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九月份开始出兵北伐的五千名汉军，进入十一月份时，已经伤痕累累、疲惫不堪，还失去了主将。只剩下不足四百人的残兵勉强到达边塞。兵败的消息立刻通过驿站传报，抵达了都城长安。

出乎意料的是，武帝并没有震怒。毕竟就连主力部队——李广利的大军都一败涂地，怎么能指望李陵那支没有后援的孤军呢。另一方面，他认为李陵肯定已经战死沙场了。不过，李陵的使者陈步乐刚刚从漠北赶回来，还带来“战线没有异常，士气比较高昂”的情报（他作为带来吉报的使者，受到了嘉奖，直接留在了都城），这可就说不过去了，形势所逼，他只能自杀。呜呼哀哉！却又情非得已！

第二年，天汉三年的春天，李陵并没有战死，而是当了俘虏的确切情报传到了京城。武帝这下赫然震怒了。武帝即位以来已有四十余年，此时已经年近六十，但他的脾气却暴烈得胜过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他喜欢方士巫觋、相信神仙道士，之前已经被自己绝对信任的方士们欺骗过多次。这位正值汉朝的鼎盛时期，五十余年君临天下的大皇帝，在中年以后，一直对灵魂世界深怀不安，极为关注。正因为这样，这方面的失望对他而言，打击极大。这样的打击让原本生性豁达的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对群臣疑神疑鬼，难以信任。李蔡、青翟、赵周等官至丞相的人都接二连三地被处以死刑。现在的丞相公孙贺之流甚至在接受任命时，因为担忧自己的命运，在皇帝面前哭出声。硬骨铁汉汲黯退位之后，围绕在皇帝周围的，不是佞臣，就是酷吏。

武帝收到关于李陵的情报之后，召集群臣计议如何处置李陵。李陵本人虽然不在京城，但是根据论罪情况，可以处置他的妻儿家眷和财产等。以残酷闻名的一个廷尉擅长察言观色，经常窥探武帝的脸色，巧妙扭曲律令，迎合皇帝心意。当有人谈及律法权威，诘责他的时候，他这样说道：“前主认为对的是为律，后主认为对的即为令。当下君主的意思之外，还有什么法律呢？”群臣皆类似此廷尉之徒。丞相公孙贺、御使大夫杜周、太常赵弟以下的臣子，没有一个人敢冒着触犯天子逆鳞的危险，为李陵辩护一句。他们极尽恶毒言辞，纷纷怒骂李陵是卖国贼。说什么事到如今，一想到跟李陵这样的变节男人比肩共事朝廷，就感觉羞愧难当。全员一致谴责道，李陵平时的言行举止，处处形迹可疑。就连相当于李陵表弟的李敢，因为仰仗太子的宠信恣意妄为，也成了诽谤李陵的靶子。最终缄口不言、不发表意见的，只剩下平素对李陵深怀好意的人了，不过也寥寥无几。

当中只有一人，神情极为不满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幕。如今极尽一切言辞诋毁李陵的，不正是几个月前，在李陵辞别京城时，曾经跟他推杯换盏、为他壮行的那些家伙吗？当漠北来的使者告诉他们，李陵的军队意气风发的时候，一个个交口称赞“孤军奋战的勇敢之态不愧是名将李广之后”的，不也是这些家伙吗？恬不知耻地装作忘记过往的这些达官显贵，和明明聪明睿智、足以看透他们的谄媚，却故意避开实情、不愿听真话的君主，都让这个男人感觉难以理解。不，不是难以理解的问题。人性这个东西，从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已经了如指掌了。但是即便如此，也依然让他感觉不爽。作为一介下大夫，列席朝廷众臣之中的他也受到了皇帝的垂问。被问到的时候，这个男人明明白白地赞扬了李陵。他说道：“看那李陵平时，对父母孝顺有加，交朋友言而有信，经常为国奋不顾身，急国家之急，实乃国士之风。今日虽然不幸兵败了一次，没想到您身边的佞臣们，一心只想着保全自己和妻儿，将李陵这一过失夸大其词、肆意扭曲，掩蔽圣听，真是遗憾之至。原本李陵这次，只带了区区五千人不到、只有步兵的孤军深入敌军营地，将匈奴数万骑兵折磨得疲于奔命，转战千里。战到最后，耗尽弓矢，全军依然用空弩抵抗，以白刃肉搏，浴血奋战，深得部下之心，众将竭尽死力同心迎战，实在可以说是古今名将而不为过。虽说最终战败了，但是他骁勇善战的事迹简直足以昭告天下，人人皆知。想来，他之所以不死降敌，大概也是为了在那边偷偷寻找回报我大汉的时机吧……”

列为群臣无不惊愕失色。没有人能够想到，世上居然还有人敢说出这种话！他们诚惶诚恐地抬头仰望着武帝太阳穴颤动不已的脸。然后，一想到接下来等待这位将自己称为“保全身家性命之臣”的男人的命运，不由得抿嘴一笑。

那个不顾死活的男人——太史令司马迁，刚刚从皇帝面前退下来，“保全身家性命之臣”中的一个人立即向皇帝进谗言，指出司马迁和李陵的关系亲密。还有人甚至说太史令因故跟贰师将军之间素有嫌隙，之所以赞扬李陵，是因为想借助这个机会，陷害先于李陵出塞却没有成功的贰师将军。总而言之，只不过是一个掌管占星卜祀的小小太史令而已，这态度也太过不逊了。列位臣子的说法便是如此统一。奇怪的是，比起李陵家族的罪过，司马迁之罪仿佛更在其之上，甚至被先行论罪了。第二天，他被贬为廷尉，并被判处宫刑。

中国古代一直以来都有肉刑，包括面部刺字的黥面、割鼻子的劓刑、砍脚的刖足、切掉生殖器的宫刑这四种。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在世时，废除了这四种肉刑当中的三种，只有宫刑还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所谓“宫刑”，当然是让男人不再是男人的一种奇怪的刑罚。也有一种说法将它叫作“腐刑”，据说是因为它的伤口会发出腐臭气味，也有说是“被施刑的人沦落为像腐朽的木头不能开花一样的男人”的意思。受过这种刑的人被称为“阉人”，自不待言，宫里的宦官大部分都是受过这种阉割的。那么多人当中，偏偏司马迁遭到如此刑罚。但从另一方面看，虽然司马迁作为流传后世的伟大作品《史记》的作者名震海内，不过在当时，小小太史令司马迁实在太过渺小，仅仅是一介文官而已。尽管确实头脑敏锐、才华出众，但他太相信自己的头脑，是一个不太与人交往的男人，一个得理不饶人、决不认输的男人。他顶多只是因为性格偏执、顽固不化闻名而已。这样的人即便遭受了腐刑，也没有人大惊小怪。

司马氏原本是周朝的史官。之后去了晋国，后又侍秦，继而成为汉代官吏。司马家第四代司马谈在汉武帝朝中做官，任太史令一职。这位司马谈便是司马迁的父亲。他博学多识，除了专门研究律、历和周易，也精通道教，对儒、墨、名、法等诸家学说均十分精通，有属于自己的独到见解，对自己的头脑和精力更是非常自信。这一点，他的儿子司马迁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过来。他对儿子最大的教育是传授完诸家学说之后，让他云游四海。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教育方法，却行之有效地造就了后来名垂青史的大历史学家司马迁。这一点不必细说。

元封元年，汉武帝东临泰山祭天的时候，凑巧在周南卧床不起的热血男人司马谈，对天子首次封禅之时只有自己不能跟随而哀叹不已，竟然怒愤交加而死。他一生的夙愿是写一部贯通古今的通史，最终却倒在了刚收集完材料的时候。他临终的情景，被他的儿子司马迁详细地记录在了《史记》的最后一章里。根据这里的记录，司马谈意识到自己已经再也起不来了，便喊来司马迁，握着他的手，言辞恳切地反复陈述编纂史书的必要性。他觉得自己虽然做了太史，却没能着手此事，让贤君忠臣的事迹都灰飞烟灭在了泥土之中，他为自己的不济感慨痛哭不已。“我死后，你一定会当太史令。当了太史令之后，不要忘记我想要著书立说的事情。”司马谈反复叮嘱，“这才是你对我最大的孝行，你一定要铭记在心。”司马迁俯首涕零、泪流满面地听着，发誓决不违背父亲的嘱托。

父亲死后过了两年，司马迁果然继承了太史令一职。他利用父亲收集来的材料和宫廷收藏的秘典，立刻投身到了父子相传的天职当中。他当上太史令后被安排的第一个任务是修改历书。埋头这项工作正好满四年。太初元年刚刚完成这项工作，司马迁马上就开始着手编纂《史记》。这一年，他四十二岁。

腹稿早已经打好。司马迁构思中的史书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崭新形式。作为显示道义评判的准绳，他推崇《春秋》；而作为传记事实的史书，却没有一本史书可以让他满足。他想要更多事实，比起经验教训，更重要的是真实的历史。诚然，《左传》和《国语》确实有事实成分，《左传》的叙事之巧妙，更是只有令人拍案叫绝的份儿。但是，书中没有探究创造这些事实的一个个人。就算事件中的他们被描写得栩栩如生，可他们作为独立的人，分别是怎样的出身，怎样一步一步最终做出那样的事件？对这方面的调查是欠缺的。司马迁不能接受这一点。而且，自古以来的史书，都是以让当代人了解历史为主要目的，欠缺让未来的人了解当代的考虑。总而言之，司马迁想要的东西，在现有的史书中无法获得。现有的史书到底在哪个方面不足呢？他也只有写完自己想要的东西之后才能一目了然。比起批判现有的史书，写出埋藏在心里的郁闷和焦躁对他更为重要。不，应该说，他的批判，只有以自己创作出新东西的形式才能表现出来。自己长期以来在头脑中描绘的构想，是否能称为“史”，他并没有信心。但是，无论能否称之为“史”，这种东西都是最必须要写出来的（对于现世之人、对于子孙后代，尤其对于自己，都是如此）。关于这一点，他很有自信。他也模仿孔子，采取了“述而不作”的方针。但是，这跟孔子的“述而不作”大不相同。对司马迁来说，那种只是列举事件的编年体式写法在如今的“述”中是不需要的；另外，妨碍后世之人了解事件真相的太过道义性的判断，亦不如说可以划入“作”的范畴。

汉朝平定天下以来，已历经五代一百年了。秦始皇发动的“焚书坑儒”政策导致大量书籍被毁灭或藏匿，而如今终于开始重见天日。当今时代，感觉大有文艺复兴的蓬勃架势。不仅是大汉王朝，就连时代也在呼吁新的史书出现。司马迁在父亲遗嘱的感召下，再加上自己的卓越学识、敏锐洞察力和扎实的笔力，已然发酵成为一方浑然天成的珍宝。他的工作，做得实在一帆风顺，令他备感舒爽。甚至不如说，有些顺利过度，反而令人担忧。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虽然从一开始的五帝本纪写到夏殷周秦本纪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介技师，安排好材料，进行了准确严密的记述而已。但编写完秦始皇以后，在进入项羽本纪的这部分时，这位技术家的冷静慢慢发生了变化。稍有不慎，项羽就附身到了他的身上，或者说一不留神，他本人就跑到了项羽的身上。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样可以吗？司马迁开始质疑起自己。这般炽热的写法能行吗？他极其警惕不要写成“作”的形式，自己的工作是努力去“述”。事实上，他只是在叙述。但那是多么富有生机的叙述方式啊！如果没有异乎常人的想象力，不可能写出这么生动的记述。他深恐把书写成“作”，不时返回去重读已经写好的部分，为此，他删除了那些使历史人物看起来像现实人物一样栩栩如生的字句。果不其然，这么一来，那些人物确实一下子停止了活泼的呼吸。这下就不必担心有“作”的成分了。可是，这样的话，项羽岂不就不是项羽了吗？项羽也好，秦始皇也好，楚庄王也好，都变成了同一个人。把不同的人记述成同一个人，哪里是什么“述”？所谓“述”，难道不是将不同的人记述得各不相同吗？这么一想，他就不得不再次让自己删掉的字句重新活过来。原封不动地改回去，然后又试着一读，他的内心终于安定了下来。不，不只是他一个人，好像那些被他落到笔下的人物，项羽、樊哙和范增等等，大家也终于都能安心地在各自所在的位置上找到容身之处。

状态好的时候，汉武帝确实是一位卓越豁达、通情达理的文教保护者。而且，太史令这个官职，需要的是朴素的特殊技能，它避免了官场上常见的那种结党营私、尔虞我诈带来的地位（甚至生命）的危机。

可以说有那么几年，司马迁度过了充实、幸福的每一天（虽然当时的人所认为的幸福，跟我们现代人感觉到的幸福有天壤之别。不过，毫无疑问，从古至今，人们都在追求幸福）。他从不妥协，为人一向性格开朗、能言善辩、爱笑易怒，尤为擅长跟人辩论，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体无完肤才罢休。

谁料，这样过去几年之后，如此横祸突然从天而降。

醒来时，司马迁发现自己处在昏暗的“蚕室”[2]内，因为刚刚动过腐刑的那段时间要避免吹风，所以他们设置了一个密闭的暗室，里面点着火保温，把刚施过手术的受刑者带进这里面待几天，让受刑者休养身体。由于室内温暖、昏暗，类似养蚕的房间，所以将其命名为蚕室。因为内心过于混乱，话都说不出来，他呆呆地倚靠在墙壁上。比起激愤，感觉到的更是一种类似惊讶的东西。如果遭砍头，或被赐死，他倒是一直有心理准备，也曾经想象过自己被判处死刑的样子。在违背武帝意愿，赞扬李陵的时候，他就已经预料到有可能会被赐死。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为数众多的刑罚当中，偏偏遭遇了最为丑陋的宫刑！要说疏忽大意，也确实疏忽大意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既然已经预料到死刑，当然也应该预料到其他所有刑罚才对）。他一直认为，在自己的命运当中，也许会有不测之死，然而丝毫没有想象过这种丑陋之物会突然出现。他经常有一种类似信念一样的东西，认为每个人身上发生的事件都会与其本人相配，这是他长期接触历史事实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培养出来的一种想法。即使同样身处逆境，慷慨之士会有激烈辛辣之苦，软弱之徒会遭遇缓慢阴郁的丑陋之苦，命运便应该是如此这般。即便一开始看上去跟他本人不是很匹配，但至少，之后的处置方式会让人明白那样的命运是跟他本人相符的。司马迁一直相信自己是个男人。自己虽然是个文官，但是比当代很多习武之人要男人得多，这一点他深信不疑。不只是他自己，无论多么不喜欢他的人，似乎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正因为如此，他才基于自己一贯的主张，觉得车裂之刑可能是自己的未来去路。可万万没有想到，会在接近五十岁的年纪，遭受如此奇耻大辱！他感觉自己现在身处蚕室，就像在做梦一样。他想把它当成是梦。但是，睁开那双被墙壁挡住了视线的眼睛，只见眼前黑乎乎的空间里，有气无力地躺着三四个了无生机、宛如灵魂出窍一般的男人。当想到这个姿态就是自己目前的样子时，他的喉咙里发出了一声说不清是呜咽，还是怒号的声音。

在这痛苦、愤怒、烦闷的几天里，作为学者的他时常会陷入特有的习惯性思考——反省之中。他会想：在这次发生的变故当中，究竟是什么，是谁，是谁的什么地方不对呢？虽说他们的君臣之道跟日本截然不同，不过，他第一个怨恨的当然是汉武帝。一时间他的身心都充满了怨恨，无暇顾及其他，这是实情。但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狂乱之后，作为历史学家的那个他，清醒了过来。与儒家学者不同，会用历史学家的角度来审视古往帝王的他，对于现在的武帝，也绝没有因为个人私怨而癫狂。不管怎么说，汉武帝都是一代伟大的君主。尽管有很多缺点，但是只要有这位君主在，大汉的天下就会稳稳当当。汉高祖暂且不谈，汉朝的仁君汉文帝和名君汉景帝跟这位君主相比，也都有些难以相提并论。只是，越伟大的东西，缺点也会被放大，这是没有办法的。司马迁虽然处在极度怨恨当中，但并没有忘记这一点。这次的事件，只能认为是天有不测风云，不幸遭遇雷霆暴雨罢了。这样的想法使他陷入愈发绝望的愤慨当中，但在另一方面，也让他反向转于一种释然。怨恨的对象如果无法长期指向君主，立刻就会势头凶猛地转向君主身边的佞臣贼子。他们确实太坏了，但他们的恶却颇有些只是次要的感觉。而且，对自尊心很高的他来说，他们那种小人，甚至连怨恨的对象都算不上。这次最令他感觉愤怒的，是那些所谓“好人”的态度。这些人比那些奸臣酷吏更难相处，哪怕在一边看着就让人心火上涌。他们良心的标准非常廉价，也容易让别人心安，所以更加岂有此理。他们遇事既不会辩护也不会反驳，内心既没有反省也不会自责。像丞相公孙贺之流，正是这种人的典型代表。虽然做的同样都是阿谀奉承之事，杜周（最近这个男人刚刚陷害了上一任御史大夫王卿，自己大摇大摆地坐上了这把交椅）这种家伙毫无疑问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而这个老好人丞相甚至没有这种自知之明。即便被自己骂作“保全身家性命之臣”，这种人大概也不会生气吧。这些家伙甚至连痛恨的价值都没有。

最后，司马迁将这满腔怒火投到了自己身上。实际上，如果我们必须要对某个对象生气，到最后，那股怨气都会变成对自身的怒火。但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呢？为李陵辩解这件事，无论怎么想，他都不认为是错的。就辩解的方式来说，也不觉得特别拙劣。只要不甘堕落，不去阿谀奉承，就只能如此，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只要自己回顾的时候不觉得愧疚，那么这种行为无论最终带来怎样的结果，真正的大丈夫都应该甘愿承受才对。原来如此，这一点暂且没有问题。无论被肢解也好，被腰斩也罢，自己本来都甘愿接受这样的惩罚。然而，宫刑——其结果就是自己如今这副惨相——就另当别论了。同样都是残疾，砍掉双脚也好、剜掉鼻子也罢，都不能与它同日而语。这不该是对一个大丈夫施加的刑罚。单就这一点，从身体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来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完全是错误，没有任何粉饰的余地。如果仅仅是精神上的伤害，时间久了大概就会治愈。可是，自己身体上这丑恶的现实，却是至死都不会改变的。不管动机如何，招致这样的结果，最终都只能归结为“错了”。但是，哪里错了？自己的哪里错了？哪里都没有错。自己只是做了正确的事。勉强要说的话，只是“坚持自我”这件事错了。

他前一秒钟还茫然、虚脱地坐在那里，后一秒钟却又猛然跳起身来，像只受伤的野兽，边呻吟边在温暖黑暗的室内走来走去。他无意识地重复着这些动作，他的思考也总是一次次围绕着同一个地方来回地转圈，不知道何处才是归结。

除了多次忘我地将头往墙上猛撞，撞得头破血流，他并没有尝试自杀。虽然他很想死，如果能死的话该有多好。比死要可怕无数倍的耻辱在刺激着他，所以他完全没有怕死之心。为什么没能死成呢？大概也有监狱中没有可以自杀的工具这个原因吧。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内部的力量在阻止着他。一开始，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什么。只是在狂乱和愤懑中，死亡的诱惑不断地轻声低语，可尽管如此，他却漠然地感觉到一种不想让自己往自杀方向发展的东西。一方面不清楚自己忘记了什么，另一方面却总是有一种忘记了什么的感觉。他始终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下。

在被准许回家反省之后，他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这一个月的狂乱中，完全忘掉了修史这个毕生事业。然而，表面上虽然忘掉了，事实上，潜意识中对于这项工作的关心，却在暗中阻止了他自杀。

十年前，父亲临终时躺在病床上握住自己的手，流着眼泪留下的遗言，那番凄恻的叮咛，至今还萦绕耳际。但如今，依然留在他极尽凄惨悲痛的心中，使他不绝修史之念的，并不仅仅是父亲的那番话，更是无可比拟的工作本身。并不是什么工作的魅力、对工作的热情之类怡情悦耳的东西，毫无疑问，那是对修史的使命感的觉醒。即便如此，这种觉醒也并非是能让自己昂然自恃的自我觉醒。那个个性曾经如此强硬的男人，通过这次的事件，痛切地领悟到自己是何等微不足道。哪怕招摇喧嚣什么理想、抱负，自己顶多也不过是一只在路边被老牛踩得稀巴烂的小虫而已。“自我”虽然被凄惨地踩得稀烂，但修史这项工作的意义却毋庸置疑。沦落为这般可悲可耻之相，自信、自恃之类都统统丧失殆尽之后，却依然苟延残喘于世，来从事这项工作，这件事怎么想都不可能会愉快。他感觉到，那几乎是一种近似宿命般的因缘一样的东西。就像无论多么厌烦，最后都不允许他断绝关系的人间孽缘一样的存在。总而言之，为了这项工作，他没能将自己杀死（这也并非是出自责任感，而是源自一种更为肉体化、同这项工作之间的羁绊）。

一段时间仿佛兽类呻吟的痛苦过后，取而代之的是人类的意识能感受到的痛苦。难以解决的是，随着不能自杀这一点越来越清晰，无法用自杀之外的办法从苦恼和耻辱中逃脱的这一点也愈发清晰了。那个作为男儿大丈夫的太史令司马迁已经在天汉三年的春天死掉了。在那之后，继续编写他未曾完成的史书的，只不过是一个没有任何知觉和意识的写书机器——除了逼着自己这么想，别无他法。虽然很难，但是他心里努力去那么想着。修史的工作必须继续下去，这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动摇的。为了能够继续修史，无论如何都要苟延残喘多活几年。为了能多活几年，无论如何都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死人。

五月之后，司马迁再次拿起笔，没有欢喜也没有激情，只是被完成工作的意志鞭策着。他就像一位拖着受伤的脚，赶往目的地的旅行者一样，步履沉重地继续写着稿子。当然，他已经被免除了太史令的职务。不过，汉武帝有一些后悔，不久后，又重新启用他为中书令。但是，官职的升降之类对他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以前那位能言善辩的论客司马迁，不再开口说一句话，不再笑，也不再怒。然而，那也绝不是一种萧然颓废的姿态，反而像是被什么恶灵附体了一般。人们从缄口不言的他的风貌中看到了一种骇人的东西。他就连晚上睡觉的时间都舍不得浪费，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家人甚至感觉，他好像是在争分夺秒，急着尽快完成工作，然后尽早获得自杀的自由。

这般凄惨的努力持续了一年左右之后，他总算发现，在完全丧失了活着的乐趣之后，还是有“表达”这唯一的快乐能让自己活下去。但尽管如此，他依然没有打破完全的沉默，风貌中的骇人之处也完全没有缓和。在继续完稿的过程当中，当必须写到“宦官”“阉人”之类的文字时，他不觉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独处一室的时候也好，晚上卧床而眠的时候也好，当这屈辱的记忆突然苏醒时，他立刻就会火上心头，热辣的疼痛席卷全身，仿佛被烙铁烫伤了一样。他不由得跳起身来，大声怪叫，一面呻吟，一面四处走来走去。然后，这么过了一会儿，才终于咬紧牙关，努力让自己安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