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盘散沙”到人民民主

众所周知，过去百来年中，中国尝试了几乎所有主要的西方民主形式。辛亥革命前后，我们尝试过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所谓宪政，但结果都失败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效仿西方议会民主，建国会，立政党，一下子冒出300来个政党、团体，国民党曾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过压倒多数的选票，国民党领袖宋教仁信心满满准备组阁，结果1913年在上海遇刺身亡。现在已有不少学者对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生态进行了研究，发现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都是忙于“党争”的政党，找不到一个真正为全国老百姓谋利益的政党。宋教仁遇刺后，等待中国的是更大的混乱，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而每个军阀后面，都有某个西方国家的支持，结果是中国人相互厮杀，战乱不已，生灵涂炭。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民主。这是一种认真的探索：如何在一个超大型的国家里，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做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代表，得到反映，得到维护，得到推动，做到真正的良政善治。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的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和教训。成功的经验是，我们建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统一战线制度等，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些政治制度的价值越来越得到体现和承认。但我们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挫折，当时想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形式，来实现大民主，但结果出现了很多混乱，许多地方几近失控。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又进行了大量的有益探索，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3)。所谓更高，就是要能够真正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所谓切实，就是要给人民带来真正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获得感”，而不能成为政客的“清谈俱乐部”，那是国人痛恨的“空谈误国”。

过去很长时间内，中国人被认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窝里斗”，这和中国人口多、人均资源较少有关。鸦片战争后一次又一次巨额战争赔款，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等，导致中国的经济更加凋敝，民生更加艰难，人均占有资源更少。此外，中国广大农村历来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分散、孤立、封闭，多数农民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田”，社会自组织能力极端匮乏。虽然儒家提倡“家国情怀”，但中国当时缺少把“家”与“国”联系起来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这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使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举步维艰，根本抵挡不住西方列强发动的一场又一场战争，最终整个国家陷入了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

毛主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4)中国的仁人志士一下子看到，马克思主义可以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走上政治舞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说，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人民主体。我们今天讲“不忘初心”，我们的“初心”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归根结底是要让中国绝大多数人受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年代首先就是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1925年，毛主席在他32岁的时候，为当时一份叫《政治周报》的杂志撰写了发刊词，他写道：“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6)请注意毛主席把“实现人民的统治”，与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走向富裕放在一起，我想这可能就是“人民民主”这一表述最早的版本之一。

仁人志士在探索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时虽道有不同，但可以说有一个共识，即中国首先需要把人民组织起来，解决“一盘散沙”的问题，这样才能使中国获得民族独立，使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主要还是一个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政党。1924年开始国共合作，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走上层精英路线，只注意同国民党的合作；另一种是只注意工人运动，忘记了农民。毛主席的过人之处在于，他通过大量的实地考察，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跳动的脉搏。在湖南农村做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后，他于1927年初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指出了农民是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中国工人运动最伟大的同盟军。毛主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依靠和发动工农群众的思路，这就是他后来反复论述的两个观点：“组织起来”和“群众路线”。这两点构成了“人民民主”的核心内容。

通过实行群众路线，组织农会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共产党把中国最基层的民众组织起来了，解决了这个长期困扰中国的“一盘散沙”问题，解决了推翻“旧社会三座大山”的最大动力的问题，也为中国成为现代国家，实现后来被历史学家黄仁宇称为现代国家必备能力的“数目字管理”奠定了基础，为人民民主体制下的高效治理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成立前，当中国还处在“一盘散沙”状态的时候，4 000多人组成的英国舰队就可以打败拥有4亿人口的大清帝国，逼中国签下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但当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之后，一穷二白的中国就可以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可以成建制地击溃武装到牙齿的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从保家卫国到民族复兴，被组织起来的人民拥有让世界震撼的力量，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短短70来年，中国综合国力全面跃升，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至2014年，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7)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毛主席还创造性地把群众路线扩展为“统一战线”理论。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的1935年底，毛主席分析了国内外时局的变化，提出中国共产党不再提建立“工农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人民共和国”。他说，“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8)毛主席还把群众路线与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结合了起来，使群众路线成为中国走向成功的方法论，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组织和决策程序。当然在探索人民民主的过程中，我们也走过弯路，特别是上世纪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踢开党委闹革命”等，社会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斗群众现象，最后不得不依靠“军管”来恢复社会秩序。

理解了这个大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今天对“人民民主”三位一体的完整表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更具体地说，人民当家作主是目的，这个目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化，而“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是实现这个目的的“双重保险”。

第一重保险：党的领导。这意味着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走群众路线，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共识，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目的得到落实。确保党的领导是为了防止出现民粹主义、金钱政治、民族分裂和西方推动的颜色革命。如果没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统筹这一切，那么这其中任何一项，都可能使人民当家作主化为乌有。

有人说，不需要任何组织来领导，我们可以自己实现当家作主。我说，你太天真了。中国的人口规模相当于100个普通欧洲国家的人口之和，没有组织领导，怎么自己当家作主？搞选举要有人来组织，谁来组织？突然有1 000个人要来竞选，谁来负责甄别候选人？1 000人的名单如何压缩？从程序设计到具体操作，这个过程引起的争议谁来解决？整个选举过程中，如何防止金钱的侵蚀？如何防止家族势力的干涉？如何防止黑社会的卷入？还有如何防止西方势力的渗透，如何防止他们通过互联网煽动对抗，制造颜色革命？等等。世界上这样的情况还少吗？从埃及到叙利亚到苏联不都是这样吗？这已经造成了多少人间悲剧？2019年发生在香港的“修例风波”不也是这样吗？一个人口只有700多万人的发达经济体说乱就乱了，这个教训还不深刻吗？

如果没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领导民主建设，那么这个领导力量最大的可能就是落在资本手里，而且是西方的资本力量手里，那就不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而是西方资本力量当家作主。资本力量可以呼风唤雨，随时扶持1 000个非政府组织，随时炮制1万条假新闻，搞得天下大乱，目的就是把你们国家和百姓的财富洗劫一空，这是多少国家所经历过的悲剧。

第二重保险：依法治国。这意味着通过法律和制度来落实和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政治参与要依法有序进行，否则就会出现上面讲的资本力量主导的局面，最后天下大乱。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宪法是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护身符。

大家知道，西方议会民主源于13世纪英国《大宪章》对贵族私有财产的保护，所以西方民主的基因一直是富人政治，迄今没有改变。作为比较，我们可以看看我国宪法关于中国经济制度和财产制度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顺着这个思路，我们来比较一下苏联与中国走过的路，看看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这“双重保险”对于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意义。

在西方势力的鼓动下，1990年2月，苏联决定修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第六条，放弃了共产党的领导，随之而来的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公有制；1991年7月，苏联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这之后不到半年，也就是1991年12月25日，苏联便寿终正寝，国家解体，而苏联最广大的人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此时的苏联人民，任何“保险”也没有，既没有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也没有任何法律来阻止西方势力和俄罗斯寡头势力对国家财产和百姓财富的疯狂掠夺，这其中包括百姓的养老金和储蓄。卢布说贬值就贬值1 000倍，银行说倒闭就彻底倒闭，百姓几十年积累的血汗钱灰飞烟灭。当时俄罗斯媒体早被亲西方的资本力量掌控，先是全面鼓吹私有化，然后是全面唱衰俄罗斯经济，制造极度的社会恐慌。普通百姓最可怜，他们争先恐后出售自己私有化期间得到的股票和债券，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寡头乘机以最便宜的价格统统买进，从而轻而易举地把苏联人民70年积累的财富洗劫一空，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财富浩劫。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全面失序，失业率、犯罪率急剧上升，非正常死亡剧增。俄罗斯朋友对我说，本来以为俄罗斯要成为北欧，没想到成了非洲。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我们通过“双重保险”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确保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最大化。党作为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通过民主集中制进行中长期规划和理性决策，推动整个国家以趋利避害的方式融入全球化，使中国绝大多数百姓最终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短短数十年，中国一跃变成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依购买力平价计算），消除了世界人数最多的贫困，创造了世界规模最大的中产阶层和有产阶层，向世界输出了最多的游客，现在又进入世界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第一方阵。我们依法治国，我们宪法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规定，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规定，关于保护公有财产也保护私有财产的规定等，都使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和财产权得到了最有效的保障，有效制止了全面私有化的企图，有效防止了中国百姓的财富被西方资本力量洗劫一空的悲剧。可以说，在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双重保险”下，中国人民不仅实现了自己国家的全面崛起，而且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实现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最大化。

在“双重保险”的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既有程序民主的一面，又有实质民主的一面。我曾经和美国学者辩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比较中美两国的民主制度，在程序民主方面，中美双方都有很大的改进余地，但在实质民主方面，中国做得比美国好，好很多。

美国学者说，你们人民代表的选举不民主，美国的选举才叫民主。我说，我们人民代表的选举确实可以改进，但是对于美国的选举，我们从大数据来看，美国现在大选的参选率为55%左右，当选率为52%左右，也就是说，100个选民中，只有55人参加选举，你得了55票中的52%的票，也就是20多票，便能当选，这也能叫民主？(9)从中国人的角度看，这是笑话。他说，这就是民主，因为程序正确。我说，这个程序是你们自己制定的。我建议他查一查美国盖洛普公司过去十年的民调，看看美国国会在美国公众中的支持率：几乎从未超过20%。(10)当民主质量下降到这样一种水平，还要说这是个好制度，还要向全世界推销，何以服人？这种制度应该更多是反省的对象，而不可能是学习的榜样。

再来看看中美两国实质民主的比较。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标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事情，就是老百姓关心的事情。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技术时代和大数据时代，要了解老百姓关心什么问题并不困难。中国通过大量调查研究，包括许多民调，来了解民众最关心的问题，然后各级人大就讨论这些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以过去十来年为例，中国的人大密集讨论过三农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医疗改革问题、养老问题、生态文明问题，等等。针对这些民众真正关心的问题，提出各种对策，反映到政府工作报告和各种法律文件中。这就叫实质民主，美国能做到吗？美国国会讨论的议题大都还是通过利益集团和游说组织设置的。美国能不能把华盛顿K街上的数千家游说公司统统废掉呢？美国的国会能不能像中国人大那样，直接讨论多数老百姓最关心的那些问题呢？比方说他们关心自己的实际收入40来年（从1974年到2014年）没有增长(11)，他们关心美国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他们关心社会治安恶化的问题，他们关心控枪的问题，等等。如果美国国会连讨论这些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都做不到，怎么好意思称自己是民主国家呢？中国这些年进步快，美国退步也快，便与两国实质民主的质量不同有关。看一看2019年益普索（Ipsos）公司所做的跨国民调，91%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满意，美国是41%。(12)我想它反映出来的就是实质民主质量上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