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9讲
奠基时代的第一代表

前面的课程，对于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已经完成了几个方面的论定。由于非常重要，我们要复习一下。

第一方面的论定是：中国文化在人类四大古文化中占据一席。

第二方面的论定是：中国文化进入文明门槛的时间是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这在四大古文化中排序第三或第四，本课程暂定为第四。

第三方面的论定是：中国文化进入文明门槛的标准，符合世界统一标准，那就是青铜器的出现、制度的建立、文字的创造。

第四方面的论定是：人类四大古文化中的其他三个，都渐渐中断或湮灭了，只有中国文化成了唯一的例外。于是，也就由“第四”变成了“唯一”。

这四个方面的论定，引出了一个巨大悬念：“第四”是怎么一步步变成“唯一”的？

先不忙着提供答案，而应该回过头去，看看它走过的一段段道路，一级级台阶。

先讲第一级台阶：奠基时代的中国文化。

所谓“奠基时代”，全称应该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奠基时代”。

大家知道，跨越文明门槛就开始进入文明生活，但是进入文明生活，并不等于已经精神自立。我们不妨看看今天四周的社会生活，进入文明生活的人很多，完成精神自立的人不多。整个人类也是一样，造出了青铜器，就精神自立了吗？能运用文字，就精神自立了吗？生活于一种制度之中，就精神自立了吗？显然不是。

人类还需要等待一个重要时期，集中最聪明的头脑，来思考一系列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个时期，人类还是会在文明生活的外表下，仍然处于精神蒙昧的状态。

于是，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迫使人类摆脱这种状态。

如果要用神话的方式打一个比方，那就是，创造万物的天神看到人类已经拥有很多文明手段，但都是在夺权，在战争，在吵闹，就喝令人类静一静，好好接受一次精神文化的培训，同时还选出一批高水准的老师，派到各个文明区域。

这次精神文化大培训，果然发生了。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把它称为“轴心时代”，这种提法已经被世界上很多历史学家接受。但是，我却不太赞成，因为他们划出的时间太长，从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有六百年，这“轴心”，也就太大了。我经过仔细分析，觉得至少应该减去两百年，从公元前六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大概是四百年。“轴心时代”这个命题是一个比喻，意义比较模糊，我把它更改为“奠基时代”。

“奠基时代”四百年，世界各地涌现了很多开天辟地的文化巨人。巴比伦、印度、波斯和希腊都在范围之内。希腊虽然没能进入四大古文化之列，但到“奠基时代”已突飞猛进，成果累累。又由于它拥有好几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对那个时代文化巨人们的记述特别详尽，这一来，希腊也就成了我的主要对比坐标。

在这个“奠基时代”，中国文化不仅没有缺席，而且表现精彩。

请看以下这些年龄排列——

老子和释迦牟尼几乎同龄，只差几岁；

孔子比释迦牟尼小十几岁；

孔子去世后十年，苏格拉底出生；

墨子比苏格拉底小一岁，比德谟克利特大八岁；

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二岁；

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十五岁；

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七岁；

……

我不知道大家看了这个年龄排列后有什么感觉。在那么漫长的历史上，这些文化巨人几乎同时出现在世界上。他们太像是一起接到了同一个指令而手拉着手并肩“下凡”的，只是在云端告别，各自去了不同的地方。

我说中国文化没有缺席，不错吧？记得法兰克福学派在论述这个奇迹般的时代时，着重举出的例子便是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和庄子。既然在人类的精神奠基工程中占据了那么大的份额，那就进一步夯实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

这个现象，不仅让我惊叹，而且让我感动。因为当时的中国大地，充满着战乱和阴谋，按照庄子的说法，是“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在这种情况下，照理是出不了什么大文化的，最多出一点儿琐碎的应急文化、避祸文化。大文化需要对天地人生做终极思考，哪里会有人在兵荒马乱中做这样的事情呢？但是，怎么想得到，这片土地居然做到了，让人惊讶地走出了一批伟大的精神导师。随着他们的身影，中国文化一下子走向了高贵，而且是世界级的高贵。

我很想让今天的年轻人更多地了解他们。因为他们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厉害。是他们，决定了我们成为我们。

我先讲讲那位年纪最大的老子。

老子，是让中国文化获得世界身份的第一代表。

由于我们在讲“奠基时代”的时候经常把希腊哲学家作为对比坐标，因此，一九九九年十月六日，我特地来到希腊雅典，访问了雅典人文学院比较哲学博士贝尼特（M. Benetatou）女士。她原来立足希腊古典哲学，后来到意大利学东方哲学，由印度起步，最后落脚于中国，这是西方多数同行的惯例。她深入研究了中国的老子、孔子、庄子和《易经》，最后得出结论，老子是最符合国际标准的顶级哲学家。

比贝尼特博士表述得更直接的，是一系列统计。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上几千年来被翻译成外文而广泛传播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

《纽约时报》公布，人类古往今来最有影响力的十大作者，老子排名第一。

还有一项统计：被公认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老子》几乎每家一册。这个拥有比例，已经远远超过老子的祖国。

就凭这些统计，说老子是中国文化的第一代表，一点儿也不过分吧？

但是过分的是，这位最高代表，这位世界顶级的哲学家，全部著作只有五千字，而他的生平又扑朔迷离，连司马迁都说不清楚。那就只好任由后人想象了，但这似乎是老子的本意。

按照鲁迅在《出关》中的描述，那天，年迈的老子穿了一件黄衣服，骑了一头青牛，背着一个布口袋，要过函谷关，到远方去。他去做什么？好像不做什么。因为他认为，人就像水，应该向低处流，然后，渗透于沙漠，蒸发于旷野，这就是生命的大道。他想到函谷关外面，把自己蒸发掉。

他要过函谷关，守关的官吏叫关尹喜，是个文化爱好者。关尹喜向老子提出一个要求，过关可以，但要留一篇文章下来。

老子知道这是准许过关的条件，没办法，就坐下来，写了五千字。那就是《道德经》，也就是《老子》。

鲁迅在《出关》中写道，关尹喜收下了这五千字，还付给了老子一笔稿费一十五个饽饽，老子还再三道谢。这当然是幽默的想象了，但鲁迅对老子出关后的图景描写得很有意思：白发，青牛，黄衣服，布口袋，一下子进入灰色的尘土里，很快，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个图景，全是不同的色彩。关尹喜从窗口看去，灰尘已经遮得半天皆暗。老人家怎么样了呢？司马迁写道，“莫知其所终”，也就是谁也不知道他最后是怎么结束生命的。留在世界上的，就是关尹喜手上的五千字。

如果这个图景描述得不太离谱，那么，这篇著作的诞生过程也称得上绝无仅有了。初一看是那么偶然、那么匆忙、那么尘土飞扬，但是往深里一想，人们一定能感受到其间无比苍茫的哲学内涵和美学内涵。

老子消失了，但他留给大地的，是一个能够深思熟虑、看透万象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