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0讲
孔子的路

在老子之后，孔子站出来代表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

老子在路上，孔子也在路上。

直到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提出一个“在路上”的概念，曾经让青年一代激动。因为在路上，一个人摆脱了固定的环境，陷入了广阔无比的陌生和未知，但生命的缰绳却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上，你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生命的脆弱和强大。全世界年轻人风靡“在路上”这个概念，是不奇怪的。

但是，早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国的顶级思想家，已经在路上，先是老子，再是孔子。

孔子第一次隆重地“在路上”，恰恰是去拜访老子。路程不近，从今天的山东曲阜，到今天的河南洛阳。

老子比孔子大了一辈，孔子是以学生的身份去问道的。现在洛阳，还有一个碑，刻着孔子问道处。但是，年代太远了，孔子这次长途旅行的情况已经不太清楚。

记得十一年前，我在美国休斯敦中央银行大礼堂里讲述中国文化史，听的人非常多，连我们国家领事馆的文化参赞也只能坐在礼堂门外的台阶上听里边传出来的余音。我从上午讲到下午，整整一天，结束时，有一个当地华裔历史学家递字条上来。他发现我在讲课的时候把孔子放在老子后面，就问，他看到一项历史资料，证明老子比孔子晚了一百多年，这是怎么回事？我回答说，确实有历史书把老子和太史儋当作同一个人，因为太史儋也曾经西出函谷关，那是孔子去世一百多年后的事，搞混了。我相信孔子比老子小，向老子请教过，因为有《礼记》、《庄子》、《孔子家语》、《吕氏春秋》等古籍互相参证。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与老子见面后，出现了什么情景？他们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对话？

这就有很多说法了。其实，由于他们两人谁也没有透露出来，因此各种说法都只是后人的猜测。

我觉得有两种说法比较有意思。

一种说法是，老子看了一眼远道而来、满脸笑容、意气风发的孔子，又看了一眼窗外与孔子一起来的朋友和学生，以及他们身边的马车，就说：“年轻人，要深藏不露，避免骄傲和贪欲。”

这话当然是对的，却也包含着对孔子的误会。老年人看到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常常会有这种误会。孔子当时的意气风发，一是因为赶了长路终于到了目的地，二是因为见到了早就要来拜访的老子。这种高兴劲头，让老子产生了某种不太正面的联想。

另一种说法是，孔子刚坐定就问老子“周礼”，也就是周朝的礼仪。老子说，天下的一切都在变，不应该再固守周礼了。

这正是老子的基本思想，即使孔子不问，他也会说。他把天地人间的哲学，以一个“变”字来概括，非常了不起。反过来，孔子的问题，也反映了孔子的基本思想，他一心想恢复周礼，看上去是倒退，其实是希望给这么纷乱的土地一种秩序，而这种秩序就是礼仪。显然，他们的思想方式虽然不同，但都没有错，产生了一种互补性的平衡。

对于他们两人的见面，我在专文《老子和孔子》中，曾写下一长段感慨：

这是两位真正站在全人类思维巅峰之上的伟大圣哲的见面，这是中华民族两个精神原创者的会合。两千五百多年前这一天的洛阳，应有凤鸾长鸣。不管那天是晴是阴，是风是雨，都贵不可言。

他们长揖作别。

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这些人不管多么热烈或歹毒，都无法左右天才自己的思想。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最好是对手，才会产生着了魔一般的精神淬砺。淬砺的结果，很可能改变自己，但更有可能是强化自己。这不是固执，而是因为获得了最高层次的反证而达到新的自觉。这就像长天和秋水蓦然相映，长天更明白了自己是长天，秋水也更明白了自己是秋水。

今天在这里，老子更明白自己是老子，孔子也更明白自己是孔子了。

他们会更明确地走一条相反的路。什么都不一样，只有两点相同：一、他们都是百代君子；二、他们都会长途跋涉。

他们都要把自己伟大的学说变成长长的脚印。

孔子在拜别老子的二十年后，开始了更为惊人的长途跋涉。他在外面行走了整整十四年，而且他的年纪已经不轻了，从五十五岁，走到六十八岁。

这十四年的行走，有一些学生陪着，他沿路讲的话，被学生们记下了。他很想让当时各个诸侯邦国的统治者听这些话，但他们不听，却被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人听到了，也被世界上很多人听到了。古往今来，世界各地很多人，都从孔子的那些话，来认识中国文化。

这十四年，他似乎没有走出他所期望的结果，却走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

他的这次漫长出走，历史上称之为“周游列国”。当时所谓的“列国”，都是一些地方性的诸侯邦国，一个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和军事实体，除了征服和结盟，谁也管不了谁。孔子想让它们在精神文化上取得一些共同语言，但没有成功。

孔子的这次上路，有点儿匆忙。原先他一心想着在鲁国做一个施行仁政的实验，自己也掌握过一部分权力，但实在冲破不了顽固的政治架构，最后被鲁国的贵族抛弃了。

他以前也对邻近的齐国抱有希望，但齐国另有一番浩大开阔的政治理念，那个小个子宰相晏婴就不太能接受孔子的那一套。于是，孔子就去了卫国。

卫国的君主卫灵公很快接见了他，问他在鲁国拿多少俸禄。孔子回答后，卫灵公立即说，按同样的数字给予。这听起来很爽快，但孔子走那么多路，难道是来拿俸禄的吗？孔子在卫国，主要住在蘧伯玉家里。蘧伯玉比孔子年长，对孔子建立君子之道有不少帮助。为此，我曾应邀为今天河南省长垣县书写了“君子故里”的碑文以示纪念。现在这方石碑，正竖立在孔子经常出入的路口。当时的孔子，一直等待着卫灵公来问政，但这样的机会始终没有出现，反倒是一个突发的政治案件牵涉到孔子认识的一个人，孔子面临危险，只能仓皇离开。

后来，孔子在别的邦国遇到的问题，大体都是这样。一开始都表示欢迎他，也提供一些生活物资，却谁也不听他的政治主张。因此，孔子一次次抱着希望而去，又一次次颓然失望而走。

有一次从陈国到蔡国，半道上不小心陷入了战场，孔子和学生已经七天没有吃饭了。孔子看了大家一眼，问：“我们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总是徘徊在旷野？”

这个问题有一种悲凉的诗意。

学生子路回答老师的问题，说：“也许我们的仁德和智慧不够，别人不信任我们。”

孔子说：“不，古代那些仁德和智慧很高的人，也不被信任。”

学生子贡回答老师的问题，说：“也许我们的理想太高了，老师，能不能降低一点儿？”

孔子说：“不能为了别人的接受而降低自己的志向。”

学生颜回回答老师的问题，说：“如果我们的学说不好，别人不接受，这是我们的耻辱；如果我们的学说很好，别人还不接受，那是别人的耻辱。”

孔子同意颜回的说法。但他心里一直盘旋着一个矛盾：真正的君子应该被世人充分接受吗？他一会儿认为，真正的君子就应该被世人充分接受；过一会儿又认为，真正的君子不可能被世人充分接受。

对于这个矛盾，后人总是从两个相反的方向进行各种各样的评述和批判。对此，我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后人批评孔子保守、倒退都是多余的，这就像批评泰山，为什么南坡承受了那么多阳光，还要让北坡去承受那么多风雪。

可期待的回答只有一个：“因为我是泰山。”

伟大的孔子自知伟大，因此从来没有对南坡的阳光感到得意，也没有对北坡的风雪感到耻辱。

孔子对我们最大的吸引力，是一种迷人的“生命情调”——至善、宽厚、优雅、快乐，而且健康。他以自己的苦旅，让君子充满魅力。

孔子行走了十四年，回到故乡时已经六十八岁。妻子已经在一年前去世。过了一年，独生子孔鲤又去世了。再过两年，他最喜爱的学生颜回去世了。接着，他最忠心的学生子路也去世了。

面对接连不断的死讯，年逾古稀的思想家一次次仰天呼喊：“老天要我的命啊！老天要我的命啊！”

但是，就在这悲惨的晚年，他还在大规模地整理“六经”，尤其注力于《春秋》，把他的“大一统、正名分、天命论、尊王攘夷”等一系列观念，郑重地交付给中国历史。如果说，后来秦始皇在领土上让中国成为中国，那么，孔子则在思想上，让中国成为中国。

对于他的去世，我曾写下一段文字：

一天，孔子正在编《春秋》，听说有人在西边猎到了仁兽麒麟，他立刻怦然心动，觉得似乎包含着一种“天命”的信息，叹道：“吾道穷矣！”随即在《春秋》中记下“西狩获麟”四字，罢笔，不再修《春秋》。

渐渐地，高高的躯体一天比一天疲软，疾病接踵而来，他知道大限已近。

那天他想唱几句，开口一试，声音有点儿颤抖，但仍然浑厚。他拖着长长的尾音唱出三句：

泰山其颓乎！

梁木其坏乎！

哲人其萎乎！

唱过之后七天，这座泰山真的倒了。连同南坡的阳光、北坡的风雪，一起倒了。

千里古道，万丈西风，顷刻凝缩到了他卧榻前那双麻履之下。

这双鞋子走出的路，后来将成为很多很多人的路，成为全人类最大族群都认识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