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劳动和义务
生活使人越来越相信，一个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不知感激生他养他、使他走上自立道路的人，一个不曾以任何方式证实过自己的感激之情的人，会变成冷漠、没有同情心的人。
培养义务感
塔季扬娜和纳塔利娅是两个漂亮的姑娘，她们都生活在第聂伯河边一个古老的村子里。她们同一天出嫁，又在同一个星期生了儿子：塔季扬娜生了尤里，纳塔利娅生了维克托。在一九四一年那个残酷的六月，两位妇女把丈夫送上前线，自己在家守着十四岁的未成年儿子。两个儿子都长得身材高大，很有力气，看上去像是十六岁的人。
德国军队占领了第聂伯河两岸，在法西斯的铁蹄下老百姓受够了苦。一年以后，占领者又开始四处抓捕年轻人去德国做苦役。这时候的尤里和维克托又长高了许多，成了魁梧结实的小伙子。好心肠的乡亲们日夜为他们担心，建议两位母亲把儿子藏到远处警察和宪兵找不到的地方。在第聂伯河的下游，有许多长满芦苇和灌木，常常被水淹没的低地，中间散布着一些小岛。尤里和维克托知道其中有一个小岛久已被人遗忘，上面树木繁茂，杂草丛生，在干燥多石的地下还有一个古老的洞穴，好像是十五至十七世纪查坡洛什时代由哥萨克人挖掘的。于是他们逃到那里躲了起来。
两个年轻人在岛上的地洞里藏了一年多，直到苏联红军解放了他们的家乡才回到母亲身边。不久，塔季扬娜和纳塔利娅收到噩耗：她们的丈夫都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牺牲了。
在十一月一个阴雨的夜晚，尤里悄悄离开了家，他给母亲留下了纸条：“原谅我，亲爱的妈妈……我不能坐在家里，我要参加红军，我要给父亲报仇。”塔季扬娜哭了，从此她每天都盼望着儿子的来信。
而维克托，他在妈妈的农舍里又住了一年——他还未到应征的年龄。应征的日子终于到了，小伙子却失踪了。纳塔利娅对邻居和区征兵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说，儿子也许是跟着哪支路过的部队走了。几乎就在维克托失踪的同时，传来了尤里在喀尔巴阡山英勇牺牲的噩耗，接着部队送来了尤里的功勋章——四枚奖章和一枚红星勋章。巨大的悲痛吞噬着母亲的心，不到一个星期，塔季扬娜的头发就全白了，她病倒在床，病了很久。
欢庆胜利的日子——一九四五年的五月即将来临。在四月的一天，纳塔利娅来到村苏维埃，说她的儿子为了逃避参军，躲藏在一个荒野小岛的洞穴里。“我劝他，哀求他，可是一点用也没有，”纳塔利娅说，“我的命好苦啊！”人们找到了维克托，审讯后对他做出了让他自杀的判决（母亲不知道这个判决）。但是，在紧接着的欢庆胜利的日子里，我们的人民非常的宽宏：根据大赦令，维克托被释放，在建设营劳动三年后，他回到了家乡。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不幸，对维克托的罪行，人们渐渐地很少提起。这个年轻人结了婚，在机务人员训练班结了业，成了一名拖拉机手，现在还住在第聂伯河边那个古老的村子里。他的两个女儿出嫁了，儿子前不久参加了工作，两个最小的孩子还在上学。人们在暗中议论维克托，说他毫无恻隐之心，是个铁石心肠的人。他嫁出女儿后，从来不去女儿家做客，也从来不邀请她们回娘家。这在乡亲们眼里是一种很不合乎情理的行为。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们也说：作为工作定额派下的活儿，维克托是会完成的；但是，如果偶尔要他帮一帮别人，或者做一点公益的事情，他是绝对不干的。“他就像一堵石砌的墙，没有一点人的感情。”机务队长这样评价他。
这就是两个人——尤里和维克托——的命运。他们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在同一天加入少先队，甚至同坐在一张课桌前，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们的命运产生如此之大的差异？一个人活得光明磊落，而另一个人却像一只狼，过着昏暗阴森的日子。——村子里的哲学家、八十岁的守林人米科拉爷爷把维克托这样灰溜溜、毫无光彩的生活叫作狼一样的生活。
为什么我要对你们说起这件往事呢？时间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很快地过去了，我在生活中目睹了几百个出类拔萃、个性鲜明的人的命运。曾经在我眼皮底下学说话、学写字的男孩子，如今也长出胡子，成了父亲，他们手牵着自己的孩子又来到了学校。——“一切又都从头开始”。
在生活的这种循环中，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由这些新人组成的一个又一个的新世界不断诞生。每一代新人，每一个新世界，都向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把新的难解之谜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每一年我都要和家长一起，把一批学生送上独立劳动的人生之旅。每一次注视这些青年男女的眼睛，我都禁不住想起同样一个问题：在我们培养的这些人身上，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在毕业典礼前夕的那个短暂的六月之夜，当男女毕业生从日落到日出，欢快地度过整整一夜的时候，当我和他们一起走进田野，共同迎接他们新生活中第一轮太阳的时候，一些让人不安的问题总在撞击我的心，不让我平静：人的个性的核心是什么？怎样塑造这个核心，怎样才能让它在生活的土壤里牢牢扎根？那颗能够萌发、生长出人的美好品德的种子究竟在哪里？
在和毕业生一起度过的那些个六月之夜，一个又一个熟识的人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我也一页一页翻开了尤里和维克托童年生活的篇章。我仔细思考这些人走过的生活道路，把他们三四十年以前的往事和他们今天的生活进行比较。对这些真实的人，连同他们身上发生过的事，以及他们与周围人的哪怕最细微的关系思考得越是清楚，那些撞击我心灵的问题也就变得越是明确：我的即将走出校门的学生们，你们将会成为怎样的公民？对你们来说，生活中的哪些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们将把人的哪些精神和品德留给自己的儿女和孙辈？作为人民的一分子，你自己的道德发展又将达到怎样的高度？
对这些先后走进我生活的人的命运思考得越多，对他们与祖国、与他人的关系思考得越细致、越深刻，我就越是相信：人最核心的东西，人的精神赖以支撑他的一切思想、情感、行为赖以产生的主根，就是他的义务感，就是他对自己应该对社会主义祖国，对民族的精神和道德的珍品，对身边的人——对他们的命运、欢乐、幸福乃至生死承担的责任的认识和体验。义务感集中反映了人的精神面貌，它是道德的核心；我们期望学生具备的那些品质——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个人意愿服从社会意愿，在为社会服务中获得个人生活的幸福，对敌人毫不妥协，对祖国和人民无比忠诚等等，都决定于它。
义务感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核心，我们的目标是培养有高度义务感的人。只有具备高度的义务感，人才能够真正理解什么是幸福；只有忠实于伟大的理想，人才能够变得高尚，才能获得幸福，人的精神世界才会丰富多彩。
似乎是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中长大的尤里和维克托，为什么成了截然不同的两类人——一个是英雄，另一个却是懦夫和变节者？我努力在人的关系的最细小、最微妙的地方寻求答案。人和人的多种关系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和道德进步的最实质的东西。在这个方面，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与像维克托这样的卑鄙小人是有冲突的。这是尖锐的思想意识的斗争，是新旧世界、新旧势力在最复杂的领域——人的精神领域里的斗争，是捍卫一代新人心灵纯洁的斗争。
是的，维克托和尤里的生活环境和受到的教育看起来似乎完全一样，但是在人生道路上他们却背道而驰。参天的大树从幼苗长起，粗长的主根最初也只不过细如发丝。在一次倾心交谈中，那位深明哲理的米科拉爷爷帮我找到了这细如发丝的孽根。他说：“维克托的心冷漠、晦暗……他眼睛不瞎，心却什么也看不见……他离群索居，只为自己活着。尤里完全不同，从小就心胸坦荡，常常为别人的事情着急，人的美就体现在这里。”米科拉爷爷的思想闪烁着人民教育学的光辉，它解答了我们心中的许多疑问，使得许多几乎被人遗忘的真理又重新回到应有的位置。
我想起了这样一件事情，它能解答我们的疑问。有一次，维克托的母亲生病了，而这时儿子正准备去少先队夏令营。人们对孩子瞒着这件事，纳塔利娅自己也说：“为什么要让孩子担心呢？孩子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惊扰……”和维克托家并排住着两个无儿无女的老人，维佳[7]常去他们家玩耍，每一次老奶奶、老爷爷都要拿出甜胡桃和其他孩子喜爱的食品给他吃。但是，老爷爷生病的时候，母亲却禁止儿子前去探望，她重复的还是那句老话：“为什么要让孩子看到痛苦和忧伤呢？”
这就是米科拉爷爷说的离群索居的含义。从童年起就不让孩子了解别人的痛苦，不让他有强烈的情感体验，这样，他的心里也就没有了人——有欢乐和痛苦，有悲伤和恐惧的人。
尤里的童年完全不同，他的心总是敞开着，容纳人的各种感受和体验。他的外公外婆住在十公里外的邻村，小男孩经常给他们送去春天里的第一批蜂蜜和自家果园里最先成熟的苹果、胡桃。尤里的童年有欢乐，也有担忧、激动和牵挂。塔季扬娜慷慨地用自己的心去温暖儿子，同时，母亲的智慧也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精神力量贡献给别人，自己才能获得最大的幸福和快乐。孩子因为关心母亲、外祖母和外祖父而快乐，这使他懂得了应该同情和体贴更多的人。有一次父亲给他读报，听到法西斯在西班牙土地上的残忍暴行，孩子哭了，整夜未睡，直到清晨才好不容易让他平静下来。这让我更加明白了敏感、易于接受教育的心灵是什么样的，也更加清楚了心灵的冷漠会导致怎样可怕的后果。
我亲眼看见一些人怎样出生，怎样学说话、学走路，怎样惊奇地打量周围的人；我时而倾听孩子们口齿不清但无所顾忌的心声；时而倾听他们初次发表的对人间善恶、荣辱、曲直、美丑的惶恐不安的评论。这些都使我相信：人一旦意识到了自身的存在，就会把自己和周围世界区分开来；人的形成，他将成为怎样的人，祖国将有怎样的公民，妻子将有怎样的丈夫，孩子注定将有怎样的父亲——在所有这一切中，人的欲望和义务感的相互协调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观察儿童个人和集体的生活，思索青少年的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心理活动，努力探察是什么在决定一个人与集体、与他人的关系。我发现是义务感，也就是意识到必须为公众利益做些什么的责任感，在决定着人与集体、与他人的关系。我研究了一些人个性形成的全过程——从学说第一个词直到获得公民证和中学毕业文凭，研究他们的个性是怎样在家庭和集体中逐渐发展和完善的。为了弄清楚使欲望和义务感协调的途径，我深入到了人的关系中最细微、有时是最隐秘的部位。
我的研究对象来自最不相同的家庭：一些家庭和睦、安定，孩子在宁静、平和的气氛中长大，而另一些家庭冲突不断，孩子的心灵从小就不断受到惊吓；一些家庭不假思索地满足孩子的各种欲望，而另一些家庭，父母则过分限制或者压制孩子的愿望。
我坚信义务感是人的个性的核心，是公民自我牺牲精神和对人民、对理想赤胆忠心的核心。作为一个教师，我努力探索人是怎么获得这笔精神财富的，它遵循着怎样的规律。使我非常高兴的是，每一年都有一批新社会的积极建设者，一批有能力为人民创造幸福和快乐、并且因此也获得个人巨大幸福的优秀青年走入社会。
现在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十七岁的阿廖沙，他那双透着聪慧的黑眼睛总是略带几分激动。阿廖沙十岁失去母亲，十四岁又失去父亲，是个孤儿。面对坎坷的命运，阿廖沙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颓废沉沦，他成了全家的顶梁柱。年迈祖母的生活，老人家的平安，全都指靠着他。“我既要上大学，也不能把奶奶撂下不管。”——在毕业典礼前夕的那个六月之夜阿廖沙这样说。这真是一个勇敢的决定，但是年轻人自己却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进了大学，领到了助学金。每天晚上他都出去工作，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供养奶奶。现在他已经大学毕业，成了一名工程师，奶奶还和他生活在一起。有一次我去他家做客，奶奶对我说：“多亏了孙子的爱心和自我牺牲精神，要不我早就离开人世了。”
生活使人越来越相信，一个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不知感激生他养他、使他走上自立道路的人，一个不曾以任何方式证实过自己的感激之情的人，会变成冷漠、没有同情心的人。
我明白了，义务感是人心中的法官，是一个人有良心的最重要的原因。良心是只小船，义务感就是小船的舵和桨。没有义务感，人就不会有良心，不会有做人的高尚原则。从未体验、表现过崇高义务感的人不可能有坚定、高尚的生活信念。
我在激励孩子们承担并且履行自己的崇高义务的同时，触及孩子们敞开的心灵，观察他们的眼神。我发现，在义务感和人的信仰、观点及个性立场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看来，为了使儿童的欲望和义务感协调起来，还必须善于建立义务感与思想信仰、观点、立场的联系。“我要”和“我应该”，正是这二者的协调决定着人的整个道德面貌。一个对高尚的义务感没有切身体验的人，不可能真正认识人的幸福和快乐，他不会觉得自己的幸福依赖于别人的劳动，也就不会对别人产生感激之情。而感激之情，这是义务感的源泉。
我相信，如果一个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没有履行过义务，没有通过履行义务证实过自己的高尚品格，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对谁承担义务、承担什么义务，那么似乎不可理解的事情就会发生：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善良与邪恶的对立、我们应该怎样做人……尽管这些道理明明白白，教育者也不厌其烦地以各种方式（说服、鼓励、榜样、训诫、申斥、惩罚）无数次地重复，学生却始终听不进去，不为之感动。全部的问题就在于：有重要教育作用的真理，只有在人不仅用头脑理解了事实，而且用心灵体验了思想以后，才有可能变成人的信念、观点和立场。
每一个教育者——不仅是孩子们的老师，也包括成人教育工作者，最使他高兴的，莫过于在他为学生树立道德美好、精神高尚的光辉榜样的时候，学生顿时心跳加快，他们的思想立即奔向了未来，眼睛也因为兴奋和激动而发出光彩。因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学生才会把老师灌输的道德真理当作自己个人的财富去珍惜。
我是一个教师，把学生引入这种境界是我的理想，也是我对自己工作的要求。但是我坚信，只有教师本人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各种义务，自觉地以此向学生证实自己品德的高尚和精神的富有，他才有力量把自己的学生引入这种状态。
往往有这样的事情：你在给五年级学生讲故事：一个英雄为了祖国的自由和独立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所有的学生都聚精会神地听着，英雄的壮举使他们热血沸腾。可就在这时，你突然发现了一个学生冷漠、没有生气的目光。面对这空洞无物的眼睛和对英雄行为无动于衷的心灵，你久久不能平静。你夜不能寐，苦苦思索：这种可怕的精神冷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如此神圣的东西打动不了他的心？——或者，在这孩子的心灵里，还有一些教育影响难以到达的隐秘角落？
我不断探察自己学生的心灵；我帮助孩子们在集体中建立起相互承担责任和义务的关系，引导他们通过履行职责和义务表现自己的品德，通过这种方式认识自己、教育自己。我越来越相信，只有把外部的教育影响与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统一起来，教育才会发生效力；而这种统一只有在人珍惜某种东西——首先是珍惜人，珍惜自己与别人的关系，然后珍惜思想和真理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正如伟大的思想家和诗人歌德曾经说过的：“真理，只有在它为人所用的时候，才真正成为真理。”
是的，理解道德观念、政治观点和思想原则的真谛，逐渐把它们变成自己的信念和行为准则，是从人认识自己与他人的各种关系开始的。认识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他就会感觉到一种责任：我应该怎样做，别人才会把我看成一个有美德的人呢？显然，那些神情冷漠、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的儿童和青少年，不会懂得什么是珍惜人，不会知道给别人快乐和幸福自己也能得到快乐和幸福；当然，他们在生活中也没有珍惜过人，没有体验过为别人创造幸福的快乐。谁不懂得珍惜人，谁就不会懂得珍惜道德和政治的真理，就不会有思想；因为思想只有在人与人像兄弟一样相互鼓舞、相互帮助的关系中才能产生。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相信可以使孩子成为接受教育的人，可以让他们接受年长者首先是教师的教育影响。为什么这个瓦洛佳这么坏，这么难以教育？为什么任何方法在他身上都不起作用？这个一直令人苦恼的问题，答案也一年年地明晰起来：这是因为瓦洛佳身边的人，首先是他的父母和老师没有激起他崇高的义务感，没有教他学会珍惜——首先是珍惜人和集体，然后是珍惜道德原则。就像沙石地留不住水分和养料，不知道什么是珍惜的人，也不会理解别人的规劝、建议和训导。没有尽过义务的人，连“应该”这个概念都难以理解，而“应该”，是与人相处时必须遵循的重要规则；因为一个人的利益、幸福和欢乐总是和其他人的利益、幸福和欢乐联系在一起。
也许有的教师认为上面的议论过于抽象、与生活没有什么联系。其实不然。这里谈到的，都是学校日常工作中最实质的东西，也可以说都是有关学生道德教育的基本知识。
在学校，我们每天都要无数次地用到“应该”这个词，它首先是以教师对学生提出要求的方式说出来的。我们正在用无数个“应该”的砖块建造一座名叫义务的大厦。但是，大厦要造得坚固，需要有非常坚实的地基。义务感，在履行对他人和集体的义务时产生的自信。把“应该”看作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和良心对自己的嘱托，这些都是使义务大厦坚固的基石。思考一下我们教育中的一种不协调现象（它甚至成了我们教育的一个特点）不是没有好处的——这就是教师对学生说“你应该……”过于经常，而学生对自己说“我应该……”过于稀少，在很多时候甚至就不说。要知道，如果学生本人对自己毫无要求，要他成长为有义务感的人是完全不可能的。
于是我懂得了，教师在用自己的话语和意志教育孩子之前，应该首先打开学生的心扉，让他有一颗敏感的、易于接受教育影响的心。
为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为了人的心灵中的义务的大厦永不动摇，应该怎样给它奠定坚实的地基？
在我国，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把个人利益与他人、集体、社会和祖国利益联系起来。义务感是在与周围人的各种关系中产生的，但是，履行义务，却要从个人最细小的生活行为开始。在履行义务的过程中，行为的社会意义和深刻的个人意义神奇地融合在了一起。人对自己的最高义务——维护社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的认识和体验，是从认识和体验自己身边的人的利益开始的。人，人的生活、斗争、快乐、忧伤，这些都是最复杂的认识对象，也是使人产生义务感的最强大的力量。形象地说，我认为，从儿童开始懂事时起，就要教育他用心灵去感触人的命运，这是培养儿童最高义务感的起点。要教育孩子把别人的命运看作与自己休戚相关的事情；要使孩子从关心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的命运开始，逐渐扩展到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命运；要引导他在为国家、社会奋斗的时候看到自己的未来。多年的经验使我相信，人怎样对待、要求自己，怎样控制自己的良心，所有这些，都与他幼时快乐和幸福的源泉是什么有直接的关系。
在家长学校，我们经常和家长一起讨论怎样才能使孩子幸福和快乐。我确信，正是这个话题应该成为教师和家长共同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毫不夸张地说，父母的教育智慧，首先就表现在怎样看待孩子的幸福。家长对幸福概念的理解，他对孩子幸福的态度，是教育智慧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儿童的幸福，既可以是使人温暖、给人生机的篝火，也可以是吞噬一切、使人毁于一旦的灾祸，关键在于你如何控制它。显而易见，召开一次学者、教师、家长共同参加的大型学术会议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是必要的。如果这个问题能够解决，一大半的教育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人将成长为怎样的人，将与别人建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在实质上决定于在他开始用智慧和心灵认识世界的时候，幸福怎样展现在他的面前，确切些说，决定于我们教育者是否善于在孩子们面前揭示幸福。在头脑中怎样想象幸福，怎样理解和感受幸福，这决定着我们幼小的教育对象能不能接受和珍惜前辈们历尽艰辛创造出的道德珍宝，特别重要的是，决定着他们的道德发展能不能到达这样的高度——把为人民、为共产主义理想服务看作自己生活的最高意义。只有认识了人生幸福的真正意义和真正价值，人才能认识自己，才能把握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冲动，才能最终成为自己良心的主宰者。
我们教育工作者要为年轻一代的命运负责，因而也要为人民的未来负责，因此，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可能不感到担忧：在我们的社会里，许多家庭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他们所有的愿望都被殷勤的父母一一满足，他们生活得太舒适，太安逸，几乎没有任何缺憾。让孩子从小就随心所欲地消费，无节制地满足他的所有欲望，会使孩子逐渐变成个人主义者；他们的需要和愿望会变得畸形、怪诞，而对别人的需要和愿望却毫无觉察。在这种“幸福”环境中长大的孩子非常不幸，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我们社会的道德财富，因而经常与社会的道德规范发生冲突。如果学校明白这种只有享受的幸福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就会下大力气帮助孩子认识和体验真正的幸福。
在我看来，家庭和社会都来关心人的幸福，都为年轻一代的成长操心甚至惊恐不安，这是教育的一种理想状况。我坚信，教育的一个最鲜明的侧面，是要让孩子有强烈的情感体验，要使他的心灵受到震动。要让成年人都懂得，不经历困难，不感受紧张，儿童就不可能理解和获得幸福。在这里劳动起着重要的作用。劳动是良知和义务感的最主要、也是最忠诚的捍卫者。广义地说，劳动是精神振奋和手的技巧相结合的活动，劳动反映了人对他人、集体和祖国的态度。在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表现自己，这是劳动的高尚动机。
对劳动永远保持崇敬之情，这是儿童和青少年最重要的幸福源泉。对劳动的尊重，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感，把儿童和其他人——首先是自己亲近的人，然后是所有诚实正直的同胞——联结了起来。崇敬劳动的情感和劳动创造幸福的思想，使人产生自己应当做些什么的愿望。没有这种愿望，就谈不上基本的道德修养，也谈不上对自己未来的责任感。对于儿童来说，只有在他对父母的劳动和社会的劳动有了惊异、崇敬的感情之后，才会产生“我也应当做些什么”的愿望。
我总是努力让孩子们了解母亲和父亲的劳动，激发他们对父母劳动的惊异、崇敬之情，激发他们为了体验无与伦比的快乐和自豪而劳动的强烈愿望。我确信，儿童认识世界首先应当从认识劳动开始；儿童加入与人的多方面的社会关系，也应该从儿童用劳动来表现自己对其他人的关爱态度做起。如果儿童最初的关心、惊恐、不安、激动是与这种自我表现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它们就正好使得儿童的愿望和他的义务协调了起来。没有这种协调，高尚品德、牺牲精神、忠诚于理想和事业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告诉一年级的小学生们：萨沙的妈妈是乳品场的女工，她的劳动满足了大约五百个人对乳制品的需要；萨沙的父亲在养羊场工作了二十年，使几千名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有衣穿。孩子们听了，眼睛里显露出钦佩和自豪的神情。孩子们看见了他们自己发现不了的东西，极为平凡的事情在孩子们面前展现了它极不平凡的一面。老师告诉孩子们这样一个真理：父母平日从事的劳动，是他们对很多人应尽的义务；因为他们履行了自己的义务，所以他们受到大家的尊重，有了自己的荣誉和社会地位。
“父母的工作非常普通，却非常有意义”，孩子对此越是惊奇，他要为父母做些什么事情的愿望也就越是真诚。亲爱的母亲、父亲们，请珍惜孩子的这种愿望，它是儿童心灵的巨大道德财富。孩子关心父母，为父母的平安和幸福操心甚至惊恐，这是父母真正的幸福。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想到要做点什么来表达自己对父母的爱，这就意味着他已经开始通往最高义务——对社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义务——的路程。还要记住，在我们成人看来，儿童用以表达自己心意的劳动细小得很，甚至微不足道，但儿童却付出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这种似乎微不足道的劳动是在翻松土地，我们家长、教师、社会就将在这块土地上播撒公民意识、爱国主义和忠实于伟大理想的种子。“现在我还做不到，但是将来我要做很多的事情报答父母。”这是儿童最早产生的一个道德信念。为了表达自己对父母（也是对成人）的爱而劳动，就是这种信念产生的唯一的、无可替代的源泉。这个信念是儿童成长为一个有同情心、有良心的人的基础。有这个信念的孩子，任何时候都不会向父母提出无理的要求。他不仅把父母看作是生他养他的人，还把父母看作是他报效社会和祖国的活的、具体的对象。
帮助孩子找到能够表现自己复杂的精神冲动和向往的劳动，这需要很高的教育技巧。即使这种劳动极不显眼，但是，儿童生命中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激情的新时期就从这里开始。特别重要的是，这种劳动不是为了娱乐而进行的游戏，它是真正需要高度紧张（适合孩子的体力和能力）的劳动。请不要害怕这种紧张，不要害怕你的孩子身上出汗，手上长茧。只有能使人劳累、流汗、长茧子的劳动才能培养出细腻、敏感、坚强、有温情的心灵。这种紧张的劳动培养人的高尚品格，因为它充满了高尚的动机。
我确信，引导孩子们进行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劳动，是我们学校、家庭和社会必须做的最细致、也是最必要的事情。家庭是源头，爱国主义情感和信念的伟大长河就从家庭开始。我们的教育制度如此不注意孩子们的这种劳动，简直让人无法理解。
这就很自然地让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祖国体现在哪里？人对伟大祖国的神圣的义务感，源头在哪里？这个问题不仅使我们感兴趣，也使我们感到激动和不安。
不久以前，我和我过去的学生（他三十岁了，是我两个学生的父亲）交谈。他指着自家门前一棵挺拔的杨树激动地对我说：“还记得吧，是您建议我给妈妈栽下这棵小树的，我亲手培植大了它。我的母亲当了二十五年的甜菜种植组组长，每年给人们提供几千普特的甜菜。我为母亲自豪，在我心里母亲永远是真正的英雄。我带着对母亲的爱种下这棵杨树，希望它能像母亲一样美丽，像她一样永远令我自豪。在照料这棵树的时候，我心里总有一个愿望：我要成为更好的人，我感到自己正在接近某种珍贵、神圣的东西。儿时的这种劳动使我渐渐成熟起来。”
在我看来教育是一种难得的幸福。在困难和复杂的教育工作中，非常重要的，是要使人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就接受这样的真理：在我们的时代，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特殊的劳动，它非常精细，做起来很不轻松，这就是从精神上关心人、帮助人，给人以力量；在我们社会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需要我们担水、劈柴、送面包，但是，更多的、多得无以数计的人，需要的则是人的关怀，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的是精神上的慰藉、同情、体贴和安慰。善于发现精神上需要帮助的人，这是心灵的巨大财富。我发现，培养义务感是使学生拥有这笔财富的不可替代的一课。
我认为，在孩子刚刚懂事的时候，就要引导他了解社会，了解祖国，教育他为了祖国的独立、荣誉和强大而斗争，这是教育的重要任务。但是，自身缺乏热情的鉴赏家和旁观者不可能把人引入这样的世界；只有那些有明确的立场和观点、对世界上的事情有浓厚的兴趣并且积极行动的人，才可能把人引入这样的世界。实际上，这是一个事关道德教育能否奏效的重大问题。
我坚决认为，儿童和少年时期应该成为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们有了做个公民的最初愿望，而且特别强烈。也就是说他开始渴望在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上表现自己，展示自己的个性和力量，特别希望体验和感受到自己加入了伟大、高尚的事业。这意味着重要的政治、道德思想——祖国的命运、它的强盛、为庄严的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所有这些都应该成为对我们的学生有深刻个人意义的事情。
说服是影响青少年心灵的无可替代的有力手段，但是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这就是教育者首先要使青少年成为可以接受教育，首先是接受说服教育的人。为此，必须引导他们在履行义务、为别人做好事的过程中表现自己的美德，认识自己的力量，在为别人创造幸福和快乐的过程中理解和体验幸福。一个人，如果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只知道享受和满足，没有体验过真正的幸福，那么他对教师的教导、劝诫、呼唤就会毫无感觉。
我，一个教师，怎样才能把我的学生引入社会生活的广阔天地，使他逐渐成长为公民呢？为了我的话语能够打动儿童和少年的心，我首先耕耘孩子们的心田，以便播撒能够触动孩子心灵的话语，然后走进他们已经敞开的心扉。老师的话语好像一支火把，帮助孩子发现个人日常生活无法比拟的崇高的、有意义的东西，这就是祖国和人民，它们的历史命运，它们的忧伤和希望。教师的话语不只是为了通报什么消息，它的主要作用，是使年轻公民的心因为热爱祖国、崇敬英雄、仇恨敌人而战栗。这个时候，投身于伟大、崇高事业的强烈愿望就会油然而生。
我无论对自己的学生讲什么，讲在战斗中倒下的英雄们的壮举，讲把最亲爱的儿女献给祖国的母亲的悲痛和骄傲，讲二十世纪野蛮的文明人——杀害越南儿童的美国凶手的暴行，讲资本主义国家儿童的命运，我一刻也不忘记使自己的讲话有强烈的感染力。教育者的话必须给学生以强大的精神力量。不要忘记，履行崇高的义务不能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持。如果教育者自己缺乏热情，如果他讲话只是为了传达信息，他就不能吸引青年人，不能使他们信服。教育者的话语有没有教育力量，决定于教育者自身的立场、观点和对世界的态度。
没有仇恨、没有心灵的沸腾，没有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贡献力量的决心，就不可能有年轻人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爱情。教育年轻一代憎恨帝国主义，憎恨反共产主义势力，憎恨把世界当作未来的战场、人民只不过是炮灰的敌人，这是我们教育学和学校教育实践的最高尚、最人道的目的。对敌人的仇恨是爱国主义情感的捍卫者。仇恨敌人、对反动势力毫不妥协，能使青年人的心变得细腻、温柔、生气勃勃和富有同情心。当憎恨敌人、与反动势力毫不妥协成了人的精神财富时，人就有了自我牺牲的精神，就能主要为着思想、为着理想而劳动。人只有有了仇恨，才会有自己个人的立场和世界观。
在孩子们戴上红领巾的那一天，我给他们讲了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发生的一件往事。我们的部队强渡第聂伯河，为解放河边一个不大的城市而顽强战斗。我们的战士占领了一所房屋的地下室，地下室里藏着躲避炮火的妇女和儿童。一个小女孩在伤心地哭泣，因为法西斯匪徒夺走了她漂亮的布娃娃，逃跑时又把娃娃扔在了街中心。听了孩子的哭诉，一个年轻战士立即冒着炮火冲向街心，捡起娃娃，把它放回了女孩的手里。就在这一天，我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战士们端起刺刀，勇敢地冲向敌人。那个温存、有高尚心灵的战士刺死了一个法西斯军官。我讲述这段往事，是想使年轻公民懂得，对待人民，要温柔、细腻、体贴入微，而对待万恶的敌人，要毫不留情。
一个年轻的公民，和似乎与他无关的心贴得越近，他的精神生活就越充实，他要做点什么以证实自己是个合格公民的愿望也就越强烈。
要使青年为从事崇高的劳动做好精神准备，要使他们自觉地按照公民的标准要求自己。培养义务感，这不仅仅是教育学理论和学校生活的中心问题，也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
劳动和义务
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受到所有乡亲尊敬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写来的。
“我要对您诉说自己的悲伤，尽管我感到很惭愧，”信的开头这样写道，“我有一个儿子，已经是个十六岁的小伙子了，我非常疼爱他。但是，现在我该拿阿纳托利怎么办呢？他不想学习，也不想工作。不久以前他十分生硬地甩给我这样一句话：‘如果过节以前你不给我买一套新衣服，我就不去上学。’我告诉他：‘现在还不行。你看，一直都在给你买衣物，我也要给自己买点必需的东西。’‘那不行！谁叫你是母亲，活该受苦。’说完，他砰的一声关上门就走了。”
读完这封信我感到很不安。这对母子住得不远，乘坐公共汽车几个小时就可到达。于是我去了，与阿纳托利、他的母亲和教师都进行了交谈。教师痛心地对我说：“母亲是个出色的劳动者，获得过勋章，儿子却游手好闲，懒得出奇……”
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一个热爱劳动、把一生都贡献给了别人的好母亲，却养大了这么一个懒儿子？为什么朴实、善良、热诚、体贴人的妇女，却摊上这么一个冷酷无情的儿子？我努力探察这个十六岁少年的童年和少年生活。想再一次证实三十年来一直不让我平静的思想确实是真理。
孩子从哭叫着向世人宣告自己降临时起，他就有了自己的行为和举动。他渐渐张大眼睛，用心灵和智慧去认识世界。他看着母亲，向她微笑，他的第一个模糊的思想（如果能称之为思想的话），就是以为母亲、然后就是父亲，是为了让他快活、让他幸福而存在的。孩子学会了站立，高兴地看见了朵朵鲜花和在鲜花丛中飞舞的蝴蝶，看见了色彩鲜艳的玩具，爸爸也好，妈妈也好，只要他这个儿子开心，他们也就开心……越往后，这个规律就越起作用：如果孩子的行为、举动、兴趣只受自己需要的支配，继续下去，孩子就会畸形发展。他对生活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甚至不合常理，而对自己，却几乎没有任何的约束。
懒惰、无所事事、不劳而获、残忍、冷漠，这些恶习的纤细娇嫩的根须就是这样滋生出来的。渐渐地，孩子的精神越来越空虚。这些在童年、少年时期各种需要被轻易满足的年轻人，刚一迈上独立劳动的道路就对生活失去了信心。
只有把人的行为的最初的、基本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原始的动机，与更有力、更细致、更智慧的动机——义务——结合起来，才能对人进行正常、和谐的教育。其实，人的生活正是从做那些不合心意、但是为了公共利益又必须去做的事情开始的。
一些更为高尚的需要是在义务感的基础上形成的。义务这个概念越是早一些进入人的生活，您的孩子就越是会成长得高尚。他的精神会更加富有，道德会更加纯洁、诚实。我认为，共产主义教育最最圣洁的东西就在于此。
那么，应该怎样培养孩子的义务感呢？
我用几十年的时间编辑了一本文选，里面汇集了一批优秀人物的故事。这些人物伟大、高尚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出色地履行了自己对祖国、社会和亲人的义务。这些关于义务的美好故事仿佛在训练孩子们如何履行生活中的义务，帮助他们做好自觉从事高尚劳动的准备。
男孩子们修建了一个果园，我们形象地把它叫作母亲的果园，这是一个葡萄园。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几棵葡萄。他们负责照管它们，每天都要为它们操心、出力。这时，孩子们首先是一个劳动者，而不是妈妈、爸爸照看的对象。他们将在每天的工作中充分地了解劳动，充分地享受童年的欢乐。
为了让孩子们更加了解成人的劳动，在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为了使义务感成为集体生活的精神基础，我们也很注意发展儿童对物质财富的责任感。在我们学校，少先队有自己的小型机械化工作组；共青团员也有自己的青年机械手工作组，他们支配着更多的物质财富。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田野上漫步，他看到的是自己亲手栽种的小麦，就连土地也由他亲手耕耘、施肥，在他的保护下不受盐碱的侵蚀。他会感到自豪：这些都是我干出来的。人在劳动成果中看到的自身形象越是鲜明，义务感也就越是深入到他的心灵和意识，他就越是向往做个品德高尚、有崇高理想的人，他也就会更加严格地审视自己，他的良心会以更加严厉的声音说：我应该……
人在用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也在创造自己。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为真正的人，我们就不要再为他们精心营造轻松安逸、无忧无虑的童年。没有劳动，没有身体和精神的紧张，青少年时代的生活是难以想象的。
劳动要求身体和精神力量的紧张。没有这些，就不能培养出热爱自由劳动的共产主义新人。以为共产主义就是轻轻松松过日子的思想十分错误，也十分幼稚，它对于教育非常有害。要知道，人摆脱强制劳动的奴隶枷锁，完全不是为了再沦为懒惰生活的奴隶。
我国正在普及中等义务教育，几乎所有的儿童在十七岁以前都必须坐在课堂里学习。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劳动教育，丝毫的失误都有把学生变成只知消费的寄生虫的危险。今天激动地系上少先队领巾的九岁孩子，就是明天的公民。认识到这一点需要巨大的教育智慧，而把劳动教育和培养义务感结合起来，是贯穿教育智慧的一根红线。
写给一位年轻父亲的信
在我需要回复的邮件里，有一封年轻父亲的来信。
“有个问题一直让我不安，想请您解答。”一个名叫安德烈·亚历山大德罗维奇的农场工人写道，“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五岁。我和妻子在畜牧场工作。我们拼命地干活，为的就是能让孩子幸福，但是他们果真幸福吗？这就是让我头疼、希望您解答的问题。每天早晨我都要送两个孩子上幼儿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他们完全可以自己去。有天早晨，大儿子奥列克突然使起性子来：他不喜欢母亲为他缝制的上衣。在去幼儿园的路上，他悄悄脱下上衣，把它扔进路旁的树丛里。衣服后来被人拾到，晚上给送了回来。另一次是小儿子弗拉基米尔，不知为什么不想在走廊里脱去套鞋，穿着脏鞋就闯进了房间。维拉阿姨提醒他，他却这样回答：‘你来收拾这些脏东西吧，你可以拿到钱的……’”两个孩子如此不珍惜甚至轻视别人的劳动，真让我吃惊。
是的，尊敬的父亲，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它迫使我们思考生活中最复杂、最困难、事关我们未来的极为重大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教育孩子。
在帕甫雷什中学的家长学校里，我们和父亲、母亲们一起研究孩子的教育问题。您看，如果把我们的生活比作一棵花满枝头的大树，那么，我们就是在和家长一起研究枝头的花朵：满树的鲜花预示着什么？它们会结出怎样的果实？在家长学校的研讨活动中，有关孩子幸福的问题总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我们注意到，在许多家庭，是孩子的愿望在支配着家庭生活。父母用尽心思呵护孩子，给他们遮风挡雨，不让他们经受任何的忧伤、悲愁和痛苦，而这正是许多不幸的根源。使我吃惊的是，很多已经七岁的孩子，居然不知道人在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不幸的事情。
一个六岁的小女孩与老奶奶——我的女邻居的母亲——很亲近。她常常拿着苹果和核桃去她家，这时老奶奶就坐下给她讲故事（听奶奶讲故事是使孩子迷恋、向往的事情，可惜它在许多家庭已经不见了踪影）。但是奶奶突然感到自己大限已至，活不了几天了，于是妈妈就打发小女孩到邻村亲戚家住了一个月，为的是不让孩子面对亲人的死亡。孩子回来了，立刻跑到邻居家：“奶奶呢，奶奶在哪里？妈妈，您一定要告诉我，达里娅奶奶到什么地方去了？”“奶奶不见了，你长大就知道了……”你瞧，一些家长害怕孩子情感经受刺激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此外，我也要坦率地说，这些家庭千方百计满足孩子的所有愿望、使他变得越来越任性，最终结果是使孩子失去真正的幸福。这些孩子之所以不幸，是因为过分的满足把他们撑坏了。用现成食物喂养大的孩子丧失了正确认识世界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失去了真正的人的幸福。幸福不能像财产那样转让和继承。企图像传递姓氏一样把幸福传递给孩子，只能养出恶棍和懒汉，他们会像吸血虫一样吸尽父母的血汗。
教育者——父母和教师的真正智慧，在于善于引导孩子追求真正的幸福。童年的幸福像能暖和身子、给人可口食品的炉火，但是，有时炉火也能毁掉一切，酿出大祸。这完全取决于您，亲爱的家长，怎样去控制炉灶的火焰。教育者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做一个称职的司炉工。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酗酒、胡闹、犯罪等社会祸害，就是从看似无害的小事——懒惰、闲散——发展起来的。
从睁开眼睛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那一刻起，儿童就有了自己的需要。需要引起愿望，并且激励人为满足愿望而行动。需要是人生活的原动力。教育的全部实质就在于使个人的意愿与集体、社会、人民、祖国的利益协调起来，从孩子开始懂事时起，就要让他逐渐明白这个道理。不断提高孩子个人意愿的文明程度，是家庭和学校教育的重要任务。我们的家长学校努力说服学生家长，使他们相信，给孩子幸福，首先就要使孩子的愿望合理，既符合社会道德规范，又是生活中可以实现的。能够使愿望变得文明的力量在哪里？怎样才能使后代子孙不再奉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生活原则？只有劳动，劳动是能使人的愿望变得文明，使我们的孩子不再为所欲为的强大的教育力量。遗憾的是，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的作风甚至渗透到了似乎不可能造就懒汉的农村生活。
尊敬的安德烈·亚历山大德罗维奇，请您想一想，在我们这个高举“不劳动者不得食”旗帜的社会，怎么会允许这种现象存在呢？我们的社会对每个公民的劳动、纪律、义务、行为都有严格的要求。履行这些要求，是个性自由和个性发展的保证。就和需要给小树剪枝一样，家长和教师也要用劳动这把智慧的剪刀，修剪孩子不受拘束的愿望。这个工作影响孩子的一生，如果童年时期没有上好这一课，成年以后再补就太困难了。在童年时期没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考虑自己的愿望是否道德、是否合理的人，必定经常与社会发生冲突，成为社会指靠不住的人。轻率地满足孩子的欲望会使孩子丧失学习的愿望，再往后，还会导致更为可怕的后果——丧失从事生产劳动的愿望。这是一根链条上的两个环节，本来就联结在一起。
幸福不是童话中天边飞来的神奇小鸟。幸福是一座真实的大厦，需要一砖一瓦建造。在我的想象中，儿童的劳动内容广泛，有很多个侧面，需要集中身体、精神、意志、道德各个方面的力量。人在紧张的劳动中表现自己，塑造自己，决定自己在善恶斗争中的立场。
在劳动教育中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最大限度地使孩子的劳动具有人道的精神，也就是说，教育孩子为他人、社会和祖国的幸福而劳动；第二，要使劳动成为人的自然状态，成为习惯。
生活千百次地教育了我，使我相信，真正能够享受生活幸福的，总是那些开始上学就开始劳动的人。不是做劳动的游戏，而是真正的劳动，有浑身的劳累和汗水，也有休息和达到目的时的欢乐。恰恰是真正的劳动捍卫着人的良心，失去了它，温柔的幸福之火就会失控，变成吞噬一切的野火。
这就是我们的教师集体一直非常重视使劳动和学习协调的原因。我目睹了许多人命运的形成过程，那些在童年时代就开始劳动生活的人成了最幸福的人。
我们村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父亲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是个牧羊人，母亲安娜·彼得罗夫娜是个农艺师，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在上学——十四岁的安娜读完了七年级，十二岁的帕夫洛上五年级，而九岁的奥莉加上二年级。孩子们学习和劳动都很出色。曾经有过这样一件事情：女教师在安娜的记分簿上记了一个四分。课间休息时小姑娘找到了老师，对她说：“求求您，不要在我的分数册上记四分。我会学得更好，会得五分的。我们家遇到大麻烦了：淤泥埋住了集体农庄的甜菜。妈妈怎么办？难道可以在这种时候带给她一个四分？”
有一次在家长学校的课堂里，家长们请求说：“讲讲，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讲讲你们是怎样教育孩子的。您的孩子都害怕给父母脸上抹黑，您是怎样办到的？”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很不好意思，回答说：“我们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劳动，可能这就是我们的全部教育。他们自己教育自己，因为他们在劳动。我和妻子是这样想的：劳动，这是孩子们最尽心、最忠实的保姆，她也是最谨慎、最严格的保姆。”
这番话表达了劳动人民明智的教育观点。不要害怕儿童劳动，亲爱的家长们，不要把孩子总是抱在怀里。孩子提着一只小桶给花草和葡萄浇水，一桶，两桶，三桶……他汗流浃背，他疲劳不堪，但是您用不着担惊受怕，因为在劳动中他感受到了真正的、无与伦比的快乐。在这个劳动中，他不仅了解了世界，也了解了自己。孩子的自我教育就是从认识自己开始的，而认识自我，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情。您想想，一个五岁的孩子种下了玫瑰，使他惊奇的不仅仅是艳丽的玫瑰花朵，还有他本人：“这么美丽的花朵，难道真的是我种出来的？”孩子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力量而感到无比幸福，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父母教育的同盟者和助手。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说孩子们在劳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道理就在这里，劳动教育的真正意义也就在这里。
孩子长大了一些，到六至八岁的时候，夏天就可以随母亲下地了。在田里，他也会试着做一做母亲正在做的事情。在这些日子里孩子看到了多少新鲜玩意啊！天边的朝霞、草地上柔如轻纱的白雾、夏日阳光下远处的田野、沟壑里流淌的清凉泉水，还有森林中早早醒来的小鸟、田野里机灵的灰兔和狡猾的狐狸、蓝天里歌唱的云雀，所有这些都给孩子留下了永不忘却的珍贵记忆。傍晚，晒黑了也疲倦了的孩子带着满脑子的新奇印象回到家里。他小心翼翼地把书包和纸夹从车上搬进屋子，这里面有他今天搜集到的各种宝贝：植物的穗和茎、土壤和肥料的样本、夹在树叶里的花朵……就是这一件件的宝贝记下了孩子儿时的欢乐。
孩子再长大一些，长到八岁至十岁、十一岁，暑假就可以整天随着父亲干活了。
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和安娜·彼得罗夫娜的孩子们是果园的主人，父母只是在他们有什么地方不明白的时候才来帮助他们。果园里有一块地，孩子们专门用来培植葡萄苗送给同学们。他们家的果园叫作“大家的果园”，园子里收获的所有苹果、梨和葡萄，都属于孩子和他们的同学、朋友。晚上和节日，孩子们在这里读书、排戏，当然，还要美美地吃许多水果。
在暑假，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和安娜·彼得罗夫娜的孩子们还要用几个星期的时间养蚕，这样孩子们就能挣到一些钱，用来买衣服鞋袜和书本。现在他们长大了一些，挣来的钱已经够去大城市旅行了。
莫斯科、彼得格勒、基辅，彼得·格里戈里耶维奇的孩子们都去过了。迷人的远游丝毫没有降低孩子们的劳动热情。在田野里干活时，他们照样像过节一样欢乐和激动。亲爱的家长和老师，让我们的孩子在劳动中，在第一次看到田野、第一次迎接朝阳、第一次倾听云雀银铃般歌唱的幸福时刻开始他们的精神生活吧。
很多家长在来信中都惶恐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这个做父亲、母亲的得不到自己孩子的尊重？
孩子对父母的尊重来自孩子与父母共同一致的精神生活。尊敬父母不是简单地知道父母在为自己操劳。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儿子非常清楚母亲为自己付出了多少心血，但是对母亲依然疏远、冷漠甚至冷酷。尊敬父母，是希望亲手做些什么来表达自己对父母敬爱之情的一种愿望，是在为了让所爱的人幸福而付出自己的精神力量时，内心深处体验到的一种快乐。
我知道，我将会收到不止一封这样的来信，说：我住在大城市，在实验室（或者设计院）上班。为了给孩子真正的教育，我是不是也必须把孩子带在身边，让他和我一起工作？不，当然不是。但是，让孩子用心去体察和关爱身边的人，让他为别人活得更好而尽自己的一分力量，却是一定要做到的。
孩子不一定非去农田或者牧场劳动不可。不久以前我在省城碰到了这样一件事情：六年级学生阿廖沙的母亲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在哪里能给孩子找点事情做。还有几个孩子和阿廖沙一样，也是闲得难受。但是，就在同一栋楼房里就住着一个半盲的残疾人，没有人为他念书读报。如果孩子连自己眼前需要帮助的人都察觉不到，还怎么谈得上尊重父母呢？
只有劳动成为表达自己对他人、社会、祖国的爱的手段时，劳动才能成为幸福的机警的守卫者和取之不尽的源泉。从童年时代培养起的这种劳动态度，是成年人的公民义务感的基础。
劳动是艰苦的，无论什么时候它都不是轻轻松松的游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真理。只有从小参加劳动，孩子才会认识这个真理。学校、家庭、社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共同任务，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在走进生活时，有清醒的头脑和火热的心肠，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崇高的理想，是一个能够履行自己各项义务的好公民。
好了，亲爱的安德烈·亚历山大德罗维奇，我们的交谈就要结束了。您提出的问题是怎样让孩子幸福，而我们谈论的却是怎样看待孩子的劳动，因为没有劳动就没有幸福。如果您能给自己孩子这样的幸福，他们就会成长为真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