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德格尔与未来哲学的准备和尝试

海德格尔被视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但围绕他的争议始终不断。此公性格阴沉，品德不佳，加上在政治上曾经误入迷途，如何令人喜欢？海德格尔的意义到底何在？我们今天为何要读和谈海德格尔？或者我们可以追问：对于人类未来思想和文化，对于人类未来生活来说，海德格尔的哲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套用他自己的说法，如果海德格尔的哲思不具“未来性”，我们当然不必读他和谈他了。

海德格尔自称一辈子只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存在”（Being）问题。在《存在与时间》中一开头，他就说要重提“存在的意义问题”。“存在”问题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内，在当代汉语学界，现在连个译名都还有争议，以前译为“存在”，现在有人坚定地建议把它译成“是”，而且仿佛已成一股风气。相应的学科名ontology，以前译为“本体论”或“存在论/存在学”，现在被改译成“是论”了。情况相当混乱，十分不妙。我们在此姑且不理睬这些纷争乱象，我更愿意认为，海德格尔其实还是想处理我们通常所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般地，希腊人本来就把Being（希腊文的on）理解为Physis，那是显—隐、长—消之二重性运动。而在当时，尤其是在哲学和科学时代之前，人与自然/存在的关系还是温和的、柔软的，是“学习—模仿”（mimesis）关系。后来，特别是欧洲新时代（近代）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大变，就是我们现在所熟悉的主体—客体对象性关系的建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主客对象性关系，在康德那里“存在”变成了“被表象性”或“对象性”。这种人—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一种暴力的对抗关系，通过18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技术工业展开出来，后果相当严重，现在人类文明和文化整个都不好了，由传统文化（哲学和宗教）构造起来的精神价值体系已趋于崩溃，一切坚固的东西都消失了，人世间已经没有了可以坚持和依靠的东西——除了马克思所说的“交换价值”。尼采把这种时代状况称为“虚无主义”。怎么面对之，怎么克服之？这大概就是海德格尔面临的问题。

海德格尔著述宏富，《全集》已达102卷，要全部读完，也算是一件可怕的事，在我看来却是大可不必的。但纵观海德格尔一生，我理解他给我们提供的无非是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我愿意说它是把人放大的方案，是一个“大人”方案，代表作是《存在与时间》（1927年）；第二个方案则是把人缩小的方案，是一个“小人”方案，代表作是《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1936—1938年）。这两者之间区别蛮大的。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个“大人”方案。这是前期海德格尔主要在《存在与时间》中形成的方案。此时的海德格尔做了什么呢？他把人放大了。但怎么放大的，放大到什么地步，却是说来话长，我们这里只能简述之。海德格尔是现象学思想家，他首先是接着胡塞尔现象学来说的。胡塞尔认为，事物的意义不是它本身给出的，也不是自我—主体给出的，而是由事物所呈现于其中的视域（境域）来给出（规定）的。这一点至为重要，在哲学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海德格尔更进一步，说人（此在）是在一个有着因缘关系的世界境域里照料和烦忙，跟事物打交道，事物才获得了意义。这个想法有意思，不过也带有危险。海德格尔最后只能说，人的存在（此在）与世界是等值的，唯当此在在，才有世界。6

这里包含着两个关键的想法。其一是，此在通过活动——照料于物和照顾于人（烦忙与烦神）——构成一个整体，甚至可以说人创造了世界。但这个想法不算多么稀奇，在思想史上，意大利思想家维柯早就已经有此说法了，马克思也有此主张。其二是，事物的意义取决于人所创造的世界。这就是把人的存在（此在）放大了。放大以后怎么办？还不好办，还是有一个“虚无”“有限性”的问题。人的有限性在海德格尔那里被解为“时间性”。而“时间性”是曾在、当前、将来三维构成的整体性。若是按以前的线性时间观，时间被理解为直线的流逝，那么人就不免悲观和不免虚无了，因为人无非是一个“等死者”。但海德格尔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三维循环的整体时间观，况味就好多了。在这方面，海德格尔显然是承继了尼采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中阐发出来的“瞬间/当下—时间”观——我命之为“圆性时间”，以区别于传统的“线性时间”。7区别在于，在时间观上，尼采以过去与将来碰撞的“瞬间/当下”（Augenblick）为核心，而海德格尔则以“将来”为定向——这个改变十分重要，也意味着哲思（以及人文科学）的重新定向。海德格尔也说“等死”，但不是坐以待毙，而是积极无畏地面对。在他看来，人只要直面死亡（虚无），向死而生（仍旧是“练习死亡”！），面向将来，继承过去，承担当下，则还是能获得自己的整全性（完满性）的，人看起来就不残缺了。

这套解释在理论上被叫作“基础存在学”（基础本体论），说白了，就是要把存在学/本体论的基础设在此在的实存结构上，或者说是以人为本的存在学/本体论方案。这套办法怎么样？现在想来也还是不妙，一是因为它过于主体哲学化了，把什么都往“人/此在”身上推，就会有问题，就会走向极端主体主义或唯我论。二是在策略上，它仍然没有逃脱苏格拉底的路子，无非是让人直面死亡和虚无。怎么“直面”呢？说来容易做来难，不是想直面就直面的，也不是每个人任何时候都能直面的。或者不如说，海德格尔这里的路径依然是尼采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中表达出来的“积极的虚无主义”策略。

1930年之后海德格尔实施思想的“转向”，进入后期海德格尔思想阶段，这时候他想出了第二套解释方案，我愿意把它看作把人缩小的办法，可谓“小人”方案。海德格尔自己也意识到，他的前期哲学虽然意在通过新的“此在”和“世界”理解消除主体性，反对主体主义，但本身却又把主体主义推向了极端之境。后期海德格尔试图另辟蹊径，转向非主体主义之思。人本来就不大，只是通过近代科学和技术工业，人夸张了自己的伟大。在瘟疫（流行病）、地震、海啸、火山、洪水等等重大自然灾难面前，人类依然脆弱不堪，人实际上十分渺小，说没了就没了。14世纪欧洲的黑死病使约四分之一人口消失，即使到20世纪，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也导致了5000万人死亡。人类至今无力对抗病毒。地球本身的运动更是人力无法掌控的。有一次地震时，一个村庄掉入地缝里，地又合上了，这个村庄就这样无影无踪了。地质史的时间概念以“代”“纪”“世”来计算，连最小的年代单位“世”通常也以千万年计，而人类的历史在地质年代表上差不多还是零，是可以忽略不计的。8现在，莫非可以忽略不计的人类历史居然就快要结束了吗？人类虽然渺小，但今天的人类却是无比骄傲和自负的，总以为自己成了老大，自然的征服者和自然界的主人。人类越来越失去了敬畏感，而敬畏感正是宗教和道德的基础。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了自然观上的谦恭，那么宗教信仰和伦理报应，就都失掉了根基。

海德格尔要重思人的位置。如果人不大，那么到底谁大？海德格尔说，天大、地大、神大。这差不多是中国道家的思法了。首先，海德格尔在世界的四个基本元素——“四重整体”（Geviert）——中，把人设为其中之一，所谓“天、地、神、人”“四方”或“四元”（das Vier）之一；在这“四方”中，只有人是一个要死的东西，是“短命鬼”。其次，从人与自然（存在、本有）的关系上，海德格尔把人设为服从者、响应者、被占有者、被规定者。这样一来，人怎么存在，人类文化怎么产生出来，都需要有一个重解。比如说到真理，海德格尔就说，真理（aletheia［无蔽］）不是人事，而天事；说到语言，海德格尔就说，根本的语言不是人言，而是天言（道说）。若此，人就被放到了一个较低的谦卑的位置上了。

这时候，思想或者哲学的焦点问题，就在于怎么让人放下身段，放弃用知识和理论的途径，用虚怀敞开（Offenheit）的心态对待事物，对待比人更强大的东西。人的有限性问题因此就被转变为人如何服从“神秘”、听从“存在”——后期所谓“本有”（Ereignis）——的问题。这当然还是一种“神思”，虽然它在许多方面已经不同于传统宗教的解释路径。

上面我们已经大致说了海德格尔的两种方案，这两种方案都希望对人与自然、人的存在、人的有限性、人怎么承担虚无提供解释。两种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希望离开传统哲学和科学的途径，另辟蹊径，寻找一种非科学、非理论的道路。前一种方案（所谓“大人”方案）后来被解释为实存主义（存在主义），至于后一种方案（所谓“小人”方案），可谓众说纷纭，我愿意把它叫作“后哲学的哲思”，也是“后神学的神思”。它还是开放的、未定型的。它指向未来——是一种“未来哲学”。它所传达的是技术工业时代里一种非科学、非理论的思想要求，而首要地，它要求我们对非科学、非理论的解释可能性和解释空间保持开放姿态。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海德格尔的努力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