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结党营私

袁世凯扩充北洋六镇，得到慈禧太后以及荣禄、奕劻的支持，他直接从赈济款项中，提出了100万两银子作为军费。有了钱之后，他开始了结党营私的政治迁升生涯。

这时，慈禧太后是中国政坛的第一主宰，袁世凯直接瞄向了她。结果，慈禧太后对袁世凯的赏识与提拔，在对汉族官吏中是少有的。

但是，这一方面出于袁世凯的能力、权势、兵力，另一方面，也缘于袁世凯在官场中胆子大、敢花钱。慈禧太后的第一辆汽车，是袁世凯进贡的。由于慈禧太后觉得，司机竟然坐在她前面，不成体统，这辆“奔驰牌”轿车才成为了摆设。

在慈禧太后73岁寿辰时，袁世凯进贡的寿礼丰厚：狐皮大衣两袭，镶宝如意1只，金丝编镶珍珠凤凰1对，一人高的珊瑚1座。

八国联军撤兵，慈禧太后回銮以后，宫内由于被外国军队住过一个时期，遭到很大的破坏，特别是宫殿里的陈设，绝大部分都被抢走或毁坏了，因此，慈禧太后便委命袁世凯，赶紧筹集款项来置办这些物品。

这时，直隶省内的很多地方还没有恢复正常秩序，就是立即向百姓摊派，也是缓不济急。袁世凯为了迎合慈禧，除了已经设法筹措了一些款子外，还邀集了藩、臬、司、道等官前来商议。

人到齐后，袁世凯说他要暂时借用他们的私人款项来垫办宫内，以后再陆续归还。可是，这些人不但不肯解囊，反而向他诉起穷来。袁世凯一见如此，只得暂时作罢。

于是，袁世凯便不动声色，派人和天津的几个大票号，如蔚长厚等钱庄等接洽，说是要把一些公款存在他们票号里，问他们利钱能给多少。他们回答，最高只能到8厘。这个人一面假称听说别的票号里的利钱比这家的利息要多一些，一面仍然同票号里的人继续磋磨。票号里的人为了取信于他，就先后把账簿拿了出来，并将某官署或是某个官人的存款数字以及利息多少，一一提给他看。这样，这个人就把各个有关的个人存款数字，一共约100余万两，一一记清，回复了袁世凯。

过了一两天，袁世凯又把票号存款的大官大员们请来，和他们说了大致经过，然后说：“这些票号的掌柜实在可恶，他们竟敢冒用诸公的名义招摇撞骗。我为了惩罚他们，已经把这些冒名顶替的款暂时借用了。”

就这样，袁世凯为给慈禧太后置办宫中珍玩，筹齐了款项。

袁世凯之所以能深得慈禧太后的欢心，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在太后面前常有人替他美言，时时联络，通风报信。

这个人就是大总管李莲英。

袁世凯从朝鲜回国，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后。就同李莲英相识了，当时，袁世凯在京闲住，除了召集一些同僚译书，呼吁改革军制而外，便是遍结京中名流人物，以求荣升。

这时，袁世凯的一个结拜兄弟叫阮忠枢，正在李莲英家里当教馆先生，很受李莲英赏识。袁世凯便通过阮忠枢见到了李莲英。二人相见，言来语去，竟非常投机，一见如故。以后，袁世凯便常去李府，李莲英也奉为上宾，不时款侍。据说，二人换金兰之帖，结识为兄弟。从此，袁世凯便在李莲英身上下工夫。通过他，袁世凯又结识了庆亲王奕劻，并拜为师，并且还结识了权臣荣禄，还得到了浙江温州道台的官职。

袁世凯也不断在李莲英身上花大钱。仅光绪三十三年，李莲英母丧之际，袁世凯就封了40万两银子，送给李大总管。至于平时所送财物，则无法统计。

戊戌政变后，袁世凯一直受到慈禧太后赏识，从未失宠，保持很高的权位，这都和李莲英经常在慈禧太后面前运动有关。

日俄战争在辽东半岛爆发后，因为中国吃过日本的大亏，因此，慈禧太后一直担心卷入这场战争，拔不出腿来，便召袁世凯入宫，想问问中国是否能抵抗日本。

袁世凯不明真相，到了北京，却并不敢直接去见太后，便先找李莲英，摸慈禧太后召他进京的底细，询问了太后说什么好，进贡什么礼品等。

李莲英告诉袁世凯，近来太后心情一直不好，说话要留神，注意察言观色。喜欢听的就多说，不喜欢听的就别说。袁世凯听后很为难，因为跪见太后怎允许看着慈禧的脸回答呢？李莲英说，你回答太后的话时，注意看我的脚。如果我的两脚并拢，你就不要说了，那是太后不喜欢听；如果我的两脚分开，就是太后喜欢听，你就大胆地说。于是，袁世凯晋见慈禧太后时，两眼总是盯着李莲英的脚。这一招果然灵验。

袁世凯身子胖，个头又矮。这一次，慈禧太后召见时，他心情紧张，弓身弯背，时间长了，憋得透不过气来。等袁世凯退出殿后，已是一身冷汗，湿透了衣衫。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袁世凯又支给李莲英20万两的银票，托他想想办法，请求见面不要时间太长。李莲英说没问题，以后他为这样的小事都和太后打招呼说情。

除李莲英而外，袁世凯重金打点的则是清末重臣、庆亲王奕劻。

爱新觉罗·奕劻，是乾隆第17子永劻的孙子。因为血缘关系，所以他是清末极少数享有“世袭罔替”的亲王，即俗称的铁帽子王。他虽养尊处优，但骨瘦如柴，两只眼睛出奇地大，但并没有什么光彩。到了晚年，嘴巴闭不紧，松弛的下巴，样子贪婪而昏庸。事实上，他也确实很贪财，声称：“我老庆细大不捐。”

1903年，荣禄死后，奕劻入军机为领班大臣，按地位是朝廷官吏第一把交椅。袁世凯在奕劻将入主军机处的消息一传出，立即差副官携银票赶往北京，拜访庆亲王。庆亲王一见银票，起初也不肯收，推让几回之后，来人说：“王爷就要入掌军机了。这实乃国家的大幸。庚子拳变，八国联军进京时，就是王爷和李中堂主持的。现在李中堂不在了，事事就要仰仗王爷。宫保素来对王爷十分敬重。这次王爷入军机，老佛爷左右太监多，少不了向王爷道喜讨赏钱。这点钱是宫保给王爷备下的一点零用钱，数目小，王爷千万要收下，否则某回去不好向宫保交差。”

话说到这儿，庆亲王也就没有再客气，收下了银票。而袁世凯给这位庆亲王备下那张供零用的银票，数目是10万两。

奕劻在北京什刹海西李广桥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庭园。这座庭院沿着湖岸走，有个小土山。山后有门3座，门不高，沿小径一再曲转后，顿觉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假山、流水、古树、敞轩及精仿之西式楼房一一呈现。这庭园是由朝中各位大员集资兴建送给奕劻的。徐世昌、端方、盛宣怀等都出了钱，而袁世凯是其中出力最多的。

其中，此园建成后，楼、轩、斋、馆所需的陈设铺张，只要是新奇的洋货，都是由“临记洋行”一手供奉送来的。

临记洋行系袁世凯和北洋诸大员及天津绅商集资兴办，专为袁世凯联络北京权贵之用。洋行每日与庆王储通电话一二次，报告有何种新货到行，征询有无购买之意。该行又刺探宫中、政府及各要员的行动，以便袁世凯见机行事，也为袁世凯及北洋要人办理“进奉”和行贿、说情等事。

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的关系，是中国官场上攀附、结营的典型。袁世凯比庆亲王小23岁，按年龄不属一代人，所以袁世凯就和奕劻的儿子载振结拜为兄弟。

载振本是农工商部的尚书。但他却是一个花花公子，过惯了酒色交纵的生活。1906年底，慈禧太后要将东北改为行省制，便差载振会同徐世昌出关考察。他们一行来到天津时，袁世凯在督府衙门，请了天津的名优女伶唱堂会来招待载振。

当名优杨翠喜出场时，载振一见立即惊呆了，叹为国色。在旁观剧的袁世凯心中有数，当日便差人到杨翠喜处说合，最后以10万元赠奁的名义，取得杨翠喜的同意。第二天，杨翠喜便被送进载振的行馆。载振到天津后，一直由段芝贵负责接待安排。当时，段芝贵是北洋军第三镇统制，是袁世凯的心腹。袁世凯便出资10万，以段芝贵的名义，并由他负责，将杨翠喜赎买给载振。

徐世昌与载振在行馆中，同住在一排上房里，中间隔着堂屋一间。

那天，徐世昌在睡前，听到外屋人声嘈杂，载振屋内也有相互问答的声音。他以为载振有客在座，并未注意，随即入梦。第二天清晨，徐世昌问随从人员：“振大爷屋内，昨夜有何贵客？”

随员即以杨翠喜事报告。徐世昌即令随从先到载振屋通知说他要亲去道喜，并马上准备千两银票作见面礼。他到载振卧室时，载振有些面红，对徐世昌说：“小弟荒唐，大哥见笑。”

徐世昌说：“这又算得了什么？我是来道喜的！”

载振即命翠喜向徐行礼，徐世昌拿出银票作为贺礼。得到国色女伶杨翠喜，载振是满心欢喜。

袁世凯就将拟定的东三省督抚要职名单，开呈出来，请他转交给庆亲王奕劻。

不久，东三省督抚名单发下来：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奉天巡抚：唐绍仪，吉林巡抚：朱家宝，黑龙江巡抚：段芝贵。”

这一流人皆是袁党，袁世凯又控制了东三省的地盘。

但是，这一安排遭到不少王公大臣的非议。尤其是对黑龙江巡抚段芝贵。他不过是候补道的身份，此次升任巡抚，可谓一步登天，因此更惹人注意。不久，段芝贵赎买杨翠喜，贿赂载振的风声便传出来了。御史赵启霖启奏弹劾段芝贵，形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杨翠喜案”。

慈禧太后闻讯后，立即着派载沣查核。段芝贵是袁世凯的心腹，段芝贵吃了紧，袁世凯自然不能见死不救。于是立即请载振将杨翠喜秘密送回天津，再由张镇芳出面，托盐商王益孙将杨翠喜领去做使女。等载沣派员到达天津时，杨翠喜已从载振手中转移到盐商王益孙的内室。

而且王益孙一口咬定早就将杨买下，是在赵启霖弹劾之前。

人证物证俱在，载沣也奈何不得，况且载振又为奕劻之子，载沣也不敢深究得罪。最后，此案就以赵启霖“任意污蔑”亲贵重臣名节的理由，将赵启霖罢职。同时，慈禧太后宣布由于段芝贵涉嫌丑闻，撤去段的黑龙江巡抚，改派程德全署理。载振也因涉嫌干系重大，迫于舆论压力，辞去农工商部尚书的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