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入黄埔成为蒋门生
1926年,革命的春风吹向羊城广州,也让蜗居乡里的戴笠心里蠢蠢欲动。听了老乡毛人凤对于黄埔军校的描述后,戴笠也迫切想要参加军校,成为蒋介石麾下的一分子,在这般热闹的革命范围中占得自己的一席之地。
但是当时他已经错过了黄埔第五期的入校考试了,也赶不上北伐战争。他明白越早加入革命,将来就会有越多的好处。只无奈自己没有门路,就连自己的老朋友,文溪高小的周念行、姜超岳等人也都因为是头三期的黄埔毕业生,早随着部队参加野外训练,为北伐战争做准备去了。这时他按照以前他们留下来的地址去寻人也是一扑一抓瞎,回回落空。戴笠没有办法了,他只好找了一家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一面温习数理化,一面等待黄埔第六期招生的时间确定。
此时戴笠的心情是忐忑不安的。虽然从小戴笠的成绩都是在班级里数一数二的,但是毕竟他只读到了初中就辍学了,这离考黄埔军校所需要的基础知识还差着一大截。另外,他一直以来就是追名逐利之人,谁能带给他最大的好处,谁能做他的靠山他就跟谁。他并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自己选择的革命道路,也没有自己的革命主张。到现在看见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他急着想进入黄埔军校,但实际上,他并不了解三民主义的真正含义和国民革命军的救国主张。
黄埔军校的入学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面试关戴笠很轻松就过了,本来他就非常善于当面讨好人拉拢关系。老师问:“你为什么来考黄埔军校?”戴笠胸有成竹,自信满满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回答简洁有力,听了之后老师频频点头。
但是笔试的时候,一看到作文的试题《试阐明三民主义为何能救中国》,戴笠就心里一凉,知道没戏了。他自信满满地走进考场,却垂头丧气地出来,回到住处一屁股坐在地上,就望着窗外发呆。
他今年已经30岁了,一起来考黄埔军校的多是20来岁,风华正茂的青年。和他们一比,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过的戴笠就显得有一些老气了。可是如今这条路也走不通的话,他戴笠到底可以做什么?难道真要回到那个穷山村里种一辈子地吗?
正在他茫然不知所往的时候,一条消息让他从绝望中看到了一丝光明。原来在第六期入伍第一批招考中,北伐军已经攻占了汀泗桥和贺胜桥,这是打败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决定性的两次战役。全国上下都在声援北伐运动,从四面八方来报考黄埔军校的青年也是络绎不绝。为了补充力量,军校入伍生决定9月底再招考一批学员。戴笠又有了一次机会!
他立刻振作起来,动起了脑筋:短时间来看,要背会那些纲领那些主义,并不能带给他十成的把握。不如托关系走后门,也许他能获得更多的机会。他早就听说自己的知己胡宗南报考军校时,因为身高不足1米60而在体检时被挡在了门外。后来是军校的党代表廖仲恺对他青眼有加,才特许他参加考试,顺利录取。如今如果他也能找到一个伯乐的话,那么他也不用再纠结于入学考试了。
想到这里,一个名字跳入了他的脑海中:戴季陶。
事不宜迟,戴笠立刻找到了国立广东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中山大学,见到了校长戴季陶。原来自从上海一别后,戴季陶和蒋介石都追随孙中山来到了广州。孙中山先生抱着“教育为神圣事业,人才为立国大本”伟大理想,在广州亲手创办了一文一武两所学堂——国立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而戴季陶和蒋介石又分别担任两所学校的校长。只要能见到戴季陶,想必蒋介石那一关就容易过得多。
果然如此,戴季陶还记着他这个小同乡,并且向蒋介石提起了他。戴笠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了黄埔军校第六期第二批的学生。
但是他现在却考虑着要在入学的花名册上用一个新名字。
原来第一次考试失败之后,他在街上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看到一个算命的在摆摊,便过去想问问看自己的前途在哪儿。算命先生要了他的生辰八字之后掐指一算,说:“先生将来是要大富大贵的人,但是命中缺水,最好改一个名字,才能仕途亨通。”
戴笠心里想,家里人也曾跟我说过,我刚出生的时候,算命先生也说我应该避土趋水。莫非这还真有些道理?他马上想起自己的字——雨农,在打流的时候,这个名字他很少向朋友提起,看来以后得常用了。
进了黄埔之后,他又想到是因为戴季陶的提携,才让他找到了蒋介石这个大靠山。自己改的这个名字也要让蒋介石一听就知道他是甘心为领袖做牛做马,奔走忙碌的。
思前想后,他定下了一个新名字——戴笠。他越念越觉得这个名字大俗大雅,顺口好记,颇为沾沾自喜。
从此之后,黄埔军校的花名册上多了“戴笠”这个名字。而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也多了“戴笠”这样一号将要掀起腥风血雨的人物。
入学之后的戴笠被编入入伍生第一团第十七连。他比许多年轻的学生要年长几岁,但是也有更丰富的人生阅历,察言观色、人情世故方面也都通达熟练许多。所以他很快就在学校里打开了局面,成为了许多人的死党和好友。
他所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跟长官们搞好关系。当初考进黄埔军校,是靠校长和戴季陶的关系。如果这件事情被大家知道了,必然会让他在别人面前抬不起头。但是倘若可以讨得长官们的欢心,他的位子也就算是坐稳了。他尤其善于对长官们察言观色,通过其一言一行,分析他们的性格、嗜好、人际关系和政治倾向。然后再投其所好,成为他们的心腹,用这个办法跟长官们混熟,方便考试过关。
然后他也用过去那一套结交流氓混混的手段,和同学们打好关系。他不吸烟,却随身带着火柴、纸烟一类的;他能喝酒,也因此常请人喝,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等都是随身带着,在夜校自修期间,他总是溜出校门买一些老酒回来请人吃喝,旁敲侧击地了解对方的想法。因为跟他结交能有好处,所以大家都乐意为之。他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记人记得特别牢,碰面一次,隔多久再见他都能准确报出你的名字,这让大家都觉得戴笠是拿自己当兄弟的。
当时同学中也有分派系,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斗争在学生中反映得非常激烈。军校内以共产党员为主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以国民党右派势力为主的孙文主义学会存在激烈冲突。在两派中间,戴笠很快就选择了国民党那派,因为他并不是从时代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的需要出发来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而仅仅是凭着对蒋介石的盲目崇拜以及对当官发财的憧憬,就慌忙想要抱上蒋介石的大腿。但是他也没有很鲜明地表现出来自己是倾向孙文主义学会的。因为他不想破坏自己和共产党一派学生的关系,但是他又明白无论学生们在哪里,总会有一双眼睛监视着共产党员同学的活动情况,所以也不敢跟他们走得太近。戴笠只是一直在他们中间周旋,小心翼翼地站稳自己的脚跟。
除了和上下打好关系之外,他的目光还投向了蒋介石。他和长官聊天时,都不忘问问蒋介石的经历和喜好,全面地了解他的一切。他知道校长最佩服镇压太平天国的主将曾国藩、胡林翼和德国18世纪的宰相俾斯麦,于是特意借来《曾文正公家书》和《俾斯麦传》认真研读,渐渐摸出蒋介石的执政思想。他觉得蒋介石重视黄埔军校,是受了曾氏的影响。而蒋介石率部东征、北伐,则如同俾斯麦发动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一样,是为了推行铁血政策,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结束封建军阀割据的局面。随着对革命形势的推进,他对蒋介石的盲目崇拜也越来越深。为了接近蒋介石,他还跟蒋介石的侍从警卫们搞好关系。他递烟、分糖给蒋介石的门卫时,还跟他们夸口说:“我亲叔叫戴季陶,早年在上海金园路交易所时,亲叔就给我介绍了蒋校长。校长那时说以后也让我到他身边当差,像他那些锐不可当的警卫一样,威风四面。”众人一听说戴笠有这样的背景,全都对他另眼相看,每次他来,都为他大开绿灯。
有一天,戴笠装作火急火燎的样子,直闯蒋介石的住址。那些警卫吓了一跳,也不敢拦,眼睁睁看着他冲进了庭院,一下子就跪倒在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也是吓了一跳,但听说来的是黄埔军校的学生时,马上换了一副和蔼的面容说:“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戴笠感激涕零地说:“校长,学生想要为您当差,24小时追随校长身边!”
蒋介石问了他的姓名,知道他就是胡靖安提过的那个戴笠,再加上老乡情谊和戴季陶的推荐,于是就给了他一个机会。
蒋介石说:“你有这个想法很好,只是现在来说,你还是应该留在军校里,多观察,多学习。你别看学校现在貌似平静,但内部却有一些派系包藏祸心,对我也诸多诽谤。难得你如此忠心,你就帮我密切注意同学中的动向,有情况就向胡靖安汇报。你明白吗?”
蒋介石剑一般的目光扫向戴笠。戴笠何等机灵的人,他立刻明白蒋介石要他监视的是那些对孙文主义学会十分不满的共产党员。于是他站起来行了个礼,非常兴奋地说:“谢谢校长的重用,学生戴笠保证完成任务!”
从蒋介石处回来之后,戴笠就开始更加起劲地与同学、教官接触,对于周围人说的话,特别是有关政治、军事,或者谈论时局的热门话题,他总是暗中听取,默记在心。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把所听的全部誊写到纸上,再交给胡靖安,递送给蒋介石。就这样一直到1927年4月12日。
那天清晨,起床号像往常一样划破寂静的晨雾。入伍生也和往常一样在迅速、紧张、安静的氛围中起床、整理内务,在五分钟之内都跑步到了操场上集合。可是等人都到齐后,连长并没有像往常一样下达整理队伍的口令。他冷冷地扫了一眼人群,冷峻而低沉地宣布:“共产党阴谋暴乱,在东莞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现奉校长命令,进行清党。凡是共产党员,向前三步走”。
操场上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已经有几个忠贞的共产党员勇敢地站了出来。其他一些还在谨慎观望的听到第二遍命令后,也站了出来。
连长看看这些人,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单,点了十几个名字。戴笠听着,他明白这其中有好几个全都是因为跟共产党员走得较近,关系较好而被他呈报上去的。原来蒋介石派他在同学中搜集情报,是为了这次清党而准备的。
当共产党员全部被带走后,连长又宣布胡靖安被任命为入伍生的政治部主任,并取得军校清党委员会的权力。之后开始了正常的操练。
大家心情都有些沉重,整个操场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雾气中。唯独戴笠的心情还有一些雀跃。他开始明白自己所擅长的情报工作所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他仿佛看到了胡靖安的晋升就是他的明天。
当第六期入伍生第一期训练期满后,回到学校进行考试。也不知道是因为戴笠跟长官的关系好,还是因为他跟胡靖安的特殊关系,总之入学考试没有通过的他顺利通过了期末考试,成为了从最初4000名招考者中留下的最后的1500人中的一个。蒋介石因为考虑到中原作战需要骑兵,便电令黄埔第六期增设骑兵营。戴笠等300名体能考试优秀的学生得以入选。
这之后,戴笠不再像从前那样谨言慎行。他自以为骑兵营比普通同学要高一等,再加上他为蒋介石和胡靖安在秘密工作,胆子也就变得越来越大。他开始发挥自己压抑已久的演讲宣传才能,大谈清党的必要性,大谈戴季陶主义的切实可行。这些演讲果然吸引了部分同学,更得到清党后被国民党右派把持的校党部的赞赏,不久,他被推选为骑兵营的党部执行委员。有官职在身的戴笠越发洋洋得意起来。
1927年8月14日,蒋介石发出一纸“辞职宣言”,带着自己的亲信侍从已经返回了老家浙江溪口。他的下野,让戴笠觉得天都塌了。该怎么办?
经过考虑,戴笠向学校申请去向校长请命,请求校长撤销宣言,重新领导黄埔学生,领导北伐运动。但是蒋介石只是听了他们的意见,没有明确表态。戴笠垂头丧气地回到学校。
心里的不快就像团火一样烧得他难受。半夜,他翻墙出了训练的营队,又摸到妓女的床上畅快了通宵。天亮他走到街上才觉得腹内空空,但是一摸口袋,却是凑不出一笼小笼包的钱。他仔细回想,原来这次去溪口的旅行已经把他这个月的生活费花得差不多了。昨晚的一夜风流又让他的荷包彻底地瘪下去了。这下,如何解决自己下半月的肚子问题,是他现在最头疼的事。
当他沮丧地回到学校的时候,正好遇见食堂的老伯推着车朝外走。他脑子一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上前假装好意地要帮助老伯去买菜,要走了菜金,凭着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让菜场老板给他便宜了许多。回来之后,他按照原价把钱算给食堂老伯,从中赚了2块多钱。
这一下可让戴笠找到了生财之道。每周多赚这几块钱已经足以让他天天下馆子,夜夜泡妓院。
但是他身边的同学起了疑心。毕竟已经相处了快一年,谁家家境如何,谁每个月有多少零花钱,大家心里都是有数的。忽然看见戴笠这么大手大脚起来,大家难免都会心生猜疑。有一个同学某天在菜场看到戴笠,回来告诉大家戴笠在帮食堂做采办。这下大家可炸开锅了。伺机要找戴笠的麻烦。
这天也是刚好不凑巧,戴笠这两天手头又有点紧,欠了家赌场几块钱,寻思着光是赚差价还不够,干脆缺斤少两,再多贪它几块钱。没想到他推着刚买的猪肉一回到学校,就被骑兵营的同学围起来了。
带头的同学问他:“戴笠,你买了多少肉,单价是多少,花了多少钱?”
戴笠张口就把自己已经编好的谎话说了一套。可是他没想到,同学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杆秤,动手称了起来。这一称,立刻让戴笠短斤少两,贪污菜金的事情真相大白了。
那一群鲁莽冲动的少年拎起拳头就要揍戴笠:“我们省吃俭用交的生活费全部都让你拿去用了!”
“你贪了多少,马上给我吐出来!”
“好啊,这样的人竟然还是党部执行委员?我们一定要揭发你!”
“对,揭发他,把他枪决。”
大家把戴笠层层围住,眼看拳头伸到他鼻子前了。他瞅准一个空当,弯腰缩身往缝隙里一钻,就没命地朝沈振亚的房间跑去。
沈振亚猛然见房里跑进来一个学生,先是吓了一跳,呵斥道:“你是谁?好大的胆子!”
戴笠双腿跪下,浑身颤抖着说:“学生戴笠求沈营长救我。”
戴笠一口气把自己贪污菜金的事情说了。沈振亚见他这么坦诚,倒也没有再为难他。只是外面学生还在拍打着门窗,高声喊着:“把戴笠交出来!”
沈振亚看了戴笠一眼,走到窗前大声说:“大家请先安静一下,戴笠贪污的事情我们会秉公处理。叫卫兵进来,先关戴笠三天禁闭。”
大家听到沈营长这么说,也就逐渐散去。
戴笠听了越发害怕起来,低声地哀求:“沈营长。”
沈振亚转身看看他,小声说:“你放心,我把你关起来,也是害怕学生们再找你麻烦。等到风头过了,我就说你这是初犯,再加上去溪口探望蒋校长有功,将功抵罪,就放你出去。不过到时候,你可要自己想办法保身了。如果再让同学抓到,我也救不了你。”
戴笠马上明白了沈振亚的意思。他跪在地上磕起头来,感谢救护之恩。
一周的禁闭之后,戴笠趁着夜色偷偷逃离了骑兵营。愤怒的学生找不到他向沈振亚问罪,沈振亚却推脱说戴笠私自逃跑,跟他无关。到最后,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只是戴笠之后却再也没有回到黄埔军校过,就连黄埔第6期各科学员在南京举行的毕业典礼他都没有去参加。到死,他都只是一个黄埔军校的肄业生。但是在后来,就是这个肄业生,竟能够凭着眼力、脑力和口才,成为了许多黄埔老大哥的顶头上司。
在学校时,戴笠的一切都还算有保障。但是一离开校园,他又如同离巢之鸟,必须开始自谋生路。他也不得不擦亮眼睛,重新审视目前的形势。他思来想去,还是决定去南京投靠胡靖安。他没想到,自己这一步走的却是险中求胜。
自从四一二反共清共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相对峙。到了7月份,汪精卫也开始推行清共的政策,并且向蒋投来橄榄枝,希望宁汉合作。但是蒋介石却出于利益的考虑,拒绝了汪的邀请。这个断然拒绝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各派的极大不满。
外遇强敌,同时在南京政府内部,蒋介石与新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的矛盾也全面爆发了。李宗仁也在加紧扩大力量,准备向蒋介石发难。
为了在如此复杂的政治形势中求稳求胜,他决定加强情报侦探,随时掌握各方反蒋势力的动向以及嫡系部队各级将官的忠诚度。所以在7月底,蒋介石成立了第一个准特务组织,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密查组。这个组织表面上是调查各级部队的军容风纪情况,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调查异己分子的活动,以加强蒋介石对嫡系第一军以及杂牌部队的控制。而胡靖安就是这个密查组的组长。
胡靖安知道密查组的重要作用和其远大前景,一心想着要把它做大做强。只是无奈情报工作只是刚刚开始,手下的得力干将更是凤毛麟角。从哪里搜罗一些适合做情报工作的虾兵蟹将,是他最头疼的问题了。
在他正犯难的时候,戴笠出现了。戴笠过去一直都是在打流中讨生活,听了胡靖安愿意收下他,就如同得到了天大的恩宠,已经是千恩万谢,感激涕零。他甚至跑到胡靖安家中,替他抱孩子,或者打杂干零活。用这些低三下四的举动来换取他的信任,争取更多的机会。
在密查组里他所做的事情还是跟从前一样,到各个杂牌军或者正规军队和中下层官兵结交,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军队中的情报,整理之后交到胡靖安手中。虽然没有正式的编制,但是他已经是胡靖安手下最得意最娴熟的一个工作人员。大家都把他当作是密查组的“编外情报员”。
1927年9月份,蒋介石针对戴笠的情报,发布了《告黄埔同学书》,要求黄埔同学不要再同室操戈,自相残杀。他暗示说自己很快会复出,要学生不要被别的派系所影响分化,要统一意志,团结起来,经受暂时的挫折和失败,闯出更光明的明天。
之后,蒋介石就踏上了去日本的轮船“上海丸”,一来是为了向日本朝野和各界人士寻求支援和帮助,二来是为了和宋美龄的母亲面谈他迎娶宋美龄的事。走之前,因为担心密查组在他不能指挥的情况下失去控制,为他人利用,所以下令解散密查组,并发给他们三个月的维持费。
收到这个消息之前,戴笠还在甩开膀子四处奔波。他手头已经累积了超过密查组其他所有人所得总和的情报要献给蒋介石。但是当胡靖安宣布了撤销密查组的命令之后,他一下子又如跌入深渊,不见阳光。只是无奈眼长手短,终不偿心愿。
当时戴笠、许忠五、成希超、东方白等密查组的成员都住在胡靖安的家里。解散之后他们一时无处可去,便仍留在胡家吃住。胡靖安一看还要养着这些人,于是便留下一部分经费充当伙食费,克扣余下薪饷又悄悄溜回老家江西去了。戴笠等人等了几天见他还没有回来,知道他是卷款潜逃了,都十分生气。不知是谁出了个主意:“把胡靖安留下来的东西都卖了,换了钱我们好各自回家。”
大家于是挨个房间搜寻东西,但是大家也没有像原来说好的那样搜到的东西统一处理。谁要是找到值钱的东西,见左右没人就会私自扣下。最后大家送去当铺的只是几箱小孩子的衣服。当铺的人也坚辞不收。
在大家都感到为难的时候,忽然许忠五问戴笠:“你不是认识杜月笙杜老板吗?”
戴笠挺着胸脯应道:“是,他是我的结拜兄弟。”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仿佛听到了希望,纷纷劝他:“你去找杜老板借点钱吧。”
“是啊,你跟他关系那么铁,开口要几十元钱,应该很容易吧。”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戴笠终于同意了。其实他何尝不想在同事面前显摆一下自己跟上海滩大亨的交情?只是多年未见了,万一杜月笙翻脸不认他,那么他这个面子可就丢大了。但是现在他已经夸下了海口,要反悔也来不及了。他跟人借了一套体面的衣服,就登杜府拜访了。
要说杜月笙和戴笠的相识,还要回溯到1921年。那时他在上海打流,经常在十六铺一带出没。那时就听人说有个大名鼎鼎的帮会头子叫杜月笙,为人豪爽仗义,喜欢结交朋友。一次,他看见一家外国商店门口有流氓闹事,就站在一旁看热闹。不一会儿,一辆汽车驶来,车上下来一个身着长衫,打扮斯文的男子。流氓们一看到他,都毕恭毕敬地让开,还尊称他为“杜老板”。杜老板说了两句话,那些小混混们就心平气和地散开了。商店老板非常热情地出来感谢他。那时的戴笠看见眼里,就知道这是一出杜月笙自导自演的戏,为的就是和在上海开店的外国人搞好关系,让外国人忌惮他的威望。这一招让戴笠暗中叫好。
因为那时的戴笠在十六铺也算有些名气,就由其他人引见,和杜月笙有过一面之缘。因为聊得投机,当场就结拜了义兄弟。因为这个手段在流氓中十分通行,所以戴笠并不知道杜月笙是否真的把这段小插曲放在心上。
为了十拿九稳,他特意借胡靖安的名义,拜访了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通过杨虎的引见踏入了杜府的大门。
杜月笙依旧是长衫打扮,儒雅翩翩。戴笠则不再是当年那个破衣旧袄的小混混了,他穿一身整洁的西装,一进门就主动向杜月笙问好寒暄,并不提多年前结拜之事。
那时杜月笙已经在为蒋介石充当打手,在民间进行迫害工人的运动,并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虚职。他已经打算好卖蒋介石一个面子,捐一部分钱出来。但是没有想到来的这个人竟然那么熟悉上海滩的生活,能够和他聊得这么投契。再仔细一看,觉得这个人越看越眼熟,很像是旧相识。
于是杜月笙问道:“小兄弟年纪轻轻,就能有这般见识,实在不简单。我看你很是面善,以前是不是来过上海?”
戴笠笑道:“杜老板竟然还记得我,戴笠真是受宠若惊。说起来还是在六年前的十六铺,我跟杜老板有过一面之交,只是当时我还不叫戴笠,只是一个叫戴春风的普通人。杜老板不嫌弃我人微言轻,还是跟我结拜义兄弟,让我一直是铭刻在心,不敢忘记杜老板的豪侠之风。”
杜月笙听毕哈哈大笑,立刻令人取来50元钱交给戴笠说:“既然是义兄弟,客套话也不用再说了。以后有事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让万墨林转告。”
戴笠看着钱,不由得心花怒放,立刻说:“多谢杜老板。”
杜月笙立刻抬起眉毛,假装生气:“你叫我什么?”
戴笠于是连忙改口:“多谢三哥。”
杜月笙哈哈笑着叫下人送客。
可是这50元钱拿到胡家没有多久,管膳食的许忠五也学着胡靖安的样子,拿了钱溜之大吉。其他人是千咒万骂,但也没有办法。戴笠只好硬着头皮再去找杜月笙讨了一次钱。大家在担惊受怕地等待了一个下午之后,看见戴笠满面笑容地回来,不由得也都佩服起这个刚离开黄埔却已经羽翼丰满的青年了。
戴笠再一次从逆境中走出,并且收获了比从前更多的东西。不但有杜月笙的交情,还有密查组成员对他的刮目相看和尊敬。狐朋狗友的保驾护航为戴笠的晋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跟上海帮会势力的暗中往来也让蒋介石意识到他的不可缺少性。戴笠的仕途道路从此变得一路通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