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利乌斯派教义和尼西亚会议
由于4世纪早期出现的新形势，基督教会经历了一个十分活跃的时期，特别表现在教义领域。在4世纪，教义问题不是像3世纪那样只涉及个别人，如德尔图良和奥利金注125等，而是涉及了整个派别，即由大群的、组织严密的个人组成的团体。
在4世纪，宗教会议的召集成为常事，而且，这些会议被认为是解决宗教争端的唯一有效手段。但在这一运动中，教会与国家关系这一新的因素出现了，这对后来的教权与俗权之关系极其重要。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国家介入了宗教争端并按自己的意愿支配它们。显然，在许多时候，国家的利益并不总是与教会利益相一致的。
许多世纪以来，东方的文化中心是埃及城市亚历山大，在这里，知识活动如一股巨流倾泻而下。自然，新的教义运动也源于亚历山大城。按照A.斯帕斯基（A.Spassky）教授的说法：“成为东方神学发展的中心，并在基督教世界里获得了哲学教会这一声望”的亚历山大教会，“从不厌倦于研究高深的宗教和科学问题”注126。虽然亚历山大的地方教会监督阿利乌斯（Arius）的名字成为君士坦丁时期最重要的“异端”教义的称呼，但这一派教义却是3世纪后半期源自叙利亚的安条克，当时最有学问的人卢西安（Lucian）曾在此地建立了一个神学注释学校。该学校如A.哈纳克所说：“是阿利乌斯教义的温床，其领袖卢西安是阿利乌斯以前的阿利乌斯。”注127 55
阿利乌斯提出了上帝之子是被造者（created being）的理论。这一理论构成阿利乌斯异端的基础。在远离埃及的地方，恺撒里亚的主教尤西比乌斯和尼科米底主教尤西比乌斯，都支持阿利乌斯的观点。敌对情绪日益高涨。尽管阿利乌斯的弟子们竭尽全力保护他，阿利乌斯仍被亚历山大主教亚历山大逐出教会。地方当局欲安抚教会内部人士这一骚乱的努力也没有成功。
君士坦丁打败利基尼乌斯并成为唯一的皇帝后，立即于324年到达尼科米底，在此地，他听取了阿利乌斯的弟子们和他的反对者两方的抱怨意见。由于君士坦丁首先考虑到的是在帝国内部维持宗教和平，而没有意识到该教义争端的全部重要性，于是，他写信给大主教亚历山大和阿利乌斯，敦促他们达成谅解。他还举例说明，哲学家们也曾有过争论，但他们都能和平共处。他在信中还指示道，对于亚历山大和阿利乌斯来说，达成谅解不应该有困难，因为他们双方都相信上帝和耶稣基督。“因此，让我重新享有平静的、不受烦扰的日日夜夜，那么，永远的欢愉和恢复平静的喜悦，将成为我日后生活的一部分。”君士坦丁在信中如是说。注128
科尔多瓦（西班牙）主教奥西乌斯（Hosius）（君士坦丁对他十分尊敬）前往亚历山大城送这封信。他送交了这封信后，彻底地调查了这一事件始末，回到皇帝身边时向皇帝解释了阿利乌斯运动的全部意义。只到此时，君士坦丁才决定召集一次宗教会议。
第一次基督教主教公会议在皇帝诏令下于比提尼亚城市尼西亚召开。与会者的准确数字不详，尼西亚派的教父们时常被估计为318人。注129其中多数是东方的主教。年迈的罗马主教派了两个地方教会监督作为他的代表出席会议。在会议上的诸项议程中，最为重要的是阿利乌斯派的争论。皇帝主持会议，有时甚至领导会议的讨论。
尼西亚会议的决议未保留下来。至于会议进程中是否有任何文字记录也值得怀疑。关于该次会议的情况，人们主要是从那些与会者的作品及历史学家的记载中得知。注130阿利乌斯的最激烈最干练的对手是亚历山大教会的副主教亚大纳西（Athanasius）。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会议摒弃了阿利乌斯派异端，在接受了一些修改和补充意见后，采纳了与阿利乌斯派教义相对的信条，即耶稣基督被承认是上帝之子。不是被造的，与圣父同体。注131许多阿利乌斯派主教签字表示认同。他们中间最顽固者，包括阿利乌斯本人，被判流刑和监禁。一个研究阿利乌斯教派的最权威人士写道：“阿利乌斯教派曾以勃勃生机开始了它的伟业，而且几年之内它在东方的优势似乎无可匹敌。但是，它的势力在尼西亚会议召开之际衰竭了，在基督教世界的一致责难下萎靡不振……当会议闭幕时，阿利乌斯教派看来已被无望地粉碎了。”注132会议的庄严宣言向所有的基督教团体通告了教会内部的和谐与一致。君士坦丁写道：“恶魔将不再有任何力量来对抗我们，因为所有那些他曾心怀叵测地设计出来毁灭我们的伎俩已从根本上被铲除了。圣灵的光辉在上帝的指令下驱散了所有那些纷争、分裂和骚乱，即造成不和谐的致命毒剂。”注133 56
但现实并没有实践君士坦丁的愿望。尼西亚会议通过摒弃阿利乌斯教的举动，不仅未能使阿利乌斯派争端终止，反而引起了许多新的类似的运动和混乱。君士坦丁本人对阿利乌斯派的态度也逐渐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开始倾向于它。在尼西亚会议几年之后，阿利乌斯及其最坚定的弟子从流放地被召回。注134但阿利乌斯的突然辞世使他未能恢复其活动。那些支持尼西亚信条的领袖则取代了阿利乌斯派人士而被判刑；并且尼西亚信经从未被正式重申或被正式摒弃，它逐渐被有意忘却或部分被其他教义所取代。
人们很难解释强烈反对尼西亚会议的缘起及君士坦丁态度发生改变的原因。也许在诸如宫廷影响，家庭的密切关系等各种解释中，下述观点应引起重视。当君士坦丁最初试图解决阿利乌斯问题时，他并不了解东方的宗教状况，在东方，对阿利乌斯派的同情占优势；君士坦丁皇帝曾在西方接受教育，受到其西方导师们，如科尔多瓦主教奥西乌斯之类的影响，因此，他决定支持尼西亚信经。这是符合当时他自己的观点的，但并不符合东方状况。后来，当君士坦丁意识到尼西亚决议是与大多数教会的精神相左并与东方大众的愿望相冲突时，遂采取了对阿利乌斯教义更有利的态度。在君士坦丁统治的晚年，阿利乌斯教派甚至深入宫廷，在帝国东部逐年稳固。尼西亚信经的追随者被剥夺其教职并判流放。但由于资料状况不尽人意，阿利乌斯派在这一历史时期的优势还不够清晰。注135 57
君士坦丁直到晚年仍是一位异教徒。只是在临终前，他才接受了尼科米底主教、一个阿利乌斯派信徒尤西比乌斯施予的洗礼；但A.斯帕斯基指出，君士坦丁在临死时指示，把著名的阿利乌斯的反对者亚大纳西从流放地召回。注136君士坦丁还使他的诸子成为基督徒。
君士坦丁堡的奠基
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仅次于承认基督教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一岸，即进入普罗蓬蒂斯海（马尔马拉海）的入口处，原麦加拉人注137殖民地拜占庭（Βυζάντιον）的旧址，建立了首都。
早在君士坦丁以前，古代人就已完全意识到坐落于欧洲交界处、控制着两海（黑海和地中海）通路的拜占庭在战略上和商业上的优势。它也接近光辉的古典文化的主要发源地。根据史料判断，早在公元前7世纪前半期，麦加拉人就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的亚洲一岸，即与后来建立的君士坦丁堡相对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殖民地，叫卡尔西顿。几年后，另一部分麦加拉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南端的欧洲一岸建立了另一个殖民地拜占庭，其名称源自麦加拉远征军的司令拜扎斯（Βύζας）。拜占庭较于卡尔西顿的优势，古人也十分了解。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iv，144）写道，波斯将军迈加比佐斯注138在到达拜占庭时，称卡尔西顿的居民是瞎子。因为他们在为自己的城市选择城址时，选择了两个之间较差的一个，却忽视了后来拜占庭奠基于其上的那个较好的地点。后来的作家及其作品，包括斯特拉波（vii，6,约320年）及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编年史》xii,63），把迈加比佐斯的这一断言略为改头换面地归于希腊德尔斐的阿波罗神谕注139，神谕在答复麦加拉人所提出的在哪里建城的问题时，回答道，他们应在“瞎子”的土地对面定居。在希波战争期间和马其顿的腓利普时代，拜占庭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阿透彻地分析了拜占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在论述希腊和黑海沿岸诸城贸易关系的重要性时写道，没有拜占庭居民的许可，任何一只商船也不可能进入或离开黑海，因此，拜占庭人控制了黑海沿岸所有那些不可缺少的产品。注140 58
自罗马取消共和后，皇帝们不止一次想把首都由共和意识控制下的罗马迁至东方。据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I，79）记载，朱利乌斯·恺撒企图从罗马迁都到亚历山大城或伊利翁（原特洛伊）。在基督教纪元的前几个世纪，皇帝们也时常在对外扩张的军事行动中或巡游整个帝国时长期离开罗马。2世纪末，拜占庭曾受到一次沉重的打击：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在打败了他的对手，即拜占庭支持的佩塞尼乌斯·尼格尔（Pescennius Niger）后，对该城进行了可怕的劫掠，几乎使之彻底毁灭。与此同时，东方吸引着皇帝们。戴克里克（284—305年在位）更乐于住在小亚细亚城市尼科米底，并以许多辉煌的新建筑美化了这个城市。
当君士坦丁决定创建一个新的首都时，并没有立即选择君士坦丁堡。至少，他一度考虑过他的出生地纳伊苏斯（尼什）、萨迪卡（索菲亚）和塞萨洛尼卡（今萨洛尼卡）。他的注意力曾特别地转向埃涅阿斯注141的城市特洛伊。据传说，是埃涅阿斯曾在意大利的拉丁姆为罗马国家奠基。君士坦丁大帝曾亲自出发去历史名城特洛伊，亲自划定了拟建城市的城区疆界。据5世纪的基督教作家索佐门（Sozomen）记载，当特洛伊城门竣工之际，上帝在一天夜里向君士坦丁托梦，要他为自己的首都另选城址。此后，君士坦丁选定了拜占庭。甚至在一个世纪之后，当旅行者航行至特洛伊近海时，还可以见到君士坦丁开始进行的未完成建筑。注142
当时的拜占庭尚未完全从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造成的严重打击中恢复元气，仅仅还是一个村庄，只占有伸入马尔马拉海的岬角之一部分。323年，君士坦丁决定兴建新都，325年，主要建筑的营建工程开始进行。注143据基督教传说，当君士坦丁皇帝手持长矛圈定城界时，其廷臣为预期划定的首都范围而震惊，遂问：“我们的主啊，您还要走多久？”皇帝答：“我将继续前行，直至在我前面的引路者停止。”注144这就是说有某种神力在引导着他。为了建都，皇帝从各地征调劳力与建筑材料。罗马、雅典、亚历山大、以弗所及安条克的异教遗物皆用于美化新都。有40 000名哥特士兵，即所谓“同盟军”（foederati），参加了营建工程。为了吸引大批居民，皇帝赐予新都以许多商业和金融特权。330年春，新都的营建工作进展顺利，君士坦丁认为已可以正式启用为新都了。330年5月11日，新都正式启用，随之而来的是持续40天的庆祝活动。是年，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于异教的拜占庭城址上屹立。注145
虽然人们难以估计君士坦丁时期这一新都的规模，但肯定远远大于原拜占庭城的范围。关于4世纪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人们也没有准确的记载，仅能估计到它可能多于20万人。注146为了抵抗来自陆地的敌人，君士坦丁修建了由金角湾到马尔马拉海的城墙。
几年之后，古代的拜占庭已成为一个世界帝国的都城，被称为“君士坦丁之城”，即“君士坦丁堡”。首都采用了罗马的市政体制，被划为14个区（即政区），其中的两个区位于城墙之外。但君士坦丁时期的遗迹几乎无一留存至今。然而，可上溯至君士坦丁时期的圣伊林娜教堂（它在查士丁尼大帝及利奥三世时期曾两次重建）仍然存在。著名的取自德尔斐注147（公元前5世纪）的小蛇柱——原为纪念普拉提亚战役而建——被君士坦丁移至新都，置于竞技场内，现虽有破损，但依然存在。60
君士坦丁以其天才的洞察力认识到君士坦丁堡的地理位置在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优势。在政治上，君士坦丁堡或通常所称的“新罗马”，在抵御外敌方面有特别的优势。海上进攻是不可能的，在陆地上则有城墙防卫。在经济上，君士坦丁堡控制了与爱琴海和地中海的全部贸易，因而必然会成为欧洲与亚洲的贸易中介地。最后，在文化上，君士坦丁堡的最大优势是靠近希腊化文化的最重要的中心，这种希腊化的文化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发展成为新的“基督教-希腊-罗马”或“拜占庭”的文化。Th.I.乌斯宾斯基写道：
为新都选择城址、建设君士坦丁堡，并创建了一个世界历史名城，是君士坦丁的政治和统治天才的不可磨灭的成就之一。君士坦丁对世界的贡献并不在于他的宗教容忍敕令，即使他没有那样做，他的直接继承者也会被迫承认基督教的胜利地位，而这种历史的延缓对基督教毫无损害。但是，由于君士坦丁永久地把世界的首都迁至君士坦丁堡，他就拯救了古代文化并为基督教的传播创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注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