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好事难成真

为了给美国志愿航空队招募飞行员，比尔·波利聘请了理查德·奥德沃思（Richard Aldworth），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此人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投身法国空军了。而在1941年春天，奥德沃思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卧病在床，需要另觅一位可以跑腿的人。身处云南驿飞行学校的斯基普·阿代尔（Skip Adair）此时正好顶上：1940年年底，一队“零”式战斗机空袭了云南驿机场，摧毁了20架教练机，这促使阿代尔下定决心回到美国。陈纳德让他在陆航部队中招募人员。另外还有一位退役的美国海军中校劳特利奇·欧文（Rutledge Irvine），他在中央飞机制造厂得到招募合同之前就已经在为中国政府招募人员了。参与这项工作的可能还有其他人，陈纳德就声称自己在汉密尔顿基地招募飞行员时遭遇了被逮捕的威胁。但根据志愿航空队老兵的回忆，招募他们的人只有欧文、阿代尔和夏季末尾才加入的奥德沃思，奥德沃思头上还顶着参加拉斐特飞行队①的光环。

在大多数情况下，招募人向招募对象开出的是每月600美元的报酬并担任军官职位的条件。招募人宣称，参加者可以得到相当于美国陆军中尉的军衔。特别优秀者还有机会晋升为分队长，可获得每月675美元的薪金并被授予相当于上尉的军衔。

这些条件相当有吸引力。大多数受招募的飞行员在美军中不过是层级最低的少尉，至少有一名还是普通士兵。同中央飞机制造厂签约则意味着可以立刻得到晋升，并获得原来的两倍或三倍薪酬。招募者还承诺，每击落一架日本飞机都可以获得奖金，但条款太过含糊，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们。

欧文的第一批招募对象是两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他们曾在“游骑兵号”航空母舰上服役，这是美国海军部署在大西洋海岸的两艘航母之一。其中一名飞行员是22岁的埃迪·雷克托（Eddie Rector），他前一年夏天刚从飞行学校毕业，在“游骑兵号”上驾驶沃特公司的SB2U型“维护者”式飞机，这是一种兼顾侦察和俯冲轰炸的机型。雷克托是北卡罗来纳州人，中等身材，像电影明星一般英俊。他在舰上的第一次任务是支援海军陆战队对古巴的两栖作战，任务结束后随“游骑兵号”返回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1941年元旦，他在诺福克结识了一位新人飞行员。这位飞行员又高又瘦，有着一对招风耳和一脸忧心忡忡的表情，他的人生道路也十分曲折：出生在日本占领下的朝鲜，是一名传教士的儿子，他父亲后来成了得克萨斯州骑警队的专职牧师。这位飞行员就是大卫·希尔（David Hill），外号“特克斯”。

“游骑兵号”把他们带到加勒比海地区进行登陆作战演练，之后又回到了诺福克。1986年，雷克托告诉笔者：“当时有流言说有人在为中国寻找飞行员。”他和希尔决定仔细了解一下这件事。接下来发生的事将在之后四个月里在各个基地不断上演，他们到诺福克的一个酒店房间里会见劳特利奇·欧文。欧文向他们承诺，这份工作既让人兴奋，又有高收入，而且是为一项高尚的事业而奋斗。欧文说，我们需要飞行员来阻止日本人轰炸滇缅公路，确保中国能够继续接收西方的援助物资。据雷克托回忆，欧文向他们展示了一幅包括仰光、昆明和重庆在内的地图。欧文告诉他们：“中国人继续支撑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维持滇缅公路上的补给线，你们将受陈纳德上校指挥，保卫这条直通云南昆明的公路。”

“管他呢，”雷克托回忆说，“我们有兴趣干这活儿。”但他心存疑虑，不是关于这份工作，而是因为他们不太可能获得放行批准。回到驻地后，他发牢骚说：“特克斯，这种好事很难成真。什么都不会发生，上头不会放我们走的。”

他们的下一项任务比古巴的登陆战还要刺激。“游骑兵号”保护着一支英国舰队，从冰岛驶向亚速尔群岛——基本上横跨了整个北大西洋。罗斯福总统曾派头十足地把这片海域定为美国领海，现在则是美国飞行员在舰队前方搜索可能出现的德军潜艇。一旦发现有威胁的目标，他们就通过“游骑兵号”通报给英国皇家海军的驱逐舰，由英国人进行攻击。美国官方将这类事情称为“中立巡逻”，美军的海员们则称之为“秘密战争”。当“游骑兵号”返回诺福克后，欧文中校同雷克托等人见面，告诉他们中国之行已经万事俱备。

* * *

在美军陆航部队的各个基地中，斯基普·阿代尔也在执行相同的任务。32岁的阿代尔身材高瘦，有一头深色的头发，是个沉着冷静的人。他在长岛的米切尔基地收获颇丰，从驻防的第8驱逐机大队那里签下了九名飞行员，全都有着驾驶柯蒂斯公司P-40B战斗机的经验，这个型号和运往中国的“战斧”战斗机基本相同。其中有一个人名叫帕克·迪普伊（Parker Dupouy），是布朗大学的工科毕业生，他说自己之所以想前往中国，是因为亚洲的任务似乎要比欧洲的更安全。他告诉笔者：“我认为美国迟早都要参战，我宁愿选择和日本人对抗也不和德国人打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但我当时认识不到这一点。”

阿尔伯特·普罗布斯特（Albert Probst）也有同样的想法。他是阿拉巴马州马克斯维尔基地的一名少尉，有着一头红发。有一天，斯基普·阿代尔出现在那里，想招募一位姓鲍姆勒（Baumler）的飞行员（他的名字也叫阿尔伯特，不过周围的人都叫他阿贾克斯），他曾志愿参加西班牙内战。“红头发”普罗布斯特说，那个幸运儿被临时调到了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基地。“阿代尔开始跟我说话，”普罗布斯特在20世纪70年代对一位记者如是说，“我马上意识到，我愿意被招募进去。”他当时正债务缠身，击落日军轰炸机对他来说既安全又有利可图。他沉思道：“仔细想想，我现在每个月只有210美元的薪水，这份工作的酬劳则是每月600美元，我还可以免费前往中国。即使美国参战，我也不用身处对抗德国的第一线。我不想和德国人纠缠，所以我还是去帮助中国人好了。”

阿贾克斯·鲍姆勒并没有消极坐等。据马修·凯肯德尔（Matthew Kuykendall）回忆，埃格林基地的鲍姆勒是个老兵油子，他因为西班牙内战时的大胆冒险而认识了“陆航部队的大部分要人”。听说中国空军在招收飞行员后，鲍姆勒驾驶一架塞维尔斯基公司的P-35飞机前往华盛顿打探。回来时，他带来了一份合同，并保证凯肯德尔也可以为中国效力。谨慎的凯肯德尔没有立刻答应，他回到马克斯维尔基地和朋友们商量了一番，然后和“红头发”普罗布斯特以及另外两名飞行员一起签订了招募合同。

如果有机会的话，埃迪·雷克托倒是愿意同德国人作战。但这种事情短期内似乎很难发生，所以到6月底，他准备好和欧文签订合同了。他告诉笔者：“自从12岁以来，我就只为一件事活着，那就是驾驶飞机。我想要驾驶战斗机，我想闻到硝烟味，这份合同就是一个好机会。更重要的是，我读过吉卜林②的全部著作，我为书中描述的世界而着迷，缅甸、印度、中国，就像吉卜林诗中所写的，‘毛淡棉的旧浮屠，向东遥望着大海’。我想这是亲眼看到这一切的时机，更何况还有报酬……我还想，天啊，我真是碰上了好时代。就因为这两点，我和他们签约了。”

特克斯·希尔也签了合同。“我一直想找机会回东方一趟，”他在1962年对记者说，“但驱使我前往中国的或多或少还是因为渴望冒险。我没有什么特别强的奉献精神。”从“游骑兵号”上加入他们的还有伯特·克里斯特曼（Bert Christman），他以前是美联社专题部的连载漫画家，曾描绘过斯科尔奇·史密斯（Scorchy Smith）的冒险史，在漫画中，史密斯是一名在拉丁美洲战斗的美籍雇佣兵飞行员。雷克托回忆说，当他们三个年轻人声称要退伍时，基地司令员爬进他的私人水上飞机，到华盛顿向斯塔克上将投诉。司令带着一副被教训过的表情回到诺福克，他的抗议被一句话挡了回去：“这是总统批准的，就这样。”

在北美大陆另一边的圣迭戈，“萨拉托加号”航空母舰的指挥官试图阻止四名俯冲轰炸机飞行员退伍，但他被同样的话回绝了。其中一位飞行员名叫鲍勃·尼尔（Bob Neale）。尼尔是个又高又粗犷的人，但又显得有些拘谨腼腆，他在舰上还有三年的服役时间，而他渴望能早点退役——对于一个为逃避经济大萧条而参军，而且没有预见到经济复苏和就业增加的小伙子而言，军旅生涯确实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对于即将参与的事，”尼尔说，“对于这个国家、这群人民、这种生活环境，我没有一丁点儿概念。这只是一场冒险，不是被爱国心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驱动的……回想一下，我其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参加。”海军还欠他1,500美元的薪水和积存的假期，尼尔退役后用这笔钱在6月19日办了婚礼。

与尼尔的情况相似的还有“萨拉托加号”上的鲍勃·莱赫（Bob Layher），他为了逃避和平时期无聊的服役状态，曾试图志愿参加英国、荷兰和加拿大空军，但海军每次都拒绝放行。莱赫的同船船员亨利·格谢布拉赫（Henry Geselbracht）给他带来了好消息，格谢布拉赫在电话里兴奋地说：“我这里有笔交易！”

“你说什么，一笔交易？”

“我们现在可以离开海军前往中国了。”

莱赫答道：“算我一个。”

但欧文需要的是有经验的战斗机飞行员，莱赫回忆说：“我们耗费了大约五分之三瓶苏格兰威士忌才说服这个好人。我们一直不放弃，直到他跟我们签约。大概是早上8点，在清醒过来之前，他终于和我们签订了合同。”

作为意外获得的“奖品”，欧文得到了“萨拉托加号”上的一名战斗机飞行员。他就是詹姆斯·霍华德（James Howard），一个长手长脚的年轻人（在战争时期的照片里，他酷似年轻的英国王储查尔斯），当时正在“萨拉托加号”上临时执勤。与特克斯·希尔一样，霍华德也是在亚洲出生的，他父亲曾在广州当过医护传教士，他想再去看看中国。霍华德的回忆与希尔的说法彼此呼应：“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渴望冒险和行动。”他有着驾驶格鲁曼F4F“野猫”战斗机的经验，这给欧文留下了深刻印象，欧文按照分队长的待遇规格把他签了下来。

在得克萨斯州的伦道夫基地，飞行教官R. T. 史密斯（R. T. Smith）和保罗·格林（Paul Greene）正在1941年的炎炎夏日下挥汗如雨。他们是罗斯福总统大扩军命令的“受害者”：由于航空部队的规模正以指数级别的速度增长，刚从飞行学校毕业的他们就被留在伦道夫基地指导新兵。史密斯尤其没有成为战斗机飞行员的希望，因为军队的最新规定要求高于5英尺10英寸的人不得驾驶战斗机，而史密斯的身高超过了6英尺。他在《时代周刊》上看到了招募启事，上面报道说100架柯蒂斯P-40战斗机已经被运往中国，飞行员也正准备上路。这本杂志上写道：“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高个子、古铜色皮肤的美国飞行员正悄悄地从东海岸和西海岸的各个港口溜走出逃，前往亚洲。”事实上，此时还没有飞行员出发，但史密斯和格林为可能错失的大冒险而慌张起来。他们四处打听，得知了招募人的住址，随后发了一封电报：“我们每人都有1,000小时的飞行时间，可以随时出发。”一周后，在圣安东尼奥的甘特酒店，斯基普·阿代尔和他们见了面，但拒绝了他们的申请。因为阿代尔知道，除了北美公司的BT-9型教练机，他们没有驾驶过任何新式战机。史密斯和格林第二天晚上带了一瓶哈珀威士忌上门。酒精使阿代尔变得更好说话，他们再次提起签约的事，这一次终于成功了。

另一个理想的招募对象是查理·邦德（Charlie Bond），陆航部队将他培养成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并把他分配到美国空运队。他像埃迪·雷克托、史密斯和格林那样，有着电影明星般的英俊面容。这名年轻人的任务是驾驶一架洛克希德公司的“赫德逊”式轰炸机从长滩起飞，到达蒙特利尔后，把飞机交给加拿大飞行员，然后登上一架民航班机返回加州。对于一个希望驾驶速度最快的飞机翱翔天空的人来说，这是一趟无聊的旅程。因此，当一天晚上有朋友打电话告诉邦德中国需要战斗机飞行员时，他立刻做好了决定。他向周围探听，得到了华盛顿的“格林上校”的电话号码——很可能就是身处中国国防供应公司中的陈纳德本人。

邦德在1984年的回忆录中写道：“第二天，我打电话到格林上校的办公室，报告了我的名字和工作地点。我还把两个好友的名字告诉了秘书，他们都是空运队的飞行员——乔治·布加德（George Burgard）和詹姆斯·D. 克罗斯（James D. Cross）。24小时内就有电话打到我们营地总部，通知营地长官有三名飞行员退役，现役部队必须立即放人。”

在佛罗里达州的彭萨科拉海航部队基地，飞行教官们争先恐后地想要签约，基地司令员气得把名单撕成了两半。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和约翰·多诺万（John Donovan）成功入围，还有刚从飞行学校毕业的新人汉克·吉尔伯特（Hank Gilbert）和43岁的士兵飞行员路易斯·霍夫曼（Louis Hoffman）。可能是因为姓氏在字母表中太靠后的缘故，迪克·罗西（Dick Rossi）一开始被留在了基地的训练部门。但他找到招募人，设法签了约。他解释说：“当你年轻时，你总想去冒险，那比什么都重要。更何况我在海军里只能当教官，而无法进入舰队。”罗西时年26岁，之前是一名商船船员。

一个重大的收获，或者说看上去像是重大收获的招募对象是格雷格·博因顿（Greg Boyington），他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28岁的中尉，现在被招募为分队长。他有着宽阔的肩膀和结实的体格，一张苦瓜脸如同走上血泪之路的彻罗基人③一般。他嗜酒如命，每晚喝到最后都会挑衅别人：“我可以撂倒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从小到大，他都以为继父就是自己的生父，从毕业于华盛顿大学到结婚，再到成为波音飞机公司的绘图员，他一直用着“哈伦贝克”这个姓氏。在得知自己真正的姓氏后，他抓住这个机会重新开始，成为一个单身汉和航空部队的新兵。（海军和陆战队有规定，成为飞行员后两年内不得结婚。）他从此生活在谎言中，每个月都要绞尽脑汁捏造工资的使用分配情况，以隐藏自己的前妻和三个孩子以及其他相关人物。

博因顿说，他的招募人是一名拉斐特飞行队的老兵和退役上尉。他说的就是理查德·奥德沃思。这场招募在市区内的一家普通酒店里进行。奥德沃思信誓旦旦地说：“中国上空的日本飞机不过是些老旧的飞行渣滓，你将会击落很多没有武装的运输机。我想你也知道，日本人的飞行技术是公认的差劲，而且他们还都戴着近视眼镜。”

博因顿说：“上尉，这相当不错，但你怎么知道他们戴着眼镜？”

“是我们的技术人员从击落的飞机残骸中分析出来的……最好的地方还是待遇优厚——每个月675美元。但天空才是极限，”奥德沃思接着说，“因为每击落一架日本飞机，你都可以获得500美元奖金。”

博因顿呆坐在那里，据他回忆，他当时是在计算这个计划可以让他挣到多少钱。（在1958年出版的自传里，博因顿笔调轻松地写下了这个故事，但当时他的账户已经告急。陈纳德之后也会不无悲哀地发现，一些飞行员在招募时确实被告知只需要对抗没有武装的运输机。）

最奇怪的招募对象是约翰·佩里（John Perry），他是一名海军飞行员。从圣迭戈州立大学退学后，他加入了陆军，成为航空兵学员，但因为骚扰女友的住处而被除名。佩里借用了朋友的姓名和学历从头再来，成了一名海军新兵。后来他当上了水上飞机的机长，驾驶联合飞机公司气派的PBY型“卡塔利娜”巡逻轰炸机在加州海岸巡逻。他用埃德温·科南特（Edwin Conant）这个假名申请去中国效力，尽管没有战斗机驾驶经验，他还是成功获批了。事实上，他已经超过一年没有在陆地跑道上降落了。

最后，招募人共计签下了100名战斗飞行员，但只有99人真正去了亚洲。（从名单上消失的是陈纳德最想要的一个——阿贾克斯·鲍姆勒，一位号称在西班牙击落了四架德国和意大利飞机的飞行员。鲍姆勒因为曾为外国政府效力这一无法抗辩的理由而被禁止出境，这多少显得有些可笑。）他们当中有59人来自海军，7人来自海军陆战队，这反映出欧文中校是最早开始招募行动的，还表明了海军部长诺克斯比较热心的支持。陆军提供了33人，但中央飞机制造厂之后还会为云南驿的飞行学校聘请10位来自陆航部队的教官。

这批飞行员签订的合同展现了惊人的修辞水平，其中没有提及战斗、奖金支付，甚至没有提到飞行：

鉴于雇主……在中国经营飞机制造、操作和维修业务并鉴于其希望雇员参与业务，而雇员也愿意得到此工作。据此提出……

条款1.雇主同意聘请雇员开展相关的业务，履行规定的职责，雇员同意提供指定的服务。在雇员忠实、勤奋地开展业务和履行职责后，雇主给予雇员美元现钞作为报酬……

条款2.上述雇佣关系自……雇员在美国离境港口向雇主代表人报到之日起生效……并自到达中国入境港口之日起持续一年……如出现下文提及的情况，可提前终止。

* * *

中央飞机制造厂向飞行员们提供了旅行必需的文件、到加州的火车票、到达目的地后的食宿、100美元零用钱、前往亚洲的交通方式和500美元的回程旅费。如果飞行员受伤致残或死亡，飞机制造厂会支付六个月的工资作为遗产。（飞行员还有10,000美元的人身保险，保费从其薪酬中扣除。）合同中没有关于飞行员主动辞职的条款，但他会因为不服从管理、装病逃逸、泄露机密、滥用酒精或药品，或者“并非因为其职责，而是因为自身不检点而导致的疾病或残疾”而被开除——这里提到的“疾病”指的就是性传染病。

为了补救上述可能出现的情况，飞机制造厂雇用了一名美国陆军的外科医生托马斯·金特里（Thomas Gentry），而他聘请了两名医生、一名牙医和一名男护士。金特里还想增加女护士，他向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咨询，对方告诉他去找红发的艾玛·简·福斯特（Emma Jane Foster）。毕业前，福斯特在中国度过了整个大三，但她想回美国。毕业后，她在中国找不到工作机会，只好在芝加哥的贫民区打工。金特里医生致电她父亲时，老福斯特立马替她答应了，因为他认为不管什么样的工作都比现在这个强。福斯特签约了，一同签约的还有一位名叫乔·斯图尔特（Jo Stewart）的老护士。

接下来还有机场保养组组长、地勤修理员、机械师、军械师、无线电通信员、螺旋桨专家、降落伞装配工、摄影师、气象员、文员和勤务兵——所有人都服务于飞机和飞行员。在空军里，一支拥有如此规模的战斗机编队需要1,000名地勤人员；而飞机制造厂给出的名额只有200人，且实际上只有186人抵达亚洲，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军人。罗伯特·M. 史密斯（Robert M. Smith）中士签订了每月300美元报酬的合约，他是一名26岁的大学毕业生，在第20驱逐机大队中担任机械师。史密斯被普林斯顿校友理查德·哈利伯顿（Richard Halliburton）的著名影片《探求传奇故事的大道》深深吸引，那是一部关于环游世界的电影。对他而言，薪水并不是那么重要，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愿意以每月100美元的薪水得到这份工作。”

弗兰克·洛松斯基（Frank Losonsky）这一年刚满20岁，他的年龄太小，需要另外一名中士在合同上副署签字。但他也是一位艾利森引擎专家，因此他成了斯基普·阿代尔的一个重大收获。阿代尔以每月350美元的酬劳把洛松斯基签下来做地勤人员，这是当时现役士兵能够拿到的最高薪水。很久以后，洛松斯基解释道：“我不是为了拯救世界或者逃避什么，去那里只是为了钱、有补贴的旅行和冒险的希望。”

在米切尔基地，阿代尔找到了一位名叫乔·乔丹（Joe Jordan）的技工，这名39岁的中士记得自己20世纪20年代时曾和陈纳德一起在第1驱逐机大队服役。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军队中的一名财务人员，他曾给几位后来去了杭州飞行学校任教的飞行员支付薪水。现在，他也志愿前往亚洲，主要目的是为了陪伴一位好友。

米切尔基地P-40战斗机的军械师查克·贝斯登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招募人选。很久以后，他回忆道：“我那年刚满21岁，是一名每月工资只有72美元的上士，给这帮人做同样的工作则有350美元的月薪。那可比大队司令员挣得还要多！……有人说我们是出于爱国主义而加入的，我敢肯定有这种因素，当时每个识文断字的人都看得出美日关系正急剧恶化。但真相是，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只是喜欢冒险的毛头小子，我们看到了一个挣大钱和旅游的好机会。”

在诺福克的海航部队基地，有三名海军气象员加入了队伍，他们是阿伦·弗里茨克（Allen Fritzke）、唐·惠尔普利（Don Whelpley）和兰德尔·理查德森（Randall Richardson）。1985年，弗里茨克告诉笔者，1941年7月一个周六的上午，他正无所事事地在办公室周围转悠。办公室里响起了电话铃声，他拿起话筒接听了。“我是欧文中校，”话筒里的声音说，“有谁想去中国吗？”

弗里茨克回答：“有，我就想去。”

“还有没有别人？”

“噢，这里还有几位，”弗里茨克看向同在屋里的惠尔普利和理查德森，“你们两位有兴趣去中国吗？”

他们说：“好啊。”对于年轻又无所事事的人们而言，为什么不去一下呢？根据欧文的指示，他们来到了市区的一家普通酒店，收到了每月300美元的工作邀约。回到基地后，他们对当值的士官说需要一份特别退伍令，士官带他们见了基地司令。司令怒骂：“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事？”他还亲自给欧文打了电话。让士兵们喜出望外的是，司令低声下气地说：“是，中校，这些人会在15分钟内放行。”

在诺福克基地签约的还有汤姆·特朗布尔，就是那位在“奥古斯塔号”上目睹中国空军艰难出击的水手。他擅离职守去寻找欧文中校，走遍了市区的每一家酒店。在所有人中，特朗布尔的理由无疑最疯狂：他在中国生活时有一位俄国情人，现在他想回去找她。

但美国志愿航空队中仍然没有文职军官。比起飞行员，军队更加需要文职军官来落实大扩军的事务。陈纳德试图说服他同父异母的弟弟乔加入，但这名大学生拒绝了他。在游说斯基普·阿代尔时，他交了好运，阿代尔同意在招募结束后担任军需官。陈纳德接着去咨询国务院里的那些中国通，他们推荐了保罗·弗里尔曼——那位在1938年和陈纳德一起打棒球的传教士。弗里尔曼正失业在家，和家人一起住在芝加哥。

接到邀约的弗里尔曼飞赴华盛顿，前往中国大使馆报到。他被指派为随军牧师和负责文娱活动、体育锻炼以及联络事务的军官，每月有350美元的薪水。陈纳德让他马上投入工作，负责采购300名美国人在中国两年间所需要的一切——咖啡、番茄酱、花生酱、罐头肉、罐头黄油、芥末、蛋黄酱、面粉和运动装备——丝毫不管这些东西在当地都可以买得到。弗里尔曼花了一上午拟定清单，用了一下午打电话给华盛顿的批发商们订购物品。他当天晚上返回了芝加哥，心中带着对陈纳德差遣他、压榨他和让他打杂的迷惑和不满。事实上，他是体现陈纳德用人手段的一个好例子，陈纳德有那种穷尽一切手段和资源来实现目标的突出个性。奥尔索普告诉笔者：“他可以一边轻松地嚼着口香糖一边操控事情，他是这方面的天才。”

* * *

1941年6月，第一批被招募的人员到达洛杉矶，向吉恩·波利报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完成了穿越北美大陆的漫长旅途才到达那里。乔·乔丹和他的朋友决定坐飞机前去，他们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下了飞机，好让乔丹到爱荷华州的苏城探望前妻。由于没有别的交通工具，他们回到奥马哈订了机票。但由于错过了航班，他们改乘火车，中途在怀俄明州的夏延市下车走动并去购买一瓶威士忌。然而，他们没找到卖酒的地方，只好找一辆前往犹他州的出租车。（1962年乔丹向哥伦比亚大学的采访者谈起这件事时，他的记忆或者地理知识可能出了错。）乘坐出租车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上了一列带餐车的火车。他们终于在6月6日安全抵达洛杉矶的乔纳森俱乐部,之后就被巴士送到了北边的旧金山。

保罗·弗里尔曼跟随先行人员登上“皮尔斯总统号”邮轮，这艘船的船名被油漆涂掉，特等舱全部变为军队宿舍。船上挤满了前往菲律宾增援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的部队。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先行人员有30人，除弗里尔曼外全都是地勤和文职人员，他们称弗里尔曼为“圣老乔”。这些退役人员在一等舱休息室里安营扎寨，惹得船上部队的长官十分不满：他要求他们跟正规部队一起操练，接受长官的检查以及向长官立正行礼。他们回应说：“走开吧，大兵，我们现在是自由人。”在檀香山，他们试图把女人偷运上船；在马来半岛南端的新加坡，他们穿着热带花短裤向英国海关官员吹口哨；在莱佛士酒店住宿的16天里，他们在房间内打高尔夫球。摄影师吉姆·里吉斯（Jim Regis）还把英国俱乐部的秘书扔进了游泳池。这群人还举办了一场假的选美大赛，奖品都是无法兑现的空头承诺，里吉斯、乔丹甚至弗里尔曼都来担任裁判。保罗·佩里（Paul Perry）充满感情地回忆说：“这帮疯狂的美国人快把英国佬逼疯了，他们把当地女孩都带进最高档的餐厅里，喝光英国人所有的金汤力鸡尾酒和其他一切可以喝的东西。”

这些人实在太过轻率，有人把此行的目的透露给了合众社的记者，后者在7月9日发文报道称：“今天，30名美国飞机机械师和维护人员从纽约抵达这里，他们将在下周取道仰光前往中国，援助中国空军。我们获悉，若干不同型号的美国飞机已被运抵仰光，还有数量更多的飞机正在运输途中。”任务的秘密性就这样一扫而光。加上之前在《时代周刊》上刊登的报道，日本人在美国志愿航空队到来前已获得了充足的预警。

在旧金山，由37名飞行员、84名地勤及文职人员和2名护士组成的大部队聚集在酒店里。他们身穿平民的服装，护照上有五花八门的身份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来历。前飞行教官吉尔·布莱特（Gil Bright）受父亲启发，化装成五金店职员（老布莱特是宾夕法尼亚州雷丁市的一名批发商）；喜欢记日记的机械师罗伯特·史密斯以无线电台播音员的身份前往中国，他曾在科罗拉多州大章克申市的KFXJ电台当过两年播音员；来自塞尔弗里奇基地第1驱逐机大队的P-40战斗机飞行员矮壮的罗伯特·莫斯（Robert Moss）装扮成特技演员；来自“萨拉托加号”的瘦削的鲍勃·尼尔则摇身变成农场工人。

作为他们的指挥官，陈纳德护照上的身份是“高级管理人员”——在当时的环境下也称得上贴切。7月7日夜间，就在中国抗日战争打响四周年之际，陈纳德飞赴旧金山。他对中国领事馆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然后带着奥德沃思和金特里会见了马克·霍普金斯（Mark Hopkins）。在所有话题中，他们集中讨论了送两名女护士到一群男人中是否妥当。最终结论是女护士可以一同出发，但必须住在甲板上层的客舱中，以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他们将搭乘在荷兰注册的“亚格斯方丹号”邮轮，这是一艘属于爪哇太平洋航运公司的船。

陈纳德本人登上泛美航空公司的飞机，于深夜飞往檀香山。其他人则在第二天即7月8日的早上出发。在旧金山海湾，这历来都是个阴冷多雾的时节。“萨拉托加号”上的俯冲轰炸机驾驶员查理·莫特（Charlie Mott）是这群人的领队。莫特时年26岁，比大多数飞行员都要年长，而且还违反海军禁令结了婚。“早上10点离开妻子时，”他在轮船驶过金门大桥之后写道，“我试图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但仅仅只能免于崩溃。言语无法表达分离带给我的空虚感。”在海上，莫特竭尽全力维持纪律，他着力整顿甲板下方的那些下流游戏，奖励表现好的人舰桥观光的机会，并在餐厅主持周日的礼拜。

离开檀香山后，“亚格斯方丹号”得到了“盐湖城号”和“北安普顿号”两艘巡洋舰的护航。这是劳克林·柯里特意安排的，他担心得知消息的日军会绑架这些空军人员。巡洋舰护送“亚格斯方丹号”向南穿越赤道，避开马绍尔群岛和加罗林群岛，这些原为德国殖民地的岛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日本占领了。离开澳大利亚后，一艘荷兰巡洋舰接替了美国军舰，继续护送他们穿过印度尼西亚群岛，直抵新加坡。8月11日，“亚格斯方丹号”靠岸停泊，船上的白兰地和5,000瓶可口可乐被尽数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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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在香港花了三天时间应酬英国皇家空军的人员，顺便招募文职军官。他的最大目标是哈维·格林劳，这位前飞机经销商正准备返回美国。陈纳德到酒店时，哈维和妻子奥尔加正在收拾行李，陈纳德邀请哈维到美国志愿航空队中担任副司令——相当于二号人物。陈纳德还签下了威廉·戴维斯（William Davis），他是一名英裔爱尔兰人，人称“达菲”。戴维斯称，自己在“一战”时曾为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服役，现在希望避开兵役。他处于既是推销员又是半失业的状态，在香港和一个名叫多琳·伦堡（Doreen Lonborg）的有夫之妇同居。伦堡自称是英国人，但她出生在中国并有着丹麦护照，是从她疏远的丈夫那里得来的。

在这群外国流动人员中，只有伦堡活到了20世纪80年代。她充满敬畏地回忆奥尔加·格林劳说：“她十分美丽动人，有着碧绿的眼睛和我见过的最长的睫毛——真是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尤物！她的双眼是真正的碧绿色。”照片中的格林劳有着引人注目的身高，穿着高跟鞋的她和身边的一群男人一样高。她的父亲是一名采矿工程师，在墨西哥的杜兰戈州工作，那里也是奥尔加姐妹的出生地。20世纪20年代的墨西哥处于骚乱时期，奥尔加姐妹跟随母亲迁居加州好莱坞。大约在1929年，她从高等职业技术中学毕业。与陈纳德相似，奥尔加也在年龄上造假，她声称自己只有19岁，但实际上是21岁，减去两岁是为了方便转入美国的中学。她“友善、有吸引力而又博学，”她的妹妹在2001年对笔者说，“她很漂亮，只要她一进房间，所有人都会看着她。她确实需要人们的注视。”

哈维·格林劳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但他考了两次才考上，而且只参加了为期两年的为准备“一战”而加速培训军官的项目。他在班上名列倒数，更糟的是，他在丑闻中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场婚姻，还因为此事被迫在1931年退役。在好莱坞，哈维认识了年轻的奥尔加·索尔斯④（Olga Sowers），去中国担任飞行教官前，他向奥尔加求爱成功。哈维从未获得过中尉以上的军衔，但他自称“格林劳少校”。在美国志愿航空队时期的一幅肖像中，他头戴一顶制帽，身穿开领的卡其衬衣——是个英俊的男人，但嘴上带着游移不定的感觉，双眼则无精打采。照片中的他就没有那么好看了，他显得臃肿肥胖和疲倦无力。奥尔加看上去比丈夫年轻了一半，但实际上她只比哈维年轻十岁。

陈纳德让格林劳夫妇和达菲·戴维斯尽快收拾，然后和他一起出发。（伦堡和丹麦的丈夫离婚后也到了昆明。）7月18日，陈纳德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飞机抵达重庆，接踵而至的就是27架三菱G4M“一”式陆上攻击机。陈纳德是第一次看见这种新式的双引擎轰炸机，其载弹量接近“九六”式陆攻飞机的两倍。

美国志愿航空队就这样错失了第一个任务——在1941年夏天保卫重庆领空。在此期间，也没有苏联飞行员对抗日本：一个月前，希特勒用高明的手段蒙骗了斯大林，发动了入侵苏联的战争，所有苏联空中力量都被召回并派遣到西部前线。除了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地面防空火力，日军的“一”式陆攻飞机和护航战斗机如入无人之境，在重庆上空肆虐。中国人只击落了个别飞机，但其中包括三菱的A6M型，也就是“零”式战斗机。通过查验“零”式战斗机的残骸和审讯俘虏，中国情报部门制作了一份极为精准的“零”式战斗机数据表和识别图。美国大使馆的麦克休少校把这份情报发回了美国，又复制了一份副本交给陈纳德。

不巧的是，这份情报里的侧视图有一个重要错误。真实的“零”式战斗机的尾翼被设计师拉得很长，使它呈修长的雪茄状；但中国人发现的飞机残骸的尾部破损得太过严重，难以复原，绘图师们只好参照日军陆航部队的中岛Ki-27型固定起落架飞机，给“零”式画上了一个浑圆的尾翼。这个混合物酷似中岛公司即将投产的另一款战斗机，几个月后，这一纰漏将导致中缅战场上的志愿航空队飞行员分辨不清对方的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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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航空队的姗姗来迟还导致了另外一个结果。作为原来设想的基地，昆明巫家坝机场因为西南季风带来的暴雨而无法使用。埃德·波利想出了一个办法——波利家的人真是足智多谋！他让英国人租借缅甸同古的凯多机场给他们，这可以说是一举多得的巧妙安排。既可以使航空队的基地靠近敏加拉洞的飞机组装点，又可以使陈纳德在没有空袭威胁的情况下训练队伍，还可以使蒋介石相信他们的补给运输无须占用滇缅公路上紧张的运力。

英国空军中将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Robert Brooke-Popham）认为，提供基地给美国人是划算的。对于皇家空军来说，放弃凯多机场只是微不足道的损失。夏季的同古简直是疟疾、登革热和痢疾的培养皿，那里只部署了皇家空军第60中队的几架“布伦海姆”轰炸机，而把它们调回仰光附近的敏加拉洞机场无疑更加便捷而合适。此外还有别的好处，布鲁克-波帕姆考虑到，如果日本人发动进攻，“作为租借协议的共识，可以抽调美国志愿航空队的部分或全部力量去保卫缅甸”。而陈纳德却不知道这一项没有在机场租借协议上写明的条款。

同古坐落在锡唐河宽阔的河谷中，位于仰光以北175英里处。同古的主干道上日夜穿梭着前往腊戍的卡车，旁边的铁路上也有大量货运列车朝同样的方向轰鸣而去，展现着滇缅公路的拥挤和繁忙。这座城镇位于公路稍微偏西的地方，弯曲狭窄的街道在竹子搭建的商店和小屋之间延伸，街道上有酒铺和原本是酒店的妓院。最显眼的是一座红砖砌成的火车站，这栋建得毫无章法的建筑里有镇上唯一的一家餐厅。同古的主要物产是柚木，在年轻的英国“丛林业务员”的监管下，大象和大批苦力搬运工把这些木头从热带雨林中拖拽出来。镇上有23,000人，包括几千名印度人、一些半开化的克伦族人和几百名西方人。

同古的社会由十几个居住在郊区的英国家庭统治着。这些家庭中的男人都是军官（同古是最近成立的第1缅甸师的总部所在地）和麦格雷戈柚木公司的经理人。在业余时间，他们聚集在金卡纳俱乐部，打着高尔夫球、网球和台球，喝着加苏打水的威士忌，参加夫人们轮流举办的晚餐派对。男士们戴着黑领带，在女士们离场后抽起雪茄，谈论着世界大事，沉浸在不可遏止的乐观情绪中。周日，他们在圣路加教堂再次碰面，这是一座英国国教的教堂，它的墓园里的墓碑比座椅上的信众还要多。对欧洲外来者而言，东南亚确实是一个不太友善的地方。

在城镇以北6英里的地方，越过曼德勒公路上大量被抛弃的损毁卡车和守卫着佛塔的缅甸神话中的猛狮雕像，就是通往凯多机场的小路。机场只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长4,000英尺的跑道，表面覆盖着沥青。它的东边是克伦山，锯齿状的山丘在阴霾下显现出淡淡的蓝色，是缅甸和泰国之间的边界线。不同于肮脏破败的同古，这里的乡下散发着美妙的热带风情，到处都是粗壮的树木和鲜花盛开的灌木丛。

皇家空军在凯多机场外建造了一座小型控制塔、一些机库和办公楼。在距机场1英里的地方，有一座按照东南亚建筑风格用柚木和竹子搭建而成的军营，其中没有内部隔间，外墙从腰部到屋檐位置都是开放式的，向阳的一边设有走廊。房屋内没有纱窗，住客要睡在蚊帐罩着的木板床上，床板上还贴着“为陛下服务”的标签。发电机能正常运转时，天花板上的吊扇可以给他们带来一点流动的空气。屋顶是用竹子和茅草搭成的，厕所则是开放式的蹲坑，一边的墙上还装有小便斗，由印度清洁工负责打扫。

7月26日，陈纳德在卡尼的陪同下视察了凯多机场，卡尼从昆明开始就一直在陈纳德左右。在场的还有驻防缅甸的皇家空军大队长澳大利亚人E. R. 曼宁（E. R. Manning），以及搭乘一架中央飞机制造厂的比奇双引擎飞机来到同古的埃德·波利。陈纳德对机场不是很满意，但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只好同意了这个安排。

由于阿代尔还在招募人员，格林劳夫妇和达菲·戴维斯仍在香港等待签证，陈纳德留下卡尼负责现场指挥，自己先行离开。卡尼正和莫罗斯同居，她是个精干的中国女人，在滇缅公路上做着自由贸易——在仰光收购一辆卡车，把它装满货物，开到昆明后连货带车一并卖掉。她跟随卡尼到了同古，照看着滇缅公路上的生意，同时也想看看这次旅程能为她带来什么新机会。

与此同时，远在华盛顿的罗斯福总统批准组建第二美国志愿航空队，主要装备洛克希德公司和道格拉斯公司的双引擎轰炸机。这些飞机是从英国人的订单中转交过来的，它们的任务包括“对日本实施燃烧弹轰炸”。这使乔治·马歇尔阻止轰炸机来华的努力付诸东流，他像是在对付一只跳上沙发的猫，无论把猫放到地上多少回，它都会再次跳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