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严格要求 宽以待人

领导者正确处理下级关系，不仅需要坚持正确的原则，而且需要讲究恰当的方法。正如毛泽东早就指出的：“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25页）实际上，领导工作也正是这样。有的领导者在处理下级关系时，既坚持原则，又注意方法，与下级这间关系密切、融洽，工作就相当顺利。而有的领导者，只注意按原则办事，却不讲究方法，与下级关系就比较紧张，工作就难以进行。作为领导者讲究工作方法至关重要。既严格要求，又宽以待人是高明的领导善于为人处事把原则性和实际性结合起来的好方法。

周恩来作为一位深受人们爱戴的领袖人物，一般人认为，他一定总是以温和的态度和下级接触，在谈笑中解决问题。但是，他并不是一团和气的好好先生。周恩来在调整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时，历来反对那种无原则的调和主义，主张正确运用批评这一思想武器，他对部属从来都是严格要求，该批评的批评，该帮助的帮助，从不因为怕影响与下级的关系，而降低标准，放松管理，他对错误从不姑息迁就，敢于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为人民的利益修正错误，因此，他获得了人民的爱戴。但是，周恩来批评人并不是狠狠一顿怒骂或者厉声厉色，他很讲究批评的艺术性。

1.严宽结合责爱一体

领导者对下级务要严格要求，不能因怕影响与下级的关系，降低标准，而放松管理。周恩来对下级从来是严格要求的，决不做老好人。他对下级的严格要求，主要是思想上和工作上的严格要求。首先，要在思想上严格要求。克服各种消极因素，使上下级之间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上有共同的语言。其次，是在工作上严格要求。要求凡是赋予下级的各项任务，只要是经过努力能够完成的，决不能因遇到暂时困难，而降低标准和要求。

但是周恩来作为一位杰出的领导者，又有宽广的胸怀和气度，对于下级的缺点和短处，他会严格批评后又持宽容和体谅的态度。当下级在工作中出现了失误，他会及时指出，该批评时严肃批评，但在批评之后又善待他人并帮助或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而不能把失误“储存”起来，日后算总账，抱成见。总之，周恩来对下级干部犯错误，是着眼于帮助教育。批评处分虽然也是一种帮助，但在掌握上却一定有分寸。这样使下级真正体会到他对自己的关心爱护，更加自觉地改正错误。

周恩来在原则问题上对下级要求很严格。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胜利结束后的第二天早晨，天气特别好。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的战士们一起打扫战场，收捡战利品，押送俘虏兵。大家有说有笑，十分高兴。这时，周恩来忽然发现他的两个警卫员每人手里拿着一块黄油布，正高兴地向背上披试着，就严肃地问他们：“油布是从哪里来的？”当听到两名警卫员的解释——黄油布是敌人丢在山坡上，被他们捡到的。他们送到管理处，管理处说，他们如果需要，就拿去用。这时，周恩来才点点头，但是，他又嘱咐说：“越是在胜利的时候，就越要严格遵守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任何都不要忘记。”

1952年，在莫斯科，周恩来将准备提交苏联政府讨论的“一五”计划（草案）及总说明等几本小册子，详细地重新审阅了一遍，逐字逐句，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凡有错误的地方，都圈圈点点做了改正。审阅当中，周恩来发现林业采伐、造林和木材蓄积量计划数字核对不上，他当即在电话中严厉批评了计划综合工作的同志：“像这样的差错和疏忽不能容许！一个年轻人要对自己经手的工作，绝对地负责任。”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代表团驻地看望大家，在午餐桌上，他亲自斟满两杯酒，走到一天前批评过的那位同志面前，递给他一杯，慈爱地说：“昨天我批评了你，以后要细心一些嘛！不要把这么重要的数字搞错！来，现在我敬你杯酒，祝你今后工作得更好。”就这样，一席话，一杯酒，一下子就缓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紧张沉闷的气氛。

在一般工作上是如此，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周恩来更是如此。

1940年，张国焘在武汉溜走，周恩来再一次发动群众把他找了回来，严肃地对他说：“老张同志，你不要忘记你还是个共产党员，你信仰过共产主义。”“那是过去的事了！”“不，党组织和我个人都等待着你，你过去虽然有缺点，有错误，我们还是殷切希望你改正错误，不能怨天尤人，不能消极悲观，更不能对过去的信仰发生怀疑，动摇……”张国焘横蛮地说：“我现在就很怀疑，动摇。”

周恩来沉思了一会儿，说：“我帮你提三条建议，一、改正错误，为党工作，这是组织和我个人所期望的；二、向党请假，暂时离开工作岗位休息一段时间；三、自动声明脱党，党立即开除你的党籍。”

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说：“第一条不可能实现，后两条可以考虑。”

周恩来痛心地说：“不，老张，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党员，又担任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啊，不能凭一时感情冲动，更不要意气用事，希望你三思而行啊！”

张国焘说：“那就让我们闭门静思两日吧！”周恩来告诉警卫员，“好好照顾，有事随时找我。”

周恩来对张国焘错误行为毫不宽恕，严厉批评。但是，在个人生活上又给予照顾，严宽结合，责爱一体，很好地把批评人与关心人结合起来了。

此后几天，周恩来的心一直揪着，希望张国焘回头是岸！但是最终张国焘置一个共产党人的党性人格不顾，投靠了蒋介石。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报告了党中央，并且和党中央一起对他的行为作出了严肃的处理。

2.坚持原则严厉批评

对原则问题，领导者态度坚决，批评严厉，既可体现领袖的人格威慑力量，又具有很大的刺激和警策力，使批评的影响持久而深远。相反，如果领导者畏首畏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暧昧不明，就必然会挫伤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并失去他们的爱戴；同时，使犯错误的同志也难以痛改前非，而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周恩来很懂得批评人的艺术。

1965年5月间，《人民日报》刊登了刘少奇和陈毅出访印尼等四国归来受到热烈欢迎的照片。

这是《人民日报》社摄影记者自己拍的照片，但发表时又裁去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女同志的形象，并用剪贴的办法移动了欢迎人站立的位置，对于《人民日报》社没采用新华社发的、经过陈毅副总理看过的照片，而且错误百出的做法，周恩来非常生气。

事后批评有关同志说，这件事情不能只从技术上来看，首先要从政治上看。因为这次少奇同志出访四国意义重大，回北京时的欢迎场面是我亲自同中央有关同志商量安排的。去欢迎的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并且特意组织一个“满堂红”的大幅照，以充分体现对这次出访成功的支持。《人民日报》社任意裁去一些民主人士，就违背了这种精神，缺乏政治敏感。《人民日报》社又把特意安排的女同志裁去了，表现出政治观念薄弱，有大男子主义味道。《人民日报》社把原来照片中各人站的位置擅自挪动，甚至把人头像剪下来挪动拼贴。周恩来严厉地指出：“这不是叫人头搬家吗？”这是弄虚作假，“我们党的新闻事业不允许弄虚作假，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实事求是。”

这样严肃地批评人，对于周恩来来说次数不多，但是由于事关原则性，他并不心慈手软，放任错误做法。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这一事件影响巨大。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此事对外绝对保密。当时，我国驻苏大使馆察看现场后，派二秘孙一先回国向总理汇报。同机返回的还有中建的几位同志。总理让符浩到机场去接，符浩把孙一先接到招待所，而让中建公司的贺喜同志回家，嘱咐他绝对保密。

当晚周总理听符浩汇报情况。大家坐定，周恩来问：“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谁？”

符浩回答还有中建公司一位同志，已经回家。没等他说完，周恩来的脸色一下沉下来，双眉猛然一蹙，厉声打断他，问：“你当过兵吗？”

周恩来对符浩非常了解，知道他是行伍出身，诘问一个行伍出身的人“你当过兵吗？”这批评够严厉的了，其分量比“你不应丧失一个‘兵’的警惕性”之类的话更严厉！

现实工作中，一些领导人经常感到批评难，作自我批评也难，怕伤害了感情，影响了关系。有的人实行“多栽花，少栽刺”的原则，使自由主义泛滥，严重腐蚀了党的肌体。其实，出以公心，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批评，不仅不会伤害同志，影响团结，而且还会增进上下级之间为共同目标努力奋斗的革命情谊，真正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学习周恩来为人处事的原则性，就能够使批评有的放矢，行之有效。

3.先严后慈以情感人

周恩来批评人，对人严格要求，不是为批评而批评，批评不是目的，目的只是为了激励人，把工作做好，因此，周恩来非常注意批评的善后工作，“严”“慈”相济，严辅之以慈，并通过慈使严为人所接受，慈融于严中，并通过严使慈人情化，达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批评效果。

1957年4月，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有一项议程，涉及到一机部的工作，但由于一机部部长黄敬缺席，不得不临时停止这项议程。为这事，周恩来当着国务院全体组成人员的面批评会议科的工作不细致。他说，现在我们党正在整风，会议科也要在这次整风中改进工作，提高工作效率。

会议结束后，大家在餐厅吃饭，会议科的同志收拾会场上的文件。周恩来处理完文件之后，最后一个走进餐厅，想等会议科的同志一同吃饭。

由于会议科受到批评，大家都不想吃饭了，就对服务员说。“我们不吃饭了，请总理不要等了。”服务员去后又回来说：“你们快去吧！总理说你们不吃，他也不吃。别让总理久等了。”

于是，会议科三位同志便进了餐厅。只见周恩来一人坐在一张餐桌旁，把他们的饭都盛在碗里等着。他们坐下来一句话未说，光低头吃饭，也不吃菜。周恩来觉察出他们的情绪不对头，便劝说他们不能光吃饭，还要吃菜呀。他一边向他们碗里夹菜，一边问：“你们想不想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

大家一齐说：“当然想。”

周恩来说：“好，你们既然想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为什么吃饭不细嚼慢咽？像你们这样吃法，把胃口吃坏了，还能为人民服务吗？”

当一位同志很快吃完碗里的饭，站起来要走时，周恩来说：“怎么吃这么少？还不如我这个老头吃得多呢！是不是我在会上批评了你们，在生我的气呀！”

另一位同志回答说：“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影响了总理的工作。”

周恩来关切地说：“你们的工作量不轻啊，我经常看到你们加班加点，很晚才休息。最近提到会议上决定的事较多，每周开两三次国务会议，给你们增加了工作量，你们要注意身体。”

几句话说得会议科的三位同志心里热乎乎的。餐桌上沉闷的气氛没有了。

一般说来，人们在听到批评时，总不像听赞扬那样舒服。受到赞扬总令人愉快，会给人一种惬意的感受。而批评会使人有不同的反应，有人会努力奋进，有人会心恢意懒，也有人会恼羞成怒，而领导者在工作中又免不了批评下级的缺点、错误，但如果领导者既善于批评又巧于善后的话，效果就不同了。

周恩来在批评人时，注意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批评方式。如对领导干部和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开诚布公、诚实、坦率的态度，毫不掩饰地直接进行批评。而对一般群众、民主人士他则常常以间接、委婉的批评方式，达到既不伤感情，又能使人改正错误的目的。周恩来批评人，不只痛痛快快批一通就完事，而是在批评完了之后，巧于善后，关心他们，体贴他们，鼓励他们，有什么问题及时解决，这样的批评就达到了目的。

周恩来批评人，总是一方面让人感到一种威严，同时又感到亲切，把关怀之情融于批评之中。因而，虽然是批评，也让人感到温暖，受批评者也能体会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加认真努力，振奋精神！

4.批评教育方式多样

批评是在感情强烈、情绪激动状态下常用的一种谈吐方式，它犹如一剂有强烈刺激作用的药物一样，用之得当，可以治病，用之不妥，可以伤人。因此，批评方法要因人、因事制宜，才能取得好的效果。周恩来批评人是为了达到帮助人的目的，在与下级相处过程中，针对下级的一些错误言行，他开展批评，但是很讲究批评的艺术，体现出了高超的为人处事能力。

周恩来批评人很严厉，对于严重的问题他常常公开进行批评，让下级引以为戒。有个时候，国务院一些部长频繁出国，缺乏周密的准备和明确的目的性，劳民伤财却收效甚微，影响很坏。在一次国务会议上，周恩来公开严厉批评说：“有的部长上任没有几年，出国去的地方比我还要多，但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出国考察要注意实际效果，不要搞形式主义，不要搞无效劳动，造成浪费。”

对这类带倾向性的问题，这种公开严肃的批评，不仅能教育本人，而且能起到“刹风”的作用。在批评下级时，有时周恩来也讲究婉转迂回的批评方法。

在拍摄影片《五朵金花》时，一位白族姑娘歌唱得十分动听，可是外貌并不十分漂亮，导演就只让她配音演唱，而没让她参加演出。周恩来知道这一情况后，没有直接批评导演，而是自己向这位白族姑娘道歉，说不让她参加演出是不妥的。周总理代人道歉的事，传到了这位导演的耳中，使他深为感动，不由深思自省。后来，周恩来见到这位导演时，又十分和蔼地向他指出问题所在。他对导演说：“为什么做工作不从政治上考虑呢？你这样做多伤兄弟民族的自尊心啊！今后一定首先要从政治上考虑。我们不仅要反映少数民族的生活，同时还有责任为少数民族培养他们自己的演员。”

周恩来代人道歉，实际上是对这位导演的批评，不仅使那位白族姑娘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少数民族的无比关怀，而且对那位导演也是一次深刻的教育，使他体会到了周恩来处理问题的周到细致和真正关心人的诚意，收到了直接批评所不能收到的效果。

批评同志不能以势压人，应该以理服人，把道理讲深讲透，做到使人心服口服。周恩来批评人，注重以理服人。1954年4月，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日内瓦会议。举行首次新闻发布会时，台湾国民党中央社驻巴黎记者王家松要求参加，被负责新闻工作的熊向晖同志拒绝了。

事后，熊向晖报告周恩来并建议追回王家松的记者证，说中央社是台湾的官方机构，要警惕他在这里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周恩来听了蹙了蹙眉头，思考一下，觉得他这种看法和作法欠妥，于是向他耐心地说明了以下道理：第一，蒋介石的基本政策也是坚持一个中国，但他所坚持的只是一个“中华民国”。第二，美国顽固派支持蒋介石，一直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现在怎么样？瑞士早就同我们建交，杜勒斯不得不同我们一起开会，这里哪有“两个中国”的影子。第三，蒋介石集团派中央社记者来日内瓦，是因为对这次会议很不安，是为了便于实地观察，不是为了制造“两个中国”的假象。因此，把人家拒之门外，准备让“新闻之家”收回他的记者证，于情于理不合。熊向晖听后，觉得周总理说理充分有力，当即认错，并检讨了自己不经请示就把人家拒之门外，这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

在与下级相处过程中，对干部队伍中某些带倾向性的问题，周恩来除了从口头上进行批评教育外，特别重视自己做出表率。正人先正己，“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以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带动别人，实际上也是对越轨行为的无声批评，其效应是正面批评无法代替的。

周恩来要求干部廉洁奉公，首先是从自身做起的。他历来公私公明，不搞特殊化，不揩公家的油，不收受礼物。他经常到各地视察工作，不住高级宾馆，不准迎送，更反对前呼后拥，特殊款待。

有一次到沈阳，省、市负责人安排他住当时最高级的北陵休养所，他坚持要住辽宁大厦，并且点名要吃高粱米干饭和玉米面饼、玉米碴子粥，给他加两个菜也不同意。到鞍山视察时，正好建成一座比较高级的房子。鞍山的同志们想让总理作为第一位客人，住这所房子。周恩来不仅不同意住，反而严肃地批评说：“现在是困难时期，我不能为你们开张，应该关闭。”从此别的领导人也就不好意思去住了。直到人民生活条件普遍改善后，这座高级房子才开始启用。

在三年困难时期，青海省省政府从青海湖里捕捞了一些鱼，派车专程送到国务院。周恩来知道后，专门给青海省政府打了电话，对这件事提出批评。他又考虑到如果把鱼退回青海，路途往返多日，鱼会变质，便指示后勤部门把鱼买下送给幼儿园的小朋友改善伙食。

周恩来清正廉洁的作风是一贯的，时时事事体现在他的行动中，并为广大干部做出了榜样，同时也是对那些公私不分、揩公家油的不正之风的有力鞭挞，达到了教育下级的目的。

在与下级相处过程中，由于周恩来讲究批评的艺术，往往取得了很好的教育下级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