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士丁尼的直接继承者
当强大的查士丁尼的形象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之时，他精心制造的、一度使帝国保持平衡的统治体系亦土崩瓦解了。柏里说道：“他去世后，各种传闻被释放出来，分裂的因素开始全力发挥作用；人为制造的体系崩溃了；帝国的性质发生了迅速的、明显的变化；虽然在查士丁尼忙乱的统治时期之重要事件中人们倾向于忽视这些变化，但它肯定经历了长时间的发展演变过程。”注457565年至610年是拜占庭历史上最为灰暗无华的时期，混乱、贫穷和瘟疫席卷了整个帝国。查士丁二世时期的一位史学家、以弗所的约翰甚至认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注458芬利则认为：“历史上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其社会竟处于如此全面的道德衰败中。”注459然而，这一时期的事件，则表明这一悲观的描述多少有些言过其实，因此，应予以纠正。
查士丁尼的继承者依次是：幼者查士丁二世（Justin the Younger，565—578年在位）、提庇留二世（Tiberius II，578—582年在位）、莫里斯（Maurice，582—602年在位）和福卡斯（Phocas，602—610年在位）。在这四位统治者中，最杰出的是精力充沛的战士和能干的领袖莫里斯。查士丁二世的意志坚强的妻子索菲亚（Sophia）极像查士丁尼的皇后狄奥多拉，对帝国事务发挥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时期，帝国对外事务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对波斯战争，与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以及征服意大利的伦巴德人的斗争。在帝国内政方面，皇帝们的顽固正教宗教政策及两个总督区的建立有极其重要的意义。170
波斯战争
查士丁尼于562年同波斯人签订的五十年和平协议被查士丁二世撕毁了，因为他拒绝继续付规定的年贡。对波斯的共同敌意使拜占庭帝国和突厥人之间发展起了重要的关系，突厥人是在此前不久出现于西亚和黑海沿岸的。他们占据了波斯和中国之间的土地，并把波斯视为自己的主要敌人。突厥使者越过了高加索山脉，长途跋涉到达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友好的接待。拜占庭和突厥人开始制定一项建立反波斯的攻守同盟的试探性计划。突厥使者向拜占庭提出了能使拜占庭摆脱波斯人的制约，由他们在同中国的丝绸贸易中充当中介的重要建议——这正是查士丁尼曾经迫切想得到的，只不过查士丁尼试图在阿比西尼亚人帮助下通过南部海路达此目的，而突厥人则考虑到了北方的陆路。然而，这次谈判没有达成反波斯共同行动的真正联盟，因为在6世纪60年代末，拜占庭帝国更关心西方的发展，特别关心的是处于伦巴德人进攻下的意大利。此外，查士丁也认为突厥人的军事力量并不那么充足。
罗马人突厥人之间的短暂的交谊导致拜占庭和波斯的关系紧张化。注460在查士丁、提庇留及莫里斯时期，对波斯战争几乎连续不断。在查士丁二世时期，拜占庭对波斯战争的形势十分不利，不得不放弃包围尼西比斯堡垒的军事行动；来自多瑙河彼岸的阿瓦尔人侵入了拜占庭属巴尔干，而达拉城，一个重要的设防边境重镇，经过六个月的包围后也沦入波斯人之手。这一损失是如此深刻地刺激了意志薄弱的查士丁二世，他开始精神错乱。这时，皇后索菲亚以支付45 000金币的代价取得了休战一年的和约（574年）。注46112世纪的一部叙利亚编年史，自然是根据早期的资料所编，它评价道：“当听到达拉沦陷的消息时……皇帝绝望了，他下令关闭商店，停止商贸活动。”注462
提庇留和莫里斯时期的波斯战争对于拜占庭帝国是较为成功的，这一方面是由于莫里斯较为英明能干，同时，由于波斯发生了争夺王位的斗争，也有助于莫里斯在对波斯战争中据有优势。注463莫里斯达成的和约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这个协议中，波斯属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东部的地区，以及达拉城，都被移交给拜占庭；拜占庭每年必纳的屈辱的年贡也就此取消了；最后，帝国摆脱了波斯人的威胁，能够将其注意力集中于西方事务中，特别是可能对付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不断攻击。注464对波斯的另一场战争是在福卡斯时期开始的，但是，对于这次战争的讨论则应另当别论了，因为尽管它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至关重要，但是直到希拉克略统治时期，这场战争才告结束。171
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
查士丁尼去世后，巴尔干半岛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事件，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对于这些事件的认识，均因资料记载的琐碎受到限制而难以深入。在查士丁尼统治时期，斯拉夫人时常攻击巴尔干半岛诸行省，曾深入到半岛南部很远处，而且经常对北方的萨洛尼卡构成威胁。查士丁尼去世后，这些骚扰仍在继续。因此，有许多斯拉夫人开始定居于拜占庭各省中，并逐渐占据了半岛。这些斯拉夫人在入侵时得到了阿瓦尔人的帮助。阿瓦尔人是一支源出于突厥人的民族，当时居住在潘诺尼亚地区。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威胁着首都和马尔马拉海沿岸以及爱琴海，并深入到希腊半岛，远至伯罗奔尼撒。关于这些入侵的消息传到了埃及，那里的尼基乌（Nikju）主教约翰曾在7世纪福卡斯皇帝统治时期写道：“据说，这一时期的蛮族诸王依靠野蛮人、外族人及伊利里亚人毁灭了基督教城市，把城中的居民掳为俘虏，没有哪个城市可以逃脱，只有萨洛尼卡例外；因为该城的城墙坚固，而且由于有上帝的帮助，这些民族不能占领它。”注465有一位19世纪的德国学者曾经提出一个理论（下文详加阐述），认为在6世纪末，希腊人已经被斯拉夫人全部消灭。关于斯拉夫人定居于巴尔干半岛的问题研究，主要根据殉道者底米特里（Demetrius）的著作，他是半岛上主要的斯拉夫居住中心萨洛尼卡市的保护圣使徒。注466 172
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拜占庭军队已经不能阻止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的持续南下，这导致巴尔干半岛的民族成分发生了深刻变化。巴尔干半岛已经逐渐被斯拉夫移民所占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对北方诸部族的情况知之甚少，他们分不清何者为斯拉夫人，何者为阿瓦尔人，因为他们是联合进攻帝国的。
查士丁尼去世后，意大利已经无力抵抗敌人的进攻，日渐被一支新的日耳曼蛮族所征服，即在查士丁尼摧毁了哥特人王国后仅数年光景就出现于意大利半岛上的伦巴德人。6世纪中期，伦巴德人与阿瓦尔人结盟，摧毁了多瑙河中游的野蛮部族格庇德人的王国。后来，可能是害怕他们自己的同盟者，他们在其国王阿尔博因（Alboin）率领下，带着妻子儿女离开潘诺尼亚进入意大利。伦巴德人中有多个不同部族，其中萨克森人的数量特别大。流行的传统观点指责查士丁尼军中的前将军及意大利的年迈统治者纳尔泽斯（Narses）曾邀请伦巴德人进入他的统治区。但这一指责应该被认为是没有根据的。自查士丁二世继位后，纳尔泽斯就因年迈退休，而且不久后死于罗马。
568年，伦巴德人进入了北意大利。这是一支野蛮部族，信奉阿利乌斯派基督教。他们所经之处，均被夷为平地。他们迅速地征服了北意大利，这一地区则开始被称为伦巴底。拜占庭统治者没有相应的手段抵抗他们，躲在拉文纳城墙内，伦巴德人未加理会，径直南下。大群伦巴德人几乎散布于整个意大利半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那些不设防的城市。他们到达了南意大利后，迅速占领了贝内文托。虽然他们没有能攻占罗马，但他们却从北、东、南三个方向包围了罗马行省。他们切断了拉文纳与罗马之间的一切联系。这样，罗马不可能指望从拉文纳获得援军，更不可能从更远的君士坦丁堡统治者那里获得援军，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们当时正在经历东罗马历史上最困难、最混乱的时期。伦巴德人迅速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日耳曼人王国。提庇留，乃至莫里斯更热心于试图与法兰克王希尔德贝尔特二世（570—595年在位）结盟，以劝诱他们与意大利的伦巴德人为敌。但这一努力最终失败了。他们互换过一些使团，希尔德贝尔特也曾数次派军队到意大利，但只是为了收复法兰克王国古时的占领地，而不是为了帮助莫里斯。一个半世纪之后，法兰克诸王在教宗而不是拜占庭皇帝的召唤下，最后摧毁了意大利的伦巴德王国。注467经受了伦巴德人不止一次围困的罗马城，顺从其命运的安排，在罗马教宗那里找到了保护者，罗马教宗在形势逼迫下，不仅关注着罗马人民的精神生活，而且组织了这一城市对伦巴德人的抵抗。就在这同一时期，即6世纪末，罗马教会产生了它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伟大的教宗格列高利一世。他早年曾是驻君士坦丁堡的教宗使者（apocrisiarius）,在那里居住了六年，居然没有掌握最基本的希腊语。注468但是，尽管有语言上的不足，他仍十分了解君士坦丁堡的生活和政治。173
伦巴德人对意大利的征服清楚地表明了查士丁尼对西方外交政策的软弱无力。在西方，帝国没有掌握足够的军队来保护已经被征服的东哥特王国。它也为意大利逐渐脱离拜占庭帝国并削弱帝国在意大利的政治权威准备了条件。
宗教问题
查士丁尼的继承者偏爱正教，如在查士丁二世时期那样，一性教派曾一度受到相当残酷的镇压。在莫里斯和福卡斯统治期间，拜占庭帝国与罗马教会间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格列高利反对君士坦丁堡牧首采用“普世教会”的称呼。而且，在一封致莫里斯的信中，格列高利指责君士坦丁堡牧首、“迅捷者”约翰太骄傲自大，他说：
我被迫大声疾呼，并说：噢！圣殿！噢！人品！而今，当整个欧洲沦于蛮族势力之下，当城镇被破坏、军营被摧毁、各行省人烟灭绝，当农民不再种地，当偶像崇拜者猖獗，满足于屠杀那些真信者的时代——那些本应该躺在地上和尘埃中痛哭流涕的教士，却企图以新的亵渎神圣的头衔来为他们自己的名字增加虚荣。我最虔诚的主啊，面对此情此景，难道我是在保护我自己的权利吗？难道我是在发泄我自己独有的愤怒吗？不，我是在捍卫全能的上帝和普世教会的利益。但他注469却应该受到谴责，他的作为是有渎于神圣的普世教会的，他自高自大、他贪图取得独树一帜的称号，他还想以这种特殊的称呼凌驾于您的帝国的尊荣之上。注470 174
这位罗马主教没有得到期待中的让步，他曾一度停止向君士坦丁堡派驻使节。当602年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反对莫里斯的起义时，教宗格列高利给新皇帝福卡斯写了一封信，使用了一些这个占据拜占庭皇帝宝座的愚蠢暴君根本不配的语言：
光荣属于最高的神……愿天欢喜，愿地快乐（《圣诗旧约·诗篇》，96：11）。注471让迄今为止极端苦恼的公众呜呼您的壮举吧！……让每一个在虔诚的皇帝治下的人最大限度地恢复其自由吧！因为罗马皇帝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君王，那些君王是奴隶们的领主，而罗马国家的皇帝们却是自由人的领主。注472
于是，一方面，福卡斯在处理外交内政的全部政策中遭到惨败，引起其臣民的抱怨和愤怒；另一方面，他与罗马的关系却以他对罗马教宗的服从为前提，在他统治的整个时期都维持着和平、友好。为了纪念这些友好关系，拉文纳总督在罗马议会广场竖立了一个石柱，上有颂扬福卡斯的铭文，这一遗迹至今仍在。
总督区的形成和610年革命
与伦巴德人的征服相关，意大利的行政管理方面发生了改变，与此同时，在北非的行政统治方面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奠定了帝国的新的行省统治模式，即所谓“军区”（Themes）制的基础。
拜占庭在意大利的政权没能对伦巴德人进行相应的抵抗，致使伦巴德人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意大利半岛的三分之二。因此，面对巨大的危险，拜占庭政府决定把对意大利的行政管理权置于军事首领之手。拜占庭在意大利的统治是以军事总指挥——总督（exarch）为核心，由他从其首府拉文纳指导所有行政官员的活动。拉文纳总督区的形成可上溯到6世纪末莫里斯皇帝时期，但这种行政司法权与军事权的合并并不意味着直接取缔行政官员。行政官员仍与军事管理者同时存在，只是在军事总督监督下工作。后来，行政官员才似乎完全被军事官员所取代。总督作为皇帝权力的代表，在他的辖区行使皇帝所钟爱的皇帝教权主义原则。这一政策表现在诸如作为最高权威对总督区内的宗教事务进行干预或仲裁这类法令中。总督的权力是无限的，他被赐予皇家的荣耀。建于拉文纳的总督宫殿被视为是神圣的，并称作“圣宫”（Sacrum Palatium），这一称呼通常只用于皇帝的居处。而且，总督在任何时候进入罗马城，都受到恭迎圣驾的礼仪：元老院、修士和市民在城外隆重地迎接他。军事事务、整个行政统治、司法和财政事务——所有这些都处于总督的全面控制下。注474 175
拉文纳总督区的兴起是由于伦巴德人在意大利的入侵，与此相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北非，由于非洲摩尔人（这些摩尔人在资料中有时被称为毛鲁西人-柏柏尔人）经常发动抵抗拜占庭占领军的大规模起义，构成了对拜占庭统治的威胁，促使拜占庭在前汪达尔人王国所在地建立了非洲总督区。非洲总督区（也时常被称为迦太基总督区）的开端，也可上溯到6世纪末莫里斯皇帝统治时期。非洲总督区的建立原则与它在拉文纳的先行者相同，也得到了拉文纳总督那样的无限权力。注475
自然，只是由于特别需要，才迫使皇帝不得不委任像总督这样拥有无限权力的官员。尽管它的出现适应了一定的客观需要，但它很可能成为皇帝最危险的竞争者。北非总督的确举起了讨伐福卡斯的旗帜，总督之子将于610年成为皇帝。在非洲，总督们是由莫里斯慎重地选任的，他们在治理这块土地时表现得相当老到和充满活力，他们成功地抵抗了当地土著的进攻，保护了这片土地。而另一方面，拉文纳的总督却没能克服伦巴德人的威胁。
按照法国学者迪尔注476的说法，这两个总督区可视为军区（行省或区域）组织的起源，而这种行省制度的改革开始于7世纪，逐渐被推广于帝国全境。它的显著特点是使军区逐渐凌驾于行政权力之上。伦巴德人和摩尔人的进攻在6世纪末导致帝国西部和南部的重要变化，而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进攻后来导致帝国在东方采用相同的措施，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Bulgars）注477的侵袭则导致巴尔干半岛上的同样的改革。176
福卡斯对阿瓦尔人和波斯人外交政策的失败，以及他用来维持自己的地位而采取的唯一的血腥恐怖的极端手段，最终导致非洲总督希拉克略（Heraclius）的起义。埃及迅速地投入这一起义中，在非洲总督之子（也叫希拉克略）的指挥下，非洲舰队向首都航行，首都人民推翻了福卡斯，站到希拉克略一方。福卡斯被捕后遭到杀害。希拉克略（那个非洲总督的儿子）登上了拜占庭皇帝宝座，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王朝。
希腊的斯拉夫人问题
19世纪早期的学者们对于6世纪下半期斯拉夫人侵入巴尔干半岛的资料进行研究后，提出了一个结论性意见，即6世纪的希腊已经完全斯拉夫化了，这一意见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争论。
19世纪20年代，当希腊人举起革命旗帜反对土耳其人统治时，整个欧洲弥漫着一种对希腊人深刻同情的情绪。当这些自由战士以其英勇的抗争，成功地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并在欧洲各强国帮助下创立了一个独立的希腊王国时，当热情的欧洲社会把这些英雄视为古希腊人的子孙，并承认他们继承了列奥尼达（Leonidas）、埃帕米农达（Epaminondas）及菲洛皮门（Phiopoemen）注478的品质时——从一个德意志小镇上发出了震惊欧洲的呼声，它宣称，在新建立的希腊王国的居民们的血管中流动的血液，没有一滴来自真正的古希腊人；全欧洲援助神圣的希腊人子孙的事业的高尚动力基于一个错误的认识；古代希腊人的因素很久以前就消失了，并早已被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种族因素，主要是来自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因素所取代。这个敢于公开地、大胆地提出这一理论，彻底动摇了当时欧洲人信念的人物，就是法尔梅赖耶（Fallmerayer），当时，他是德国一所大学里通史讲座教授。
法尔梅赖耶在他的《中世纪莫里亚半岛史》（1830年）的第一卷中，写道：177
欧洲的希腊民族已经完全灭绝了。其自然的美丽、崇高的精神、传统习俗的朴素无华、艺术上的创造力，它的种族、城市、乡村，它的石柱和神殿的辉煌，乃至这个民族的名称本身，都已经从希腊大陆上消失了。两重废墟和两个新的不同人种的沉积层，掩埋了古希腊人的坟墓。注479希腊精神的不朽杰作和一些在希腊本土的古典遗址，现在只能证实很久以前这里曾有一个被称为“希腊人”的民族。而且，倘若不是为了这些废墟、坟丘和坟墓，倘若不是因为这些遗址、不是由于这里居民的悲惨命运——在此时，被激发出人类同情心的欧洲人对于这些居民倾注了他们的全部同情、倾慕、眼泪和辩才——我们就会说，只是一种空幻的梦想，一种无生命力的想象，一种纯系非本质的表面现象产生了他们灵魂深处的东西。因为，在现代希腊的基督教人群的血管中，没有一滴血来自真正的古希腊人，一股可怕的飓风曾经使希腊半岛自伊斯特拉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最远角落布满了属于伟大的斯拉夫民族的新部族。西徐亚的斯拉夫人、伊利里亚阿尔诺特人，北方土地的子民，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尔人的血亲、达尔马提亚人和莫斯科人——所有这些人，我们现在称之为希腊人，而且令他们惊讶的是，我们把他们的宗系上溯到伯里克利和菲洛皮门时期……这些有着斯拉夫人的面部特征、弯弯的眼睫毛及阿尔巴尼亚山区牧民那种鲜明特征的人民，当然不是那喀索斯（Narcissus）、亚西比德（Alcibiades）及安提诺乌斯（Antinous）的血统后代；只有那些浪漫主义的热情想象者才仍然梦想着古希腊人与他们的索福克勒斯和柏拉图会在今天复生。注480
法尔梅赖耶的理论主要是根据6世纪晚期的教会历史学家埃瓦格留斯的作品中所提供的资料。埃瓦格留斯写道：“阿瓦尔人两次入侵至‘长城’边，攻克了兴吉都努（贝尔格莱德）、安奇阿卢斯和整个希腊，以及其他城镇和防砦，以火和剑毁灭了一切，与此同时，其军队的大部则在东方作战。”注481由于埃瓦格留斯在其著作中提到了“整个希腊”，成为法尔梅赖耶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希腊民族已经灭绝的根据。此处埃瓦格留斯所提的“阿瓦尔人”并没有使法尔梅赖耶感到困惑，因为在那个时期，阿瓦尔人是同斯拉夫人联合起来攻击拜占庭帝国的。这次被法尔梅赖耶认定是589年发生的入侵其实并没有彻底灭绝希腊人。对希腊人的最后打击如法尔梅赖耶所想象的那样，是746年来自意大利的瘟疫传入希腊。关于这一点，可见10世纪皇帝作家君士坦丁·波菲罗杰尼图斯的著名引文，他在叙述了这场可怕的瘟疫后评价道：“整个地区斯拉夫化，成为蛮人的土地。”注482法尔梅赖耶估计，皇帝君士坦丁·科普洛尼姆斯（Constantine Copronymus）去世的那一年（775年），可以认为是希腊这片土地再次陷于荒无人烟境地的最后年代，在这一时期，希腊的土地逐渐被斯拉夫人和他们建立的新城镇、新村庄所充斥。注483 178
在后来的著作中，法尔梅赖耶没有任何根据地把自己的理论使用于整个阿提卡半岛。在《莫里亚半岛史》第二卷中，他提出了一个新的阿尔巴尼亚化的理论，按照这一说法，居住在希腊的希腊-斯拉夫人在约1325—1360年已经被阿尔巴尼亚移民消灭并取代，因此，19世纪的希腊人革命，事实上是阿尔巴尼亚人的事业。
法尔梅赖耶的第一个激烈的反对者就是德意志历史学家卡·霍普夫。他全面地研究了希腊的斯拉夫人问题，于1867年出版了《自中世纪初至当代的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Middle Ages to our own Times）。但是，由于霍普夫不惜一切代价地企图贬低希腊历史中斯拉夫因素的重要意义，从而使自己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以他的观点看，斯拉夫人移居希腊的情况只发生于750年到807年之间；而在750年之前根本没有斯拉夫移民。霍普夫还指出，法尔梅赖耶关于阿提卡的斯拉夫化的意见是以错误的文献资料为根据的。注484
然而，关于这一题目的大量的、常常相互矛盾、缺乏连续性的文献，毕竟提供了足够的根据，使我们能推断出，自6世纪末以来，在希腊有相当大规模的斯拉夫人移民运动，但它并没有导致希腊半岛的完全斯拉夫化，也没有导致希腊人的完全灭绝。此外，在整个中世纪至15世纪的各种史料中，都提到斯拉夫人出现在希腊、主要是出现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情况注485。关于斯拉夫人深入巴尔干半岛的最重要资料是上文提到的圣底米特里的《编年史》（Acta）。法尔梅赖耶和霍普夫都没有使用这一资料，事实上，直到如今，该作品仍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注486 179
学者们时常讨论法尔梅赖耶理论的起源。他的观点并不新颖。关于希腊的斯拉夫人影响问题，早在法尔梅赖耶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到，然而他是第一个公开地、决断性地表达这一判断的人。1913年，一位俄罗斯学者以充分的论据证明，法尔梅赖耶理论的真正创始人是科皮塔尔（Kopitar），他是19世纪维也纳的斯拉夫学研究者。他在其作品中提到了自己关于斯拉夫因素在新希腊民族形成中之重要作用的想法。当然，他没有详细地阐述这一思想，而且他也没有以非科学的自相矛盾的东西引起轰动。注487彼得洛夫斯基说道：“法尔梅赖耶的理论之极端性，在当前，经过人们对有关问题的透彻研究之后，已经被证明是不成立的，但这一理论本身，由于作者生动地自圆其说地阐述，还是应该引起那些完全地，或不完全地反对这一理论的历史学者们的注意。”注488毫无疑问，这一理论虽然有一些十分明显的夸大事实，但它在历史科学领域的确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把学术研究的注意力引向了一个最重要的，同时又是最模糊不清的问题，即斯拉夫人于中世纪进入希腊的问题。当我们注意到，这一著作出自一个首先把其注意力放在中世纪整个巴尔干半岛和希腊的种族成分变化这一问题上的作者时，法尔梅赖耶的作品就有了更普遍的历史意义。目前，在苏维埃俄国，关于斯拉夫人在巴尔干半岛的早期入侵和定居的观点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在当代俄国杂志，如《历史杂志》《古代历史通讯》中，出现了一些论述上述题目的文章。法尔梅赖耶深为俄罗斯历史学者们所欢迎，他们认为，法尔梅赖耶的工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在苏维埃俄国，现代大斯拉夫运动看来比一百年前的类似运动，即在本书第一章提及的那次运动更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