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张志沂：清末遗少的浮世梦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

——张爱玲《私语》

张志沂跟他的父亲张佩纶一样，也是七岁丧父。但是，他却没能像他的父亲一样，靠读书平步青云，反而一生笼罩在祖辈的阴影中。

张志沂由母亲李菊藕一手带大，从小饱读诗书，将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可偏偏生不逢时，科举制度一朝被废，空有满腔学问，却无用武之地。

张爱玲一提起父亲的背书之举，便“觉得辛酸，因为毫无用处”。

张志沂16岁那年，母亲李菊藕因病去世，他和妹妹只好投奔同父异母的哥哥张志潜，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这段生活并不如意，哥哥张志潜比张志沂大28岁，始终秉持着旧式家长的威严，平时不苟言笑，对弟弟和妹妹管教甚严。

另外，张志潜一家生活过于简朴，他们用的是早已过时的取暖器，只有亮光，没有热气；他们家的车子也经常抛锚，但仍舍不得换新的。

在《小团圆》中，张爱玲曾借蕊秋之语调侃道：“那时候你大妈当家，连肥皂都省，韩妈胆子小，都怕死了，也不敢去要。洗的被窝枕头都有唾沫臭。还要我拿出钱来去买，拿出钱来添小锅菜，不然都不能吃。”

张志沂对此颇有不满，但不满归不满，该忍还是得忍，只能独自消化满腹委屈。

作为一介书生，张志沂既无经商之才，亦无从政之愿。何况，他手不能提，肩不能扛，除了读书，别无长物。幸好，祖上遗产颇丰，足够他安度余生。

19岁时，张志沂与黄逸梵成婚，两人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军门小姐，郎才女貌，成为轰动一时的金童玉女。

婚后，他们继续住在哥哥家里。可是，两家人同住一个屋檐下，进进出出难免有些拘谨。一旦哥嫂管教得严厉了，黄逸梵就使出撒手锏：回娘家去散心。

随着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的出生，日子愈发局促。

为了挣脱这种受人约束的生活，张志沂托在北洋政府做交通部总长的张志潭帮忙，在天津谋了份差事，并以此为由头，举家迁往天津。

这年，张爱玲2岁。

当张志沂摆脱兄长的束缚后，如同重获自由的小鸟，满心欢喜。初到天津时，他们住在张佩纶曾经购置的房屋中，有汽车，有司机，有钱有闲，用人成群，一家人言笑晏晏，生活好不惬意。

在张爱玲的记忆里，那段时间是橙红色的，氤氲着“春日迟迟”的气息。

不过好景不长，张志沂纨绔子弟的做派便显露出来，他整日不务正业，吃喝嫖赌样样沾，还抽鸦片，包养姨太太。受新思想影响的黄逸梵，哪能容忍这些。她哭过闹过，但于事无补。

很明显，张志沂和黄逸梵不是一路人，一个腐化堕落，一个渴慕新潮，两人成天争吵不断，家里暗潮汹涌。

看着丈夫依旧我行我素，黄逸梵逐渐心如死灰。

恰逢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要出国，黄逸梵便借机以监护人的身份同行，逃离这个让人心碎的家。她纵有万般不舍，但心意已决。

黄逸梵离开的时候，张爱玲4岁，弟弟张子静才3岁。

不过，虽然张志沂有不良嗜好，但对孩子的教育还算尽心尽责。他请私塾先生来家里教书，第一天，便殷切地叮嘱先生：“先要下功夫饱读经书，不然也只是皮毛。底子打得越早越扎实。女儿也是一样。我们家里一向不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反倒要及早读书。将来等她年纪大了再弛纵也不迟。”

从早到晚，姐弟俩穿着母亲从国外寄来的衣服，摇头晃脑地背书学习，抑或在院子里荡秋千，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了。

大抵是看出了张爱玲身上的创作天赋，闲暇之余，张志沂喜欢给张爱玲讲解诗文，互相探讨读书感想。他还会耐心地给女儿的文章做批注，并把这些文章装订成册。不到八岁，张爱玲已在父亲的指导下读完《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作品，成为亲友圈中的“小天才”。

有一年假期，张爱玲仿照报纸的样式排版，编写家族的故事，还配上几幅插图。张志沂看了后很自豪，一有亲戚朋友来到家里，便拿出来给他们看，得意地说：“这是小瑛做的报纸副刊。”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虽然母亲不在身边，但张爱玲并未感觉到太多缺憾。父亲的陪伴和疼爱，给这段时光增添了不少暖意。

后来，张爱玲在小说《心经》中塑造了一个恋父的女子许小寒，小寒和同伴聊天时，总是习惯性提起：“我爸爸……”这个细节，或许正投射出张爱玲对父亲的依恋。

黄逸梵走后没多久，张志沂就把姨太太接进家门。

这名姨太太是妓女出身，成天邀请姐妹来家里，莺声燕语，好不喧闹。

姨太太脾气很大，用人稍有差池，便大发雷霆，把家里折腾得鸡飞狗跳。有一次，她甚至拿痰盂砸张志沂的头。家族里的人实在看不下去，执意撵她离去。

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一年张志沂又丢了官职，不得不带着一对儿女重返上海。丢官一事对张志沂的打击很大，他注射了大量吗啡来麻醉自己，终日坐在阳台上，目光呆滞地望着窗外。

张爱玲在《私语》中写道：“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痛定思痛之下，张志沂写信给黄逸梵，忏悔往昔过错，承诺不再纳妾，也不再吸食鸦片，央求她回国团聚。

三言两语，纸短情长。黄逸梵收到信后，有些动容，随即和张爱玲的姑姑一起从国外回来。

母亲回来后，张志沂被送到疗养院医治，一家人也从石库门搬到一所花园洋房，养狗种花，弹琴唱歌。生活再度明亮起来，日子温暖而迟慢，就像老棉鞋里面，粉红绒里子上晒着的阳光。

然而，甜蜜的日子总是稍纵即逝。张志沂积重难返，又捡起了抽鸦片的恶习。他心里打起了如意算盘——花光妻子的嫁妆，好让她以后死心塌地跟着自己过日子。于是，他连生活费也不出，全部让妻子支付。

黄逸梵识破了丈夫的诡计，争吵再次成为家里的主旋律。

可能是耳闻目染，张志沂的这种做法，后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在《金锁记》中，姜季泽千方百计骗嫂子的钱；在《小艾》中，五太太的丈夫骗尽妻子的私房钱；在《倾城之恋》中，哥哥败光妹妹的钱；在《多少恨》中，父亲想方设法骗女儿的钱……

每当张志沂和黄逸梵大吵时，仆人便把张爱玲和弟弟拉出去，叫他们乖一点，少管闲事。姐弟俩只能躲在阳台上，默不作声，静静地蹬着三个轮的小脚踏车。

黄逸梵原本还对这段婚姻怀揣一抹期冀，这次彻底失望了。她厌倦了出尔反尔的丈夫，也受够了无休止的争吵，于是下定决心，与丈夫离婚，并搬了出去。

离婚后，张志沂续弦，娶了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孙宝琦的七女儿孙用蕃。

这段婚姻，让张志沂和张爱玲的父女关系开始变得疏离。

或许，在她看来，是孙用蕃抢走了她心爱的父亲。

张爱玲和继母尚未见面，就已心存恨意。后来，又因为后母挑拨离间，张爱玲被父亲监禁了半年之久，自此，父女之情烟消云散。

哪怕十年之后，两人相见时仍十分淡漠。弟弟张子静曾回忆说：“姊姊进门后，神色冷漠，一无笑容。在客厅见了父亲，只简略地把要入圣约翰大学续学的事说一遍。难得父亲那么宽容，叫她先去报考转学，还说：‘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这是父女俩最后一次见面，不过十多分钟，就匆匆分开，形同陌路。

1953年，张志沂去世，享年60岁。

多年以后，张爱玲在文章中回忆起小时候父亲带她去买点心的场景。她喜欢吃小蛋糕，而父亲不仅给她买小蛋糕，还会买自己喜欢的香肠卷，所以张爱玲每次不仅能吃到小蛋糕，还能吃到香肠卷。

多年后，当张爱玲在多伦多看见类似的香肠卷时，一下子买了四只，却物是人非，再也吃不到曾经的味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