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多元智能理论概述
这一切开始于巴黎，时间是1900年，也就是著名的“美好年代”(2)。这个城市的父亲们，向阿尔弗雷德·比内(3)这位天才的心理测量学家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当时，大量的家庭从法国各省迁居巴黎，他们的孩子在学习上出现问题。家长们希望比内可以设计一种测试方法，对巴黎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学习成绩进行预测。
正如大多数人所知，比内成功了。很快，他的发明就被命名为“智力测验”，测验结果被称为“智商”，即“IQ”。如同其他巴黎时尚一样，“智商”很快就传到了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智商”这一说法在美国就已经相当受欢迎，当时的军队甚至对一百多万名新兵都进行了这个测验。随着它在美国军队中的应用，随着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比内的发明真正地红遍了美国。从那时起，“智力测验”成了心理学最伟大的成就，被认为是一项广泛、实用的科学工具。
是什么原因使“智商”引起了轰动呢？至少在西方，人们往往依靠直觉来判断或评估人的聪明程度，而现在智能似乎定量化了。就像去测量一个人的实际身高或判断他的身高发育状况一样，现在人们似乎能准确测量一个人的实际智能或判断他的智能成长水平。我们能够并可以使用同一把测量智力能力的尺子，去测量每一个人并为之排序。
从那时起，人们一直寻求着测量智能的完美方法，从未间断。举例来说，下面是关于这种测量的一则广告：
您想通过一种快速的测验，准确、可靠地判断一个人的智能吗？仅需进行3组测验，每组测验仅需4～5分钟。这种测验不依靠语言表达和主观性的评分，即使是严重残疾甚至瘫痪的人，只要能对问题表达肯定或否定，皆处于适用范围。无论是两岁的幼儿还是优秀的成年人，都可以使用同样简短的一组题目和相同的方式进行。全部花费只需16美元。
如今，这种可以完成所有测量任务的单一量表仍然有很大需求量。美国心理学家阿瑟·詹森（Arthur Jensen）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被试的反应时间来判断他的智能：一组灯光亮了之后，测量被试的反应速度就可以确定他智能的高低。英国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Hans Eysenck）则建议直接观察脑电波。而随着基因芯片的出现，许多人都期待着有一天，只要我们看一下特定染色体上的特定基因座(4)，然后读出这个人的智商，就能信心十足地预言他的前途。
当然，智力测验还有更加精密复杂的变种，其中之一就是SAT。开始，它被称作“学业能力测试”（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含义发生了改变，现在叫作“学业评估测验”（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这两种考试的目的都与智力测验相同，SAT测试分成语言和数学两部分。如果把一个人在测试中两部分的得分加起来，就可以判断他在某一方面智能的高低。后来，写作和推理的内容被加入了这项测试之中。举例来说，专为天资优异的学生开设的课程或举办的学历教育，就通过这一测试录取学生。如果你的智商超过130，就能进入此类学校或班级就读。如果你的智商是129，对不起，那里没有你的位置。
这种判断人的智能高低的一元化观点，产生了与之相对应的学校观念，我称之为“统一制式观念”（uniform view）。在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建立的“统一制式学校”里，每个学生都要学习相同的课程即核心课程，可选项极少。只有较好的学生，可能就是智商较高的学生，才被允许选修需要批判性阅读、计算和思考等技能的课程。这些统一制式学校所使用的评估方法，往往是各种类似SAT和智力测验的考试，学生用纸和笔来完成。这些考试的成绩可以将学生排出令人感觉可信的顺序，“聪明的”和“有前途的”学生被送进较好的大学。他们将来可能——仅仅是可能——在社会上享有更高的地位。毫无疑问，这种选拔方式对一部分人有积极影响，如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因为这种考试和选拔体系有利于英才教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推荐。
这种统一制式学校看起来似乎很公平，毕竟它对待每个人的方式都相同。但是许多年以前我就意识到，这种貌似合理的学校，实际上是完全不公平的。统一制式学校只挑选并重视某种类型的智能，我们在这里暂时称之为IQ/SAT智能。有时候，我也称之为未来法律教授的智能，就是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在电影《力争上游》(5)中扮演的查里斯·W.金斯菲尔德（Charles W. Kingsfield）博士所拥有的智能。在这样的学校里能够取得好成绩的人，也很容易在IQ/SAT类型的测验或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但我想谈的是对智能的不同看法，并介绍一种完全不同的看待学校的观点，这就是多元智能观，亦即承认存在许多不同的、各自独立的认知方式，承认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强项及其对应的认知风格。同时，我还想介绍一种建立在多元智能观之上的、以个人为中心的学校（individual centered school）模式。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在比内那个时代人们还不知道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如认知科学或称思维科学，以及神经科学或称脑科学的某些成就。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多元智能理论。现在，就让我说明多元智能理论的起源和观点，以便在后面的章节中谈论其对教育的意义。
在我介绍这种观点之前，请读者暂且先从世俗的智能判断标准中解放出来，让思想自由地翱翔于人类所有的能力之中，说不定还需要换位思考，来思索人类智能的判断标准。在这个想象的实验中，你或许会被杰出的象棋大师、世界级的小提琴家、世界体育冠军所吸引，因为这些人的表现十分突出，确实引人注目。由此，一个完全不同的智能概念可能产生。这些象棋大师、小提琴家、体育冠军在各自的职业领域里是聪明的吗？如果是，为什么智力测验无法辨认出他们的智慧和能力呢？如果他们不够聪明，那么是什么使他们取得了如此出色的成就呢？一般来说，为什么当代的智能结构理论无法解释人类的许多杰出表现？
智能是什么
智能最恰当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这是读者最常向我们提出的问题。的确，正是在智能的定义上，多元智能理论与传统的观点开始分道扬镳。按照传统的测量心理学观点，智能最具可操作性的定义就是解答智力测验题目的能力。运用统计的方法，对不同年龄被试的答案加以比较，可以从测验分数推断出他们的能力。不同年龄的被试在不同的测验中所得到的成绩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这证明了人类的一般智能(6)受年龄、学历、经历变化的影响不大，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属性或能力。
另外，多元智能理论比传统的智能观要复杂一些。我们认为，智能是一种计算能力，即处理特定信息的能力，这种能力源自人类的生物和心理本能。尽管老鼠、鸟类和计算机也具有这种能力，但是人类具有的智能是一种解决问题或创造产品的能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和产品的创造为特定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团体所需要。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能够针对某一特定的目标，找到通向并实现这一目标的正确路线的能力。文化产品的创造则需要获取知识、传播知识以及表达自己的结论、信仰或感情。从构思一部小说的结局，到下棋时预料每走一步棋的后果，哪怕是修补一床棉被，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科学理论、音乐作品甚至成功的政治竞选，都属于这里所说的文化产品。
多元智能理论本身就是按照生物在解决每一个问题时本能的技巧构建而成的。但我们所探讨的只是人类普遍拥有的技能，再强调一遍，我们与老鼠、鸟类、计算机不同。即便如此，在实际解决某种特定形式的问题时，生物的本能还必须与这个领域的文化相结合。比如，语言是人类共同拥有的技能，但在一种文化背景下可能以写作的方式出现，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以演讲的形式出现，再换一种文化背景，它说不定就是颠倒字母的文字游戏。
究竟怎样识别一种智能？我们认为，一种智能的厘定既要有生物学的依据，又要根据一种或多种文化背景来进行评价。在列出以下智能种类之前，我们曾参考了几个不同来源的证据，如：有关正常儿童和超常儿童心理发展的研究信息；脑损伤条件下认知能力受损的情况；对特殊群体，如超常儿童、神童、学者症候群或孤独症儿童的研究成果；过去几千年人类认知进化的研究资料；文化交叉背景下的认知研究；心理测量学的研究，包括不同测试方法和手段结果相关性的研究；心理训练的研究，特别是不同学习能力的转化和普遍化的研究。最终，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智能的判断标准，或者叫作“智能的判据”。在候选智能中，只有那些满足全部或大多数判据的，才被选中作为一种智能。关于这些判据以及基于这些判据所选出的7种智能，我在《智能的结构》一书，尤其是该书第4章中，进行了详尽的讨论。在那本奠基之作中，我也考虑到多元智能理论可能会遭到反对，因此将它和对立的智能理论进行了比较。与之相关的进一步论述，同样出现在我的《重构多元智能》一书以及本书的后续章节中。
除了满足智能判据以外，每一种智能都必须具有一种或一组可以辨别的核心运作方式。就像以神经系统为模式设计的电脑系统一样，人类的每一种智能都应该在接收到内／外部特定信息后，能够被活化或激发。例如，音乐智能的基本能力特征，就是对音高的敏感性；而语言智能的基本能力特征，就是对发音和声韵的敏感性。
智能对于特定文化创造出来的符号系统应该是敏感的。这个符号系统是捕捉、表达、传播信息的重要形式。语言、图画、数学就是三个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符号系统，它们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来说不可或缺。被选中的智能必然和人类所应用的符号系统有一定的联系。事实上，人类每一种核心计算能力，或称处理特定信息能力的存在，必定伴随着现行的或潜在的符号系统的产生，而此符号系统对于使用和发展那种能力有着很重要的意义。虽然有时某种智能可能无法用任何符号表示，但人类智能的基本特征也是能够具体化的。
最初的7种智能
简略地介绍了智能的特征和判据后，我现在分别讨论每一种智能。这些智能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在讨论每种智能时，我会先摘录一些在那种智能上表现突出的人物的一部分传记。这些描写揭示了人物的某些能力，这些能力对于传记中人物自如地运用某种智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虽然每一篇被引用的小传只说明一种特定的智能，但我并不希望这暗示着成年人的智能运作是孤立的。事实上，除了非正常的人，智能总是以组合的方式运作。任何有经验的成年人在解决问题时都会运用多种智能的组合。在每一篇小传之后，我还要评述不同的数据和资料，以支持每一种被挑出来的候选智能。
音乐智能（musical intelligence）
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3岁时，被父母带去欣赏旧金山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在那场音乐会上，路易斯·珀辛格（Louis Persinger）美妙绝伦的小提琴演奏深深地打动了小梅纽因，于是他向父母要了一把小提琴作为自己生日的礼物，并且提出让珀辛格做他的老师。他的这两个愿望都实现了。10岁时，耶胡迪·梅纽因成为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
小提琴家梅纽因身上的音乐智能，甚至在他还没有接触小提琴、尚未接受任何音乐训练的时候就已经表现了出来。他对特定声音的强烈感受，以及他在小提琴演奏技术上的飞速进步都表明，梅纽因在生理上具备发展音乐智能的先天条件。梅纽因的例子证明，天才儿童确实在生理上，或者说先天地拥有特殊智能，其他一些特定的群体，如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他们中有些人也能熟练地演奏乐器，却无法与其他人沟通，则证明了音乐智能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下面再对有关证据做简单的分析，以进一步证明音乐技能是一种智能。虽然音乐技能不像语言技能一样，精确地定位于大脑的某一特定区域，但大脑的一部分——大约位于右半球——在对音乐的感知和创作上，的确起着重要的作用。此外，虽然人的音乐技能受脑损伤影响的程度与其所受音乐训练的程度以及个体之间的差异有关，但有证据表明，脑损伤的确会造成人的“失歌症”(7)或使人丧失一部分音乐能力。
在旧石器时代的社会里，音乐明显起着重要的协调和统一的作用，连鸟儿的歌唱都具有与同伴联系的功能。从多种文化得到的证据表明，音乐是人类的一种普遍本能。有关婴儿智能发展的研究认为，孩子在幼儿阶段确实拥有一种原始的计算音高的能力，而且，音符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清晰易懂的符号系统。简而言之，音乐智能这一概念得到了不同来源的证据的支持。虽然音乐技能不像数学一样被当作典型的智力技能，但它符合我们对智能的判据。它不仅符合人们对智能的定义，也从资料和研究结果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身体-动觉智能（bodily kinesthetic intelligence）
15岁的乔治·赫尔曼·鲁斯(8)在一场比赛中担任接球手。因本队的投球手表现不佳，鲁斯的棒球队面临败局，于是他嘲笑这名投球手并大声指责他。他们的教练布拉泽·马赛厄斯（Brother Mathias）大声喊道：“既然这样，你来投球吧！”鲁斯听后十分吃惊，紧张地回答道：“我从来没有投过球，我干不了这个！”但此时正是他一生的转折点。后来鲁斯在自己的传记中回忆道：“我站到投球手位置的那一刻，就感到在我和踏板之间存在着奇妙的联系。我有种莫名的感觉，似乎我就出生在那个地方，那块踏板是我的另外一个家。”正像体育运动史记载的那样，鲁斯后来真的成了大联盟的投球手。当然，他还是一个传奇的击球手。
就像梅纽因一样，鲁斯也是一个超常儿童，第一次见到他的“乐器”时，立刻就认出了它来。请注意，这种识别发生在他接受任何正规训练之前。
我们知道，身体的运动由大脑运动神经皮层来控制。大脑的每一个半球都控制或支配另一半身体的运动。对一个惯用右手的人来说，支配其运动的部位通常在大脑的左半球。即便对一个能够灵活自如地运动的人来说，在他不情愿的时候，命令他做同样的动作，其身体运动的能力也会减弱。这种特殊的运动失调症的存在，是身体-动觉(9)智能的证明。
特定的身体运动明显有利于物种的进化。对人类来说，这种进化延伸为对工具的使用。几乎所有文化都认可，身体运动清楚地表明了儿童发育的不同阶段。因此，以上身体-动觉的“知识”符合我们判定智能的标准。
将身体-动觉的“知识”认作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即智能，不那么好理解。的确，表演一出哑剧或打一场网球不同于解数学方程式，但跳舞时使用自己的身体表达一种感情、在运动场上进行一种游戏或设计、发明一种产品，都是运用身体或身体认知的例证。提摩西·加尔韦（Timothy Gallwey）以击中一个网球为例，将调动身体-动觉解决实际问题所需的特定基本能力总结如下：
球离开对手球拍的一刹那，大脑必须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计算出球的落点与击球区域。这种计算包括判断球的初速度、球减速的因素、风的作用和球的反弹等。同一时刻，大脑还要对肌肉下达动作的命令，不仅是下一次命令，还需要时时根据最新信息加以修正。肌肉必须配合，脚一移动，就得将球拍向后拉，且球拍与来球方向必须保持一个特定的角度。精确的击球位置取决于大脑发出的指令，是要回击到对方球场的底线，还是让球刚好过网。大脑必须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分析对手的移动和平衡状况，做出如何回球的决断。为了接一个发球，你大概只有一秒的时间做以上这一切事情。要每次都能击中球，似乎很不容易，但一般人往往都可以做到。这是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本身都具有非凡的创造性。
逻辑-数学智能（logical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
由于在微生物学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1983年，芭芭拉·麦克林托克(10)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她在观察和推理方面表现出一种以逻辑-数学为形式的智能，这种智能通常被人们称为科学思维。在她身上发生的一件偶然事件特别能说明问题。20世纪20年代，麦克林托克在康奈尔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时，曾遇到一个问题：虽然在理论上预测，有50%的玉米植株不结果，但她的研究助手在试验田里却发现只有25%～30%的玉米植株不结果。这一不小的差异使她很困惑，麦克林托克离开玉米地回到办公室，坐下来想了半小时，而后……
我突然跳了起来，跑回玉米试验田。刚到玉米田的地头（其他人在玉米田的深处），我就大喊着：“我发现了！我知道答案了！我知道30%的玉米不结果的原因了！”他们要我证明自己的结论。于是我坐了下来，拿出纸和铅笔飞快地写出草稿，而这些计算工作我刚才在实验室里一点也没有做。当时这项演算工作是如此之快，好像一下子就完成了，答案如泉水般喷涌而出。我一步一步进行着复杂的推理和计算工作，同事们看着最终的计算结果，发现和我刚才说的完全相同。有了结论之后，我却感到非常纳闷——为什么我还没在纸上计算时就知道了结果？为何我对这个结果如此确信？
这件趣闻表明了逻辑-数学智能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天资优异的人解决问题的速度常常快得惊人。成功的科学家往往在同一时刻处理许多变量，或提出大量的假说，然后一一加以评价并决定接受还是放弃。
第二，非语言性。在用语言表达之前，问题的答案就已经浮出了水面。事实上，这个解题的过程甚至对解题者本人来说，也可能是看不见的，这有点像我们所熟悉的现象——在“啊哈”一声惊呼后才恍然大悟。但这一现象并非神秘莫测，也不是只能凭不可预期的直觉产生的。恰恰相反，这种情况发生在某些人身上并非偶然，正如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案例。我们将这种现象解释为逻辑-数学智能的作用。
逻辑-数学智能和语言智能加在一起，是传统智力测验的主要基础。过去的心理学家们对这两种形式的智能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认为它们是“原始智能”，可以跨越不同领域、不同专业解决问题。但很讽刺的是：在这则趣闻中，麦克林托克获得有关逻辑-数学问题答案的过程背后，其准确机理至今仍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恰当解释。
这种智能同样可用我们的经验判据证明。大脑的特定部位与其他部位比较起来，在数学计算方面有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近来脑科学的研究表明，位于额颞叶(11)的语言区，对于逻辑推理更重要；而位于顶额联合区的视觉空间区，则掌管着数字计算的功能。一些学者症候群患者在其他很多领域里表现出可悲的无能，但在数学计算上却有可能十分出色。数学神童的例子有很多，多年以来，让·皮亚杰(12)和许多心理学家已经认真地研究和总结了儿童在这种智能上的发展。
语言智能（linguistic intelligence）
10岁的时候，托马斯·艾略特(13)创办了一份杂志《壁炉旁》（Fireside），他是这本杂志的唯一撰稿人。寒假中，他在3天时间里出了8期杂志，每一期都有诗歌、探险小说、随笔和幽默故事，其中一些流传至今，展示了这位诗人的特殊天才。
和逻辑-数学智能一样，把语言技能称为智能，合乎传统心理学的观点。语言智能的存在，也通过了我们的经验判据的检验。大脑中的一个特定区域，通常称为布罗卡区，负责产生合乎语法的句子。这个区域受到损伤的人，能够很好地理解单词和句子，但除了最简单的句子，他们不能将单词组合成句。与此同时，这些人的思维过程可能完全不受影响。
人类普遍天生具备语言能力。令人吃惊的是，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在各种文化和社会中都是一致的。即便是没有接受过哑语训练的听障儿童，也会发明他们自己的手语并悄悄地使用。由此可以看出，这种智能是独立的，与特殊的学习方式或传播渠道无关。
空间智能（spatial intelligence）
位于太平洋西部的加罗林群岛的土著居民在航海时不用仪器，除了天空中的星宿以及海平面上的岛屿，气候、海水的颜色等都是他们判断地理方位的依据。每一次航行都被分解成多个较短的航程，而航海者清楚每段航程中星宿的方位。在实际航行中通过每一个岛屿时，航海者的大脑中就会出现一幅地图，并在图上计算已经走完了多少航程，还剩下多少航程，方向还要做哪些修正。航海者在航行中可能无法真正看见沿途的每座岛屿，但脑中必须有它们的位置。
解决空间位置的问题，如航海和使用有标记的地图，都需要空间智能。其他与空间位置有关的问题，如下棋和想象从不同角度看到的物体形状，也是如此。视觉艺术同样是空间智能的一种运用。
人们对大脑的研究结果非常明确，也很有说服力。经过长期的进化，那些右利手的人，其大脑的左半球掌管语言功能，而右半球掌管空间位置的判断。因此，大脑右后部位受伤的患者会失去辨别方向的能力，容易迷路。此外，其辨认面孔和关注细节的能力也会明显减弱。
大脑右半球特定部位受伤的患者总是试图用语言技巧来弥补空间智能的缺陷。他们尽力大声辩解，主动提问，甚至拼凑答案，但这些非空间的策略很难成功地解决有关空间的问题。
在视障人士身上，我们可以分辨出空间智能和视觉能力的区别。一个视力障碍者能够通过其他间接方法来判断物体的形状：他们用手沿着一个物体的边缘以固定速度摸过去，根据所用时间的长短计算出物体的大小。他们的触觉系统相当于普通人的视觉系统。视障人士的空间智能与听障人士的语言智能极具相似性，这一点值得注意。
视觉艺术的各个领域很少出现天才儿童，但也有如恩特·纳迪娅(14)那样的孩子，尽管患有十分严重的孤独症，却能在学龄前画出极其精确、细致的图画来。
人际智能（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基本没有受过正规的特殊教育、几乎失去视力的安妮·沙利文（Anne Sullivan），承担着一项艰巨的任务，即失聪又失明的7岁女孩海伦·凯勒的教育工作。由于海伦·凯勒对外部世界情感上的对抗，沙利文试图和海伦交流的努力很难奏效。以下是她们第一次一起进餐时的情景：
沙利文不允许海伦·凯勒将手伸进自己的盘子里去取她想要的食物，而海伦·凯勒和她的家人在一起时，已经习惯了这样做，因此与沙利文的第一次进餐成了意志的较量：海伦·凯勒的手一伸进盘子里，就被沙利文坚决地推开。海伦·凯勒的家人为此很不高兴，离开了餐厅。沙利文把房门锁上，继续用餐。海伦·凯勒干脆在地板上又踢又闹，推拉沙利文的椅子。半小时以后，海伦·凯勒绕着桌子找她的父母，却发现没有人在那儿，这使她感到迷惑。最后，她只好坐下来开始吃早餐，但仍旧用手。沙利文给了她一把勺子，却被“哗啦”一声扔到地上，于是意志的较量又重新开始了。
安妮·沙利文对海伦·凯勒行为的反应很敏锐。她在给家人的信里说：
我必须解决的问题是，既要规范和控制她的行为，又不能伤害她的心灵。我起初只能非常缓慢地、一点一点地进行，并试图赢得她的爱。
两个星期以后，第一个奇迹发生了。沙利文将海伦·凯勒带到家庭住所附近的一个小木屋里，以便两人单独生活在一起。经过7天的相处，海伦·凯勒的性格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治疗生效了。沙利文写道：
今天早上我的心在快乐地歌唱，奇迹发生了！两个星期前那个粗暴的小生命，已经变成了温顺的小女孩。
仅仅又过了两个星期，海伦·凯勒首次突破了语言障碍，开始学说话，进步神速。产生奇迹的关键，是沙利文具有洞悉海伦·凯勒内心世界的眼光。
人际智能的核心能力，是留意个体间差异的能力，特别是观察他人的情绪、性格、动机、意向的能力。进一步的要求，则是能够看到他人有意隐藏的意向和期望。我们可以在政治领袖、教师、心理咨询专家和孩子家长的身上，观察到复杂微妙的人际智能的高级形式。海伦·凯勒和安妮·沙利文的故事说明，这种智能不依赖于语言。有关的大脑研究一致指出，大脑额叶在人际关系方面起主要作用。这一区域的损伤虽然不会影响患者解决其他问题的能力，但会引起性格的很大变化。这一区域受伤以后，人们会觉得患者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会导致智力衰失的病症，患者的后脑部位受到伤害以后，空间辨认、逻辑推理、语言和运算能力都会大大减弱。但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人经常能保持良好的风度和举止，并会为他们所做的错事频频道歉。与此相反，皮克病是一种由于大脑额叶受损而出现的早发智力衰失病症，患者会失去社交礼仪。
人际智能还有另外两个常被提及的生物学例证，均为人类所独有。一是灵长类动物有较长的婴儿期，对母亲有强烈的依恋。在早期发育阶段失去母亲的个体，人际智能的发育将因此受到威胁。二是对人类来说，社会交往很重要。在史前社会里，狩猎、诱捕、宰杀动物都需要许多人的参与、合作，团体的凝聚、领导和组织都很自然地遵循这一原则。
自我认知智能（intrapersonal intelligence）
弗吉尼亚·伍尔夫(15)以日记的形式写过一篇文章《往日随想》（A Sketch of the Past），专门谈到“生活的花絮”，即生活中所发生的琐碎事情。在这些事情中，有三件很特别，在她的童年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和弟弟打了一架，在花园里看到一朵奇怪的花，听到一位曾经的来访者自杀的消息。
这三个难忘的时刻，即使我不主动去回忆，它们也会悄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现在我第一次把它们记录下来，产生了从未有过的体会。其中两件事的结尾令人绝望，另一件事的结果还算让我满意。
听到那个人自杀的消息，恐怖的感觉使我浑身软弱无力。但是看到花的那一次，我发现了一个战胜敏感和怯懦的方法，我不再感到软弱了。
虽然惊吓产生的震撼在我身上仍然存在，但现在我对此已能欣然接受。在第一次受到惊吓之后，我经常觉得这次经历特别宝贵。因而我猜测，正是这种承受惊吓的能力，使我成了作家。我大胆地对此做出这样的解释：因为我受到惊吓之后，拥有立刻将一切记录下来的欲望。我感到好像受了打击，但事实上没有。我像小孩子一样，想象这打击来自藏在日常生活琐事后边的对立面，它就是或将是某一哲理的闪现，是生活表面现象后面某些真实事物的标记。于是我将其组成句子，写出它的本质。
以上引文生动地说明了自我认知智能，即有关人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认知：了解自己的感情生活和情绪变化，有效地辨别这些感情，并加以标识，成为理解自己和指导自己行为准则的能力。自我认知智能较好的人，脑中有一个关于自己的积极、可行、有效的行为模式。鉴于这种智能的私密性，如果观察者想探测的话，就需要有来自语言、音乐或其他显性智能的旁证。在上述引用的短文中，语言智能就用来表现自我认知智能，它使智能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化了。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后文还会讨论。
我们已经熟悉的智能判据同样适用于自我认知智能。与人际智能相似，大脑额叶对于个性和自我认知智能起着重要的作用。额叶的下部区域受损，很可能导致患者改变性格，变得易激动、易烦躁或欣快(16)。前额叶上部区域受损，则可能导致患者形成冷淡、散漫、迟钝、漠然等沮丧人格的特征。此时，额叶受伤者的其他认知能力大都保持不变。但失语症患者就有所不同。有些失语症患者恢复后回顾了自己的体验，我们从中发现了共性的结果：虽然这些患者的敏感程度有所降低并对此感到沮丧，但他们绝不认为自己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们知道自己的需求和愿望，竭尽全力想要实现。
孤独症儿童是自我认知智能受损的典型例子。这些孩子有时虽然无法自我表达，但多半在音乐、计算、空间判断或机械工程等领域表现出不同凡响的才能。
自我认知智能很难找到生物进化方面的证据。我们推测这可能因为它是一种超越了生存本能的智能。但对于今日已不必时刻为生存担忧的人类来说，这种智能越来越为人们所需要。
总而言之，与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有关的能力，都已通过了智能判据的检验。这两种智能所拥有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个人和集体都很重要。人际智能使人能够了解他人、更好地与他人一起工作，自我认知智能则可以使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处理好个人的问题。在个体的自我意识中，人可以感到人际智能和自我认知智能的融合。的确，自我感觉和自我认识是人类最神奇的发明，是所有与个人有关信息的象征，也是使所有人自我完善的发明。
新确认的智能
在提出多元智能理论之后的第一个10年里，我抵制了改变此理论的任何企图。很多人提出建议，希望增加候选智能，如幽默智能（humor intelligence）、烹调智能（cooking intelligence）、性智能（sexual intelligence）。我的一个学生甚至略带嘲讽地认为：我绝不会承认那些我本人缺乏的智能。
但是有两件事让我开始考虑其他智能的存在。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对一些研究科学史的学者阐述多元智能理论。演讲结束后，一名小个子的年长者走过来对我说：“应用你提出的那7种智能，你永远也解释不了查尔斯·达尔文。”这位评论者不是别人，正是恩斯特·迈尔(17)，他可能是20世纪最重要的进化论权威。
另一件事就是人们频繁地宣称存在精神信仰智能（spiritual intelligence），有时人们还说我已经确认了精神信仰智能。事实上，这两种传说都不确实。但是，这些经历的确促使我考虑是否存在着博物学家智能（naturalist intelligence）和精神信仰智能。
这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导向了完全不同的结论。第一种情况，博物学家智能的存在拥有令人吃惊的确凿证据。像查尔斯·达尔文、爱德华·O.威尔逊(18)这样的生物学家和约翰·詹姆斯·奥杜邦(19)、罗杰·托里·彼得森(20)这样的鸟类学家，在辨认和区分不同的物种方面具有十分杰出的才能。具有高度博物学家智能的人在看到植物、动物、山峦或者不同形状的云朵时，善于敏锐地根据它们在生态学中的位置加以区分。这种能力不仅仅依赖于视觉，对鸟类的叫声和鲸鱼的歌唱的感知，还取决于人的听觉系统。荷兰博物学家海吉尔马·韦梅耶（Geermat Vermij）虽然有视力障碍，却能靠触觉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
即使以智能的8个判据来衡量，博物学家智能也能很好地符合。对于这种智能来说，它所具有的核心能力就是辨认动植物种属的能力。进化史上存在这样的例子：某种动物幸存下来的原因就是善于辨认同类并躲避肉食动物。在博物学家的世界里，儿童很容易区分不同的物种。的确，一些5岁的孩子比他们的父母或者祖父母更善于分辨不同种类的恐龙。
用文化的或者脑科学的“棱镜”检验博物学家智能，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在如今的发达国家中，很少有人依靠博物学家智能生存。我们只要简单地前往杂货店，或是用电话和互联网采购所需物品就够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当下的消费文化仍然建立在博物学家智能的基础之上，因为博物学家智能所提供的正是我们需要的能力，包括我们看中的是这辆汽车而不是那辆，我们挑选的是这双旅游鞋或手套，而不是其他类型的鞋或手套。
有关人类个体大脑损伤的研究，也提供了有趣的证据。有的脑损伤患者仍然能够辨认并说出无生命的物体，却失去了辨认有生命物体的能力。与此相反的情况要少一些。以上这些能力可能包含着不同的感知机理，建立在不同的经验基础上。欧几里得几何学在人为的世界中得到了应用，却不能在自然界中通行；我们在与无生命的物体或者工具打交道时，跟与有生命的物体打交道时的感觉也完全不同。
同时，我的研究并不能明确精神信仰智能的存在。但很多人认为精神信仰智能不仅存在，而且代表了人类的最高成就。其他人，特别是爱好科学的人士，则从未认真地讨论过精神信仰智能或灵魂这类问题。很明显，这类问题带有神秘主义的味道。这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特别是科学家们，对于宗教持怀疑主义态度。当有人问我为什么不肯定精神信仰智能时，我的托词是：“如果我这么做，也许会使我的朋友高兴，却会使我的对手更高兴。”
然而托词并不能代替学术观点，因此我花费了大半年时间，细心研究，寻找证据，试图确认精神信仰智能是否存在。我的结论是，至少在两个方面，它与我们关于智能的概念差距很大。首先，我认为智能和人类个体生活中有关现象学(21)的体验是不应相互混淆的。其次，对很多人来说，这与信仰有关，甚至可以来自一种对特别的信念或教派的忠诚。这种必要条件使我很不舒服，也与我们最初关于智能的判据相距甚远。
虽然精神信仰智能无法符合我关于智能的判据，但是与精神有关的另一层面却似乎有希望符合智能判据。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存在智能（existential intelligence），有时也被人叫作“大问题的智能”（the intelligence of Big Questions(22)）。这个候选智能的基础是人类的一种基本倾向，那就是思考与人类自身存在有关的问题。人类自身的存在问题包括：我们为什么活着？我们为什么会死？我们从哪里来？在我们身上将发生什么？什么是爱？我们为什么要发动战争？诸如此类。我有时认为，这些问题超越了感知的范畴。可以说，这些问题要么太大，要么太小，都不是我们的5个主要感官系统能够觉察出来的。
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存在智能”相当符合那些智能判据。的确有一些人，如哲学家，以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政治家，使存在智能高度具体化了。有关存在的问题，出现在每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里，如哲学、艺术，甚至更世俗的故事、闲聊以及每日生活的媒体展示中。在任何社会中，只要具备允许发问的环境，孩子们总是会提出有关存在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往往没有直接的答案。此外，孩子们喜欢的神话传说也证明了存在问题的魅力。
我至今仍然在犹豫，没有宣布确认存在智能的原因是还存在着最后一点犹豫。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大脑中有相关部位负责运作这种与深刻哲学思考有关的智能。可能大脑中有一个区域，例如颞下回，是处理这种大问题的关键部位，然而存在问题有可能只是更广范围的哲学思考的一部分，也有可能仅仅是人类个体因为日常生活中的情感负担过重，无病呻吟所提出的问题。在后面的论述中，可能是我的保守本性决定了我在将智能的第九把交椅给予存在智能时，表现得很谨慎。虽然我过去的确谈论过这个智能的候选者，但是出于对费德里科·费里尼(23)导演的著名电影的赞赏，在今后一段时间里，我仍将继续只承认八又二分之一种智能(24)。
多元智能理论的独特贡献
几乎每个人都拥有以上所有的智能来应对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就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发现这些问题的背景，以及解决这些问题所得到的有文化意义的产品作为调查研究的开端。我们讨论智能时的基本出发点，并非把它们当作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用到的能力，而是从人类面临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再回到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智能。
在确定人类所拥有的智能种类的过程中，我们参考了脑科学的研究成果、人类的发展和进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等方面的证据。那些智能的候选者中，只有在以上这些不同的方面都能找到可靠的证据，才能最终被确定为一种智能。我们的方法与传统的方法不同，并不预先认定哪一种候选能力一定是智能。一种智能可能被选中，后又被放弃，这使得确认智能的过程令人激动。在传统的智能研究方法中，根本没有使用实证资料做决定的机会。
同时我们认为，人类的上述智能，也就是这些多种多样的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彼此独立存在的。对脑损伤患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人类某一种能力丧失的时候，其他能力可能完好无损。智能的这种独立性意味着即使一个人的某种智能，如逻辑-数学智能很强，也并不一定拥有同样程度的其他智能，如语言智能或音乐智能。这些具有独立性的智能，和用传统方法测量出来的智商水平有明显的差别。根据传统智力测验的规律，通过不同测验方法得出的结果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我们因此怀疑，产生如此高度相关性的原因在于智力测验的题目往往都需要运用语言和数学逻辑方面的能力才能快速给予解答。我们相信，如果采用情境化的适当方式来考查人类解决问题时所运用的各种不同能力，这种相关性就会大大降低。
迄今为止，我们仍然支持这样一种假设，即每个成年人只有一种智能可以达到辉煌的境界。但事实上，无论何种文化背景、文化程度的人，都需要运用多种智能的组合来解决问题。因此，即使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如拉小提琴，也并非孤立、单纯地依靠某项智能就能完成。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小提琴家，除了音乐智能外，还需要身体-动觉智能（才能完成那些高难度的技巧）、人际智能（以便和听众沟通、选择合适的经纪人），说不定还需要自我认知智能；舞蹈需要不同程度的身体-动觉智能、音乐智能、人际智能和空间智能；政治活动则需要动用人际智能、语言智能，也许还需要一些逻辑方面的能力。几乎任何文化背景的人都如上所述，需要多种智能的组合，因此，承认每个人都是具有多种智能组合的个体，而不是只拥有单一的、用纸和笔可以测试出来的解答问题能力的生命个体，就显得十分重要。
虽然我们所定义的智能种类并不是很多，但正是通过这些智能的不同组合，才创造出了人类多样性的能力，也许这就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吧！一个人可能在任何一种智能上都没有特殊的天赋，但如果他所拥有的各种智能和技巧被巧妙地组合在一起，说不定在担任某一角色时就会很出色。因此，当前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评估众多智能的特定组合，以便指出被评估者最适合的职业和副业是什么。
简而言之，多元智能理论导出了以下三点结论。
· 我们大家都拥有上述所有的智能。从认知的角度来说，正是这些智能使我们成为人。
· 没有任何两个人会拥有一模一样的智能轮廓，哪怕同卵双胞胎也是如此。因为，即使基因物质来自同一枚受精卵，出生后的人类个体也会有不同的经历。同卵双胞胎对于将他们相互区别开来这件事，常常具有很高的积极性。
· 在某一方面拥有很强的智能，并不意味着这个人的行为具有很高的智慧。逻辑-数学智能很强的人，能够运用他的能力从事重要的物理学实验工作，或者进行新的复杂的几何证明，但是他也可能浪费了自己的能力，整天计算彩票的中奖率，或者在脑中做10位数的乘法运算。
以上所有观点都与人类智能的心理学有关。多元智能理论希望能对此学科做出贡献。但是，这些观点也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大量教育的、政治的和文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加以讨论。
破除偏见，承认智能多样性
我相信，我们的社会目前承受着三种偏见带来的危害，我给这三种偏见分别起名为“西方主义者”（westist）、“测试主义者”（testist）和“精英主义者”（bestist）。“西方主义者”就是那些将西方文化当作偶像来崇拜的人，这一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苏格拉底时代。当然，逻辑思维很重要，推理也很重要，但它们不是唯一的思维方式。
“测试主义者”的偏见在于，只重视人类可以测量出来的能力及其测量方法。如果某种能力无法测量，就被认为不重要。我的看法是，对人的智能的评估应该比现在更广泛、更宽松，也更人性化，心理学家应少花些时间将人分成不同的等级，而多花些时间帮助他们。
“精英主义者”可参考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所著的《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一书。书中讽刺的精英分子，就是那些哈佛大学的教授们，当年他们被带到华盛顿并帮助了约翰·肯尼迪总统，将美国推入了越南战争。有些人认为，对于给定问题的所有答案，都应该按某种确定的方法得出，比如数学逻辑思维的方法，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目前流行的关于智能的观念，应该用更加综合、全面的看法予以更新。
如今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智能的多样性，并以此开发各式各样的智能组合。人与人的差别主要在于人与人所具有的不同智能组合。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机会更好地处理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果我们能调动起人类的所有能力，那人们不仅会更有能力、更有信心，而且会更积极、更投入地为整个团体，甚至整个社会的利益工作。如果我们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类的全部智能，并使之与伦理道德相结合，就能增加我们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的机会，进而为世界的繁荣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