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寸草难报三春晖——毛泽东与父母的情感世界
有生一日，
皆报恩时。
有生一日，
皆伴亲时。
一、父严母慈皆是爱
毛泽东儿时的名字叫“石三伢子”，山脚下的一块大石头是他的“干娘”。
石三伢子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毛姓农家。那年是清朝光绪皇帝统治的第十九个年头，族人们头上都扎着大辫子，这是大清王朝臣民的标志。
石三伢子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他出生在农民家庭，由农民养育成人。他的父母、亲戚、族人都是农民，少年时期他本人也当过农民。他终生对农民怀着割舍不断的深情和敬意，保持着农民的许多品质和生活习性。他多次说：“我就是农民的儿子。”
白三伢子对农民的这种感情是天然的，追根溯源，来自他对韶山冲老家和亲人们的爱。
这个山村农家是他父母建立的家，是他生长的地方。从呱呱坠地，到走出群山去省城长沙求学，石三伢子在这个家中生活了18年。
这是他83年漫长人生中的第一个家，是他生命和亲情的依托，是他的“根”。
宽厚博爱慈母范
毛泽东身上流淌着父母两人的血脉。父母两人，如水如火，如雾如电，交织叠映在他的精神世界里。
文七妹生于清朝同治六年（1867年）正月初八日。她长得慈眉善目，有着宽阔的额头、敏感的大眼睛和甜蜜的笑容。文七妹共生了五男两女，活下来的只有三个男孩。石三伢子是头一个。年近三十的文七妹很疼爱这个来之不易的孩子。她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她怕他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溜走。她要留住他。但她个人没有这样的力量。她只能像当时的妇女们一样，求神拜佛。
文七妹拜的主要是观世音菩萨。在佛教中，这尊菩萨是救苦救难的神。文七妹长年坚持初一、十五吃“观音斋”，经常到韶山冲周围的寺庙里烧香磕头。同时，还遵照佛的教导，行善积德，祈求神明保佑她的宝贝儿子平安。
像封建时代许多专制的家长一样，毛顺生在家庭里是个严厉的家长。他是一家之“主”、家庭里的绝对权威，专横而粗暴。文七妹则是性情温和的人，她是孩子们的“保护神”。
毛顺生相信“棍棒出孝子”的古训，常常打石三伢子和他的弟弟，对他们进行棍棒教育。一到这个时候，文七妹就出面平息丈夫的火气，设法保护她的孩子。有时，倔强的石三伢子挨父亲的打，站着不动，也不哭，更加激怒了父亲。文七妹赶快跑过来，左劝右劝，充当调和人。当然，在保护孩子时，她不会、也不敢冒犯丈夫的权威，那是妇女的“美德”所不能允许的。有时，她能做的就是劝说儿子。当石三伢子对父亲流露出明显不满，或者公开反抗时，文七妹立即予以批评，告诉他做“人”不允许这样，那是不孝的行为。
石三伢子16岁那年，想进新式学堂继续上学。毛顺生不同意，想让儿子到湘潭县城里一个跟毛家有生意来往的米店当学徒，将来帮他撑起这个家。在决定儿子命运的时刻，文七妹站在儿子一边，为他说话，并搬来娘家兄弟做儿子的“救兵”。两个舅舅对症下药，对毛顺生说：接受那个学堂的“先进”教育，比到米店当学徒更能增加孩子赚钱的本领。他们还承诺接济石三伢子部分学费。最后，文七妹搬来的“说客”说服了毛顺生。石三伢子如愿以偿，由舅舅接到湘乡，进了东山学堂。
文七妹是个心地善良、宽厚仁慈的农村妇女。她带着石三伢子到庙里进香时，常听和尚讲“众生皆苦”、“慈悲为怀”、“普渡众生”之类的话。她虽然不识字，但明白其中的道理。佛家慈悲的胸怀深深感染了她。她崇拜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赞同佛教讲的做人的道理，时时将心比心，行善积德。
对周围的人，无论远近亲疏，她都以诚相待，施以爱心，从不说谎，从不欺心，赢得了邻里和族人的尊敬。毛德臣的儿子毛尉生靠给地主打长工谋生，39岁就死了。患有肺病的妻子带着女儿菊妹子和三个儿子毛泽华、毛泽连、毛泽青，靠乞讨为生。三九寒冬，菊妹子还穿着单衣单裤，吃不上饭。文七妹看不下去，和丈夫一起将可怜的菊妹子过继过来，当作女儿养育。
文七妹特别可怜穷人和弱者，随时愿意接济别人。灾荒年头，遇到上门讨饭的穷人，文七妹总是给他们饭吃。
文七妹的善念善行，与贫苦农民毛顺生积累资本的经济要求发生了矛盾。毛顺生一个铜板一个铜板地积累资本。他心疼来之不易的收获，不赞成妻子施舍，为此多次与文七妹争吵，甚至责骂她。文七妹感到不被理解的痛苦。每当丈夫在场时，她都不敢拿食物给讨饭的穷人，只能遗憾地看着他们带着失望离去。
1903年，毛顺生从一贫如洗的堂弟毛菊生手中买进了七亩水田。当时，毛菊生正遇到生活困难，不得已才卖田。文七妹觉得都是同族兄弟，乘其之危，“夺”去他一家赖以活命的田地很不道德。极力劝说丈夫不要买，并建议接济堂弟家渡过难关。石三伢子站在母亲一边。毛顺生却认为用钱买田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存在什么对不起兄弟的问题，妻子怎么劝说，他都听不进去。最终，扩大私有财产的强烈欲望撕下了宗族内部温情脉脉的面纱。文七妹对未能阻止住丈夫非常遗憾，心中一直感到对不起堂弟一家。
文七妹为自己倔强而吝啬的男人不信佛、不行善而苦恼万分，担心会因此给家庭招来灾难。她祈祷丈夫和儿子都成为信佛的、有慈悲心肠的人。据毛泽东回忆，“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让他“学好”。令她欣慰的是，石三伢子听从了她的教诲。农历每月初一、十五，他都在堂屋的神龛前烧香磕头。后来他回故乡省亲时笑着说，神龛前是他“工作”的地方。
母子俩还尝试“改造”顽固的家长。毛泽东对此这样回忆：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在进攻下，我们只好退让，另想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佛打交道。尽管改变丈夫信仰的努力没有成功，但私下里，文七妹仍冒着被丈夫呵斥的风险，继续做乐善好施的事。
一天下午，她发现石三伢子从私塾放学回到家，又钻进厨房里吃东西，感到很奇怪，就问儿子：早晨去上学的时候已经带了午饭，为什么还找饭吃？儿子告诉她，黑皮伢子因为家里穷，没有午饭吃，自己就把带的饭分给他吃了，所以没有吃饱。文七妹听了，对儿子说：孩子，你莫瞒我。我知道你把饭给别人吃了。你的好心，妈也赞成。不过，你自己总得吃些才好。从那以后，文七妹每天都背着丈夫，给儿子带一大碗饭，让他分给黑皮伢子吃。后来，孩子们饭量大了，一大碗饭不够，大碗就换成了小钵子。
文七妹一连生下七个孩子，饱尝生育之苦。四个孩子夭折，使她痛心不已。为了把活下来的三个孩子抚育成人，她协助丈夫持家创业，费尽心血。她头脑清晰，一丝不苟，成天拾掇，把家整理得有条有理。她又要带孩子，又要照顾全家的衣食起居，给丈夫、雇工们做饭送饭，还要参加田地里的劳动，冬天与男人们一起碾谷，而吃得又是那样的清苦，备历艰辛。
然而，更大的痛苦是精神上的。按照沿袭了一两千年的规矩。“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丈夫具有法律和伦理道德所赋予的“父权”和“夫权”，他是孩子们和妻子的统治者、主宰者，而妻子和孩子在家庭里是没有平等地位的，也没有发言权。顺从是他们的义务，也是他们的“美德”。即使家长做错了什么，他们也得服从，否则就是“不贤”、“不孝”。而为妻“不贤”、为子“不孝”，被认为是最恶劣的德行！
毛顺生虽然生财有道，在养家糊口方面取得了成功，但过分的节俭和严苛持家，伤害了妻子和孩子们的尊严和感情。他性情暴躁，动不动就发火。面对比自己小三岁、性情暴躁而专制的丈夫，文七妹备受压迫，精神上极为痛苦，毛泽东说她“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但是，她无可奈何。父母把她嫁了出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那个时代女人们的命运。对于丈夫，文七妹很多时候都选择了忍耐，默默地把苦和泪咽在肚里。她一生如此，“中间万万，皆伤心史”！
母亲爱儿子，儿子也深深爱着母亲。在父母两个人中，与石三伢子感情最深的是母亲。他曾开玩笑地说，他家分为“父党”和“母党”，他是“母党”的人。
1909年，文七妹生病。为了求神治好母亲的病，15岁的石三伢子从韶山冲出发，长途步行去南岳山“朝拜香”。他手拿小木凳，每走上十来步就跪下去一次，口唱“南岳圣帝阿弥陀佛”，试图用他的诚心感动神明。
1918年，文七妹患结核性淋巴炎。脖子上长了一个包。由于毛顺生和毛泽民忙于种田和贩米生意，毛泽东在外求学，家中缺人照料，她住到娘家养病。毛泽东十分挂念在外婆家养病的母亲，在长沙特地请人开了一个药方寄给舅父。他写道：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连（泽民）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1919年春，在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得知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他3月12日离京，14日到上海欢送赴法勤工俭学的湖南青年。4月6日由上海回到长沙。他让弟弟毛泽民将母亲从舅家接出来，送到长沙诊治。毛泽东对母亲“亲侍汤药，未尝废离”。4月28日，他给舅舅写信汇报母亲的病情说：“病状现已有转机，喉哦十愈八九，疡（疬）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固非多日不能奏效也。”
兄弟三人簇拥着从未到过省城的文七妹走进照相馆，留下了他们一生中惟一的母子合影。
在长沙，文七妹自感寿限将至，特意嘱咐长子毛泽东：“你父亲兄弟四人，只有泽建（菊妹子）一个女儿，你要把她当亲妹妹看。我不行了，只希望你们好。”
文七妹返回韶山冲后没过几个月，颈部发炎穿孔，病情恶化，1919年农历八月十二日（10月5日）去世，终年52岁。临终前，她心酸无比，连声呼唤儿子们的名字，叮嘱他们学好人做好人，好好生活。她实在放心不下她的孩子们：大儿子虽已成人，但妻亡后还没有续娶，小儿子才14岁，还有可怜的养女菊妹子也是同龄，“如果未熟，介在青黄”。
毛泽东在长沙得到母亲病危的家信后，马上与三弟毛泽覃一起赶回家中。当他俩走到上屋场时，映入眼帘的是母亲的棺材。文七妹两天前已入棺。当听到弟弟毛泽民讲述母亲临终呼儿的情景时，毛泽东心如刀绞，泪水模糊了视线，口里呼唤母亲不止。
秋天的夜晚，他守在母亲灵前，脑海中一幕幕浮现出往日沐浴在母爱中的情景。他对着摇曳的油灯，含泪执笔，追忆母亲的“养育深恩”。作为备受母亲疼爱的长子，他受母亲的养育之恩最大，也最了解母亲一生的艰辛和内心的痛苦：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
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
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
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
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
小大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
必秉悃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必补遗缺。
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
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
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
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
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
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写完《祭母文》，他又挥笔写下了挽联，其中一幅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毛泽东含泪给他的一位同学和好友写信说：世界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利己不损人的、可以损己以利人的，母亲便属于第三种人。
母亲深深影响了毛泽东。他心很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忍不住要掉泪。年幼时，看到家乡的农民受苦，他宁愿自家吃亏，宁愿受父亲责骂，也要相助。
据说，有一年春节前，做贩生猪生意的毛顺生，用两元钱订金，从一位贫苦的老婆婆家订购了一头猪。六天后，毛顺生让毛泽东把猪赶回来。巧的是，双方刚预订完，猪价就涨了。按照道理，涨价的钱，该毛家赚。老婆婆对毛泽东哀愁地说：“我们时运不好，该倒霉。要不，我得多卖三四块钱！”那时。韶山冲周围的农家都靠养猪养鸡维持油盐零用，三四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特别是一到年关，银钱紧张得不得了，一厘一分，在一个家庭都是做过预算的。三五块大洋招惹来劫匪，肇了杀身之祸的并非没有。毛泽东看老婆婆可怜，主动退了这笔有利可图的生意。他拿着订金回到家时，挨了父亲一顿斥责。他争辩说：“我们少赚点没关系。她地少，很苦，少卖几块钱是很可惜的。”
这颗慈悲的心，毛泽东保持了一生。
但毛泽东不是妇人之仁。在革命过程中，他将年幼时在母亲影响下形成的朴素的慈悲情怀，升华为对劳动人民的爱和为穷苦人民谋幸福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后，他多次与堂弟谈及父亲从堂叔毛菊生手中买水田的事：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堂兄弟，到买二叔那7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全无兄弟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放贫苦农民的道路。此时，翻了身的农民都称毛泽东为“大救星”。西藏的翻身农奴则把毛泽东奉为“文殊菩萨”的化身。
“菩萨”，是文七妹最敬仰的神。
年过花甲倍思亲
毛泽东对父母的缅怀之情并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而淡薄，年过花甲追思更浓。
1959年6月夏，毛泽东终于回到老家。他离开故乡已经有32年。离开时，他才是3岁、风华正茂的青年，为国家和农民大众的命运在危险中奔波。重回家园，他已是65岁的老人，并早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虽然随着岁月流逝，年过花甲，毛泽东心中仍对父母怀着无限的依恋。
他看到韶山冲的青山绿水，不禁想起儿时的生活，想起与亲人们离别的情景。他走进上屋场旧居，在父母的照片前伫立，凝视良久，对随行人员缓缓地说：“那个时候医疗条件差，要是现在就不会死了。”
他走进自己当年的卧室，一眼看到他们三兄弟与母亲的合影，顿时激动起来，家乡土话脱口而出：“咯是从哪里拱出来的呀？”亲人已作古，温情依依在，在场的人都受到感染。
早晨，毛泽东要去看看长眠的父母。不过，他谁也没有告诉。他走在最前面，默默爬上故居对面的楠竹<土乇>，那里有他父母和妻子大秀的坟墓。他来到父母坟前，献上了临时用松枝扎成的“花圈”，深情地三鞠躬：“父亲、母亲，我看望你们来了！前人辛苦，后人幸福。”回到住处，他对随行人员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
他年轻时，在外求学，没能在他们生前尽孝。父母逝世时，他均不在身边。后来，南北征战，国务缠身，无法像普通人那样每年清明到父母坟前上香添土。多年埋藏在心底的怀念和遗憾，化成了两句深情的话：
“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他们两位。”
对没有见过面的先人，毛泽东也怀着感佩和怀念之情。路过毛氏宗祠时，毛泽东说：“管他三七二十一，进去鞠几个躬再说。”边说边走进祠堂，在放有祖宗牌位的敦本堂三鞠躬。走到家庙毛震公祠时，毛泽东又进去看了看。当发现没有先祖牌位时，他马上问先祖牌位哪里去了。陪同人员说，有人将它们烧了。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你们这样有得柴烧？！”接着正色教育族人说：“菩萨是迷信，应该打倒，烈士墓和祖宗牌位是纪念。要不信迷信，至少也要到50年以后。”毛泽东还专门查阅了毛氏族谱，缅怀祖先。
二、孩儿立志出乡关
毛顺生尽管脾气暴躁，但却是有头脑的人。
他按照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方式培养儿子，送儿子上私塾，教儿子记账、打算盘，希望儿子学会务农经商致富之道，继承他创下的家业。像父亲当年对他那样，他也为自己的儿子安排了成家立业的人生大计。然而，命运似乎总是与这位说一不二的倔强农民开玩笑：他“克隆”出来一个与他同样倔强的儿子。一年年过去了，儿子一步步远离这个家，最终走出他和妻子的视线，走到了他们管不到的地方。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曾经五次“出家”。一次是逃学，一次是在家“出家”，一次是到东山学堂读书，一次是到长沙读书，最后一次是带领全家离开韶山冲。时代的风云际会，个人的孜孜求索，使毛泽东最终走出了这个传统的农民家庭。他摆脱了祖辈父辈的命运，并与那个旧的时代告别。
勇于抗争的山里娃
石三伢子是个顽皮的山里娃，自小就有一股“猴气”。
1902年，毛顺生将8岁的石三伢子领到韶山冲南岸私塾，交给50多岁的塾师邹春培老先生。邹老先生把石三伢子带到私塾东墙下的神龛前，教他给孔子的牌位作揖：“这是孔夫子的神位，从今天起，你每天早晨进来，都要对圣人作揖。以后，你就会文思发达，连中三元。”
石三伢子恭恭敬敬对孔夫子的神位行礼。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与孔夫子打交道。70年后，他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林”是林彪，“孔”即孔子。
石三伢于是私塾里的“小孩王”，他长得比同龄的孩子们都高。
私塾后边，是邹四阿婆的家。她的房屋边上，种着不少果树，那是她家赖以生活的“摇钱树”。每当果实成熟，石三伢子都馋得流口水，带着私塾里的小伙伴们，爬到树上偷吃枇杷、梅子和桃子。一天，他们刚鬼鬼祟祟爬上树，庆幸“偷袭”成功，不想邹四阿婆突然从树下冒出来，挥动青皮竹竿就打。石三伢子紧呼“快跑”，邹四阿婆紧追：“石三伢子，你充头领，我先逮住你！”石三伢子顾不得沿树干滑落，从树上纵身跳进一条土沟，然后跃出沟外，箭一样跑向两棵大枞树，抱住其中一棵，像猴子一样蹿了上去。他躲在树叶中伸头露脑，向气喘吁吁的邹四阿婆做鬼脸，气得邹四阿婆找文七妹告状。
50多年以后，毛泽东还记得这段往事，用韶山冲的土话问乡人这两棵树还在不在，并风趣地说：那两棵树“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呢！”
石三伢子在学堂里也不老实。一天，先生离开课堂一会儿，要求学生们老老实实地在草屋里背书。可先生一走，石三伢子就背着书包溜到房后的山坡上，边背书边摘毛栗子。摘满了书包，回到课堂，每个同学分几个，还献给先生几个。先生责问他为什么乱跑，他竟回答：“闷在屋里头昏脑涨，死背硬读也是空的。”先生大怒，找茬儿整他。可让他背书，没难住他。带他到院中作诗赞井，他出口成诗，也没难倒他。古文和诗词歌赋是他的强项，他为此十分得意。
石三伢子也有苦恼。在私塾里，粗暴严厉的老师常常在课堂上打人、罚跪，用体罚的手段“规矩”他们，有时还把状告到家里。而在家里，粗暴严厉的父亲也常常打他。为此，他学会了恨自己的父亲。
棍棒教育在那个时代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家长和老师们都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教育出“好孩子”来。而孩子必须听任家长和老师打骂，不能有任何反抗，否则就被认为“大逆不道”。
受父亲熏染，石三伢子从小就不是怯懦、顺从的孩子。儿童自由的天性也使他不愿忍受蔑视儿童人格尊严、损害儿童身心健康的教育方式。对家长和老师的压迫和摧残，他选择了消极反抗。10岁的时候，他逃了学。他的女儿李敏这样讲述他闹“学潮”的来龙去脉：一天中午，天气炎热，先生又不在私塾，爸爸就提议大家去游泳。老先生回来看见学生们赤身露体游泳，以为不雅，要惩戒他们。爸爸却引用《论语》上的话说，孔夫子是赞成到河里去洗冷水澡的，并把《论语》打开，把孔夫子的原话念给教师听。老先生一听，想起确实有这样一段书，但一时又下不了台，就到上屋场，找爷爷告状，火气很大地说：“你家润之了不得啦，他的才学比我高，我教不了啦！”
爷爷历来家教很严，听说儿子带头闹学，同老师顶嘴，格外恼火，顺手在路上捡了一根楠竹板子，向南岸私塾奔跑过来。看见爸爸，不问情由，便劈头盖脸地打来。爸爸急忙躲避，回头就跑。爷爷怎么也追赶不上他，急得跺脚骂着：“我看你跑到哪里去！你敢回来，我就要打死你这个没王法的东西！”爸爸知道父亲的性情，这时候要回到家里。那准定要挨一顿死打，连母亲都劝解不住。就决定不回家，去县城。《论语》上的话是这样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石三伢子确实会活学活用，难怪老师气得够呛！
可怜的石三伢子气鼓鼓地朝县城的方向走去。他听说过县城，但从没有去过，以为县城在一个山谷里。这样，他一连乱走了三天，但只是在山里兜了几个圈，总共才走出离家8里路。石三伢子离家出走，急坏了他的母亲，也急坏了爷爷、父亲和老师。他们动员亲戚邻居到处寻找，终于把他找到。至于那三天他是怎么过的，睡在哪里，吃什么，至今还是个谜。
这次消极抵抗，产生了一点点效果。石三伢子回到家后发现，氛围有了一点改善，父亲对他比以前稍微体谅了一些，先生的态度也比较温和了。
在家中，石三伢子对“父皇”开始时也是消极反抗，挨了父亲的打，既不逃跑也不告饶，倔强地站着一动不动。后来，他选择了积极反抗的应对方式。
石三伢子大约13岁时，毛顺生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因事当众责骂他“懒而无用”。石三伢子被激怒了，他感到很伤面子，当场与父亲对骂了起来，弄得父亲在客人面前下不来台，十分恼怒。石三伢子“无法无天”地骂了父亲后，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一方面，作为一个小男子汉，他不愿在家中继续受父亲的气，另一方面，他骂了父亲，担心因此挨打，也不敢留在家中。
这时，已经“失去”过他一次的母亲忙追上来，苦苦劝他回去。已经“领教”他离家出走厉害的父亲也赶来。不过，毛顺生仍保持着“暴君”的架子，一边骂，一边命令儿子乖乖回家。石三伢子不能容忍父亲这种态度，他采取了一个极端的方式，跑到门前的池塘边，威胁说：如果你再走近一步，我就跳下去，死给你看。父亲停下了脚步和辱骂，母亲趁势把石三伢子拉回家。
客人散了，毛顺生气得躺在床上。母亲在两个男人之间充当“和事佬”和“和平天使”。她拉着儿子走进卧室。毛顺生坚持要石三伢子磕头认错，石三伢子则“有理、有利、有节”地提出，如果父亲答应不打他，他可以单腿下跪磕头，而不愿双腿下跪，因为他感到自己没有错到那种程度。协议就这样达成了。可是，在石三伢子单腿跪下时，母亲在一旁冷不防用手使劲向下按他的肩膀，使他双膝跪了下去。母亲这一按，给了丈夫一个十足的面子，也保全了倔强的儿子的面子。家庭“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随着知识的增长，13岁的石三伢子还学会了用智慧与父亲斗争。毛顺生喜欢依据儒家关于“孝”和“勤劳”的训条，责备石三伢子“不孝”和“懒惰”。石三伢子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引用儒家关于“父慈子孝”的话，回敬父亲说：要儿子孝，父亲必须慈，“父慈”才能“子孝”。父亲指责他“懒惰”，他就反驳说：年纪大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于活，你年纪比我大两倍，应该干得比我多。石三伢子还宣称：等我到你这样的年纪，会比你勤快得多！
只上过两年私塾的父亲，说不过这个已上了五六年私塾的儿子，干生气。只剩下动拳这一招了。他没有想到，辛辛苦苦供着儿子上学，竟给自己培养出一个“对手”来。父子俩都是倔强的人，倔强对倔强，勇者智者胜。后来毛泽东笑着回忆说，父亲的严厉态度到头来是“自招失败”。
在反抗家长专制和棍棒管教方式的过程中，石三伢子得出了一个朴素的认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有反抗才能争得自己的权益：“我如果公开反抗，保卫自己的权利，我父亲就软了下来；可是如果我仍温顺驯服，他反而打骂我更厉害。”
石三伢子朴素的人格意识和独立意识已经觉醒。作为家庭里的“被压迫者”，他明白了“人权”和“斗争”。此后，他一生都在与强大的对手斗争。他显示了智慧和力量，并尝到了其中的乐趣。
在家“出家”的小丈夫
在汉语中，“国家”这个词是一个奇妙的组合。“国”与“家”密不可分，国影响家，家也影响国。这一点，在毛泽东一生中，表现最为明显。
石三伢子开始上学的那年，二弟已5岁，三弟还没有出生，母亲照样能下田劳动。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还是农家子弟改变社会地位的一条途径。金榜题名、光宗耀祖的梦想，让无数学子热血沸腾。但是，1905年，家里、家外出的两个事情，影响了石三伢子的命运。一件事是，清朝政府推行“新政”，废除了从隋朝开始的科举制度，开始兴办新式学堂。科举一废，断了成千上万读书人考取功名的路，读书不能直接做官了。在讲究实际的一些农人们看来，读书没有用了。另一件事是，这一年，三弟毛泽覃出生。母亲哺育幼儿，暂时不能下田劳动。家里缺少劳力，22亩田单靠父亲和长工忙不过来，再说，家中还有其他生意需要帮手。既然读书无用，不如回家种地、做生意来得实在。
这样，1907年，13岁的石三伢子下了学。他成了一个专职的农民，整天在地里帮着长工干活。回到家里，喂猪喂牛，清除猪圈和牛栏里的粪便，堆起来作为田地的肥料。此外，还种菜、种树和养鱼。他小小年纪，白天已能做一个全劳力的活儿，晚上则替做米商的父亲记账。有时，他也为父亲在生意方面打打下手，比如赶赶猪，要要账等。从劳动中，石三伢子深深体会到了耕耘的艰苦和收获的快乐，也明白了“脏”与“净”的辩证法：农民们看起来很脏，但思想上最干净；瞧不起农民、认为农民脏的“干净”人，实际上最脏。
转眼，毛家的长子成了14岁的棒小伙子。他高高个儿，细长的身体尽管还不那么粗壮，但全身是劲。他嘴边长出了毛茸茸的胡子。青春期已经到来。
儿子大了，到了该成家的年龄。毛顺生、文七妹夫妇开始为毛泽东的终身大事张罗。他们希望长子能成个家，并认为这是做父母的责任。他们按照当时通常的做法，想娶一个年龄大、会过日子的女子做儿媳，让她管住这个倔强得好像不懂事的孩子。此外，二儿子和三儿子都还小，毛家确实缺少劳动力。
毛顺生、文七妹替儿子定了一个比他大四岁零两个月的姑娘，并不管儿子是否满意，就把她娶进了家门。这一年是1908年。
新娘姓罗，韶山冲附近杨林村人。据《韶山毛氏四修族谱》齿录卷十五记载，她生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九月二十六日（农历），乳名叫“秀妹子”。由于她在三姐妹中最大，所以父母叫她“一秀”或“大秀”。大秀的父亲罗合楼是个通文墨、有田产、生活殷实的农民，与毛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这门婚姻与传统农家的许多婚姻一样，是“亲上加亲”。大秀的祖母毛氏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是堂兄妹，大秀的父亲与毛泽东的父亲是表兄弟，且有生意往来。两家关系密切，彼此信得过。而且，毛家有子无女，罗家有女无子（五子二女夭折），正好互补。
未满19岁的大秀嫁到毛家时，正当人生的好年龄，丰满的身材透着青春的气息。她受过良好的家教，生性温顺善良，勤劳俭朴，又是操持家务的好手，公婆都喜欢。
不幸的是，毛泽东对这位原配夫人并不感兴趣。不知是因为从父母的不幸婚姻中受到了刺激，还是脑子中早就勾画好了理想伴侣的形象，或者压根儿看着这个大姐姐不顺眼，毛泽东对父母强迫他接受这桩婚姻，心理上非常反感。
毛泽东结了婚，成了一个小丈夫。他闷闷不乐。在举行婚礼时，他衣着整齐，与从花轿上下来的新娘一起，在唢呐声中拜了天地和列祖列宗的神位，拜了父母，并规规矩矩地向舅舅等来宾磕头致谢。但晚上“圆房”时，他出乎意料地什么也没有做。
也许，一个乳臭未干的大孩子，在小伙伴们的哄笑中，红着脸，可怜巴巴地与成熟丰满的新娘子站在一起，像木偶一样履行结婚仪式的场景，成了毛泽东痛苦的回忆。
28年后。毛泽东在谈到这段婚姻时说，“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我从来没有和罗氏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
1907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白天参加农业劳动，晚上看书。1909年秋至1910年夏，复学到韶山乌龟井和东茅塘私塾读书，但基本上在家住宿。在结婚近两年的时间里，大秀与毛泽东同居一个屋檐下，但没有怀过一个孩子。
看来，毛泽东确实对这桩婚姻进行了坚决的消极抵抗，尽管有时候他也有青春的冲动。
不从父母之命完婚，是不孝的行为，无论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都会有压力。这个14岁的大孩子还没有力量战胜他的父母和强大的习俗，但他坚定地战胜了自己。
他不愿盲从，也不顺从。他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生活。尽管此时，他被笼罩在上屋场祖居的屋檐下，无法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在压力之下，面对父亲和家庭已经安排好的“命运”，他还是没有选择放弃自己的独立和主见。只不过，他的翅膀还不够硬，没有办法冲破上屋场的屋顶。四年前，他在山里跑了三天都找不着北。现在他还得依赖家庭，即使造反也不敢太过火。
毛泽东在家住着，他有了一个自己的小“家”，但过着“出家人”的生活。他守着新娘子，却当起了光棍汉。
这一次，毛泽东没有离家出走，但他拒绝了这个“家”的安排，他一直没有走进这个小“家”。
对毛家而言，这似乎预示着，毛家的这个长子开始了拒绝旧家庭的时代。
他不想按照父辈的样子生活下去了。
这年秋。毛泽东走出了上屋场。后来，他在更广阔的天地里找到了他的爱情、婚姻和幸福。
而“屋里的”那位，坚守她的操守，照旧下田劳动，操持家务，帮婆婆照顾小叔子，减轻了公婆许多负担。她深得毛顺生夫妇喜欢，与两个小叔子、一个小姑子和后来过门的二弟媳王淑兰也相处融洽。
不幸的是，宣统二年（1910年）正月初二日，大秀因患痢疾突然去世，时年20岁。
大秀的死，对毛家是个打击。年轻轻的儿媳死了，他们感到痛惜，同时也哀叹家庭的多灾多难。他们精心营造的这个家突然少了一根支柱，所有的负担重新落到老两口身上。16岁的儿子成了鳏夫，让他成家立业、传续香火，再度成为毛顺生夫妇的心事。
毛泽东虽然不爱大秀，但她毕竟是他们家的人。一个活生生的人死了，他从内心里感到悲凉和感伤。他也是多么的无奈和痛苦啊！
夫妻两人，一样苦，却是两样情！
也许，大秀不会埋怨毛泽东。她不幸去世时，毛泽东才是16岁的大孩子。
大秀是上屋场毛泽东同辈人中第一个去世的人。去世后，作为毛家人，被葬在韶山南岸土地冲楠竹圫。后来，她的公婆去世后，也葬在那个山坡上，在大秀坟墓上方几步的地方。他们继续相伴。
大秀是毛家明媒正娶的媳妇，毛氏宗族郑重地将她作为毛泽东的“元配”，列入《韶山毛氏族谱》，并高度评价。1941年，毛氏宗族四修族谱时，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列在大秀的名下承祧，以慰亡灵。他们尊重和依循的是传统。
与婆婆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她也是封建包办婚姻的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