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改革思想：从邓小平到习近平

全面深化改革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新时代中国之治的根本指针和实践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坚持运用邓小平改革思想分析和解决新形势下改革开放面临的新问题、新任务，为进一步丰富发展邓小平改革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南和锐利思想武器。从邓小平改革思想到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思想追寻和实践探索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这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乃至人类文明变革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系统梳理邓小平改革思想和习近平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并用以指导和推进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实践，对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发展、实现中国之治，无疑具有根本性、基础性意义。

一、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由之路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依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对改革在社会主义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现实功能作出了科学预测。恩格斯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54]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初步实践，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深刻指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进一步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些都为我们深刻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地位和本质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真正理解和真正觉醒，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1978年12月18日，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必将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我们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项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对社会主义改革历史地位和本质属性作出深入揭示和科学定位的，无疑是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改革历史地位和本质属性的重要思想，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基本观点上：

（一）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揭示改革地位、定位改革功能，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一个鲜明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造性坚持与发展。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明确指出：“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5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大地涌动着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改革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到政治、由科技到文化、由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就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总结改革的初步成就和经验，邓小平更加坚信：“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56]立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邓小平对我国改革的性质和目的作出明确揭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57]邓小平尤其反复强调，改革具有解放生产力的特殊功能。无论是经济体制，还是科技体制，抑或是其他体制，“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58]。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邓小平鲜明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59]这一精辟论述，深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哲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把坚持制度自信和推进制度改革有机统一起来，从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角度深刻认识改革、自觉推进改革，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历史性觉醒。正如习近平深刻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60]而明确从制度层面揭示改革地位、定位改革功能的，首先是邓小平。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深入思考和高度重视，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历史经验，二是我国“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在分析“苏联模式”和“文化大革命”历史原因的时候，邓小平不是纠缠于个人的责任，而是侧重于制度的原因。他于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堪称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纲领性文献。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精辟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一剖析可谓鞭辟入里、切中要害，不啻是对“苏联模式”和“文化大革命”原因和教训最为科学最具权威的总结。如何解决我们制度中的弊端？邓小平明确指出，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61]正是这种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社会主义制度科学清醒的认识和高度负责的态度，成为果敢开启和推动当代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力量；正是由于紧紧抓住消除制度弊端推进制度完善这一实质，改革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显示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正如邓小平1985年9月23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62]

（三）改革的目的是要赶上时代。当代中国所以需要改革，所以要义无反顾地走改革之路，从外部环境来说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邓小平是一位目光敏锐、视野宽广、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紧跟时代发展潮流，洞察世界变化大势，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精辟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是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强调观察中国问题，推进中国发展，必须站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战略高度。这一科学论断在世界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原创性意义。根据邓小平的科学分析，我们党将当今时代主题概括为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论，不仅成为新时期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和平外交、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依据，而且成为党领导人民抓紧机遇推进改革、加快发展的内在动力。站在时代新变化的高度，邓小平反复强调：“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63]以顺应时代潮流的新思想、新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主义，落脚到根本一点，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中国改革开放步伐。邓小平深刻指出，解放思想是使我们党跟上时代潮流的重要法宝。“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64]“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65]“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66]邓小平尤其强调，坚持解放思想，推进社会主义，就是要顺应时代要求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正是从这样一个内在逻辑出发，邓小平创造性地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概括为“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明确指出开放也是改革，“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67]。

（四）改革是一场革命，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不是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带有革命性的变革。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改革序幕尚未完全拉开的时候，邓小平就高屋建瓴地赋予改革以深刻的革命意义。他强调，我们所进行的改革，“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68]。“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又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我们“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如果不进行这样革命性的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69]。正是由于邓小平的高瞻远瞩和果敢决策，一场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在中国大地迅速兴起、逐步深化，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改变了中国面貌，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总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实践经验，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70]，“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71]，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雄心壮志”[72]，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和深化这场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73]。

邓小平关于改革历史地位和本质属性的重大思想，为当代中国持续推进的改革发展实践所反复证明，更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社会新发展所反复证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着重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高度进一步揭示改革的本质、界定改革的地位。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基本观点上：

（一）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具有蓬勃生命力，就在于是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壮大。”[74]习近平特别引用邓小平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关于改革历史地位的重要论述：“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习近平着重指出，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就有更深的理解了。所以，我们讲，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75]。

（二）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明确强调：“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是我们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步伐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76]

（三）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要求全面深化改革。从改革开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出发，习近平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作用作出深刻揭示：“当前，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党内外、国内外都很关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期待很高。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77]“实现党的十八大描绘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继续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活力，要求全面深化改革。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要求全面深化改革。”[78]

（四）改革开放是长期的，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过程。习近平精辟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79]“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我们都要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决不能有丝毫动摇。”[80]

（五）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顺应时代与时俱进的重要法宝。立足时代变化高度认识改革、定位改革，是习近平的重要思想：“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党和国家保持生机活力的关键，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最鲜明的品格。”[81]“我们的先人早就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强调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前行，就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我们强调，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的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不断把改革推向前进。”[82]

习近平关于改革开放本质属性和历史地位的重要论述，结合新时代中国改革发展的实际，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本质属性和历史地位的重大思想，从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目标、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高度，赋予全面深化改革以更加深邃的现实意义和时代内涵。

二、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明确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个极具深远意义的重大战略抉择，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重要基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里程碑式的鲜明标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指出的，提出这个改革总目标，“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既是在深刻分析当前和面向未来的改革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基础上提出来的，又是在深入总结以往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可以说是多年来贯穿改革的一条主线。而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党和国家制度改革和国家治理问题的，毫无疑问，首创者是邓小平，集大成者也是邓小平。

在邓小平改革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制度改革和国家治理问题的重要论述。从制度改革与完善的层面思考党和国家治理问题，不啻是邓小平改革思想中最具鲜明特色的内容。这一重要思想，对于我们深入领会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深入领会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的重大导向作用，具有基础性、原创性的重大指导意义。

（一）科学揭示制度问题与思想、作风问题的关系，深刻指明制度改革和完善在党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纠正“两个凡是”的特殊背景下，在一些人纠缠于个人责任，热衷于从个人的思想、作风以至品德方面寻找“文化大革命”原因的复杂氛围中，邓小平以非凡的洞察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着重于从制度层面来思考党和国家治理问题，高瞻远瞩确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方向。他精辟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83]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他特别强调，制度决定人的行为，包括卓越领导人的思想、作风和治理国家的能力，“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此说，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治理的方向，“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邓小平这些言简意赅、高屋建瓴的分析，不仅对于科学分析当时中国的治理问题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而且对于深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进程中的国家治理问题，具有深远性指导意义。这些话虽然讲于几十年前，但是今天重温，我们仍然会浓烈地感受到其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强烈的时代价值。

（二）科学揭示制度改革的原则与方向，深刻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党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现行制度中存在弊端，影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坚决改革。但是改革不是改变社会主义方向，而是要使社会主义更好地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代表党中央，第一次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赋予当代中国制度改革和国家治理以明确的方向和深邃的内涵。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推进和深化我国各项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解决国家治理问题的基本纲领，成为贯穿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一以贯之的主题。邓小平反复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为什么中国的改革会成功？因为我们坚持一个根本原则，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4]我们搞改革开放，必须有自己的特点，按中国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85]，“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8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中国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又在逐步深入的改革中不断定型与完善，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基本形态，这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重大成就。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改革开放最主要的成果是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上和前提下，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阶段。

（三）科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精髓与真谛，深刻指明深化制度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的目标和内容。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何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对此作了大量论述，从各个层面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精髓与真谛。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邓小平就开始思考从制度层面改革企业管理和国家对企业管理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深入思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中，邓小平则明确提出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是改革的目标和基本要求。他指出，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达到这一目标，应当努力实现三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87]各方面优秀人才。这些改革目标和改革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88]。邓小平的这些重要论述，显然已经初步蕴含着如何通过制度改革推进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思想。在后来思考和制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时，邓小平则明确提出改革目标就是要“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89]。这三个方面的改革目标，都是推进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迫切需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直至今天依然具有非常直接的现实意义。到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90]。当代中国改革实践充分表明，“三个有利于”，既是判断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的根本标准，又是通过制度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目的。

（四）科学揭示制度改革的规律与趋势，深刻指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长期性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方向。在思考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开放总体设计过程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立意高远的战略思想，这就是“制度定型论”。他在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91]。这一重大论断既着眼长远，又切实可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和发展规律的科学揭示。这一科学论断，成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时间表的直接理论依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这一改革总目标和时间表，与邓小平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提出的“30年制度定型化”是完全相吻合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如何理解和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些重要论述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这就是要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习近平关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概括起来有这样几个基本要点：

（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邓小平同志在一九九二年提出，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个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这次全会在邓小平同志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角度考虑”[9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问题。

（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前提和实质是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我们要更好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93]“从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看，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前半程已经走过了，前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改革，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后半程，我们的主要历史任务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

（三）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包括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两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94]“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95]“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同时，还要看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虽然有紧密联系，但又不是一码事，不是国家治理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自然而然就越强。纵观世界，各国各有其治理体系，而各国治理能力由于客观情况和主观努力的差异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个国家在同一种治理体系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在一起提。”习近平着重强调，当前，无论是国家治理体系还是国家治理能力，都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我们的制度还没有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要求，有些方面甚至成为制约我们发展和稳定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必须适应国家现代化总进程，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提高国家机构履职能力，提高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事务、经济社会文化事务、自身事务的能力，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不断提高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96]

（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整体推进、实现整体效应。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从治理体系来说，“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从治理能力来说，“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97]。因此，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这项工程极为宏大，零敲碎打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五）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关键在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一次重大考验。”[98]当前，“制度执行力、治理能力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重要因素。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我们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99]。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论述，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改革与完善的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本规律，为抓住根本实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各项改革逐步深化、取得成效的一条基本经验，是确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对此，习近平给予了精辟总结：“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35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100]

坚持问题导向，在解决关键问题中将改革不断推向前进，是邓小平设计和领导中国改革的一大鲜明特色，也是邓小平改革思想的重要内容。邓小平是一位具有强烈问题意识和解决问题高超本领的改革战略家、思想家，他总是站在时代潮头和全局高度，敏锐地发现问题、精准地分析问题，抓住关键性、症结性问题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不失时机地将改革推向前进。正是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确保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既大刀阔斧地改革现有制度，又成功避免重蹈苏联东欧等国家的覆辙，在社会主义改革史乃至人类社会变革史上写下了绚丽光彩的一章。几十年的改革实践生动说明，只有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关键问题，才能明确改革任务、凸显改革重点、推动改革深化、增强改革效应，充分发挥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

（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经济领域的关键性问题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政府管得过死，企业缺乏活力。他说，长期以来，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因而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101]，这一方面造成了政府负担过重，一方面造成了企业活力不足。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我们长期认识偏颇，在姓“社”还是姓“资”上纠缠不清，甚至争论不休。邓小平强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首先解决好这一症结性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02]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实行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早在1979年，他就明确指出：“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03]。在领导和推进各项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邓小平反反复复强调这一观点，到1992年南方重要谈话中，他十分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04]邓小平的这些精辟论断，如石破天惊，令人振聋发聩，有力澄清了在计划与市场、姓“社”还是姓“资”问题上的迷惘和困惑，鲜明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正确方向、开辟了正确道路，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新发展增添了尤为珍贵的理论财富。正是在邓小平这一改革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我们党明确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和改革目标，不断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重要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康庄大道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二）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政治领域的关键性问题是权力过分集中，由此造成党政不分，滋生严重的官僚主义。他说：“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105]“总病根”找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与重点也就明确了。邓小平反复强调，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党政分开、精简机构，“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106]问题，增强活力、提高效率，调动广大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邓小平的这些精辟论述，虽然讲于20世纪80年代，但是绝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真理的光辉，许多论述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甚至还是我们今天深化政治体制改革需要致力于完成的重要现实任务。

（三）关于文化体制改革。在邓小平时代，虽然还不可能展开大规模的文化体制改革，但是邓小平对科技、教育领域的改革十分重视，对存在问题及改革方向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珍贵的科技、教育改革思想。这一改革思想，对于今天深化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直接的指导作用。在科技领域，邓小平敏锐地提出，关键是要解决好两大现实问题，一是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的问题，二是科技工作者是不是劳动者的问题。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尖锐指出，在科学技术是不是生产力的问题上，“‘四人帮’曾经喧嚣一时，颠倒是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107]。科技工作者是不是劳动者呢？“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问题也被搞得很混乱，“‘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108]。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邓小平明确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工作者以及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科学论断，对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乃至其他文化领域改革发挥了无可估量的指导与推动作用。在教育领域，邓小平明确指出，关键是要解决好如何办好教育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他说：“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109]为了培养大批优秀人才，邓小平明确强调：“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10]这“三个面向”，立足根本、着眼长远、高瞻远瞩，成为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文化领域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方针。推动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科技、教育事业，邓小平特别提出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多次深情地说：“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111]“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112]他甚至提出自己当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长”。一代领袖、一代伟人，对科技、教育工作如此高度重视，对科技、教育工作者拳拳关爱，实乃弥足珍贵，成为推进我国文化领域改革的无穷动力。

在着重思考和推进我国经济、政治、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同时，邓小平还针对社会领域、党风建设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对社会体制改革、党风廉政制度改革提出了许多具有长远指导价值的重要论述，概括起来就是：要增强社会活力，调动社会机体积极性；要注重制度建党，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坚决反对腐败。这些重要思想，集中体现了邓小平的全面改革观。“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113]邓小平特别强调，面向世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必须有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

在邓小平全面改革思想的指导与推动下，我国各项改革持续进展，当前已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尤其要树立强烈的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抓住各个领域的关键性和要害性问题将改革不断推向前进。习近平深刻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114]习近平同志尤其将树立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提到全面深化改革新起点、新谋划的高度，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关键要有新的谋划、新的举措。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115]

当前，如何抓住重大现实问题将改革全面推向前进？对此，习近平同志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内容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这是新时代全面深化各项改革的重要指针。

（一）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为此，必须“加大政府职能转变力度，既积极主动放掉该放的权，又认真负责管好该管的事，从‘越位点’退出，把‘缺位点’补上”[116]；为市场经济“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117]。

（二）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118]为此，必须“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坚持公正司法”，“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要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完善政务公开制度，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要大力发展协商民主，“完善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促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要抓住制度建设这个重点”[119]，切实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

（三）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激发文化创新活力、增强文化自信，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120]为此，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价值追求”[121]；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122]；“要在继续大胆推进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同时，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123]。

（四）深化社会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增强社会活力、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为此，“要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弱势群体倾斜”；要“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努力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公平的教育，获得发展自身、奉献社会、造福人民的能力”；“要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要“加快推进住房保障和供应体系建设”，“处理好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化的关系”，既要“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满足多层次住房需求”，同时“政府必须‘补好位’，为困难群众提供基本住房保障”；要“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建设平安中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124]。

（五）深化生态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严格的生态保护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25]，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为此，要“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要建立健全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制度，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强化制度约束作用”[126]。

四、把握改革的内在规律，坚持正确的改革方法

波澜壮阔的改革是涉及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新的革命，对党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和自身建设都提出了严峻挑战。党如何领导好这场新的伟大革命？这是一个时代性的新课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127]“当前，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党内外、国内外都很关注，全党上下和社会各方面期待很高。改革开放到了一个新的重要关头。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

在如何领导和推进改革这个重大问题上，邓小平提出了许多创造性的思想观点和科学方法，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改革方略，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的有机统一、马克思主义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统一，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飞跃的巨大魅力。正是邓小平科学的改革领导方略，确保了改革的正确方向，推进了改革的持续深化，创造了改革的崭新时代。

（一）始终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改革是体制和制度的革命，引起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结构以及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发生重大变化，因而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至关重要。在领导和推进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对于坚持改革正确方向、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发挥了根本性、长远性的引领与保障作用。邓小平尤其强调，改革开放必须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128]。在经济体制改革领域，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邓小平反复强调，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29]。这成为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基本原则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方向。邓小平特别指明，在利益分配多元化条件下，尤其需要防止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130]。在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他说：“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131]这些精辟论述，渗透着对党的事业、国家发展、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已被实践反复证明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不可忽缺的科学方法和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

（二）搞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一项承担很大风险的事业，首先胆子要大。“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因此，在改革中要允许试验，要宽容失败。“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关键在于及时总结经验，及时发现问题。通过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132]。邓小平指出，改革是涉及人民切身利害的事情，每一步都会影响亿万人的利益，因此改革步子要稳，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每走一步，都要“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133]。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邓小平最具特色最有魅力的改革方法论，是各项改革必须遵循的科学方法。这一改革方法论，不仅为我国几十年的改革成功实践所不断证明，而且也为世界各国改革正反经验所不断证明。

（三）领导改革中央要有权威。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134]改革实践雄辩地证明，邓小平的这一改革方略是十分英明的，也是十分必要的。改革开放以来，凡是涉及全局性的重大改革，无不是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推进的，中央坚强有力、果断决策、奋力推动，是中国改革成功的最重要因素。确保中央领导改革的权威，关键在于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加大改革的“顶层推动”。历史雄辩地表明，只要中央有权威、有胆识、有智慧，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改革大业一定会取得成功。

（四）充分发挥和保护人民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135]。作为创造性的社会主义实践，社会主义改革的每一步推进，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热情参与和共同推进。改革的这一基本规律和基本要求，在我国新时期改革进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十分尊重人民群众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非常注重发挥人民群众推进改革的首创精神。他在总结农村改革经验时反复强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136]。“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137]，改革就难以向前推进。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是如此。“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138]，关键在于调动广大职工参与改革、支持改革的积极性。为了保护、发挥人民群众参与改革、支持改革的积极性，邓小平提出一个重要思想，这就是：一定要长期保持城乡改革政策的基本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139]

（五）改革要使人民群众受惠，让人民群众高兴。改革是党领导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的伟大社会实践，因此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十分注重人民群众利益的实现和生活的改善，他把生产力标准和人民利益标准有机地统一起来，把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放心不放心作为衡量各项改革政策是否正确的根本标准。他精辟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40]这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发展，是我国新时期各项改革事业的根本理论依据。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邓小平提出了一项改革大政策，这就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勤俭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和帮助更多的人、更多的地区逐步走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实践有力证明，邓小平的这一改革大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不仅在当时改革中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推动作用，而且在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中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实践中，人民群众期待有更多的公平正义，期待消除利益差距、实现利益平等。但是，公平正义不是平均主义，利益平等不是利益均等，增进人民福祉，实现共同富裕，仍然是一个需要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的过程，仍然需要发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率先走向现代化的示范和带动作用。

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领导方略，闪烁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光辉，是我们党领导改革、推进改革智慧的结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同志创造性地坚持、运用和发展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领导方略，提出了一系列既高屋建瓴又脚踏实地、既统揽全局又各个突破、既注重现实又着眼长远的改革方略和改革方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国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关键是我们把党的基本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始终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那就是不论怎么改革、怎么开放，我们都始终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141]

（二）进一步解放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全会决定提出的这‘三个进一步解放’既是改革的目的，又是改革的条件。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的总开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思想，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是为了更好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42]

（三）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这一条，那就南辕北辙了”。“我国改革面临十分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要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在众说纷纭中开好改革药方，没有很强的战略定力是不行的”[143]。“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推进改革的目的是要不断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144]

（四）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145]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146]。“社会各界、海内外都高度关注我们的改革。我们要坚定信心、凝聚共识、统筹谋划、协同推进……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147]。

（五）摸着石头过河，蹄疾而步稳。习近平总书记从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规律出发，赋予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法论以新的内涵与意义。他说：“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摸着石头过河，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符合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不能说改革开放初期要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再摸着石头过河就不能提了。”“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我们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148]“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困难要一个一个克服，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而步稳’。”[149]

在邓小平改革思想和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要论述指引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下，我国各项重大改革开局顺畅、进展顺利，愈益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热情参与，进一步增强了中央领导改革的权威，进一步彰显着社会主义改革造福人民、推进历史的巨大能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