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深远影响

从上文可见，《卡普阿敕令》的大部分事项在短短几年内便已成功实施，它体现了腓特烈重建王国秩序的决心和行动力，也引起了教宗洪诺留三世的担忧。对教会而言，“王国并入帝国”的威胁重新开启。1226年，教宗在一封著名的劝诫信（Miranda tuis sensibus）中写道：“你说在你回到西西里后，你恢复了王国此前丧失的权利，赶走了叛乱者。你责备罗马教会接纳了这些可疑分子。我们为你整饬王权感到欣喜。然而我们更希望你的欲望不要越界，不要将恢复自身的正当权益（recuperatio）演变为不义，演变为侵占他人的权益（usurpatio）。”[181]

这份担忧从洪诺留三世在位末年一直延续到格里高利九世在位末年。1236年腓特烈开始攻打伦巴第。1239年，格里高利九世以腓特烈损害西西里教会为借口，对其施以绝罚。[182] 教廷官方的《格里高利九世传》记载了绝罚的真正原因，“腓特烈在西西里接连不断的恶行便足以构成绝罚”：[183] 其一，腓特烈逮捕并流放了卡塔尼亚、塔兰托和切法卢三地主教及若干神职人员，英诺森三世以来直接听命于罗马的教会重新回到了西西里国王的管辖下。其二，腓特烈占领了托雷马焦雷（Torremaggiore）等地修道院的十五处城堡、三座庄园、八所农屋和切法卢城，强行迁移了教区内信徒；毁坏了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在巴列塔的建筑；在穆斯林聚居的卢切拉，腓特烈用所获赃物建造自己的宫殿。其三，腓特烈逮捕并流放了王国的贵族诸侯，如莫利塞伯爵、阿韦尔萨伯爵和阿奎拉伯爵，他们是王国内强大的割据势力，也是教廷的盟友。其四，腓特烈制造伪币，垄断王国内盐铁交易，提高关税，限制自由贸易。可以看到，这里控诉的“恶行”正是《卡普阿敕令》的实施。也就是说，《格里高利九世传》的论据不同于教廷对外发布的《绝罚敕令》（Excommunicamus），而是与《卡普阿敕令》的内容相吻合。其原因在于，《绝罚敕令》是教廷的官方法令，它需要严格遵循教会法，教宗不认为自己有权干预世俗政治，也无意开此先例，而仅在教廷内部传阅的《格里高利九世传》给出了更深层的原因。那么，在教廷的内部文献里，为何《卡普阿敕令》的实施会成为绝罚的深层原因？格里高利九世为何执意要绝罚教廷亲手扶植的皇帝？

事实上，通过《卡普阿敕令》的实施，腓特烈削弱了罗马教廷在西西里的影响，打压了割据势力，收复了领地，加强了王权对经济和行政的管控。罗马教廷和腓特烈或许都能深刻认识到，王权的巩固、王国的强大只是改革的第一步，腓特烈能以西西里为基点向外扩张，进而完成统一南北意大利的帝国大业，教宗国将完全处于德意志人的包围之中。因此，到了13世纪30年代末，当腓特烈向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同盟开战之时，教廷对《卡普阿敕令》的态度终于有了定论。 教宗格里高利九世不再像洪诺留三世那样“为腓特烈整饬王权感到欣喜”，而是下令惩罚“腓特烈在西西里接连不断的恶行”。格里高利九世以西西里教会为借口，实际上他真正关心的是罗马教会是否将受制于腓特烈日益强大的霸权，而问题的根源或开始在于西西里王权的重建，即《卡普阿敕令》的实施。因此，为了重创腓特烈的野心，1239年的绝罚史无前例；积蓄已久的教宗发动舆论攻势，利用末世论等多种武器打击帝国在意大利的霸权，自此激进的正面斗争成为教廷与帝国关系的主线。这场斗争绵延数十年，直到1268年，斯陶芬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康拉丁（Conradin，1252—1268年）在西西里被处决，教廷对“王国并入帝国”的担忧才最终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