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工作

我的田野工作，从某种角度来说，是边“耍”边进行。四川话“耍”就是玩，玩得任性且高兴。那些年每到暑期（有时也在寒假期间）我与两三羌族朋友就背起背包，一起往各个沟中走，翻山、越梁、上寨子。在村寨里，我们的活动很轻松愉快；到处串门子、喝酒、聊天（四川话说摆条），没有严肃的学术话语。除了几个后来愈来愈熟的地方（松潘埃溪沟、茂县永和沟、北川内外沟），我们在寨子里一般只停留约4—6天，然后转到邻近寨子或另一条沟。我与寨子里主人家的闲聊，经常是由庄稼、牛羊到本地年节习俗，无所不谈。大约进行了两年后，一些田野方法及该探问的重要主题逐渐有了聚焦。通常到了一个寨子，首先我会故意卖弄自己在邻近村寨听得的本地知识，让主人惊讶地表示“喔，你都晓得的嘛”。然后随着聊天主题的开展，当主人说“这个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此时我便认真追问及思考这些“不一样”之处。

如此经常移动于多点之间的田野调查方法，我并非得于当时在人类学界已有实例的多点田野（multi-sites fieldwork），而是受到口述历史中一个简单概念的启发：历史有多元的声音（history has many voices）。以及得于社会记忆研究中的一基本法则：个人记忆深受其社会身份认同影响（we are what we remember）。也因此，我不仅移动于不同的田野点，在同一村寨中，我的采访也移动于不同世代、性别、教育、职业等背景的个别村民之间。

从田野一开始，我便在访谈间尽可能地进行录音。这是受到当时吸引我的几个学术传统——口述历史、社会记忆与族群认同——之影响。这三个学术传统，概括分别属于历史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这也是我的一种研究倾向：我紧紧跟随、探究的并非某一学科范准或其中的某些理论，而是某一议题及其衍生的问题，因此从不回避跨越学科藩篱。我的田野录音刚开始很随意，并无特定主题。后来，弟兄祖先历史、毒药猫故事、山神信仰以及大禹、周仓等本地英雄祖先记忆等等，成为我访谈录音的主题。在田野中发掘有意义的问题，然后针对它们搜集资料，这是很花时间但十分重要的工作。如何让受访人同意录音，并对录音毫无戒心，这对从事质性访谈的田野工作者是一难题。我克服此难题时用了一点小心机。通常我先拿出笔记本与笔，逐字逐句记录村民说的话，为此不停打断他们的陈述，要他们一再重说。等到村民对于故事说不下去而感到有些不耐烦时，我再提出录音请求，通常这时他们会欣然同意。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录的主要都是神话传说与历史，而非“当前”较敏感的人际关系等议题。

对人们的口述记忆作录音，相对于凭着调查者之听闻、回忆及文字表述可能产生的误差，自然可以增加信息的可信度。然而更重要的是，录音以及事后将它们转为文字，让口述记忆成为一种可供细腻分析的文本。它们与本地社会情境相对应；如我在本书中经常引用的“弟兄祖先历史”口述文本，它们与村寨社会中各人群彼此合作、区分及对抗的人类生态情境相对应。如此，我们对一社会的了解不仅是依赖“深度参与观察”（deep participant observation）所得之经验与记忆（传统人类学的田野方法），而是另有文本可资参照。更具意义的是，当我们在比较各地所述的同一神话故事或历史时，文本中的细微差异常反映地域间的社会情境差异——这是我在多点田野中的体悟。

由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多点田野也是对“典范”的反思。人们常为典范概念所拘；以民族研究来说，典范的民族、社会与文化，都经常成为人们心中牢不可破的知识概念。当我最初进入羌族地区做调查研究时，情况便是如此；包围我的各方信息是，哪些是羌族的特色文化，哪儿的羌族文化最正宗，哪儿的羌族传统社会保存最好，以及哪些人最懂得羌族文化。如果接受这些意见，那么我可能选择一“典范的”（标准的）羌族村寨，进行一两年人类学家称为“蹲点”的参与观察，本地耆老也无疑是我最佳的访谈对象。然而，各地羌族的多元性让我很快便深深体会到前述“历史有多元的声音”之说。因此我不只在多个田野地点之间转移，在同一田野点的寨子里，我的访谈对象也转移于不同性别、世代、教育与政治权力背景的个人之间。同时，我的田野也在当代社会与历史文献间转移。后者便是“在文献中做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提及“羌”的战国或汉代文献，可被视为文献作者关于“羌”的社会记忆，借着分析这些文本，我们可以了解与之对应的古代社会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