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自君士坦丁大帝时代至查士丁尼的帝国43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
罗马帝国在4世纪经历的文化和宗教危机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古代异教文化注87同基督教（它在4世纪初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得到了官方承认，并在4世纪末由狄奥多西大帝宣布为国教）发生了冲突。看起来，上述两个处于冲突中的、代表着完全对立观念的因素，似乎永远不会有调和的基础。但是，基督教和异教希腊文化确实逐渐交融，形成了基督教-希腊-东方文化，后被称为拜占庭文化，它的中心就在罗马帝国的新都——君士坦丁堡。
在帝国发生的诸多变化中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君士坦丁大帝。在他统治时期，基督教第一次取得官方认可而且为其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此以后，古老的异教帝国逐渐变成基督教帝国。
一些在其历史发展早期皈依基督教的民族或国家，鉴于它们过去的历史还没有形成牢固的传统，仅有一些模糊的、原始的习俗和管理形式，宗教的改变在人民生活中因而不曾引起巨大危机。但在4世纪的罗马帝国则不是这种情况。它已具有一种古典的世界性的文化，发展了当时颇为完善的政府机构。它有伟大的历史和深邃的思想体系——这一思想已与人民结为一体。然而这个帝国在4世纪变成了基督教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内，帝国的过去被否定了，有时是完全的否定，这势必会引起特别尖锐且难以渡过的危机。显然，古老的异教世界，至少是在其宗教领域内，已不再能适应罗马国家的需要。新的需要和新的愿望出现了，只有基督教能满足这种需要。
当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与恰在此时充当领袖角色的某个历史人物相联系时，就会出现记载此人功绩的完整的文学作品，以颂扬他在此特定时期的重要贡献，并试图深入其精神生活的深处。4世纪的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君士坦丁大帝。44
君士坦丁生于纳伊苏斯城（Naissus，今尼什［Nish］）。从其父亲康斯坦提乌斯·克洛卢斯家系（Constantine Chlorus）看，君士坦丁可能属于伊利里亚的家族。其母亲海伦（Helena）是基督徒，后被奉为圣海伦。她曾经去巴勒斯坦朝圣。据传说，她此行发现了基督殉难的真十字架。注88305年，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马克西米安（Maximian）根据原订的协议放弃帝位，退隐为民。迦勒里乌斯（Galerius）成为东方的奥古斯都，君士坦丁之父康斯坦提乌斯（Constantius）则领西方奥古斯都头衔。次年，康斯坦提乌斯逝于不列颠，他的军团拥立其子君士坦丁继任奥古斯都。这时，罗马帝国发生了叛乱。起义群众和军队驱逐了迦勒里乌斯，拥立已放弃帝位的马克西米安的儿子马克森提乌斯（Maxentius）为奥古斯都。年迈的马克西米安与其子恢复帝号并共同治理国家。随后是一个时期的内战。其间，马克西米安与迦勒里乌斯皆故世。这时，君士坦丁与一个新的奥古斯都利基尼乌斯（Licinius）结盟，于312年在罗马城附近的一次决战中打败马克森提乌斯。马克森提乌斯企图逃离敌军追击时，溺死于台伯河（在台伯河上的米尔维安桥［Milvian］附近的萨克拉布拉［Saxa Rubra］）。两位得胜的皇帝——君士坦丁和利基尼乌斯于米兰会晤，据历史传说，他们在此颁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两位皇帝间的和平关系没有维持多久，斗争迅速开始，最后以君士坦丁的全面胜利而告终。324年，利基尼乌斯被杀，君士坦丁成为罗马帝国的唯一统治者。
君士坦丁统治时期，对后来的历史进程有着最大影响的两件事是官方承认基督教及把首都从台伯河岸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即从古罗马迁至“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学者们在研究基督教在君士坦丁时期的地位时，特别注意到两个问题，即君士坦丁之“皈依”基督教和《米兰敕令》。
君士坦丁之改宗基督教45
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们主要对君士坦丁之“皈依”基督教的原因深感兴趣：君士坦丁为什么偏爱基督教？他的态度，是否应被视为其政治上远见卓识的一种表现？他是仅把基督教视为其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还是由于其内心信仰而采纳了基督教？或者，归根结底，他的“改宗”是否既由于政治野心的影响，也有其对基督教的心灵上的理解？
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困难在于历史资料中提供的情况互相矛盾。基督教主教尤西比乌斯（Eusibius）所描写的君士坦丁同异教作家佐西姆斯（Zosimus）笔下的君士坦丁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历史学家们因此有充分理由根据他们自己的成见来回答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法国历史学家布瓦西耶（Boissier）在其《异教的衰落》一书中写道：
遗憾的是，当我们研究那些在历史中充当了领导角色的大人物，并试图研究其生活和记载他们的行为时，我们很少满足于最自然的解释。因为这些人物有着非凡人物的名望，我们就不打算相信他们的行为与其他凡夫俗子相同。我们去探究他们最简单的行为背后的隐秘原因；我们认为他们有周密的考虑、深邃的思想和他们从未梦想过的背信弃义。所有这些在对君士坦丁其人的研究上都应验了。一种偏见成为流行看法，即这位精明的政治家企图愚弄我们；他越是热衷于宗教事务，并宣称他本人是真正的信仰者，我们就越是企图证明他完全不关心宗教事务，他是怀疑基督真理的人。他在事实上并不关心任何宗教而只是偏爱那种最有助于他自己的宗教。注89
长期以来，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注90（Jacob Burkhardt）在其天才著作《君士坦丁大帝时代》（The Time of Constanfine the Great）一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即关于君士坦丁是不信基督教者这一断言对史学界有很大影响。他笔下的君士坦丁是为野心和强烈的权势欲所左右的天才政治家，是为了实现其世界目标而不惜牺牲一切的人。布克哈特写道：“人们时常企图深入君士坦丁的宗教观念中，然后描绘在其宗教信仰中可能发现的变化。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因为，论及这位天才人物（其野心和对权力的渴望无时不在困扰着他的生活），不可能存在他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是信教还是不信教者这样的疑问。这种人就其本质来说是不信教者（unreligiös）……即便他曾有瞬息时间停下来考虑他自己的真正宗教信仰，也一定是迫不得已的。”这位“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在认识到基督教势必成为世界性势力之后，即由此观念出发而恰当地利用了它。按布克哈特的说法，君士坦丁伟大业绩的成功恰恰基于这一认识。而且，君士坦丁给予基督教的特权也同给予异教的特权完全一样。要从这位捉摸不定的人物的行为中寻找任何规律性完全是徒劳的，这里只有偶然性。君士坦丁“这个身着皇袍的利己主义者，只做那些，或允许做那些可以增加他个人权力的事情”。布克哈特以尤西比乌斯的《君士坦丁传》为其主要资料，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即此书的记载并不可靠。注91这里所简要介绍的布克哈特的论断，不承认君士坦丁皇帝有任何宗教感情。46
德国神学家阿道夫·哈纳克（Adolph Harnack）以不同的资料为依据，在其《基督教在1—3世纪的发展》（The Expansioi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First Three Centuries）注92一书中，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他在研究了帝国各行省的基督教状况后，认为当时基督徒的实际数量不能确定，并得出结论：尽管在4世纪初，基督徒在帝国的实际数量很多且具有很大影响，但他们在群众中并不占优势。然而他又进一步指明：
人数的多少与其实际影响并不总是成正比；一个小团体往往产生很大的影响——如果它的成员大部分来自领导阶层；而一大群人也可能只产生小的影响——如果其成员来自下等阶级，或主要来自农村。基督教是一个城镇的宗教；城镇越大，基督徒的数量越大（即使是相对而言）。这就使基督教有着特别的优势。而且，基督教在当时已深入农村，遍及许多行省；如同我们在小亚细亚大多数行省所见，而在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北非（包括其乡镇）也不例外。
哈纳克依据基督教传播的广泛程度把帝国所有行省分为四类。据此，他分析了各类地区基督教的状况，指出，4世纪初，基督教会的中心在小亚细亚。众所周知，在历史上著名的君士坦丁“逃往”高卢事件发生之前数年，他曾作为人质居留在戴克里先设于尼科米底（Nicomedia）的行宫中。他对于亚洲的印象在高卢变得深刻了，体现为他在政治上的深思熟虑，这使他做出了决定性的结论：他可以通过支持强有力的教会和主教而受益。如果有人问，若没有君士坦丁，基督教会是否能够取得胜利？这样提问是愚蠢的。因为，还会有另一个君士坦丁或其他某人出现。况且，早在君士坦丁出现之前，基督教已在小亚细亚取得胜利，在其他行省也必将如此。历史并不需要特别的启示，也不需要天国的神圣大军带来业已存在的事实。它只需要一位敏锐而有力、对宗教状况又有极大兴趣的政治家。此人就是君士坦丁。他只是在清楚地认识到并牢牢地抓住必然出现的机遇这一点上是一个天才。注93 47
显然，哈纳克只把君士坦丁视为天才的政治家。事实上，即使人们只是粗略地估计一下当时基督徒的数量也是不可能的。然而，许多近代最优秀的学者都承认，在当时的帝国与社会，异教思想仍是主导的因素，基督徒则必定处于少数。根据V.博洛托夫（V.Bolotov）教授的统计：“至君士坦丁时期，基督徒有可能只占帝国全部人口的1/10；甚至不足1/10。任何认为当时基督徒数量超过全部人口1/10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注94他的这一统计，与其他一些学者的估计是一致的。目前，学者们似乎一致同意，君士坦丁时期基督徒仍然处于少数。如果这一点成立，那么，关于君士坦丁对基督教的态度出于纯政治目的的这一看法就必须放弃了。因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绝不可能依赖于那些只占帝国人口1/10，又没有参与当时政治事务的群众来实现自己广泛的政治谋略。
《罗马和罗马人史》（History of Rome and of the Roman People）的作者迪律伊（Duruy）在夸大君士坦丁的作用这一点上多少受到了布克哈特的影响。他认为，在宗教上，“君士坦丁是虔诚而冷静的有神论者”。根据他的意见，君士坦丁“很早就意识到基督教在其基本教义方面是同他的一神教信仰相一致的”。注95但是，尽管如此，迪律伊继续写道，政治的考虑对于君士坦丁来说还是最为重要的：
同波拿巴企图使教会与法国革命相妥协一样，君士坦丁也力图使古老的宗教同新的宗教和平共处，同时偏爱后者。他理解世界发展的方式，助其发展而不急于求成。由于这位皇帝的荣耀，他无愧于在他自己的凯旋门上嵌刻的、自诩的称号“和平的保卫者”（quietis custos）……我们已努力深入到君士坦丁的思想深处，并在此发现他之所以接受基督教是由于统治策略而非宗教信仰。注96
1913年，在纪念所谓《米兰敕令》颁布16个世纪的活动中出版了大批著作，其中有E.施瓦茨（E.Schwatz）所写的《君士坦丁大帝与基督教会》（ Kaiser Constantin und die Christliche Kirche）和F.多尔格（F.Dölger）所编的《论文集》（Geammelte Studien）。施瓦茨指出：“君士坦丁具有一个世界主宰者的非凡洞察力。他很清楚，为了建立自己计划中的世界帝国，与教会结盟是至关重要的。他也有勇气有能力违背一切皇权主义的传统来实现这一联合。”注98在多尔格主编的《论文集》中，E.克雷布斯（E.Krebs）写道，君士坦丁对于基督教所采取的一切步骤，仅仅是促使教会胜利的第二位因素；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基督教会本身的超自然的力量。注99
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是大相径庭的。P.巴蒂福尔（P.Batiffol）为君士坦丁辩解，认为他的改宗是虔诚的，注100而在研究君士坦丁时期的钱币学领域享有盛名的学者J.莫里斯（J.Maurice）则在近期试图证实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时神迹的存在。注101布瓦西耶指出，对于政治家君士坦丁来说，把他自己交给当时占帝国人口少数且毫无政治影响的基督徒，无疑会是一种冒险。因此，既然君士坦丁没有因政治理由改变自己的信仰，那么，必须承认，他这样做是出于信仰。注102F.洛特倾向于赞成君士坦丁改宗是出于信仰。注103S.施泰因则坚持这是出于政治理由。他说，君士坦丁的宗教政策最重要的一条，是他把基督教会引进国家机构中。他还推断，君士坦丁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国教会的影响。注104H.格雷古瓦写道，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总是优先于宗教。注105A.皮加尼奥尔（A.Piganiol）说，君士坦丁是不懂基督教的基督徒。注106
但是，通常来说，与君士坦丁在312年战胜马克森提乌斯有关的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事件，不能被认为是他真的改宗基督教；他实际上是在去世那一年才接受基督教信仰。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君士坦丁一直保有“大祭师”（pontifex maximus）的称呼；他一直称星期日为太阳日（dies solis）；而“战无不胜的太阳”（sol invictus）在当时通常是指波斯的神密特拉，对密特拉神的崇拜遍及整个罗马帝国的东西方。有一段时期，这种对太阳神的崇拜是对基督教的严重挑战。显然，君士坦丁是太阳神崇拜的支持者，这种崇拜在他自己的家族中传世。从各方面的可能性来看，他的“战无不胜的太阳”是阿波罗神。莫里斯曾注意到，这种太阳宗教使君士坦丁在帝国赢得了大批群众。注107 49
近来，一些历史学家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以说明君士坦丁只是延续了其他罗马皇帝所实行的政策，而不是唯一的基督教斗士。据格雷古瓦说，利基尼乌斯在君士坦丁之前即开始对基督教实行容忍政策。德国史学家舍内贝克对格雷古瓦的论点表示怀疑：他认为马克森提乌斯在他所管辖的那部分帝国是基督教的斗士，而且为君士坦丁树立了可仿效的榜样。注108
即使君士坦丁确实对基督教颇为了解，他的政治谋略也必然地影响到他对基督教的态度，而基督教在许多方面会有助于他。他明白，基督教必将成为帝国各民族间的主要联系因素。“他需要通过教会的统一而巩固帝国的统一。”注109
关于君士坦丁之改宗基督教的事件，通常与君士坦丁和马克森提乌斯交战期间，天空中出现一枚闪光十字架这一著名故事相联系；于是一次神迹即构成了君士坦丁“皈依”的一个原因。然而，叙述这一神迹的史料在历史学家中引起了许多争议。关于这次神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君士坦丁同时代的基督教徒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的作品，他在其著作《基督教迫害者之覆灭》（De mortibus persecutorum）中谈到了君士坦丁在梦中接到一个警告，要他在其护甲上刻上基督圣符（coeles te signum Dei）的标记注110。但拉克坦提乌斯并没有提到传说中君士坦丁所看到的天象。
君士坦丁的另一个同时代人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在两部著作中写到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胜利。在其早期作品《基督教会史》中，尤西比乌斯只提到，当君士坦丁出发去解罗马之围时，“向上帝及圣子耶稣基督、人类的救世主祈祷”，注111显然，他在此处未提及君士坦丁的梦或其护甲上的圣符。另一部著作《君士坦丁传》写于君士坦丁战胜马克森提乌斯的二十五年之后，且通常被认为（也许是错误地认为）是尤西比乌斯所写的。该书提到，君士坦丁大帝本人讲到，当他向马克森提乌斯进攻当中，看到在落日之上有一闪光的十字架，上有“以此致胜”（τούτω νίκα）的字样，并发誓这是千真万确的。他和他的军团战士都被这一天象所震惊。次日夜，基督在梦中来到君士坦丁面前，带着同样的圣物，并让君士坦丁制作一枚同样的十字架，带着它向他的敌人进攻。天刚破晓，君士坦丁即向他的亲兵们宣布了这一奇妙的梦境，然后，召集工匠艺人，向他们描述了自己所见之物的轮廓，令匠人们着手制造军旗，注112此即著名的拉巴鲁（labarum）。注113拉巴鲁是一形如长枪的长柄十字架，其横轴上是一条丝绸，上面以金缕刺绣并以宝石嵌就君士坦丁及其二子的肖像；在十字架顶端有一个金环，环内为基督名字的缩写字母。注114自君士坦丁以后，拉巴鲁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旗帜。至于君士坦丁进军途中幽灵的出现和上帝派来援助君士坦丁的天兵天将的叙述则可见于其他作者的作品。在这方面的资料记载甚为混杂而且互相矛盾，不可能从历史角度予以恰当评论。有的作者走得更远，以至于说，神迹的发生并非在君士坦丁对马克森提乌斯的进军途中，而是发生于君士坦丁自高卢出发以前。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