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治理是出路——韩日两国垃圾处理经验带来的启示

我国生活垃圾处理形势严峻，一些城市面临着垃圾围城困境，如何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成为摆在众多城市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理想的生活垃圾处理，既要做到无害化、资源化、减量化，又要节约资金和土地，还要让广大居民满意。然而，从当前的垃圾处理现状看，无论是源头减量与排放控制，还是物质利用与能量利用，更别提填埋处置，都不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决策至关重要，思路决定出路。韩国、日本两国在垃圾处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也许能够给城市管理者带来一些启示。

韩国、日本在垃圾处理上都遵从多措并举和先源头减量与分类排放、后物质利用、再能量利用、最后填埋处置的分级处理原则，但在构建垃圾综合处理体系时，韩国以物质回收利用为核心，日本则以焚烧处理为核心。多年实践后，两国垃圾处理结果出现了巨大的差异。在垃圾的物质回收利用率方面，韩国高达60%以上，日本则在20%的低位徘徊。韩国人均焚烧填埋处理的垃圾量低至每日390克，而日本仍高达每日770克以上；韩国首尔市的垃圾焚烧占比不到35%，而日本全国的焚烧占比高达79%以上。韩国将每吨垃圾的处理费控制到每吨1500元人民币以内，而日本每吨垃圾处理费则高达2500元人民币左右。

韩国政府优先推动垃圾的物质回收利用，出台了垃圾减量、垃圾按类计量收费、包装容器重复使用、产品预置金、产品分类标签、再循环产品质量认证和再循环产品公共采购等一系列制度，有效抑制了垃圾产量，促进了垃圾的物质回收利用。特别是垃圾分类收集和计量收费制度，使韩国垃圾产量减少37%，物质回收量增加40%。垃圾分类已成为韩国国民生活的组成部分。

日本政府则优先推动垃圾焚烧处理，在全国建设了规模不一的焚烧处理设施，最多时曾有6000多座，现在仍有1180余座。早期，日本政府要求将垃圾分为可燃、不可燃两类，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焚烧处理，尤其是为了控制二次污染。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认识到源头减量和物质利用的重要性，出台了《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容器包装循环利用法》等一系列法规，但垃圾焚烧处理制度的惰性严重阻碍了垃圾回收利用的推动进程。

韩日两国的做法各有利弊。韩国以物质利用为核心，均衡发展各种垃圾处理方式，虽然开始需要花大力气广泛发动群众参与且效果不会很快显现，但经过不懈努力，树立和培养了公众“自觉、自治、循环”的资源环境保护理念与习惯，建成了多种方式共生共辅的垃圾综合治理体系，不仅提高了垃圾的资源价值，而且降低了垃圾处理费用。相反，日本起初大力推广焚烧处理，虽然迅速解决了垃圾处理的问题，成效显著。但是，过度推广焚烧处理却限制了其他处理方式的发展，不利于最大化垃圾处理的综合效益。

目前，我国处于构建垃圾治理体系和提高能力的关键时期，有必要吸取韩国、日本两国在垃圾管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充分认识分级处理与分级减量的价值，客观评估焚烧处理的效率与效益。特别是要把物质利用作为垃圾处理的重要方式，并以此为核心构建垃圾综合治理体系，最大化垃圾处理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的综合效益。

（刊于《中国建设报》，2015年10月9日，作者：熊孟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