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心爱护
领导者尊重、爱护下级,是处理下级关系的重要方法。作为领导者,只有关心、爱护下级,处处体察下级,帮助下级进步,才能使下级感到组织上的关怀和温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投身到事业中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关心爱护下级,“一枝一叶总关情”,以情动人,感情投资是善于为人处事的体现。领导者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影响上下级之间情感的交流。在与下级相处过程中,周恩来对上级在政治上关心,在工作上帮助,在生活上照顾,在组织上关怀,巧于协调,缔造了上下级间深厚的感情,部下对他无比感激,产生“受人滴水,报之涌泉”的感激之情,产生奋发向上的工作激情。
1.政治上关心
每个人都有求进步向上的欲望,政治上对下级的关心,是最大的关心,在政治上对人的爱护,是最大的爱护。作为领导者,关心爱护下级,首先就要从政治思想上关心他们的成长和进步,保证下属在政治思想上坚定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而不误入歧途。
在政治上关心下级,是周恩来处理上下级关系的重要方法,也是他促进与下级感情,建立融洽关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程砚秋是京剧“程派”艺术的创立者,抗日战争期间,他保持民族气节,拒绝为日伪演出。新中国建立后,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在党的关怀下,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思想上也有进步。但程砚秋总觉得不满足。周恩来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点。
1956年冬,从莫斯科回国途中,周恩来碰巧遇见程砚秋,周恩来及时地向他提出:“你怎么不写入党申请书?”
程砚秋见周恩来提到了自己想提又不敢提的问题,既兴奋又惭愧地说:“……我缺点太多,不够资格,旧社会养成的个人奋斗,嫉恶如仇,容易得罪人,加上生活散漫……”
周恩来笑着鼓励他:“缺点是可以克服的嘛,你在抗战时期的表现,还有你在建国后思想上的进步,党组织都是了解的嘛。”
接着,周恩来一一指出程砚秋的进步表现,有的细小进步连程砚秋自己都没有在意。他受到了很大鼓舞。但是,程砚秋又犯难了,没有介绍人呐,周恩来当即表示:“我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在这之后,周恩来不止一次到他家里,与其促膝长谈,启发和提高他的觉悟。最后在他的入党志愿书上,周恩来认真地填写了自己的意见和希望,并亲笔给程砚秋写了信,鼓励他努力学习与工农群众结合,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
钱正英30年代末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土木工程系,40年代初参加革命,并在解放区做水利工作。1952年,钱正英担任水利部副部长,时年29岁,是年轻的人民共和国中最年轻的女副部长之一。1968年6月19日,周恩来向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介绍钱正英时说:“她原是大学生,学工程,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到了解放区后逐步参加水利工作,很快当了副部长,女同志当副部长不容易。不能骄傲。”
钱正英既是新中国水利部的领导又是党内的水利专家,周恩来对钱正英的要求是严格的,总是包含着对她政治的护爱。
1958年,全国出现了大办水利的高潮。由于急于求成和瞎指挥,有些水利工程建设没有严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水电部也不敢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一次,一个大的水电工地发生了事故,周恩来把钱正英找去,严肃地说:“你是个共产党员,应当做到又红又专,遇到这种情况,别人不敢讲话,你应当讲话”。1959年10月,全国水利会议上,水电部曾设想提出在3年内基本解决水旱灾害的口号。当钱正英等拿着文件草稿向周恩来汇报时,周恩来哈哈大笑说:“3年内要基本解决水旱灾害?太积极了一点”。在周恩来的批评与说服下,水电部修改了这个口号。建国10周年时,水电部在密云水库附近大兴土木,修建了一座水利展览馆。有位领导到水库参观,发现了这件事并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把钱正英叫去,询问有没有这回事。钱正英回答确有其事,并准备接受总理一顿狠狠的批评,没想到周恩来只是摇摇头,仅仅说了一句话:“没想到你会做这件事。”这句微带失望和痛心的话震撼着钱正英的心,不但激励着钱正英去改正错误,而且激励着钱正英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1960年5月的一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大厅召开会议。院子里停放着许多小轿车,司机和警卫人员三人一群,五人一伙,有的下象棋,有的打扑克。这种情景被因参加外事活动而来晚了的周恩来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散会后,周恩来把张文健找来,对他说:“中央负责同志都很忙,我也很忙,未能及时过问你们的学习。你看刚才那情况,负责同志在里边开会,你们在外面玩耍,这很不协调嘛!毛主席那么大年纪还在学习英文,你们还年轻,为什么不抓紧时间学习呢?从今天起,中央在中南海开会时,你就负责组织司机和警卫人员学习,你不在时要指定别人代为组织。这是给你的一个任务,你要把这件事办好。”稍加停顿,周恩来又接着说:“你们都是在中央负责同志身边工作的,对你们要求严格,要防止‘灯下黑’。如果领导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犯了错误,那影响就大啦!当然,学习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或少犯错误,更主要的是使自己得到进步,学到更多的本领为党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你们这样做了,起个带头作用,在外面也会产生好的影响。”
从那以后,每逢中央在中南海开会,司机和警卫人员就组织起来学政治、学文化、学习专业知识。
在政治上关心下级,有利于促进下级的政治进步,使他们学跟党走,为党的事业奋斗。周恩来同时也获得了下级的拥戴。
2.工作上帮助
领导者对下级的关心还表现在工作上的帮助。工作中尊重下级的自主权,既交代任务、大胆使用,又传授方法,悉心帮助提高,使下级感到既有压力,又有动力,这样才能赢得下级的持久的支持和拥护。周恩来就是这样一位领导。
1934年,一位新调到苏区中央局妇女部工作的工农干部,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而忐忑不安,每逢开会,轮到她讲话,就心情紧张。特别是开大会,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就心慌得连想好的话也全忘了。
看到这些,周恩来便给她打气:“不要紧张,你先喝口水,讲话就不怕了。”周恩来还向她传授讲话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耐心帮助她提高。
这位干部慢慢克服了紧张的心理,能轻松自如地讲话了。
周恩来认为,关心下级的工作,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一种耐心细致的工作,领导者不仅要帮助下级提高工作能力,还要善于体谅下级工作的难处;适时为他们加油鼓气,排忧解难。这是上级关心下级工作的难点,是更高层次的关心。只有克服这一难点,才能使上下级拧成一股绳。因此,他很注重在工作上帮助下级干部。
长征时,李坚真在野战医院干部连当指导员。干部连有好几位年迈的老同志,有负伤的老干部,还有一部分女同志,而当时生活条件又非常艰苦,有时全靠野菜、树皮和草根充饥!伤病员又没有药,有时连水都喝不上。同志们互相帮助,顽强前进。但也有个别伤病员不免向指导员发点脾气,后面的部队也嫌干部连走得太慢而有意见,李坚真一气之下,提出不干指导员了。
周恩来知道后,对干部连的同志说:“李坚真是女同志,能这样做就很不错了,你们应当体谅她、支持她,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以后他又恳切地对李坚真说:“怎么你不想干了?是啊,是有不少困难啊!困难是暂时的,有缺点,改嘛,改了不就好啦!身体怎么样?要好好干啊!”
在周恩来的关心、鼓励下,李坚真又回到了干部连……
在实际工作中,当人遇到困难时,如果作为领导者,能关心他,体察他的困难,鼓励他克服困难,给他一把推力,那么下级就必然精神抖擞,做好工作;反过来,如果不体谅他的难处,横蛮指责的话,只能彻底泄了他的气,使下级不仅不能克服目前的困难,甚至振作不起来。周恩来熟喑这一奥秘,在工作中他体察下级,常为他们开脱工作的失误,达到帮助他们的目的。
1972年,在周恩来举办的一个中日招待会上,翻译因忙了一个通宵,头脑已经木然,在翻译时漏译了一段“中国人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贯彻执行了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才使日中两国人民梦寐以求的邦交正常化得以开花结果”的上半句。
坐在旁边的一位“领导”一听,马上对周恩来说:“这可是个政治错误啊……”
翻译吓了一身冷汗,立即向周恩来诚惶诚恐地表示再也不出类似错误。周恩来只是默默地点点头,然后把脸转向那位“领导”,十分激动地说:“什么政治错误,我看这不是政治错误,而是肚子抗议。招待会即将结束,我们大家都吃饱喝足,唯有他——这个当翻译的,像走马灯似的忙上忙下,到现在还没有动过筷子,滴水未进……”
听了这话,翻译百感交集。
试想,如果周恩来也认为这位翻译的失误是“政治错误”的话,这位翻译的一辈子也就完了。然而,周恩来十分体谅他。这种体谅,成为鞭策这位翻译认真工作的动力。
3.生活上照顾
在生活上关心照顾人,既可以加深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可以使下级感到上级领导的平易近人和关心爱护,从而忠心耿耿地为领导效力,把各项工作做好。
1935年1月中旬,一个雨后的拂晓,红军行军到贵州省桐梓县松坎镇。忽然从路旁树林里传来了呻吟声,周恩来立即停了下来,向树林里走去。
原来是个负了重伤的红军战士,浑身污泥,躺在树下,周恩来蹲下去,摸摸他的头,叫警卫员拿出仅有的一杯水,慢慢地亲自喂他喝。周恩来又轻轻地抚摸着他的伤处,问他疼不疼,能不能走。那伤员坚强地说:“能走。”
可怎么也站不起来,周恩来急忙按住他说:“你伤势过重,怎么还能走呢?”
他搀着伤员,叫警卫员把总部给自己准备的担架抬来,把伤员扶上去,又把一条毛毯盖在伤员身上。他的动作是那么轻,就像一位爱护儿女的慈母一样。
伤员激动得流着泪,说不出话。担架要走了,他抹了一把泪,拼尽力气大声说:“首长,我伤好以后,我一定要杀敌人,来报答首长对我的关怀!”
周恩来亲切地挥挥手,目送他走了。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周恩来对于革命队伍中的每一个人,无论职位高低,他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战争年代,他在行军途中给警卫员挑脚上磨起的水泡;在和平时期,他给在雷雨中站岗值勤的战士送雨衣;在战争年代,他曾亲自为生病的普通战士连夜请医抓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也曾为革命功臣、知识分子问病求医;在战争年代,当敌机的炸弹扔过来时,周恩来曾几次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青年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怕受牵连,捎信给被打成文艺黑线上的知识分子们尽力保护他们;在战争年代,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把自己仅存的一点青稞面全部分给大家泡水充饥驱寒。建国后,在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把自己的30斤粮食定量,减为20斤,挤出10斤给年轻的警卫战士吃。
这是怎样的情和爱!情是动力,它能激起人们无限的力量;情是火焰,它能溶化任何钢铁;情是纽带,它能联结人们的颗颗挚心,达到心灵的共鸣!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只要有机会,周恩来就尽一切努力和可能帮助下级端正学习的态度,并手把手地教他们识字、学文化。
警卫副官邱南章没读几天书,并且觉得写文章、搞科学,都是知识分子的事,自己会拿枪打仗就行了。周恩来知道后,耐心地告诉他为什么要读书,读书在战争年代有什么意义,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时期又有什么意义,苦口婆心讲得邱南章豁然开朗。从此,邱南章带领警卫班的战士们,一有空就认真实习,并坚持练习写日记。周恩来很支持他们的学习,经常检查他们的学习情况,鼓励他们,还亲自教授。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范金标、陈友才、丁振愈、曾祺祥、魏国禄等都跟周恩来学过文化,说周恩来是他们的好老师。
周恩来正是用他那颗挚爱的心,用他那满腔的情铸就了他和下级之间的情谊。
4.组织上关心
每个人都离不开组织,组织上的关心帮助是一个人最大的心理需要,也是他们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领导关心帮助下级,对他进行培养和照顾是建立和谐下级之间紧密关系的有效方法之一,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很注重在组织上关心人。
1944年初的一天,周恩来正在和一位年轻的人长谈。这位年轻人就是1938年在上海医学院时入党、1942年毕业不久来到重庆参加革命的计苏华。有一天,周恩来拍着计苏华的肩膀问道:“你想出国留学吗?比如去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你想过吗?”
“不。”计苏华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他用坚决的口气回答说,现在国家处在危亡之际,热血青年绝不逃避斗争去外国镀金,再说,那些国家都是帝国主义、反动派。
周恩来笑起来:“小同志啊,你讲得很好,很对!当前,我们就是要集中全部力量去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可是你想过没有,等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垮的时候,我们国家是要建设社会主义的。那么人才呢?各种专家在哪儿呢?那时候再培养来得及吗?你以为出国留学不光彩吗?那只是阔少爷们镀金的勾当吗?不是,共产党不仅需要政治家,也需要自己的科学家、专家,而且从现在起就需要注意培养。”
接着,周恩来指示计苏华:要联络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的理、工、农、医科大学生,争取机会,出国学习科学,掌握科学,回国后,可以做上层人士工作。也可以到边区发挥才干。也许有人出去了,一时不肯回来,那也不要紧。水归大海,叶落归根。只要我们工作做得好,他们是会回来的。最后,他满怀希望地说:“这样做,十年后,我们国家将会有多少专家回来建设啊!”
1947年7月,计苏华带着党和周恩来的重托,踏上轮船,向万里波涛的太平洋彼岸驶去。计苏华在美国期间,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把分散在美国各地的党内同志和爱国者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进步团体——“建社”,周恩来一直关注着这批人才的成长。
培育人才,使下级得到不断提高,这是一种更深层更广泛的关心。周恩来在组织上培养人,也注重在组织上关心人帮助人。末代皇帝溥杰与嵯峨浩的婚姻完全是关东军为政治需要而捏合的。但是,从1945年到1960年溥杰在押的漫长的十五年中,这位痴情的东方女子一直抵挡着外界的各种压力,苦苦等待,表现出对爱情的坚贞和人品的高尚。溥杰特赦后,由于溥仪自责自疚的心理,坚决反对溥杰再与她团聚。但是,在爱新觉罗的“家族会议”上,大家表示要接纳嵯峨浩,并恳求周恩来帮忙。周恩来十分关心此事,他特意委托到日本访问的许广平亲自拜访嵯峨浩一家,并做了妥善安排。不久,在1961年除夕宴请溥仪一家的聚会上,他高兴地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根据大家上次讨论的意见,有关方面已经正式批准嵯峨浩前来中国定居。不久就要来了。她不是敌人,也希望大家不要把她当成外人,要以亲属相待,她仍旧是咱中国爱新觉罗家的儿媳妇嘛!”
溥杰听罢,激动万分,他满眶泪水,十分谦恭地站起身说道:“谢谢总理的关怀!”心里在说:“总理啊,你真是我永生永世、永远不忘的大恩人啊!”作为领导者对下级人员进行组织上的培养和爱护,不但可以激发和调动下级成员的工作积极性,而且也有利于领导与下级增进感情关系和睦,使工作朝气蓬勃,奋发向上。
5.充当中间人 巧妙协调
人与人相处总有矛盾产生,因此,人际关系需要不断地协调理顺。所以,领导者除了会出主意、用人外,还要善于协调和理顺各种关系。周恩来在为人处事中非常善于协调人际关系,尤其是下级之间的关系,他高超的协调艺术能使倔强的人互相妥协,使心存芥蒂的冤家握手言和,成为好友。
郭沫若曾写作的抗日战争回忆录《洪波曲》,在该书第15章“长沙大火”中,他将当时火烧长沙的责任推给当时的湖南省主席张治中,说他“贪图功名,梦想建奇功而青史留名”。
1958年《洪波曲》再版,此时,张治中已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他看了《洪波曲》“长沙大火”一章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郭沫若故意歪曲事实,进行人身攻击。他本想找当年熟知“长沙大火”的周恩来去评理,但最后直接给郭沫若写了一封信。
在给郭沫若的信中,张治中叙述了这场大火的原委,指出是蒋介石“焦土政策”的电令所致,自己当然也有责任,但是是被动的,而且多年来一直为此而深感内疚。信中,张治中认为郭沫若不分谁主谁从,“冤枉人也未免太过分了!”信中还写道:“你这位久负盛名的有权威的作家”如果作品失真将影响其价值,另外,“你与我在政府中共事已10年之久,如果我是你文章中所描写的那种人,你认为合适么?”
周恩来知道后,对他们的纠葛十分关心,他立即派人走访、调查、核实原刊、原书,掌握了确凿的第一手材料后,便出面调解。
周恩来认为,郭老对“长沙大火”的起因分析有失误之处,请他“将个别字句、段落改一改”;同时也指出,张治中的信,“措辞也太厉害了”。
由于周恩来循循善诱,向双方做了一些解释,使郭沫若和张治中之间顿释前怨,和好如初。
周恩来不仅善于协调下级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作为中间人还善于协调下级与其他上级之间的关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发生所谓的“二月逆流”时,毛泽东把“三老四帅”叫到跟前,严厉地指责他们是“搞突然袭击”,是“联合起来向中央文革发难,向中央发难”。这使老帅们很受委屈。
怎样协调毛泽东和“三老四帅”的紧张关系,做到既不触怒毛泽东,又不让“三老四帅”在这场冲突中遭受灭顶之灾呢?周恩来采取了“解铃还需系铃人”的办法。
一方面,他苦口婆心地劝导“三老四帅”急流勇退,主动地检讨认错,并亲自召开政治局会议让他们作自我批评。另一方面,他又向毛泽东汇报“三老四帅”认真检讨的情况,争取得到毛泽东的谅解。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他们都认识到怀仁堂的发言是错误的,感到对不起毛主席,是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理解,认识不清楚,对主席的战略部署跟得不紧,还有些居功骄傲,对自己的战友被打倒,想不通,不满……”
同时,周恩来顺便又把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调兵遣将的严峻态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终于使毛泽东改变了对老帅们的态度。随后,毛泽东又亲自召见了“三老四帅”,并同意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出席这一年的“五一”节联欢晚会。
在“文化大革命”中,正是由于周恩来高超的协调艺术,才使毛泽东一些错误决策的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也使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免遭灭顶之灾。
在为人处事中,一个人不可能超然脱解,与他人隔离开来,协调他人矛盾时应该讲究协调的艺术,尤其要学习周恩来协调有方的处事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