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凶残至极

美国志愿航空队的先行人员搭乘“槟城商人号”轮船，从新加坡来到了缅甸。7月28日，轮船沿着仰光河蜿蜒的河道溯流而上，平静而碧绿的河面被伯马石油公司的炼油厂、麦格雷戈柚木公司的磨坊和像丁香花一样垂下来的植物打破。到达仰光后，这艘蒸汽轮船在水泥码头停靠，岸上就是占地11英亩①的货仓、起重机和一箱箱准备运往中国的战争物资。临河而建的一排宏伟建筑是英国大使馆、职员宿舍和滨海酒店。从这排建筑开始，就是仰光的欧洲人居住区了，内有五条宽阔的大街，大街两旁有分布得横平竖直的小路。走过郊区那些名为“温莎”或者“阿斯隆”的道路，就是仰光本地迷宫一样的居住区，25万印度人、4万中国人和16万缅甸人居住在那里（缅甸人即使在本国首都也不占多数）。仰光大金塔的穹顶居高临下地俯瞰着全城，它是缅甸佛教的神圣象征。

陈纳德在滨海酒店住了一晚，听说先行人员到达码头后，他赶紧穿过街道去迎接他们。他装作之前已计划好如此重逢，开口说道：“你好，弗里尔曼。我就说我会比你们先到这里。”带着半是崇敬半是不满的复杂感情，弗里尔曼回忆道：“陈纳德转过身来，他像往常一样随意地穿着探险服——防蚊靴、带有中国徽章的军官衬衫、破旧的空军制帽，那顶帽子很能衬托出他的鹰脸……据我所知，这一船人之前都没有见过他，但看到他们沿着铁轨排好队并静静地看着他时，我就知道他们已经服从调遣了。”

陈纳德把机械师派往敏加拉洞机场，协助中央飞机制造厂组装“战斧”飞机。他把其他人安顿在滨海酒店里，尽管比不上新加坡的莱佛士酒店，但它有高高的天花吊顶、镶木地板、镀铜的栏杆和柳条家具，也显得足够豪华了。陈纳德交给弗里尔曼一份新的采购单，包括飞机和机动车的零部件、电力和电话设备、乐器、屏风、打字机、步枪、棺材等。“从波利那里拿钱，”陈纳德说，“你到同古时把这些东西都带上。”

交办完这些事项，陈纳德动身前往1,200英里外的新加坡。在这座位于马来半岛南端的城市里，英军的罗伯特·布鲁克-波帕姆中将和他的部下对这位老中国通谈到的日军战术和装备一点也不在意。陈纳德在日记里抱怨：“希望他们的自信是有根据的。”返回仰光后，他登上中国航空公司的一架道格拉斯飞机前往昆明，然后请约翰·威廉姆斯把飞行学校的建筑改建成志愿航空队的宿舍（威廉姆斯之前是陈纳德的无线电教员，眼下在滇缅公路上从事自由贸易）。在一个月圆的夜晚，陈纳德顶着昼夜不停的轰炸飞回了重庆。在轰炸的间隙中，他与航空委员会达成协议，由他负责指挥美国志愿航空队及所有与之合作的中国空军中队。1941年8月1日，蒋介石签署第5987号令，内容为：“1. 第一美国志愿航空队于今天成立；2. 陈纳德上校负责组织来华的美国志愿飞行员投入战场。为完善志愿航空队，其他人员由航空委员会补充任命。”

陈纳德还发现了另一名文职军官——乔·奥尔索普②。他加入了美国海军并被派往印度。奥尔索普经重庆前往德里，他在宋美龄的茶会上遇见了陈纳德。他想知道志愿航空队里还有没有空缺的职位，陈纳德告诉他：当然有，马上申请一份特别退伍令，然后去同古报到。

此时，乘“皮尔斯总统号”抵达仰光的人员登上了邮递火车，这是一列烧木炭的锅炉火车，汽笛声尖锐刺耳，车厢之间也没有通道相连，但每节车厢都有一扇朝外打开的门。（乘客来回走动时需要爬出火车窗口，在车顶上跑去别的车厢。）到同古的175英里路程花了他们一整天的时间，火车越过一条又一条泥泞不堪的公路，每过一个小时就要停下来加一次水，途中还因为要接收萨伏伊公司的盒饭而停车，这家公司是缅甸铁路线上的餐饮供应商。军械师保罗·佩里回忆说，天气实在太热了，到达同古时，他身上只穿了一条短裤。一辆平板卡车把他们载到凯多机场，佩里说：“我们就这样到达那里。29个毫无顾忌的鲁莽军佬来到了一个山高水远的偏僻地方。”

* * *

“皮尔斯总统号”的乘客们之前在新加坡逗留了整整两周，英国官员们被折磨得苦不堪言，为避免悲剧重演，他们让“亚格斯方丹号”的船长载着乘客们径直驶往缅甸。这艘荷兰船照做了，在没有护航的情况下，他们在8月15日夜里到达仰光。第二天早上，博特纳·卡尼在入境处共清点了123人，并带他们到仰光的“银烤架”吃早餐——这是一家集餐馆、夜总会和妓院于一身的多功能餐厅。（早餐有火腿、鸡蛋和“硬得像纸板一样的玉米片”。）卡尼把他们送上火车，自己则留下来和查理·莫特、杰克·纽柯克（Jack Newkirk）、艾玛·福斯特和乔·斯图尔特一起狂欢。

鲍勃·尼尔回忆了到达凯多机场时的情况：“先行人员分配我们到一座大约长30英尺、宽20英尺的建筑里，里面有床位和蚊帐，厕所在建筑物的后面。从蚊子到掉在蚊帐顶上的昆虫，那地方有数不清的虫子。”那里真是相当无聊，地勤人员从驻地驱车来到同古镇上，却发现只有火车站的那家小卖部有酒可买（同样也是萨伏伊公司经营的产业，正如缅甸其他地方的情况那样）。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加里·库珀（Gary Cooper）主演的《火爆三兄弟》，那里是当地唯一的娱乐场所。队员们放松自在地和本地人坐在一起，而不是像英国绅士那样身穿晚礼服，高高在上地待在包厢里。接下来，他们造访了那家“酒店式”妓院，每个“本地黑姑娘”的嫖资都因为他们的到来而翻了一番，涨到了5卢比（合1.5美元）。回到机场后，他们咒骂虫子、高温天气、暴雨、硬邦邦的床板、英军食堂里的“炖肉”（炖牛肉）和索然无味的英国香烟。弗里尔曼十分害怕，他相信这样下去必然会发生兵变，陈纳德会因此追究他的责任。

卡尼和他的四人小团伙在第二天出现了，全都一副宿醉未醒的模样。周一，他任命了三名中队长，但他显然没有研究过他们的履历。中队长可获得相当于美国陆军少校的军衔（或者说他们是被如此告知的），每个月有750美元的薪水。第1中队由罗伯特·桑德尔（Robert Sandell）任队长，他又被叫作“桑迪”，原是马克斯维尔基地的飞行教官；第2中队由杰克·纽柯克任队长，他为人平易近人，原来在“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驾驶搭载星型引擎的战斗机；第3中队由阿维德·奥尔森（Arvid Olson）任队长，他是米切尔基地的P-40战斗机资深驾驶员。三位中队长各自挑选了一打飞行员，就像业余棒球队队长挑人一样。纽柯克挑选的几乎都是海军飞行员，奥尔森则只选陆军飞行员，其中包括他在米切尔基地的朋友们。

拜伦·格洛弗运送了三架“战斧”到凯多机场，另外还有三架在敏加拉洞机场准备就绪。奥尔森带着两名P-40飞行员乘火车到仰光去接收这些飞机。格洛弗告诉他们，找准铁路，沿铁路线一直飞到同古就行了。这种导航方式被称为“IFR”——不是指“仪表飞行守则”（Instrument Flight Rules），而是指“我沿着铁路飞”（I Follow Railroads）。

“飞机上没有装武器，”军械师唐·罗德瓦尔德（Don Rodewald）在日记中写道，“也没有装瞄准器……甚至连装瞄准器的支架都没有。”在签约时，他曾询问要不要带上工具前往缅甸，斯基普·阿代尔向他保证：“噢，用不着，所有工具都一应俱全，而且都是最好的。”但现场却没有任何工具，罗德瓦尔德只好从开往中国的卡车上偷来一整套设备，开始着手安装武器。武器等配件随第二批“战斧”飞机一起被运到缅甸，令人费解的是，机首的大口径机枪尚有剩余，而小口径机枪却只够装配31架飞机。为方便维护和保养，军械师们用7.92毫米口径的柯尔特机枪装备了两个中队，用点30口径的勃朗宁机枪装备第三个中队。这些机枪的口径都大致相同，但弹药却无法通用。

然而，志愿航空队没有办法实测飞机的空战性能，因为缅甸在理论上是一个自治地区，为维护它徒有其表的独立，英国人禁止在缅甸进行实弹射击。（当英国空军的第60中队需要实弹演练时，他们便驾驶“布伦海姆”轰炸机到新加坡练习。当战争降临缅甸时，这种演习方式带来了可怕的后果。）幸好，伦敦方面发来一份豁免令，允许志愿航空队建造一座靶场。军械师们将战斗机拖到射击位置，用架子撑起尾翼，使机身保持水平，然后调整了机首的机枪，使弹着点落在300码外的靶子上，机翼武器的弹着点则被设定为250码外。每位飞行员都有几次实弹射击的机会，但他们只能在地面而不是在空中演练，因为那样会伤害缅甸人民的感情。所以，志愿航空队肯定没有进行过拖靶射击训练③。

美军陆航部队当时列装的反射瞄准镜是现代战机投映式瞄准屏④的原型。这个设备安装在仪表盘下方靠近底板的位置，从那里将圆环和靶心投映到飞行员和挡风玻璃之间一块半镀银的镜面上。这种设计的目的是提供一个透明发亮的瞄准标尺，飞行员无须变换视角，只需要盯着前方的半透明镜面就可以瞄准。但英国人订制的“防弹玻璃”舱盖并没有预留安装瞄准镜的孔洞，军械师们在上面钻孔的努力也以失败告终。飞行员只能先使用老旧的“支柱加圆环”式瞄准器，而那甚至比步枪上的瞄准标尺还要原始和落后，直到后来，才由查理·莫特找到了解决办法。

无线电通信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无线电技师鲍勃·史密斯⑤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把英国人的无线电设备从战斗机里拆除出来，他通过飞机尾部的小舱门，用一柄锤子和一把螺丝刀完成了这项工作。然后是安装变压器，使12伏特电压的民用电台可以接上“战斧”飞机24伏特电压的航电系统。这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每天早上10点左右，气温开始飙升，史密斯不得不停歇很长时间，顺带把早饭吐个干净。

此时，陈纳德正在昆明检查威廉姆斯改建志愿航空队宿舍的进度。其后，他搭乘比尔·波利的比奇双引擎飞机回到缅甸。吉姆·霍华德⑥回忆说：“陈纳德走下飞机，环视着机场上站着的各色人等，我本能地觉得他就是带领我们取得成功的引路人。他的军人风度和辐射四周的自信似乎在告诉人们，他到这里了，在他的掌控下，所有事情都会好起来……他是个直言不讳的人，也不会道歉或找借口。他的真诚和一心一意打动了所有人，他值得我们追随。”

正如弗里尔曼担心的那样，陈纳德对凯多机场上的状况非常不满，他在日记里写道：“煽动者们引发了不满的情绪，严重威胁着队伍的纪律和志愿作战行动。”他同这些人谈话，好言宽慰有不满情绪的人，厉声训斥煽动反抗的人。8月26日，他在仰光与比尔·波利会面，讨论如何处理那些想回家的人。返回同古时，他带上了格林劳夫妇。

卡尼很快就被调回云南驿的飞行学校。哈维·格林劳明显要比他更胜任这份工作，但这位初来乍到的副司令和部下不太合得来。吉姆·霍华德这样描述他：“他（格林劳）的工作性质模糊不清，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他经常穿一件漂亮的衬衫式卡其夹克，整天叼着烟斗，看着别人工作。”奥尔加则是同古所缺乏的那一抹风景，霍华德回忆说：“她有着惊人的吸引力，紧身裤和迷人的妆容让她看上去就是个名利场上的老手。”

奥尔加·格林劳成了——而且永远是——热带雨林中一个性感的符号。肯恩·耶恩斯泰特（Ken Jernstedt）在1941年秋天来到凯多机场，抵达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那里的女人。诺埃尔·培根（Noel Bacon）抽着烟斗对他说：“副司令有个老婆，连条狗都知道她有多么迷人。”

在格林劳夫妇到达后不久，斯基普·阿代尔来到缅甸，乔·奥尔索普从印度过来，他们当然都是以平民身份入境的。有了这些工作人员，陈纳德便开始着手整顿部队。他规定，部队的汽车只可用于公务，队员们到同古去看电影、喝酒或者逛妓院都必须骑自己的自行车。但即使骑一辆大型的兰令牌自行车去镇上，单程也要半个小时，所以他们只能断了在周日以外去镇上玩的念头。而在周日，陈纳德又会尽力逼迫他们去教堂做礼拜和参加棒球比赛。

凯多机场有两个食堂，一个服务飞行员和文职人员，另一个服务地勤人员。这两个食堂在下班后又充当酒吧，服务不同的职员群体。（陈纳德喜欢强调志愿航空队内部的民主作风，但他在日记里却坚持“军官”和“普通士兵”的说法。）皇家空军为他们提供食物、厨师和服务员，每月向每人收取120卢比（合36美元）的费用，这笔钱直接从月薪里扣除。但他们实在太讨厌食堂里的饭菜，陈纳德只好给他们打了优惠折扣。陈纳德让当过炊事班长的比尔·托尔利（Bill Towery）监管印度厨师，之后又让奥尔索普领导托尔利。直到最后，陈纳德和萨伏伊公司签订了新合同，才真正改善了膳食水平。但队员们早就被“亚格斯方丹号”上的丰盛大餐和彬彬有礼的服务生惯坏了，因此一直在抱怨。

起床号在早上5点30分吹响。地勤人员天亮前就开始工作，干五六个小时的活，下午休息一下，晚上开始第二班——这种安排治好了鲍勃·史密斯早上的不适症状。对于飞行员而言，每天都是从机场控制楼里的一间柚木小课室开始的，陈纳德或别的客座嘉宾会给他们上课。即使是“皮尔斯总统号”上那帮无法无天的人，也很快服膺于陈纳德。查理·莫特在日记中赞叹：“那个老头我见得越多，就越喜欢和佩服他的才华……能由他来担任这个计划的主管，我们确实很幸运。”

当陈纳德谈到日军战斗机时，飞行员们个个倍加留神。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勾勒出“零”式战斗机的轮廓，标注了它的弱点并提出可行的攻击角度。“他向我们展示这些，”特克斯·希尔回忆道，“让我有一种很明显的感觉，那就是他曾经亲自和‘零’式飞机战斗过。他在战术课上教给我们的东西都分毫不差地重现了。他真的很了解情况。当我们第一次和‘零’式相遇时，敌机的所有动作都和他说的完全一样。”事实上，陈纳德只在地面上观看过“零”式战斗机，他的信息也主要来自麦克休少校交给他的图纸和数据表。

利用中国人获得的日军训练手册，陈纳德讲解了日本飞行员采取的战术：从上往下俯冲攻击，制造混乱，打散敌机阵形，然后逐一击破。陈纳德让学员们忘掉在美军中学到的一切，转而采用皇家空军的作战方式，这是在不列颠空战中验证过的。他提到了自己的理论和苏联援华飞行员的作战方式：为了配合得更加机动灵活，以两架飞机为一组对抗敌方战斗机；为了取得火力优势，以三架飞机为一组攻击敌方轰炸机。该战术的核心在于取得制高点：俯冲压向日本飞机，先用机首的大口径机枪攻击，一旦距离靠近了就用上机翼的机枪火力，然后俯冲飞走并重复这一过程。当日机因弹药和燃油不足而准备返航时，便对其实施追击袭扰。陈纳德认为，只要摧毁日本来袭轰炸机的10%，他们就会返回再想办法；摧毁25%，他们就不敢再次来犯了——这是在南京、衡阳、汉口、重庆和昆明的空战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谈。

可惜的是，陈纳德没有把他的讲课内容写下来，当时也没有人想到要记录下他的讲义。60多年后，特克斯·希尔复述了陈纳德关于敌军的介绍：“日本飞行员严守战斗纪律，他们训练有素……而且非常善于保持阵形。他们的轰炸精确，射击精准，深谙操控飞机的方法。”但“打了就跑”的战术能够击败他们：“攻击日机阵形的办法就是飞得比他们更高，向他们高速俯冲而下，瞄准目标，向其开火，然后继续俯冲，直到脱离敌阵。离开他们足够远后，爬升回到高点，继续俯冲攻击。最重要的是……绝不能和他们的战斗机较量变向能力，P-40战斗机做不来这个。一两次变向后，他们就能跑到你的身后。想也不要想！如果你那样做了，我们就只能在丛林中给你收尸。他们一定会击落你的，先生们，千万不要犯错。”

上完课，飞行员们便到跑道上参加实践训练。他们在驾驶舱中熟悉飞机操作，演练特技飞行和模拟空中格斗。在对抗轰炸机阵形的演练中，英国空军的大队长曼宁从敏加拉洞机场派来几架“布伦海姆”轰炸机帮助进行模拟；在战斗机对抗训练中，队员们通过相互对抗进行演练。当两名飞行员在空中相遇时，他们就会对冲而过——这被称为“头撞头”。美军禁止这种训练方式，因为太过危险，但陈纳德认为训练必须要过硬。他说，与其让飞行员们变得胆小软弱，还不如损失掉几个。

吉尔·布莱特，这个乔装成“五金店员”的宾夕法尼亚小伙子，有着透亮的黑眼睛和一张若有所思的脸孔。高中时，他在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的预备中学就读，并且被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了。但课外的飞行训练比学业更有吸引力，他在两年后离开了普林斯顿，以新兵身份加入了彭萨科拉的海航部队。与纽柯克指挥的第2中队里的很多飞行员一样，布莱特在海军中为成为航母舰载俯冲轰炸机飞行员而接受训练。9月8日，布莱特在同古上空驾机巡逻，他看到远处有一架“战斧”战斗机。按照规矩，他晃动了一下机翼，邀请对方参加一场“狗斗”⑦。布莱特的对手是约翰·阿姆斯特朗（John Armstrong），阿姆斯特朗身材不高，外表有点孩子气，但他有1,000小时的飞行时间。一周之前，阿姆斯特朗就差点在“狗斗”中正面撞上查理·莫特的飞机。现在他故技重施，迎头冲向布莱特，迫使布莱特将飞机下压。阿姆斯特朗也将机头下压，两架飞机如此接近，阿姆斯特朗座机的螺旋桨眼看就要刮上布莱特的座舱盖了。布莱特赶紧向右翻滚，他预料阿姆斯特朗会向另一侧翻滚，这样他们就可以擦着机腹互相避开了，但阿姆斯特朗没有这样做。“飞机相撞时，”布莱特在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发出了巨大的劈砍金属的声音。”布莱特失去了一侧的机翼，飞机开始旋转下坠。他赶紧推开舱盖，解开降落伞的扣子，像一块被弹弓抛出的石头一样跳出飞机。

阿姆斯特朗就没那么走运了。“坠机善后组”的人找到了他，他的遗体仍然被绑在座椅上，外科医生萨姆·普雷沃（Sam Prevo）为他做了入殓准备：“我……在此证明，1941年9月9日，在用10%的福尔马林溶液处理过后，约翰·D. 阿姆斯特朗的遗骸被一张浸泡过福尔马林的床单包裹，安放在一个密封的金属容器中。这个金属容器被装在一口柚木棺材里。我还证明，在遗骸入殓准备和金属容器密封的过程中，我一直在场，棺材中除了死者的遗体别无他物。”

保罗·弗里尔曼在飞行员食堂里主持了葬礼，随后冒雨将阿姆斯特朗的遗体埋葬在圣路加教堂的墓园里。当地大部分英国殖民者都出席了葬礼，他们陪着志愿航空队的人们走到村镇南面的墓地。布莱特记录道：“一名缅甸边防战士吹奏了熄灯号，我们就回去了。”

陈纳德没有参加葬礼，他在卡尼和金特里医生的陪同下飞到昆明，为50名中国军校飞行员核发证书，批准他们赴美参加高级训练课程。

* * *

17名飞行员搭乘“亚格斯方丹号”的姊妹船“布隆方丹号”到达新加坡，其中包括埃迪·雷克托和特克斯·希尔，此外还有来自伦道夫基地的R. T. 史密斯和保罗·格林。与“皮尔斯总统号”上的乘客一样，他们在新加坡肆虐了两周，之后才搭乘“槟城商人号”轮船前往仰光。9月15日，他们抵达仰光，当天就到了同古。在火车站，一支三人乐队演奏着《星条旗永不落》⑧欢迎他们。在乘车前往凯多机场的路上，道路拐弯处的一块牌子映入他们的眼帘，上面写着“洛杉矶城”，这是一个跟着美国人走到世界各地的鼓舞士气的标志。

第二天早上，“布隆黑帮”⑨被分派到各中队。杰克·纽柯克挑选的基本都是海军飞行员，奥尔森则要走了陆军飞行员。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人驾驶过这种液冷引擎驱动的战斗机。雷克托告诉笔者：“那种该死的引擎实在太长了，如果突然急刹，飞机肯定得往前翻！”而且，由于机首过长，他很不高兴地发现在座舱里无法看到机首的位置。因此在滑行时，他不得不像左右摇摆的鸽子脑袋那样摆动着飞机迂回向前，以看清跑道前面的情况。但起降一两次后，他发现机首的长度并没有影响到飞机的飞行性能。

R. T. 史密斯在熟悉飞机时也遇到了问题，他曾因为身材过高而被美军拒用为战斗机飞行员。9月17日早上，机械师尼尔·马丁（Neil Martin）让史密斯试驾飞机，但即使把座位调到最低，方向舵踏板调到最前，他仍然十分勉强才能坐进去。而当他加大油门前进时，他开始感觉到这架“战斧”战斗机就是自己的一部分：“我关上舱盖，滑行到跑道上，对准起飞路线，然后坚定地加油。1,100马力的引擎以雷霆般的力量驱动着巨大的螺旋桨破风前行，我从未听过这种轰鸣声。飞机开始急剧加速，复合式压力计的汞柱达到48英寸，引擎转速达到每分钟3,000转，我用力踩着右边的踏板以抵抗巨大的扭力……现在，我看清机首的位置了……几秒钟后，空气流速计显示时速达到100英里，飞机从跑道上滑跃而起……”

“当时我就像拿到漂亮新玩具的小孩一样，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史密斯最后总结道。随着敏加拉洞机场那边不断送来战斗机，志愿航空队开始给飞机编号，他们在座舱后面的机身上涂上高2英尺的数字。1号到33号分配给第1中队，34号到66号分配给第2中队，67号到99号分配给第3中队。史密斯挑选了77号战斗机，因为他相信数字7能带来好运。

不是所有的“布隆黑帮”成员都做得这么好。到达缅甸仅八天后，马克斯·哈默（Maax Hammer）就在雨林中坠机身亡。尽管哈默是一名富有经验的飞行员，但他显然“被卷进了反螺旋⑩而无法脱身，这可能是由错误的技术动作导致的”，查理·莫特在日记中如此记录。莫特还写道：“他撞向地面的力量十分巨大，自然摔成了肉泥。我们决定把他的遗物就地卖掉，那些东西在这里比在美国更值钱。当然，卖的时候我们都牢记着不要讨价还价。”

陈纳德感到气馁，不仅仅是因为事故和死亡。他在日记里抱怨道：“六名飞行员想打退堂鼓，大雨又下个没完没了。”大多数情绪低落的飞行员都隶属于奥尔森的第3中队。奥尔森说，他们加入志愿航空队是为了“脱离陆军现役部队，以谋取更赚钱、更安全的民航职位”——这是队员们的普遍想法，但无法解释他那支主要由米切尔基地飞行员组成的中队里为什么会有如此多不满的人。

9月末，共有七名飞行员和一名地勤修理员离开了队伍。（“布隆黑帮”中的两名地勤人员在新加坡弃船而去，还没到缅甸就被除名了。）10月10日，六名飞行员补充进来，多少弥补了一些损失，三名来自弗吉尼亚州匡提科的飞行员被奥尔森选入第3中队。但在10月25日，他又损失了一名老手。当天早上，唐·罗德瓦尔德刚刚完成了一架“战斧”战斗机的武器安装，皮特·阿特金森（Pete Atkinson）自告奋勇要测试飞机。他说只在机场附近转转，这样罗德瓦尔德（一个观察敏锐但拼写能力不强的人）就能加以观察了：“他（阿特金森）用极快的速度向南俯冲飞行了1英里，突然之间，飞机解体并从1,500英尺的高度急速下坠。飞机的引擎从空中旋转着自由下落，直至撞向地面。作为军械师，我乘车前往事故现场，方圆1英里内都是飞机残骸……皮特仍然坐在椅子上，他被飞机抛了出来，头部摔得惨不忍睹，但还算留有全尸。机身残片沿着铁路分布，两只机翼落在了300码外的稻田里。我回收了一些弹药和两挺小口径机枪。那真是一个悲伤的时刻，因为皮特深受大家喜爱。”

至此，志愿航空队形成了一套标准的葬礼仪式。文职军官担任“官方哀悼人”，死者中队里的飞行员担任抬棺人。他们身穿卡其裤和衬衣，打黑领带，戴遮阳帽。念祈祷词时，他们脱帽哀悼；棺材经过面前和号手吹响熄灯号时，他们则举手敬礼。弗兰克·洛松斯基回忆说：“皮特下葬后，我们回到了营房，用看电影的方式结束了一天（看的是伯特·拉尔1931年主演的喜剧《冲上云霄》）。”

如此多的死亡事故使戴夫·哈里斯（Dave Harris）动摇了——他和阿特金森一样，也是来自米切尔基地的P-40战斗机飞行员，他说自己已经受够了这里的状况。据另一位飞行员说，哈里斯声称：“如果这些人都驾驶不好飞机，那我肯定也不行。”尽管陈纳德表面上很凶狠，但他的心肠很软，至少是对忠于他的人们心软。他把哈里斯调到总部从事文职工作，但没有削减他的薪酬。

* * *

昆明已经有一个月没有遭受空袭了，不祥的宁静困扰着陈纳德，他在10月13日写道：“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日本人会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策略，直到付出惨重代价。”他推测日军正在调整部署，准备攻击别的地方——除了凯多机场还能有其他目标吗？同古距离泰国只有60英里，泰国虽然宣称中立，但它毫无疑问已经被日本人渗透了。10月24日，陈纳德派三名中队长去实施侦察。虽然英军禁止这样的越境行为，但不过是表面文章，他们的指挥官全都知道这次侦察飞行，甚至还向美国人提示日军可能的活动地点。

桑德尔、纽柯克和奥尔森从20,000英尺的高空越过锯齿状的克伦山，向东远眺清迈，那是泰国的第二大城市、铁路线的终点和进攻同古的必然基地。陈纳德嘱咐他们保持高度，看到什么可疑的动静再下降观察。在这个时节，稻田都排干了水分，雨季又已经结束，没有哪支部队能在不扬尘的情况下行动。此次侦察以一无所获告终。

两天后，“一个怪异的银色飞行物”从6,000英尺的高度侦察了凯多机场。五架“战斧”战斗机紧急升空拦截，但没有追上那个飞行物。第二天发生了同样的事，但一名飞行员清楚地看到了共有五名入侵者。缅甸和马来半岛上的友机都涂有伪装迷彩，因此陈纳德认定这些飞机是从泰国飞来的日本侦察机。他只猜对了一半：这次绝密的侦察行动连日军大本营也不知情，执行任务的飞机是从越南河内起飞的。为拍摄和侦察英军基地，这些三菱Ki-15型“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后来被盟军飞行员称作“Babs”）来回飞行了1,200英里。

据陈纳德称，驻缅甸的皇家空军大队队长曼宁送给他们一台船钟，用于充当凯多机场的防空警报器。曼宁还派来了一队廓尔喀雇佣兵，这些闻名遐迩的尼泊尔士兵为英军立下过赫赫战功。但他并未加强对边境的瞭望侦察，也没有让缅甸人带上望远镜和野外电话到边境巡哨，他们本可以轻易地使用这些设备监视和报告日军的行动。

10月29日，另外十名飞行员抵达缅甸。为补充第3中队的人员，奥尔森选中了三名海军飞行员：外号“鲶鱼”的罗伯特·雷恩（Robert Raine），他有90小时的战斗机飞行时间；来自彭萨科拉基地的汉克·吉尔伯特；以“埃德温·科南特”这个假名行动的水上飞机驾驶员约翰·佩里。雷恩和吉尔伯特很快就适应了P-40战斗机，但科南特过于习惯在PBY“卡塔利娜”轰炸机高高的座椅上驾机进行水上起降了，他没能转变过来。R. T. 史密斯记录了科南特的这场灾难：“（他）离地大约25英尺，停了一下，然后掉在地面上。飞机弹了一下，起落架损坏了，机腹和一侧的机翼撞到跑道，使整架飞机旋转了180度。”

然后是11月3日，这一天被称为“马戏日”。科南特不慎将起落架的轮胎扎穿了，飞机冲出了跑道；雷恩驾机撞到了灌木丛中，弄坏了起落架、螺旋桨和一侧的机翼。弗兰克·洛松斯基在日记里感叹：“真是累坏了。”中队长桑德尔执行完一次穿越缅甸的飞行任务后，在降落时失去控制，飞机就地旋转了很多圈才停下来；约翰·奥弗利（John Overly）在滑行时撞上了另一架飞机，撞坏了那架飞机的副翼，地勤维修人员在晚上花了很大力气才把纠缠在一起的两架飞机分开；然后是比尔·布莱克本（Bill Blackburn），他驾机与另一架飞机相撞，撞坏了两机的螺旋桨；盖尔·麦卡利斯特（Gale McAllister）刹停滑行时力度过猛，把飞机摔了个倒栽葱，机翼上还挂着两名没来得及闪开的技工。洛松斯基总结道：“真是史上最糟糕的一天。”

两天后，科南特又撞机了，飞行员们打趣说，如果他再弄坏两架“战斧”飞机，他就成为日军的头号王牌了。陈纳德可高兴不起来。他写信给中央飞机制造厂驻纽约办事处，抱怨招募来的人员不符合要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埃德温·S. 科南特，他在10月29日与其他九名飞行员一起到达基地。他可是一名四引擎水上飞机的机长，却在第一周里就弄坏了三架飞机……还有两名飞行员在到达后的24小时内就决定回家，理由是招募时没有把现在的情况给他们说清楚。”

陈纳德要求招募时必须更加开诚布公：“向招募对象介绍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情况时，不能有所隐瞒。志愿航空队的任务绝不仅仅是保卫滇缅公路和对抗没有护航的日本轰炸机，我们还需要对抗日本战斗机、进行夜间飞行以及在合适的飞机送到后执行进攻任务（指第二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洛克希德和道格拉斯轰炸机），这些情况都要介绍清楚。”

他在信中指示：“把那些胆小鬼送回家后，我们也要淘汰一些不合格的人。与其接收那些结伴凑热闹而来的飞行员，我宁愿让部分名额空缺。”

这封信是乔·奥尔索普打出来的，他现在兼任“人事秘书”和后勤军官。陈纳德在日记里称：“他真是工作上的重要帮手。”我们几乎能听到陈纳德边写边长出了一口气。但在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看来，奥尔索普是个滑稽的角色，他的眼镜、拘谨不安的举止以及在格罗顿中学、哈佛大学和华盛顿宴会社交圈中磨炼出来的演讲口才，无一不显得逗乐有趣。那个在中国东北离开了情人的水兵汤姆·特朗布尔，现在是总部的一名文职人员，他记得奥尔索普总是抱着一摞文件跟在陈纳德后面：“乔总是忙乱而烦躁地准备着需要签字的文件。”

大多数文件都是关于补给和零件的。拆解飞机已经成为志愿航空队机械师们的日常工作，他们将损毁的飞机拆解，把能用的部件安装到尚能升空的飞机上。但零部件的循环利用无法解决爆胎的问题，飞机起落架的轮胎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在滚烫的砂石跑道上起降，磨损得极快。急刹后倒立触地、原地打转或机腹着地导致的螺旋桨损坏，以及驱动机首机枪的E-1B型螺线管的失灵问题，也无法自行解决。这种螺线管在工作五个小时后，基本都会失效。

奥尔索普的申请文件先被送到仰光费尔大街42号的中央飞机制造厂及洲际公司的办公室，就在离滨海酒店不远的街角处。文件上写着：“我们需要6盎司用于机枪瞄准器的透明涂料，你们应该可以在当地买到。我们还需要100副博士伦公司的雷朋太阳眼镜。虽然已指示过飞行员自带眼镜，但有些人没带，另外一些人则弄坏了自备的眼镜。我们发现，优质遮阳镜的缺乏导致飞行员的效率严重下降，请立即用电报将订单发往美国，然后把眼镜空运过来。”

中国国防供应公司在仰光也设有办事处，奥尔索普带着一份采购清单上门拜访。清单里有上千种采购物品，报务员足足花了一天一夜才将其译成电码。他没料到会有雷朋眼镜、银焊料、螺线管这些东西，还有另一张清单上的432包安全套、19箱黑麦威士忌、21箱波本威士忌、10箱骆驼牌香烟和5箱好彩牌香烟。这些物品都无法用简称，必须用全称译出。

还有弹药！在新泽西州的力登军火公司，劳克林·柯里发现了90万发加拿大订购的点30口径子弹。他说服加拿大人放弃这批子弹，并设法从驻菲律宾的美军部队手里拿到60万发点50口径子弹。在等待这些补给的同时，奥尔索普还向眉谬⑪的英国布什战争学院、中国空军和仰光的中国商人讨要弹药。但中国制造的子弹十分老旧，有时会延误开火时机，导致螺旋桨叶上留下弹孔。

陈纳德邀请驻重庆的麦克休少校到同古视察，看看志愿航空队的窘迫境地。在奥尔索普的帮助下，麦克休起草了一份向美国海军部抗议的长信：“从本质上看，中国现在进行的战争对美国而言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比起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这里更能事半功倍地开展国防自卫行动……但在缺乏称职的执行官员、只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所需物资到位、飞行员和地勤人员不足一半的情况下，美国志愿航空队断不可能实现原计划中的远大目标。”麦克休还在信中列出了从电子管到远程轰炸机等必需的物资和装备。

美国战争部也收到了类似的消息，发信人是驻华军事代表团的领队约翰·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谨小慎微的马格鲁德被马歇尔将军派往重庆监控租借物资的流入情况，顺带照看一下志愿航空队。到访凯多机场时，他听到重复了无数遍的怨言：航空队现在只有42架能用的“战斧”飞机，如果投入作战的话，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会“威胁美国在远东地区的威望，并在国内引起消极反响”。为了防止事态恶化，战争部应该从北非的英军和菲律宾的美军陆航部队处调用6吨零部件到这边来。

宋子文也加入了争取支持的活动，他用相同的理由提示白宫：“这支队伍如果参战，很可能被击溃，这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但宋子文的胃口不仅限于一些备用零件，他想让美国用船运送80架道格拉斯公司SBD型俯冲轰炸机到菲律宾，然后飞往中国，交给志愿航空队。他询问：“能不能直接从陆军和海军那里要来现成的飞机和军械？”

比尔·波利则另有打算。中央飞机制造厂拥有三架出口的柯蒂斯公司CW-21“恶魔”战斗机，原本是作为样机提供给垒允的工厂的。波利现在把它们交给志愿航空队，希望“某些政府高官能发现并以1939年时的价格购买它们”。这笔交易很划算，各方都同意了。美国政府在同中方代表协商后，允许中国使用《租借法案》里的款项购买这种脆弱但爬升速度快的战斗机。陈纳德不喜欢“恶魔”飞机，他在两年前就把它比作“沙丁鱼罐头”，但他认为，这种飞机可能追得上侦察凯多机场的神秘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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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博斯方丹号”轮船将26名飞行员送到仰光。他们由柯特·史密斯（Curt Smith）带领，这位33岁的领队在航程中维持军纪的努力失败了。史密斯于1928年参军，十年间都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中调来调去。中央飞机制造厂同他签约时，他正作为一名预备役飞行员在彭萨科拉参加恢复训练。2,000小时的飞行记录让他看上去很有签约价值，但以当时参加空战的标准来看，他的年龄有些偏大了。“博斯方丹号”上还有查理·邦德、吉姆·克罗斯⑫和来自空运队的乔治·布加德。格雷格·博因顿也在船上，他刚到基地就获得了奥尔加·格林劳的青睐。

“他身高5尺8寸，”奥尔加不久后写道，“肩宽胯窄，有着粗壮的脖子。他的容貌粗犷不羁，眼睛很大，鼻子宽扁，还有双下巴。”她认为人们有点惧怕博因顿，如果这是真的，那也不无道理：一天晚上，喝得烂醉的博因顿摇醒了兼任运输官的诺埃尔·培根，他要求使用队里的货车。培根把车钥匙交给了博因顿，因为一把点45口径自动手枪就架在他面前。

新来的成员很快就进行了座舱测试。不久之后，老队员带领他们驱车到镇上，参加切斯特·克莱因（Chester Klein）家里周六的烤黄豆晚餐。克莱因是一位浸信会的传教士，他经常邀请志愿航空队的队员们到家中做客，当天晚上还有两名英国人在场。（克莱因的儿子告诉笔者，他们似乎是军队的秘密特工，负责招募游击队员，以应付日本人可能的入侵。）用完甜点后，他们移步起居室，谈论欧洲战场的情况并猜想战火什么时候会燃烧到太平洋。对谈话不感兴趣的查理·邦德随手翻阅起一本《印度插图周刊》，他发现了一张“战斧”战斗机在北非战场上的照片，飞机的进气口被油漆涂抹了一番，看上去就像鲨鱼的血盆大口。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鲨鱼的图案就被交战双方飞行员使用，但通常是以漫画风格出现的。第一个写实版本是由纳粹空军的第76大队画出来的，1941年春天，他们在梅塞施米特Bf-110型战斗机上涂绘了凶狠的鲨鱼图案。在希腊和克里特地区，他们把英国皇家空军第112中队装备的格罗斯特公司“角斗士”双翼战斗机撕成碎片，迫使英联邦的空军撤退到埃及，重新装备与中国同型号的“战斧”战斗机。英国人在自己的“战斧”飞机上也采用了鲨鱼脸图案，这让看到照片的志愿航空队队员非常羡慕。第二天，他们请求把鲨鱼脸用作中队的标志。“陈纳德说不行，”埃里克·希林回忆说，“他希望用鲨鱼作为整个大队的标志。”

飞行员和地勤人员花了整整一周时间，用粉笔和油漆在飞机上绘图，把一架架“战斧”变成一条条嗜血的鲨鱼。他们对效果相当满意，R. T. 史密斯欣喜若狂地看着自己的77号战机说：“看上去凶残至极！”他们在机翼上画上了中国空军的白日徽章，最后还加上了不同的中队标识。在第1中队，桑德尔手下的飞行员选择了一个象征人类“第一追求”的图案：手拿青苹果的夏娃追逐着身穿制服的亚当；在第2中队，杰克·纽柯克的手下选择了黑白相间的熊猫来象征中国；奥尔森的第3中队选择了一位带光环和翅膀的裸体天使，从而成为“地狱天使”中队，灵感来自霍华德·休斯⑬的一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的空战胜利祝捷的电影。

陈纳德邀请皇家空军派出一名最好的飞行员，与埃里克·希林比试一番。希林之前是一名陆军试飞员，陈纳德明确地认为他是队里最好的飞行员。皇家空军最近从新加坡调来了第67中队增援敏加拉洞基地，他们装备了由《租借法案》提供的布鲁斯特航空工业公司生产的“水牛”战斗机。这个中队里的大部分人都是来自新西兰的中士飞行员，但其中也有少量皇家空军的军官，例如在11月19日飞抵凯多机场的杰克·勃兰特（Jack Brandt）中尉。（勃兰特出生在上海，父亲是中德合资的长江航运公司的一名船长。因为一张略带墨西哥风情的脸，他获得了一个“潘乔”的拉丁外号。）第67中队的维克·巴奇（Vic Bargh）认为他是一名资深飞行员，但算不上技艺高超。比尔·沙佩尔（Bill Schaper）在日记中写道：“希林和一个驾驶‘水牛’战斗机的英国佬来了一场‘狗斗’，英国佬在他面前输得裤子都没了，这应该能大大提升队里飞行员的自信。”

这当然也符合陈纳德的设想。正如周日下午的棒球比赛、飞机上的鲨鱼图案和不同的中队拥有的不同标识一样，飞行对抗也是陈纳德塑造队伍的一种手段。通过这些方式，他把一支非正规部队锻造为一支善战的队伍。渐渐地，美国志愿航空队拥有了自己的英雄和独特的队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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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批成员于11月25日到达缅甸，他们当中有四名飞行员，包括那个名叫路易斯·霍夫曼的中年人。他于1915年加入海军，到1929年才成为飞行员，因为酷爱喝可乐，他被人戏称为“可乐瘾君子”。另外还有九名陆航部队飞行教官，他们与中国的飞行学校签订了合同，将会前往中国的云南驿，在卡尼手下任教。

陈纳德让志愿航空队做好准备，先派遣非必要的人员和补给，跟随飞行教官们沿曼德勒、腊戍一线开往昆明。第一梯队中包括中国空军的外科医生约瑟夫·李指挥的救护车队。他会评估滇缅公路上各种可能出现的危险和障碍，包括盗贼、海关官员及汽油、食物和住宿的供应。到昆明后，他将在志愿航空队1号宿舍楼的地面上设立一所医院，那里原来是中国空军的飞行学校。

约翰·威廉姆斯在昆明难以有效地维持军纪。志愿航空队的一位中国籍联络官写信向陈纳德反映：“在过去的几周里，我发现有一部分人……整天在住处喝得烂醉如泥，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他们多次在城里酗酒闹事，有一次甚至抢了一名厨师的菜刀，威胁要杀死一个女人，幸好在没有伤亡的情况下被制止了……一个军事组织允许成员带女人进入驻地也是很不正常的。这可能会在公众当中引起误解，同时会败坏我们的名声……这里有些中国人希望和个别队员合作，用队里的卡车从缅甸走私货物进入中国，然后以市价出售。这不但是非法的，而且是为一己私利而损害国家利益。因此，我们需要加倍重视这些情况，做到防微杜渐。”

对于带女人回驻地的人员，威廉姆斯罚了他们每人25美元的“金币”。（美国人把美元比作贵金属，嘲讽中国货币为“墨西哥纸”。）第二梯队从凯多机场到达昆明时，随行带有大量咖啡、肥皂和香烟，载货单上没有标明这些货物。威廉姆斯把他们锁在志愿航空队的驻地，直到他搞清楚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为止——货物、卡车、司机和中方官员统统被扣。中国官员投诉“在拘禁期间受到了粗暴的对待，食宿条件都非常差”。威廉姆斯只好向他们道歉，在这个好面子的国度里，确实一点都大意不得。

驻昆明的分遣队在稍微得闲的时候做了不少其他工作，他们把子弹套上子弹链，建造了棒球场和影剧院，还喂养了两条狗。一条是腊肠狗，名叫“乔”，是送给陈纳德的圣诞礼物；另一条名叫“凯莫克”（CAMCO）⑭，毫无疑问是内部人员之间的一个玩笑。11月底，威廉姆斯记下两条小狗友好相处的情况，除此之外，他还提到巫家坝机场跑道的加固工程进展顺利，中国人修建了一条通往机场的铁路，加快了碎石的运输速度。另一方面，一个窃贼从一架“战斧”飞机上偷走了一台时钟，日军也继续从越南飞来侦察昆明，预示着他们可能会在不久之后轰炸这里。

在华盛顿，马歇尔将军在一次内部简报会上对记者们说：“我们正准备对日本开展进攻。”武器是驻菲律宾的B-17“飞行堡垒”轰炸机。马歇尔说，如果战争爆发了，这些轰炸机中队会“被立即派遣出去，把日本纸糊的城市变成火海”。换言之，马歇尔在这里重提了摩根索、宋子文和陈纳德一年前就已提出的计划，甚至还使用了他们的表达方式。但二者在本质上并不一致，马歇尔谈到的轰炸由美军在编的B-17飞机和现役飞行员执行，只有美国向日本正式宣战后，他们才会实施行动。

由于美军正打算自主轰炸日本，因此不愿意放人给筹建中的第二美国志愿航空队。最后，劳克林·柯里起草了一份总统签署的命令，要求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为轰炸机组放行。罗斯福的命令写道：“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将向中国移交269架战斗机和66架轰炸机……因此我建议……你应该批准额外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的退役申请，只要他们能被中方雇用和接收。上限是100名飞行员和适当数量的地勤人员。”包括陈纳德在内的很多人都提到，罗斯福在1941年4月15日签署了一份“秘密总统令”，创建了美国志愿航空队。但没有任何档案文件能证明这一点，实际上也不需要一份成文的“命令”——罗斯福更喜欢用口头和暗示的方式决定一件事的总体框架，然后让下属们补充细节。这份给史汀生的命令是笔者能找到的唯一一份关于志愿航空队的总统令。

在总统的支持下，中央飞机制造厂为第二美国志愿航空队聘请了82名轰炸机飞行员和359名地勤人员，飞机也从英国人的订单中征用过来了。33架道格拉斯公司的“波士顿”轰炸机（美军编号A-20）经海路被运往非洲，再飞越剩下的路途。同样数量的洛克希德“赫德逊”轰炸机在安装副油箱后从相反的方向出发，机组人员驾驶它们横跨太平洋。这些副油箱使他们能够从中国东部的机场起飞轰炸日本本土。地勤人员则在11月21日登上“诺丹号”和“布隆方丹号”轮船，从加州出发。

第三支组建的志愿航空队与已部署在缅甸的队伍一样，是一支战斗机大队。为了装备这支队伍，一批伏尔提公司的“先锋”战斗机已经装船运往仰光。在科克伦提出的“分担损失”的原则下，飞行员由海军提供，但海军坚持到1月才放人。

英国人也加入了援华的行动。在华盛顿方面的敦促下，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吩咐布鲁克-波帕姆将军为陈纳德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这位空军中将答应从新加坡调遣一个“水牛”战斗机中队支援陈纳德，其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都是志愿人士，此后还可能增派一个轰炸机中队。陈纳德非常高兴，他发电报给在新加坡四处求援的奥尔索普：“尽快组织和装备起一个‘水牛’中队，提前寻找‘布伦海姆’轰炸机的志愿飞行员。”

但奥尔索普没能在新加坡接收电文。英国人允许他搜寻可用的零部件和补给品，但他在新加坡收获甚微。比尔·波利不久后到达那里，他看到了奥尔索普的授权书，认为在菲律宾可以更有作为。他带上奥尔索普和那份授权书飞往马尼拉，利用它得到了一些P-40战斗机的轮胎和零部件，这些货物由美国海军的三架水上飞机送到仰光。

志愿航空队面临的僵局正逐步得到化解。华盛顿的所有大人物都明白，太平洋战争即将爆发，问题在于“怎样让日本先开第一枪而美国又不用蒙受太大损失”（史汀生的说法）。因此，劳克林·柯里为陈纳德顺利争取到了4,000磅轮胎、副翼和备用零件。飞机副翼和一半数量的轮胎被装上“银星号”货轮，于11月25日起航。剩下的轮胎和应急零部件被装上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于12月3日飞赴夏威夷。为了给货物和一名看管人腾出空间，六名陆军军官被赶下飞机，而这名货物看管人正是阿尔伯特·鲍姆勒中尉，他之前因为护照的问题而无法出国。另外还有1,000磅的物资在12月7日随另一架飞机离开旧金山。

在敏加拉洞机场，波利兄弟关停了飞机组装线。最后一架组装完成的“战斧”飞机是P-8101号，它是第一架拆箱的，但由于缺少零件，只能放在一旁当摆设。由于有不少“战斧”飞机在训练中坠毁，它又获得了必需的零件，从而得以成为一架完整的战斗机。拜伦·格洛弗将它送到凯多机场，使志愿航空队的战机数量增加到62架，但其中有两架没有武器和无线电设备。机翼被海水腐蚀了的那一架“战斧”则仍然在敏加拉洞，制造厂的工人们把它放到平板卡车上，沿尘土飞扬的滇缅公路送到垒允。不久后，美国领班和大部分中国工人也动身出发。比尔·波利留在仰光办公，并在敏加拉洞保留了一个精干的工作小组，这是因为他有望得到一份合同，内容是维持中国“国际空军”的人员和队伍。如果他的如意算盘完全实现，这支“国际空军”将包括14个中队——9个美国人中队、3个中国人中队和2个英联邦飞行员中队。

在凯多机场最后的平静日子里，又有三名飞行员回家，陈纳德手上剩下82名飞行员，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在“战斧”飞机里练习过。据估计，截至1941年12月的第一周，志愿航空队最多只有60人可以投入作战，与能用的战机数量恰好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