼此的自尊心都得到了满足。同所有权威人物的境遇一样，在他们周围也集结了一小批谄媚的、逗笑的、跑腿的、讨食的、有点小才华的人物。这类人物中最突出的当推平庸的画家亚年科，这是个粗俗而又厚颜无耻之徒，只要供给他吃喝，他就甘愿为任何一位恩主的利益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妻子、女儿；另一位M*……4，也是个平庸的画家，生就一副奴颜媚骨相，老是装出畏畏缩缩的样子走进布留洛夫的画室，带着虚伪的诚惶诚恐的神情看看布留洛夫的新作，惊叹一声：“我不配，我不配！”他一边说一边蒙着眼睛跑出画室，仿佛被那幅画惊得头晕目眩似的……同他们一起的还有几位小文学天才，他们一部分人是出于虚荣心，想博得一个天才人物（这是他们的看法）的朋友这种美名，一部分是为了同他们一起娱乐一阵，吃喝一顿。

当时库科尔尼克和他的兄弟、诺沃西尔佐夫5的管家普拉东一起，在灯笼胡同普柳沙尔6家的楼房里租了相当宽敞的一套住宅。他在家里办起了星期三聚会。普柳沙尔当时挥霍着从《百科词典》上得来的钱，他和库科尔尼克、先科夫斯基、布尔加林及格列奇关系都很密切。库科尔尼克同后面这些人过从也十分密切。

后来，参加这些聚会（这已经是四十年代初的事了）的人数有时达到八十人。7这里不仅有艺术的爱好者和文学的崇拜者、艺术家和文学家，而且有各种寻欢作乐的人，有文有武，有老有少——甚至还有赌徒、骗子和投机商。这样形形色色的一大帮人鱼龙混杂地聚集在一起，吵吵嚷嚷，从一个房间逛到另一个房间。主人则往来周旋于人群之中，时而停住脚步，对客人说上一两句客气话。至于艺术的圣殿，则没有一个人提。所有操笔墨生涯的人都先后参加过这种星期三聚会，只有少数属于普希金的朋友的贵族作家除外。这种聚会开始举行已是在普希金死后（应当指出，普希金对库科尔尼克的作品从来未置一词，尽管大家知道，他对任何天才的出现都是高兴的）。这些聚会上的重要角色之一是布尔加林，主人对他态度十分殷勤。我在这里头一次见到这位先生。库科尔尼克把我介绍给他，尽管我根本没有请他这样做。库科尔尼克同布尔加林的亲密关系使我和所有崇拜他的青年都感到不快—当时年轻一代的作者和读者无一例外地都鄙视布尔加林。谁在《北方蜜蜂》8上发表文章或同它的编者往来密切，谁就会在青年们心目中损害自己的名誉。在年老和行将年老的一代人中，布尔加林仍然享有很大的声望。库科尔尼克看来更倾向于日渐衰老的一代，并和布尔加林这样的人握手言欢，可以肯定地说，他这样做对他的文学声誉是不合算的。然而他在朋友们的午宴和咖啡馆里的晚宴席上热烈鼓吹的艺术的圣殿，此时对他来说似乎已退居第二位。看来他已经开始把心思用在另一些打算上，这些打算更重要、更实际，但对诗歌却有害无益。

当库科尔尼克把我领到布尔加林面前时，布尔加林抓住我的手，他的话说得很快，几乎每个字都要结巴一阵，而且口沫四溅：

“幸会呀，老弟，幸会！我尚未结识您的时候，读了您的小说就由衷地爱上了您……您写作时用的是纯正的俄语，出色的文笔，非常出色。您会爱上我的，别听我的仇人的话……我这人总是有话当面实说，不讲客气，因此招惹了许多仇敌……我敬重您的叔叔，我和他是老相识了……他是个品德高尚的人，非常高尚。”

他对我说这番话时，我正在抽雪茄烟，于是我把烟对准他的口直喷过去。

布尔加林呛了一下。9

从此以后，每当他在《北方蜜蜂》上谈到我的小说时，总要风马牛不相及地提到雪茄烟，而且说得很肯定，仿佛我所描绘的人物一定是抽烟的，而且这些烟用得很不是地方；他说，喜欢抽烟自然不妨，但在文学作品中却不宜没完没了地写它，叫人腻烦。除了我和布尔加林以外，当然谁也不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一篇小说发表（这也是四十年代初的事，我在这里只是顺便提及）以后，《北方蜜蜂》发表评论说，尽管它未能有幸认识我，也没有听说我是属于哪个社会阶层的人，但据我对小官吏的小圏子描写得不坏这一点看来，我想必是属于这个小圏子。《蜜蜂》最后指出，我对于为了供年轻人愉快地消磨时光而收养年轻姑娘的那一类老太婆了如指掌，而且对这一类庭院10描写得那样真实可信，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我大概就出生和受教育于一个这样的庭院。

这种可爱的放肆态度在被布尔加林视为仇敌的许多文学家中引起一片哗然，过了两天，当我来到奥陀耶夫斯基公爵11家时，奥陀耶夫斯基、索洛古勃伯爵12和巴舒茨基13一见面就对我说，我一定要控告布尔加林，说这种无礼的态度和卑鄙的行为必须受到制裁，今天他侮辱了我，明天就可能欺到他们哪个人头上，等等。

然而我并没有下决心控告他，但索洛古勃伯爵在会见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敦杜科夫-科尔萨科夫公爵时，把《北方蜜蜂》对我的这种放肆行为告诉了他。

敦杜科夫公爵在委员会里查问是哪个审查官签发刊载那篇文章的那一期《北方蜜蜂》，原来这是他的亲弟弟彼·亚·科尔萨科夫14干的。科尔萨科夫在他哥哥面前推脱说，他未能理解这种暗示。敦杜科夫公爵把他申斥了一番，并下令对《北方蜜蜂》的审查要更加严格。

布尔加林得知此事后给敦杜科夫公爵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解释说，有关我的那篇文章不是他写的，他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他说，对比我更大的人物有时也会有人说长道短，不值得大惊小怪，难道因为我跟某个办公厅主任15姓氏相同，对我就完全不能置评吗？他说，他，布尔加林一向与人为善，政府对他的看法是极好的，他小的时候可以说是生活在天蓝色的勋章绶带环绕的环境里，达官贵人们爱抚他，而斯维斯图诺夫16则总是吻他；他说，他对人总是实话实说，不讲客气，因此才遭到形形色色的文学家的憎恨，这些人不知怎么都把自己看成贵族；他说，索洛古勃号称伯爵，可是波兰却根本不曾有过什么伯爵17；维亚泽姆斯基公爵18是在给三等商人波列沃伊当雇佣；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只要能得几个钱，便不惜写文章攻击任何人……最后，他以受压者的身份请求敦杜科夫公爵予以保护，并称公爵的弟弟科尔萨科夫为高尚的审查官和贵族。

这封信的抄件保存在克拉耶夫斯基19先生手上，当时他对任何越出文学轨道的狂放行为都义愤填膺。

这件事情过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天我上弗·伊·巴纳耶夫那儿去。

“你和布尔加林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啦？”他问我。

我早已忘了《北方蜜蜂》对我无礼那件事。

“没什么，”我答道，“我和布尔加林毫无联系和交往。怎么啦？”

“五天以前我在米柳金20的店里碰见了他，他缠住我不放。‘阁下，’他说，‘您生我的气了……可我并没有过错……’‘我干吗要生您的气呢？’‘《北方蜜蜂》上有篇文章，’他说，‘侮辱了您的侄子，但是，我以上帝的名义对您发誓，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我是爱您侄子的，阁下，尽管他和我的仇人们结成一伙。我委托一位撰稿人写篇文章谈谈他，我以为他同他关系很好，没想到他们不合——是这位撰稿人把我拖进这件事的，闹得很不愉快。请您原谅我，看在上帝的分上，我没有过错，没有过错呀，阁下！’他一边说一边老是碰我的肩膀，亲我的脸，再三表白他爱我，也爱你。我简直被弄得莫名其妙。”

我跟叔叔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并向他转述了布尔加林给敦杜科夫的信的内容。

叔叔揺了摇头。

“咳，”他以他惯常的那种温和态度反驳我说，“难道布尔加林是这么坏的人！……我过去可不这么看……我不知怎么总愿意把别人想得好一些。”

这件趣事的尾声发生在五年以后。

那时我住在帕尔戈洛沃的别墅里，梅热维奇21也住在那里，他已离开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投奔布尔加林，后任《警察报》22编辑。

我认识梅热维奇是在他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成为《祖国纪事》23的撰稿人（这件事我在后文详细叙述）的时候。转到《蜜蜂》以后，梅热维奇感到很难为情，长期瞒着我们。其时我写了一篇小文章《彼得堡的小品文作家》，其中的那位小品文作家也是偷偷从一家刊物投奔另一家刊物。梅热维奇认为这篇小文章就是针对他写的。24

有一天我在通往花园的路上碰到梅热维奇，便和他并肩而行。这是一个温暖而宁静的黄昏，我和他越谈兴致越高，大自然的静谧和我的亲切态度感染了梅热维奇。

他突然深受感动地停住脚步，说道：

“我很对不住您，您知道吗？”

“怎么啦？”我问道。

“《北方蜜蜂》上对您含沙射影的那篇讨厌的文章是我写的，您那篇《彼得堡的小品文作家》当时使我觉得深受凌辱，请您原谅。”

“得啦，亲爱的瓦西里·斯捷潘诺维奇，这件事儿我早就忘了。”我回答道。

梅热维奇感动地握了握我的手，两眼甚至涌出了泪水……

但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谈库科尔尼克家的聚会。

那一大帮客人通常将近一点钟才走——有时亚年科或诗人身边某个跑腿的小文人会想方设法撵客人们早点走。打扫房间以后就摆上餐桌准备晩宴，留下的一二十个最亲密的朋友便一直待到天亮。参加这种宴会的人无拘无束，尽情谈笑，或者谈论艺术的圣殿，或者听主人发表鼓舞人心的预言式的演说。

有一次聚会上，库科尔尼克在约十一点钟的时候走到我的跟前，意味深长地使了个眼色，微笑着低声说道：

“你别走。这帮废物各自回家以后，会留下一些出类拔萃之辈。说句实话，等到这些家伙走光了，我的晚会才正式开始……”

库科尔尼克摆头指了指那一群客人。

“到现在为止都不过是序曲，”他补充说，“真正的戏待会儿才开始。”

应当说明的是，这是在《罗克索兰人》和《斯科平-舒伊斯基》已经上演并获得巨大成功以后的事。我们对喝彩和鼓掌的热心并没有减退，跟我们一伙的还有各个团队的许多军官，他们是诗人的新交，喝彩时嗓子比我们还要响亮。

尽管我依旧相信库科尔尼克的巨大才能，但已经因他和布尔加林、普柳沙尔之辈的联系而感到不安了，因为我对这些人不可能抱有好感。他追求名誉，不择手段，巴结权贵，还要在朋友中间颂扬这些人，没完没了地举行酒宴，一再重弹那些高调，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失望。我对诗人的志向开始产生怀疑了，有时我已经把他看成一个凡人，甚至有时也敢于指出他那些可笑的品性。

在他赏给我只有少数人能得到的那种面子——留我参加晚宴的时候，我的心境就是这样。

然而当时我还是感到很高兴。

这次参加库科尔尼克晚宴的约有十五个人：普列奥布拉任斯克团25的几个军官、米·伊·格林卡、亚年科、翻译歌德作品并在当时出版《艺术报》26的斯特鲁戈夫希科夫27，还有卡缅斯基28，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年轻人，他从高加索带来一些模仿29马尔林斯基的小说，衣服钮孔上有一枚士兵的乔治十字勋章。这位高加索英雄在彼得堡取得了两项胜利：一项是征服了出版《文学副刊》的克拉耶夫斯基先生，他为他的才华所惊倒，第一篇小说就付给他五百卢布（纸币）；另一项是赢得了费·彼·托尔斯泰30的女儿。

出席这次晚宴的其他人我就不记得了。宴席上引人注目的与其说是食物，不如说是饮料。餐厅里一边墙上挂着诗人库科尔尼克的画像，另一边是他的兄弟普拉东的画像，都是布留洛夫的手笔，相框极为精美。席上的酒源源流淌，库科尔尼克在喝香槟酒时站起身来，特意面向几个军官，举起高脚酒杯伸向他弟弟的画像，扬扬得意地说道：

“普列奥布拉任斯克团的弟兄们！为缺席的普拉东的健康，干杯！”

为诺沃西尔采夫庄园管家的健康干杯的这杯酒在一片兴高采烈的欢呼声中一饮而尽。

我坐在米·伊·格林卡身旁。

格林卡在晚宴前情绪很不好，他不愿讲话，很少开口，高傲地仰着头，一只手背在坎肩背后，在人群中傲慢地踱来踱去，见了所有熟人都气冲冲的样子，这种情绪在他身上是很常见的。但到晚宴时他的情绪渐渐好转：他对我谈到他的作曲计划，谈到他当时正在创作的《鲁斯兰》31，谈到俄国的前途（这是他爱谈的话题之一）和俄国人民。格林卡认为他熟悉人民，并善于同他们交谈。一谈到这些问题，他通常显得十分兴奋：两眼炯炯发光，紧紧捏住对方的手，不断重复说：“难道不是这样吗？……”这一次他把我的手捏出了紫痕。

格林卡是个热情的、易动感情的人，是个真正的诗人，因此每逢这种时刻他总能激起别人对他很大的好感，他那些超凡脱俗的想法和议论使许多人听得入迷，因为他的热情没有丝毫矫饰的成分……不过坐的时候该离他远一点罢了。

但当有人稍稍触犯他的自尊心，或者只是他有这种感觉时，他就变得傲气十足，绷着脸，昂着头，做出一副同他那矮小的身形毫不相称的傲慢而又可笑的姿态。

斯捷潘诺夫32——现任《火花》杂志编辑——巧妙地抓住了格林卡、布留洛夫和库科尔尼克的一些可笑的特点，用非常尖刻、一针见血而又妙趣横生的漫画表现了他们整个的生活面貌。这本画册现在属于格·亚·库舍列夫-别兹博罗德科伯爵33。

这一次库科尔尼克的晚宴席上没有谈及艺术的圣殿，他只告诉我们他正在研究彼得大帝时代，准备写一系列反映这个时代的小说，并顺便给我们讲了那一时代的几件逸事。

晚宴结束后大家都住了口，因为格林卡灵感勃发，坐到钢琴边开始即兴演奏。库科尔尼克站在钢琴边上，不时发出一声感叹：“妙极了！”他转身向着几位军官，把食指贴在嘴唇上，小声说道：“听着，听着，普列奥布拉任斯克团的弟兄们！”

最后格林卡唱了他谱写的一支抒情曲：

血里燃烧着希望之火——34

他的嗓音热情而急促，两眼粗野地扫视着听众。

随后他用手摸了摸前额和头发（这是他内心激动时惯常的动作），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昂着头用高傲的眼神瞥了所有人一眼，（哪一个认识格林卡的人不记得这种眼神呢？），在房间里踱了一圈，把他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微笑着走到我的跟前，捏了捏我的手，说道：“假如咱们的伊万·阿基梅奇35能够复活并来到这里，他会怎么说呢？”

米哈伊洛·伊万内奇36眨起眼睛，开始扯弄衣服：“‘格林卡……新俄尔甫斯37，继续用和谐的乐声娱悦人们的听觉吧……生命是短暂的……你是个聪明人，尽情享受生活吧……好心的主人美酒常备：桌上放一瓶——桌下还有两瓶……谁该明白这一点，就让他心里有数吧……’”格林卡笑了起来。“真的，他会这样说吧？”——他又补了一句。

我们直至清晨五点才各自回家。……

应当说明的是，库科尔尼克开始举办晚会时我已认识了许多文学家，我同他们进一步交好则是在库科尔尼克家的聚会上，在费·彼·托尔斯泰伯爵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家的星期日聚会上，后者当时正着手出版《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找了个简朴的住所，离库科尔尼克不远，就在僻静胡同和灯笼胡同拐角的四楼。

我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结识的情形将在后文讲到……

　

我从国库司离职以后，休息了一年左右38，最后，当时任国民教育司司长、同我的亲属熟识的普·亚·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公爵39安排我到他那个司里当一位科长的初级助手。

我初次去见希赫马托夫公爵时，他坐在他办公室的写字台边，身穿文官制服，佩着一颗星章。

“欢迎您。”他对我说，并从沙发椅上微微欠了欠身子，用手指着一张椅子。

希赫马托夫公爵话音低微缓慢，从容不迫。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写字台、几张靠椅和沙发椅，一面墙上挂着一个僧侣的画像。公爵那张丰满的、黄得像教堂蜡烛的脸上显出的完全是一种僧侣式的温和与谦恭。

“您愿意到司里来供职？您的申请在我手上，从下星期起您就可以上班了。您到二处去当股长，到斯瓦里克-斯瓦拉茨基先生那个科……”

我鞠了一躬。

“我听说，您在从事文学活动？”公爵沉默了一会儿，问我道。

“写得很少。”我窘住了，答道。

“这是件值得称赞的事嘛，”公爵不以为然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很爱文学，也写过诗。您也许知道吧？”

“哪能不知道呢，公爵。”我回答道，不过说句实话，我并未读过公爵的诗。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公爵从沙发椅上欠起身子，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那么，下星期请您到司里来吧。再见。”

我办起公务来一点也不顺手，或者不如说，我怎么也无法顺应它。我没有丝毫功名心，当低级宫廷侍从已经不能引起我的兴趣，然而，只要我亲属的熟人中有哪个子侄晋升为低级宫廷侍从，家里的人便用责备的口气对我说：

“某某升了低级宫廷侍从了，他的父母该有多高兴呀，瞧这年轻人多了不起，多让父母称心，上司对他多器重呀！这样的儿子才是好样儿的！”

说完这些话，接下去往往是一声长叹……

我到司里去上班相当准时，一直坐到规定的时间才下班，但仍然一事无成。我的科长斯瓦里克-斯瓦拉茨基先生为人心肠极好，对我十分宽容，因为我是希赫马托夫公爵安排到司里来的。再说斯瓦里克先生又有一位极出色的第一副科长，就是基斯洛夫斯基先生，现任教育部办公厅主任。

我偶尔在节日期间拜访一下希林斯基公爵和公爵夫人，有一天我登门造访时，公爵夫人邀请我去参加跳舞晚会。当时公爵也在场，他没有作声，但他听到“跳舞晚会”几个字时，眉头明显地皱了起来。公爵夫人也和公爵一样，笃信宗教，而且十分虔诚，但她认为她已经成年的几个女儿有时也需要娱乐一番。

晚会上的男伴大部分是司里的官员，听命于庶务官，他下令两点钟以前任何人不得离开。跳舞的大厅里点了几盏灯，发出红黄色的光芒。大厅的四壁也挂满了僧侣画像，仿佛板起面孔，惊讶地望着这种令他们感到愤慨的上流社会的娱乐。公爵本人则踱来踱去，看来是被钢琴的叮咚声和这种声音伴奏下的蹦蹦跳跳搅得心神不安。官员们心里都觉得十分别扭：为了讨好公爵夫人应该跳舞，可是公爵又不时冷眼瞧一瞧自己的下属，即那些男舞伴。晚会办得不成功，后来再也没有举办。不过，我的科长斯瓦里克-斯瓦拉茨基先生第二天却对我说，公爵家的晚会令人感到非常愉快。

可怜的斯瓦拉茨基！一提到他，我就忍不住要讲一讲他生命最后时刻的情景。他获得了安娜勋章，随后请了假，打算回家乡去炫耀一番，没想到他感冒了，病倒在床上。给他看病的司里的医生斯帕斯基40从受了伤、生命垂危的普希金那里来到他家里，斯瓦拉茨基病得很重，他从病榻上欠起身子，抓住医生的手，忧郁地朝放在床头小桌上的安娜勋章望了一眼，说道：

“请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希望呀，医生？我能好吗？”

“毫无希望，”斯帕斯基答道，“有什么办法呢？我们都是要死的，老兄。连普希金也快要死了嘛……您听见了吗，普希金也要死了？！这么一想，你我也就死而无憾了。”

斯瓦拉茨基呻吟了一声，把头垂到枕头上。他和普希金死在同一天，而且几乎死在同一个小时41。

斯帕斯基在他死后说道：

“你瞧，真是个幸运儿！和普希金这样的人同时死去。这可不是每个人都办得到的。”

斯瓦拉茨基曾不止一次请我到《教育杂志》42编辑部去查询一些事情。编辑部的房间和国民教育司由同一个楼梯上去。

我在那里常常碰见一位官员，个子不高，眼神非常严肃而又意味深长，一头浓密的黑发像当时流行的那样，按农民的样子43梳理得很仔细，一对深灰色的大眼睛现出严峻而又生硬的神情。

“这是谁呀？”有一次我问其中的一位官员。

“这是副主编，”那位官员答道，“莫斯科大学学士克拉耶夫斯基，是个极有学问的人。”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当时已经打算从沃耶伊科夫手上接过《文学副刊》，他需要撰稿人；他知道我在写小说，因此我同他很容易就接近起来，而且关系相当亲密。还有一个情况促进了我们关系的发展，就是当时我和他几乎每天都要拜访同一户人家44，彼此都已十分熟悉了。

司里传说克拉耶夫斯基学识渊博，看来是根据他编写的有关博唐神父45的哲学的文章，这是乌瓦罗夫伯爵46指定他写的，发表在当时的《教育部杂志》上。

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来彼得堡时带来了《鲍里斯·戈都诺夫》这篇文章，他首先结识了格列奇，大概因此这篇文章才发表在《祖国之子》上。47格列奇开始时对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反应十分热情，不久以后，不知什么原因，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和格列奇断绝了往来，又结识了（好像是通过彼·亚·普列特尼奥夫48）弗·费·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后者以他特有的那种温和态度对他表示热烈欢迎……

通过克拉耶夫斯基先生，我后来作为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的译者也认识了奥陀耶夫斯基公爵。

顺便谈一谈这篇翻译。

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我也是戏剧的热烈爱好者，我觉得后台的天地是充满幻想、极为引人而又可望不可企及的天地。我当时十分胆怯，根本就不敢奢望同卡拉蒂庚49或勃良斯基结识，他们的舞台演出使我得到了难以形容的精神享受。我没有放过一次观看《强盗》《堂卡洛斯》《阴谋与爱情》50及格里尔帕泽51等德语作家写的各种剧本在当时演出的机会。卡拉蒂庚和勃良斯基（尤其是前者）的天才使我惊叹不已。

这时我开始读莎士比亚的作品，还在寄宿学校读书时我就读过弗龙琴科52翻译的《哈姆雷特》，可是我当时不喜欢这个剧本，毕业两年后我又重新拿起这个剧本，强迫自己读了几遍以后，被这部作品深刻的严肃性所震惊。受到它的强烈吸引，我转而继续阅读莎士比亚的其他作品。我不懂英语，是通过法文译本了解莎士比亚的作品的。

《奥赛罗》给我的强烈印象有如当初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接连几个星期，盘踞我的脑海的只有一个奥赛罗。我想象着卡拉蒂庚演奥赛罗、勃良斯基演伊阿古会是怎样的形象。我希望在俄国舞台上看到这出戏，这种愿望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使我坐立不安。

最后我下决心把它翻译出来，我请我的亲戚和朋友马·阿·加马佐夫53给我当助手，他的英语水平相当高。

我每天早上和晚上埋头翻译，很快就把它译完了。加马佐夫给了我许多帮助，后来又根据英文本把译文校订了一遍。

我精心抄好译文，又让人装帧一番，决定拿去给勃良斯基，看他是否愿意用于他的庆祝演出，因为我听许多人说过，勃良斯基真正理解和热爱莎士比亚。在此之前他好像已经在庆祝演出时演过《理查三世》，那是他的朋友狄德洛54为他翻译的55。

我惴惴不安地上勃良斯基家里去了，勃良斯基读了我的译文，感到十分满意。我没有隐瞒，告诉他我是从法文转译的。

“可是我们在海报上要写的是——译自英文；这很必要，否则人家还会以为这是迪西斯56的改编本哩……”

我窘住了。

“哪能这样呢，”我反驳说，“这多叫人难为情，这不是欺骗吗？”

“可是我请求您，这是为了我，这对我很重要。您别担心，”勃良斯基补充说着，掩上他那件直接罩在衬衣外面的长衫（这是他居家时日常的服装），“这一点谁也不会注意。不管您怎么想，我出海报时可要写‘译自英文’。”

我没有再表示异议。

几天以后他对我说，他把我的译文读给沙霍夫斯科伊公爵57听……

“他是我的老朋友和老师，”勃良斯基说，“是我们戏剧事业的行家。他夸奖了您的译文，并希望和您认识。我已经讲好了要把您请到他那儿去。”

我和勃良斯基在沙霍夫斯科伊指定的日期上他那儿去了。

沙霍夫斯科伊当时住在枫丹卡河岸边，离卡林卡桥不远。

我发现他虽已上了年纪，却仍然十分活跃。他爱把“斯”音念成“诗”音，说起话来没完没了，给我的印象：他是个非常温和的人。沙霍夫斯科伊的剧目此时已经开始被人遗忘，他写的剧本只是间或出现在舞台上，看来作者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他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时代已经过去，因而把这种状况归咎于剧院管理处针对他搞的阴谋。他非常激愤，指责管理处不学无术，同时心驰神往地回忆他管理剧院的那些年月，一再引述勃良斯基说过的话，并且一再重复道：“对吧，老弟，是这样吧？”

沙霍夫斯科伊称赞了我的译文，但他又指出，我的语言还不完全口语化，还能看到一些长复合句，用在舞台上会叫人受不了，不过他又说，这一切都很容易修改。随后谈话转到卡拉蒂庚身上，沙霍夫斯科伊承认他有才华，说他落到了蠢人手中，他的导师毁了他，他们灌输给他的是一种虚假的戏剧艺术观。应当为勃良斯基说句公正话，当谈话内容对卡拉蒂庚不利时，他总是默不作声；相反，勃良斯基的妻子58则认为应当把卡拉蒂庚看作自己丈夫的竞争对手，也就是自己不可调和的敌人，因此她不遗余力地到处说他的坏话，一再挑起两位男演员之间的不和。

我们在沙霍夫斯科伊家里坐到十二点左右，这天晚上他家里再没有别的外人。斟茶的是叶若娃59（她好像死于此事的前一年）给他生的女儿，她已不很年轻，但十分娇媚，当时有一个贵族士官正在拼命追求她。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同沙霍夫斯科伊见面。

《奥赛罗》的布置和道具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一进入后台，我简直高兴极了。

对勃良斯基来说，这次庆祝演出非常重要，因为苔丝狄蒙娜一角由他的女儿60初次登台演出。按排练的情况我根本无法判断这出戏能不能演好：初次登台的女演员极为羞怯；几个名角，特别是卡拉蒂庚，念起台词漫不经心，声音仿佛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排练不断被局外人的谈话、非演职人员的出现和男女演员之间的插科打诨所打断，这种插科打诨也许富于机智，但却相当粗俗。

初次排练时我默不作声、畏畏缩缩地坐着，像是一个落进陌生世界的人，这个世界远看起来显得极为引人。我记得只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不安：卡拉蒂庚在第三幕中把“血，伊阿古，血！”念成“血，伊阿古，我渴着血！”“我渴着”这几个字我听起来觉得别扭而又多余……不过我又宽慰自己，心想这是他一时疏忽，但到总排时他却把“我渴着”这几个字念得更加庄重、更富于表情。

排练结束后我决定告诉他，原文和我的译文里奥赛罗说的只是“血，伊阿古，血！”，照我看来，这样说更简洁有力。卡拉蒂庚微笑着，装腔作势地望了我一眼。

“不，”他说，“我觉得怎么说更好，就让我怎么说吧。‘血，伊阿古，血！’——这句话太短了，要使它有力，就必须加上‘我渴着’这几个字。”

说完他就不再理睬我了。

毫无办法——只好服从演员，但是（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我觉得好笑）这个“我渴着”还是令我感到极为不安。

应当指出，童年时代卡拉蒂庚就认识我。我常常在K*61家里碰见他，我的亲属同这一家人关系很亲近。译完《奥赛罗》以后，还在我认识勃良斯基之前，我就邀请卡拉蒂庚、弗·伊·巴纳耶夫和克列切托夫到我那儿去参加晚间聚会，并给他们读了我的译文。

卡拉蒂庚说，尽管莎士比亚是个伟大的天才，但要演他的戏，不做重大改动是不行的；他还说，对《奥赛罗》要大力进行修改和删节。我的叔父完全同意这个意见。这使我十分恼火，于是我才决定去找勃良斯基。

克列切托夫听了《奥赛罗》以后欣喜若狂，看来他是通过我的译文才初次接触到真正的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的。在此之前他了解《奥赛罗》是根据迪西斯的改编本，尽管他一再肯定他对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都做了深刻研究，而且一提到莎士比亚，总要称他为深知人心的伟人；他在莎士比亚的名字前面也冠以代词“我的”，有时干脆称他为威廉62。

我的叔父和卡拉蒂庚走后，克列切托夫摇了摇头，对我说：

“这些先生，我告诉您吧，简直什么都不懂，一点也不假！……您用得着请他们来么！唔，对了，比方说您的叔叔……他上哪儿去领会这种深度，这样一种力量、威力，这样一种无限性，这样一种完美……”

克列切托夫边说边挥动双手。

“他是按照那位像糖一样过分甜蜜的格斯纳63的格调调教出来的……还有这位卡拉蒂庚！还算什么伟大的演员！好极了，妙不可言！”

只要谈话一涉及戏剧方面，克列切托夫一定会兴冲冲地回忆起卡捷琳娜·谢苗诺娃64，讲述自己同她的交往，用最为迷人的色调来描绘她，并且暗示说，她对他可不是无动于衷，曾经用她那纤纤小脚挑逗过他。末了他深深地叹着气，狠狠扯断自己的一根头发，把它扔到地上，说道：

“唉，老弟——

这事发生在很久以前，

远古以来就代代相传。65”

克列切托夫喜欢谈他的鳏居生活和他征服女性的事迹。他每个星期必来我这里一次，每次都要讲一段他青年时期的艳史，讲到末了便叹一口气，重复一句老话：

可是现在我再也不干那一套！66

应当说明的是，在我毕业前一年他与一位年轻姑娘戈罗霍娃结了婚。他总是用最富于诗意的色彩描述她，说她不论在仪态还是精神上都完全符合他的理想，只有一件事使他不安，就是她很会生孩子，每年都要生一个。他通常称她为荒唐的宝贝儿，有时一讲起自己的家庭生活，便温情脉脉到了感伤的程度。

“您在哪儿度过除夕之夜的？”有一次他问我道。

“老规矩，在奥陀耶夫斯基家里。”我答道。

“可我却待在家里，过得平静安宁：买了一瓶上好的甜葡萄酒，拎回一篮蛋白酥甜点心……我和我那荒唐的宝贝儿便美美地吃了一顿，两人把那瓶酒也喝光了。”

克列切托夫教课有七千卢布纸币的收入，不愁吃不愁穿。

他有时请我吃饭，喝一种名为普罗塔索夫的汤和一瓶他很爱喝的陈年马德拉葡萄酒。有一次他介绍我认识了他的夫人，由于他一再要求，她在午宴后为我唱了一支《夜莺》67。

克列切托夫对她的歌喉极为赞赏，经常对我说：

“老弟，我可不需要上你们的意大利歌剧院去……我有自己的家庭歌剧院。”

克列切托夫对他自己的评价有许多地方不恰当，最不恰当的是：他坚信自己是个上流社会的人。他最爱讲这样一件事（克列切托夫曾不厌其烦地讲了又讲）：叶·米·希特罗沃68（克列切托夫给她的一个亲戚讲过课）有一次把他介绍给菲克蒙特伯爵夫人69（奥地利公使的妻子），而她又对他讲了数不清的上流社会荒诞不经的逸闻趣事……

和克列切托夫交往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一种需要。我常常把我所有的新作读给他听，他为我看校样（应当说句公正话：他是个第一流的校对），总之，他积极参加了我的文学活动。他把校样还给我时，常对我说：

“看来我不久也该看看自己的校样了，该从故纸堆里挖掘一点像样的东西出来了！”

然而岁月不断流逝，克列切托夫的故纸堆里却始终没有什么东西问世。不过有一次，我在他的写字台上见到一张纸，上面写着一段独白的开头：

“她是女人！她是我的妻子！她正在沉睡！”

还有一次克列切托夫给我读了一篇幽默小品（这是他的说法）的开头部分，其中的角色是一只在炉子里织网的蜘蛛——我不记得这暗示的是哪一位作家……

　

《奥赛罗》上演之前，克列切托夫几乎和我一样激动……

勃良斯基举行庆祝演出的那一天70，我感到精神恍惚，当我来到剧院时，我几乎惊呆了。

令我伤心的是剧院没有坐满，尽管已分送了不少赠券。

我急不可耐地等着幕布升起。

幕布升起了……又乱又脏的布景，破旧的服装，暴露了许多演员，尤其是演威尼斯公爵的演员无知的某种古怪腔调，初登舞台的女主角的羞涩和胆怯——这一切几乎都使我感到绝望。但是，卡拉蒂庚引人注目地出场了，他那优美的姿势、闪闪发光的服装、一对和他的黑脸庞极为相称的白色的大耳环，以及他出场时观众极为狂热的鼓掌又使我振奋起来。

戏演得还算过得去。卡拉蒂庚念到“我渴着”这几个字时，两眼灼灼闪光，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台下顿时掌声雷鸣。演出结束后，朋友们自然都要求我出场，其中有举行庆祝演出的演员的朋友，也有我的友人，包括克列切托夫在内，他拼命地欢呼和鼓掌。

《奥赛罗》演了好几场。第三次演出时我去看排练，在剧院大门口碰到了小格里戈里耶夫71，他演小市民和小商人是十分成功的。小格里戈里耶夫老是喝得半醉不醒，不过这对他所演的角色倒十分合适。

他一见了我就止住脚步，张皇失措地说：

“对不起，您可要原谅我，这事儿我没有错，我是奉命干的——有什么办法呀！”

“什么事呀？”我惊讶地问道，“您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呀？”

“他们今天非要我在《奥赛罗》里演威尼斯公爵呀。违抗上司是不行的，这您也知道。”

“得了，您也太客气啦！”我握握他的手回答道。

《奥赛罗》我印了单行本。因为海报上公布的是“译自英文”，所以单行本的书名页上也是这么写的。由于我已说了假话，我又犯了一个毛病：我甚至用加马佐夫为我做的注释和评注进一步肯定了这个假话，把这些注释和评注置于我的译本的卷首。为此我遭到了惩罚：我的假话不久便被弗龙琴科先生揭穿。他是热爱和深刻理解莎士比亚的，多亏了他，俄国文学才有了优秀的《哈姆雷特》和《麦克白》译本。

当我的《奥赛罗》译本在舞台上上演时，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已经当上了《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的编辑，该刊一开始就发表了他的文章：《对俄国的一些见解》。这篇文章讲出了年轻编辑系统发表的观点72，这就是：俄国同西欧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发展前进的道路和西方不同，因此它不属于人类共同发展的范围，而是仿佛组成了世界的第六部分……

不过，除了“世界的第六部分”以外，这篇文章没有任何新奇之处。这篇《对俄国的一些见解》仅仅表明，克拉耶夫斯基是在当时莫斯科斯拉夫派的影响下来到彼得堡的。就我记忆所及，这篇文章给同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建立了友谊的许多文学家留下了强烈的印象——文坛老将亚·费·沃耶伊科夫和当时许多有名的文学家，诸如罗津男爵73、卡尔戈夫74、雅库博维奇、在宪兵总部供职的弗拉季斯拉夫列夫75等对这篇文章都大加赞扬。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发现迎合了他们的爱国情绪，他们欢迎他，认为他是个非常杰出的思想家。连并不喜欢克拉耶夫斯基先生的库科尔尼克对于《对俄国的一些见解》也惠予青睐，他说：“这篇小文章写得不坏，许多看法颇有道理。”彼·亚·普列特尼奥夫和弗·费·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称赞了克拉耶夫斯基先生在办刊物方面迈出的最初几步。可以推测，奥陀耶夫斯基公爵在这一时期对他影响很大，因为克拉耶夫斯基先生购置了一些新式的、带有小柜的桌子，式样与奥陀耶夫斯基公爵的一模一样，并采用他的服装式样为自己做了一套在书房里做学问时穿的服装。

1用呼声或掌声要求演员或作者出场见面。

2《莫斯科电讯》由尼·阿·波列沃伊主编，是自由资产阶级思想的喉舌，曾发表普希金、茹科夫斯基等人的作品，一八三四年由尼古拉一世下令查禁。

3《为沙皇献身》，一八三九年改词更名为《伊万·苏萨宁》，是格林卡的代表作，俄国第一部民族歌剧。按：库科尔尼克于一八三四年十二月认识格林卡，《为沙皇献身》首次上演于一八三六年十一月。

4大概是指布留洛夫的学生格·卡·米哈伊洛夫（1814—1867）。

5尼·尼·诺沃西尔佐（应为“采”）夫（1768—1838），俄国伯爵，镇压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刽子手，自一八三二年起任国务会议主席和大臣会议主席。

6阿·亚·普柳沙尔（1806—1865），俄国出版家兼书商，自一八三四年起着手出版《百科词典》（一至十七卷，未完）。

7不确。库科尔尼克举办这种“星期三聚会”是在一八三七至一八三八年冬，一八四〇年便已停办。

8《北方蜜蜂》是布尔加林创办的报纸，一八二五至一八六四年在俄国彼得堡出版。这是尼古拉反动统治时期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它和情报机关“第三厅”关系密切，起着沙皇政府喉舌的作用。

9此事发生于一八三八年，而不是如前文讲的四十年代初。

10“这一类庭院”指妓院，这里提到的是巴纳耶夫的中篇小说《出色的人》，其中有一节提到妓院。

11弗·费·奥陀耶夫斯基（1803—1869），俄国作家、文学和音乐评论家，俄国古典音乐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为普希金的《现代人》、克拉耶夫斯基的《俄国荣军报文学副刊》及《祖国纪事》等报刊积极撰稿。

12弗·亚·索洛古勃（1813—1882），俄国作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曾为《祖国纪事》撰稿。

13亚·巴·巴舒茨基（1801—1876），俄国作家，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出版家，后来变成一个蒙昧主义者。

14彼·亚·科尔萨科夫（1790—1844），俄国作家，书刊审查官，极端反动的《灯塔》杂志的主编。

15巴纳耶夫的叔父弗·伊·巴纳耶夫其时任宫廷事务部办公厅主任。

16彼·谢·斯维斯图诺夫（1732—1808），枢密官，俄国作家兼翻译家。

17索洛古勃是立陶宛人。立陶宛在一五六九至一七九一年间曾与波兰合并，十八世纪末始并入沙皇俄国。波兰和立陶宛确实不曾有过伯爵爵位，但这种封号曾由历代皇帝和教皇赐给某些家族。

18彼·安·维亚泽姆斯基（1792—1878），俄国诗人，文艺评论家，普希金的朋友，一八二五年以前政治观点和文学思想接近于十二月党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思想急剧右转，成为进步的文学和社会运动的死敌。

19安·亚·克拉耶夫斯基（1810—1889），出版家，一八三九至一八六七年间《祖国纪事》的编辑兼出版人，系巴纳耶夫妻子的姐夫。

20彼得堡几家豪华美食店的老板。

21瓦·斯·梅热维奇（1814—1849），俄国文学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为《杂谈》《望远镜》《祖国纪事》等刊物撰稿，一八四〇年投奔布尔加林门下。

22全名是《圣彼得堡市警察局公报》，一八三九至一八四八年间由梅热维奇任编辑。

23《祖国纪事》系月刊，其创办人和前期（1818至1830）出版人为巴·彼·斯温因，一八三九年由安·克拉耶夫斯基复办，一八三九至一八八四年在彼得堡出版。一八六八年以前的出版人是安·克拉耶夫斯基，其后为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等人。评论专栏负责人为别林斯基（1839至1846），赫尔岑、屠格涅夫、巴纳耶夫等人均积极为该刊撰稿。一八六八年由涅克拉索夫接办后继承了《现代人》杂志的传统，直至一八七七年。一八八四年被沙皇政府查封。

24巴纳耶夫的这篇随笔确实是针对梅热维奇而写的。

25俄国最老的近卫军团，由彼得一世建立于一六八七年。

26该报一八三六至一八四一年出版于彼得堡，先由库科尔尼克、后由斯特鲁戈夫希科夫主编。

27亚·尼·斯特鲁戈夫希科夫（1808—1878），俄国诗人兼翻译家。

28巴·巴·卡缅斯基（1810—1875），俄国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小说家，马尔林斯基的模仿者，后任书刊审查官。

29原文是法语。

30费·彼·托尔斯泰（1783—1873），伯爵，俄国画家、雕塑家、美术学院副院长。他的女儿，即卡缅斯基的妻子玛·费·卡缅斯卡娅（1817—1898），也是十九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的一位作家。卡缅斯基回到彼得堡、来到托尔斯泰家中是一八三七年春天的事。

31指《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格林卡根据普希金的同名长诗创作的歌剧，是格林卡的主要作品之一。

32尼·亚·斯捷潘诺夫（1807—1877），俄国美术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编辑两种讽刺杂志：《火花》（1859至1864）和《闹钟》（1865至1871）。

33格·亚·库舍列夫-别兹博罗德科（1832—1870），俄国小说家，《俄罗斯言论》杂志的出版人（1859至1862），文学艺术事业的资助者。

34这支抒情曲谱写于一八三八年夏天，所引的歌词系普希金的一首诗。

35即贵族寄宿学校的逻辑学教师科尔马科夫，参见本书第一章。

36即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格林卡的教名和父名。

37亦译“奥菲士”，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俯首，顽石点头。曾参加阿尔戈船英雄们寻取金羊毛的远航，一路上借助歌声克服不少困难，还压倒了海妖西壬迷人的歌声。

38巴纳耶夫离职后“休息”了不止一年，而是将近两年。他于一八三二年三月从国库司退职，一八三四年二月被安排到国民教育司供职。

39普·亚·希林斯基-希赫马托夫（1790—1853），俄国诗人兼翻译家，一八四九年晋升为国民教育大臣。

40伊·季·斯帕斯基（1795—1859），彼得堡外科医学院教授，曾任普希金的家庭医生。普希金死后他立即写了回忆录，记述诗人临终前几天的情形。

41普希金死于一八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42全名是《国民教育部杂志》，一八三四至一九一七年在彼得堡出版。

43原文是法语。

44指著名话剧演员亚·格·勃良斯基（1790—1853）的家，他的两个女儿安娜和阿夫多季娅后来分别嫁给克拉耶夫斯基和巴纳耶夫。

45路易-欧仁-马利·博唐（1796—1867），法国哲学家、神学家。

46谢·谢·乌瓦罗夫（1786—1855），伯爵，俄国国务活动家。曾任国民教育大臣、彼得堡科学院院长，尼古拉时期最重要的反动人物之一。

47这篇文章不是发表在《祖国之子》上，而是收入普柳沙尔的《百科辞典》（1836年）第六卷。

48巴纳耶夫的这一说法似乎与事实不符，克拉耶夫斯基和奥陀耶夫斯基更有可能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莫斯科就已经结识了。

49瓦·安·卡拉蒂庚（1802—1853），俄国演员，一八二〇年起为彼得堡首席悲剧演员，最初是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期以后倾向于现实主义，获得别林斯基的好评。同普希金、格利鲍耶多夫、克雷洛夫等人有交往。

50均是德国著名剧作家、诗人席勒所写的悲剧。

51弗兰茨·格里尔帕泽（1791—1872），奥地利剧作家、诗人，创作上接近浪漫主义。主要剧作有三联剧《金羊毛》、童话剧《幻梦人生》《柳布莎》等，宣扬人道主义思想。

52米·巴·弗龙琴科（1801—1855），俄国翻译家。

53马·阿·加马佐夫（约1812—1893），东方学家。

54夏尔-路易·狄德洛（1767—1837），法国著名的芭蕾舞演员和导演，曾长期侨居彼得堡，培养了许多优秀的芭蕾舞演员。

55此语不确。《理查三世》一剧的诗体译本是由勃良斯基本人完成的，但勃良斯基不懂外文，他是根据一个逐字逐句直译的散文译稿改写而成的，这个散文译稿看来就是狄德洛译的。

56让-弗朗索瓦·迪西斯（1733—1816），法国戏剧家、诗人，曾根据古典主义戏剧的要求改编多种莎剧，在当时流传很广。

57亚·亚·沙霍夫斯科伊（1777—1846），剧作家、戏剧活动家、俄国科学院院士，勃良斯基的业师。曾主管彼得堡各剧院的剧目部，写过不少喜剧和轻松喜剧，对俄国民族喜剧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

58安·马·斯捷潘诺娃（1798—1878），也是俄国话剧演员。

59叶·伊·叶若娃（1788—1836），彼得堡的喜剧演员，沙霍夫斯科伊的情妇。

60指安娜·雅可夫列芙娜，后嫁给克拉耶夫斯基。

61可能是指巴纳耶夫父亲的朋友克尼亚热维奇，再不就是隶属宫廷、设在彼得戈夫城的造纸厂的经理德·尼·卡津。

62莎士比亚的名字。按：俄国人直呼人名可表示亲昵。

63所罗门·格斯纳（1730—1788），瑞士作家，著有一些散文体田园诗。

64指叶·谢·谢苗诺娃（1786—1849），俄国女演员，活跃于彼得堡舞台上，一八〇三至一八二六年间因主演弗·亚·奥泽罗夫、拉辛等人的悲剧而驰名，普希金曾高度评价她的艺术。

65引自普希金的《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第一歌。

66引自俄国作家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引文不准确，原文是：“现在呀，老弟，我再也不干那一套。”

67一个平庸的作曲家根据俄国诗人德尔维格的同名诗谱写的抒情曲。

68叶·米·希特罗沃（1783—1839），俄国著名统帅库图佐夫的女儿，普希金和其他作家的朋友，她和她的女儿在彼得堡拥有一个文学和政治沙龙。

69达·费·菲克蒙特（1804—1863），奥地利驻俄国公使的妻子，叶·米·希特罗沃的女儿，普希金的朋友。

70一八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71指彼·格·格里戈里耶夫（？—1854），亚历山德拉剧院的演员，写过一些轻松喜剧。

72原文是法语。

73叶·费·罗津（1800—1860），俄国诗人、剧作家和批评家，格林卡的歌剧《为沙皇献身》的歌词作者。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在政治和文学上成为一个反动人物，在《北方蜜蜂》和《祖国之子》上撰文反对果戈理和自然派。

74威·伊·卡尔戈夫（1796—1841），俄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小说家和翻译家。

75弗·安·弗拉季斯拉夫列夫（1807—1856），俄国小说家，《朝霞》文艺丛刊的出版人，在宪兵团（即沙皇俄国的宪兵总部）任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