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的改革
君士坦丁与戴克里先的改革是以建立严格的中央集权制，采用庞杂的官僚政治，行政与军事权力明确分离为特征的。这些改革并非是别出心裁的新东西，早在奥古斯都时期，罗马帝国就倾向于中央集权。随着罗马逐渐吞并了在数个世纪内发展起高度发达的文化和古老统治形式的希腊化东方（在托勒密的埃及尤其如此）为新的领地，罗马人遂逐渐从这些新征服地吸取了现存的传统及希腊化的观念。在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那些国家：阿塔利斯的波加蒙，塞琉古朝的叙利亚和托勒密朝的埃及，以其无限的神权君主制为典型特点。这种制度在埃及表现出更稳定、更绝对的形式。对于埃及的民众来说，这块土地的征服者奥古斯都和他的继承者与此前的托勒密诸王一样，仍然是绝对的神佑君主。这同罗马的元首制注150概念截然对立，这种元首制是罗马共和政治和新发展起来的统治形式之间采取妥协的一种尝试。然而，希腊化东方的政治影响逐渐改变了罗马元首们最初的权力范围，这些元首很快表现出他们更偏爱东方及东方关于皇权的概念。苏埃托尼乌斯曾提到第一世纪的皇帝卡利古拉准备接受皇冠（diadem）。注151据史料记载，3世纪前半期的皇帝埃拉加巴卢斯（Elagabalus）已经秘密地戴上了皇冠；注152而众所周知的是，3世纪后半期的奥勒良是第一个公开戴上皇冠的皇帝，同时，铭文和货币上均称他为“神”和“主”（Dues Aurelianus，Imperator Deus et Dominus Aurelianus Augustus）。注153正是奥勒良在罗马帝国确立了专制的统治形式。61
在托勒密埃及的基础上，后来又在萨珊波斯的影响下，罗马皇权发展到4世纪时几乎臻于完善。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都希望对帝国的专制组织施加影响，为达此目的，他们只是简单地以罗马（尤其是自奥勒良以后）已经了解的在希腊化的东方占主导地位的习俗和做法为模式改变了罗马的体制。
3世纪的危机和军事混乱极大地干扰和瓦解了帝国的内部结构。奥勒良曾经一度恢复了帝国统一，而且，由于这一成功，当时的文献和铭文都赋予奥勒良以“帝国光复者”（Restitutor Orbis）的称号。但是，在他去世之后又是一段动荡时期。随后是戴克里先为他自己树立了以正式的规范的途径指导整个帝国组织结构的目标。但事实上，他只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行政改革。无论如何，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使帝国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因此，他们可以被视为在东方的强烈影响下创建新型君主制的真正奠基人。62
曾在尼科米底度过许多时光并从总体来说更偏爱东方的戴克里先吸纳了东方君主政体中的许多特质。他是真正的专制者，皇帝-神君（emperor-god）。东方的奢华和繁琐宫廷礼仪被引入他的宫廷。他的臣仆在被允准面圣时，必须先跪拜于地，然后才敢抬眼看他们的君主。与皇帝有关的一切均被视为神圣——他的话语、他的宫廷及他的财富；他本人则是一位圣人。他的宫廷（后来被君士坦丁迁至君士坦丁堡）聚敛了大量金钱，成为无数阴谋诡计的中心，这些阴谋诡计在拜占庭后来的生活中导致严重的混乱。于是，与东方君主制密切相关的专制政体由戴克里先明确地建立起来并成为拜占庭帝国统治结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为了把这一容纳了诸多民族的庞大帝国组织起来，戴克里先采用了由四人权力构成的“四头”体制（即四帝共治）。国家的统治权力由两个拥有同等权力的奥古斯都分担。其中一个在帝国东部，一个在帝国西部；但是，两个人都必须为一个罗马国家的利益工作。帝国仍保持统一；然而，两个奥古斯都的任命，却表明即使在那个时代，政府也已意识到希腊东方和拉丁西方之间的区别，因此，对于这两个部分的统治不可能由一人承担。每个奥古斯都由一位恺撒辅佐，这位恺撒在奥古斯都去世或退位之后，升为奥古斯都，并选一位新的恺撒。这样，就创造了一种人为的王朝体系，以避免因各种竞争者的野心而导致阴谋和冲突。这一制度也意味着，罗马军团在选举新皇帝时的决定性作用被剥夺了。最早的两个奥古斯都是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他们的恺撒是迦勒里乌斯和康斯坦提乌斯·克洛卢斯（君士坦丁大帝之父）。戴克里先统治亚洲各行省和埃及，首府设在尼科米底；马克西米安管辖意大利、非洲和西班牙，首府设在米兰（Mediolanum）；迦勒里乌斯治理巴尔干半岛及临近的多瑙河诸省，其中心在萨瓦河上的西尔米乌姆（Sirmium，靠近现米特罗维察［Mitrovitz］）注154；而康斯坦提乌斯·克洛卢斯管理高卢和不列颠，中心地在奥古斯塔·特里维洛卢姆（Augusta Trevirorum，今特里尔或特里夫斯）和埃布拉库姆（Eburacum今约克）。这四位统治者被视为一个唯一帝国的统治者，一切政令皆以四个人名义签发。尽管从原则上讲，两个奥古斯都有同等权力，但戴克里先作为皇帝有绝对的优势。恺撒们则是两个奥古斯都的臣属。经过一段时期后，奥古斯都必须放弃其头衔并将其传给恺撒们。事实上，戴克里先和马克西米安也的确于305年放弃了奥古斯都头衔，隐退为民，迦勒里乌斯和康斯坦提乌斯·克洛卢斯则成为奥古斯都。但是随之而来的骚乱结束了人为的四头政治，到4世纪初期，四头政治已不复存在。63
帝国行省统治的巨大变化也始于戴克里先。在他统治时期，元老院行省与帝国行省之间的区别消失了，所有行省都直接依附于皇帝。以前，行省数量较少，而其管辖地则很大，行省总督们手中握有极大的权力。这种情况曾给中央政府制造了许多危机，暴乱时常发生。这些大省的总督在其军团支持下，常常是危险的皇位觊觎者。戴克里先为摆脱这些大行省的政治威胁，决定把它们划为较小的单位。在他继位时存在的57个省被划为96个新省，也许更多。而且，这些行省皆由那些只拥有行政权力的省督管辖。由于史料中提供的信息有限，戴克里先创建的较小行省的确切数字不详。对于这一时期帝国行省结构的主要资料是所谓《职衔录》（Notitia dignitatum），这是一部关于宫廷、行政及军事官员的官名录，也含有各行省的名称。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份未标明日期的文件应是5世纪前半期的文件，因此含有戴克里先的继承者在各行省统治中引进的一些变化。《职衔录》中列出了120个行省。其他的行省名录——毫无疑问在更早些的文献中——列出的行省数量较少。注155在戴克里先时期也有相当一些小的邻近新省组合为一个叫作州（diocese）的单位，同样由一位只拥有单纯行政权力的官员管辖。帝国当时有13个州，其管辖范围接近旧时的行省。4世纪时，所有的州又进而组合为四个（有时三个）大的联合体（大区，prefectures），置于大区长官（praetorian prefects，此乃当时最为重要的官职）的管辖下。自君士坦丁剥夺了他们的军事职权注156后，他们就成为整个行政统治机构的首脑，不仅控制着州长，也控制着省督们。到了4世纪末，为了行政统治的目的，整个帝国分为四个大部分（大区）：（1）高卢：包括不列颠、高卢、西班牙和非洲西北角；（2）意大利：含非洲、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及多瑙河之间各行省以及巴尔干半岛的西北角；（3）伊利里亚：为最小的大区，含达契亚、马其顿及希腊诸省；注157（4）东方政区：包括亚洲领土，及其北方位于欧洲大陆的色雷斯和其南部的埃及。64
由于这方面资料的匮乏，戴克里先改革的许多细节尚不得而知。然而，应该强调的是，戴克里先为了保证他的权力足以应付行省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而把军事和行政权力严格分割；从他的时代以后，各行省的省督只拥有司法和行政权。戴克里先的行省改革对意大利有特别的影响，她由帝国的首要地区降为普通行省。这一行政改革导致大量新官员的产生和下级官员严格服从上级的复杂的官僚制度。君士坦丁大帝则在某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和扩大了自戴克里先开始的重组帝国的措施。
因此，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改革的主要特征是，确立了绝对的君主权力和严格的军政分权制，而后者导致一个庞杂的官僚体系的产生。在拜占庭时期，前者，即由此出现的君主专制体系得以保持；而后者，则由于军政权力不断合并的倾向，经历了极大的变化。在拜占庭帝国，保持了大量的官员及各种头衔。这种官僚体系延续到拜占庭帝国的最后时期，但在高官显贵的名称及职能方面则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许多名称由拉丁文变为希腊文；许多官员被贬抑至徒有虚名或仅表示其身份等级；大量新的官员和显贵则在随之而来的时期内出现。65
4世纪，帝国历史中一则极为重要的事件是蛮族，即日耳曼人（哥特人）的逐渐移入。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考察见于本书对4世纪的综合情况的讨论之后。
君士坦丁大帝于337年去世。他得到了少有的、深刻的、来自许多不同方面的赞扬。据4世纪的历史学家欧特罗庇厄斯（Eutropius）记载，罗马元老院把君士坦丁列于众神榜中；注158历史尊其为“伟大者”，教会宣称他是圣者，等同于早期基督教的使徒（Isoapostolic）。近代历史学家们则愿意把他与俄罗斯的彼得大帝注159和法国的拿破仑相比。注160
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写了他的“君士坦丁颂”以赞美基督教在击溃了撒旦的造物（邪恶的诸神）、摧毁了异教国家的斗争中的凯旋：
唯一上帝的概念已经诏示于全人类了。与此同时，唯一的世界帝国即罗马帝国，兴起并繁荣昌盛。在此同一时期，由于上帝的指令，两株受上帝护佑的幼苗，即罗马帝国和基督徒的虔诚教义一同萌发出来以利人类……两股强大的力量出于同一个起点，由唯一的统治者和唯一的基督教信仰所支配，征服并降顺了所有那些敌对势力。注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