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将军夫人很珍视自己的出身。当她毫无思想准备地听到别人直截了当地告诉她，她已略有所闻的这个本族的最后一名公爵梅什金，只不过是一个可怜的白痴，跟乞丐相差无几，还要接受别人的施舍，这时她该怎么想呢？将军正是要取得这样的效果，一下子引起她的兴趣，从而转移她的全部注意力。

每当碰到意外情况，将军夫人通常总是把眼睛瞪得溜圆，身躯稍稍朝后一仰，没有表情地看着前方，一句话也不说。她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年纪和丈夫相仿，黑发中羼杂着许多白发，但依然很浓密，鼻子有点弯，身子瘦削，脸颊发黄而且下陷，嘴唇很薄，而且凹了进去。她的前额很高，然而狭窄；在那双相当大的灰眼睛里，有时会流露出完全出人意料的神情。她一度有过一个弱点，就是相信自己的眼睛特别迷人，而且这个信念一直无法磨灭。

“接见吗？您说现在立刻就接见他吗？”将军夫人竭力瞪大了眼睛瞧着在她面前忙个不休的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噢，接见他可用不着任何客套，只要你，我亲爱的，愿意见他就成。”将军忙着解释道，“他完全是一个孩子，甚至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孩子。他得了一种什么癫痫症；他刚从瑞士回国，才下火车，衣着古怪，有点像德国人，再加上身无分文，真是囊空如洗；他几乎要哭出来。我送给他二十五卢布，还打算在我们的机关里给他谋一个录事的位置。女士们[18]，我请你们给他点东西吃，因为他好像是饿了……”

“您叫我吃了一惊，”将军夫人照旧接着说，“他又饿，又有癫痫症！哪一种癫痫症？”

“噢，这种病并不经常发作，此外他几乎像一个孩子，不过很有教养。我想请你们，女士们，”他又对女儿们说，“考他一下，了解一下他能干什么，这毕竟是件好事。”

“考——他——一——下？”将军夫人曼声说道，无比惊讶地重又瞪起眼睛，把目光从女儿们身上移到丈夫身上，又从丈夫身上移到女儿们身上。

“唉，我亲爱的，你不必把这件事看得这么严重……但是随你的便吧。我的意思是要对他客气点，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因为这几乎是一桩善行。”

“带到我们家来？从瑞士？！”

“瑞士并不会碍事；但是我再说一遍，随你的便好啦。我所以这样想，第一是因为他和你同宗，兴许还是亲戚；第二，他无处安身。我甚至认为你对他多少会发生点兴趣，因为他毕竟跟咱们同宗啊。”

“妈妈，既然不必和他讲什么客套，那又为什么不见他呢？再说，他刚下车，一定想吃东西。他既然无处可去，为什么不请他吃一顿呢？”大女儿亚历山德拉说。

“再说，他完全是一个小孩子，我们还可以和他捉迷藏哩。”

“捉迷藏？怎么捉法？”

“唉，妈妈，请你别装糊涂啦。”阿格拉娅懊恼地插嘴道。

二女儿阿杰莱达生来爱笑，她忍俊不禁，便大笑起来。

“爸爸，叫他进来吧，妈妈答应了。”阿格拉娅断然说。将军摇铃，吩咐请公爵进来。

“不过有一个条件，他坐下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在他脖子上系一条餐巾，”将军夫人坚持道，“把费奥多尔叫来，或者让玛夫拉……站在他背后，看着他吃饭。他发病的时候起码是安静的吧？他不故作姿态吧？”

“恰好相反，他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非常文雅。有时有点发呆……现在他来啦！来，让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族里最后一位公爵梅什金，同宗，兴许还是亲戚，请你们接待他吧，要亲切一些。早餐立刻送上，公爵，请您赏光……对不起，我已经耽误了，失陪啦……”

“我们知道你忙着去哪里。”将军夫人傲慢地说。

“我忙得很，忙得很，我亲爱的，我耽误了！把你们的纪念册给他，女士们，请他在上面给你们题几个字，他的书法可真是一绝！真是个天才！他在我那儿写了几个古体字：‘帕夫努季住持亲书’……哦，再见吧。”

“帕夫努季？住持？您等一等，等一等，您到哪里去？帕夫努季又是谁？”将军夫人十分懊丧地、几乎是惊慌不安地对逃跑的丈夫喊道。

“是的，是的，我亲爱的，这是古代的一位修道院院长……我要到伯爵那里去，他早就在等我啦，主要是他亲自约定……公爵，再见吧！”

将军快步退了出去。

“我知道他去找哪一位伯爵！”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厉声说道，同时气呼呼地把视线移到公爵身上，“是什么来着？”她一面嫌恶而又烦恼地回忆着，一面开口说，“是什么来着？哦，对了！哪一个住持？”

“妈妈。”亚历山德拉开口了，阿格拉娅甚至跺了一下脚。

“你别打搅我，亚历山德拉·伊万诺夫娜，”将军夫人一字一句地对她说，“我也想知道。公爵，请您坐在这里，就坐在这张圈椅上，在我的对面，不对，是在这里；请您稍稍地朝有阳光的地方，有光亮的地方挪动一下，好让我看得见您。噢，那是个什么住持？”

“帕夫努季住持。”公爵殷勤而认真地答道。

“帕夫努季吗？这很有趣。噢，他怎么样呢？”

将军夫人不耐烦地问着，她说得很快，语气生硬，同时目不转睛地瞧着公爵。公爵回答时每说一句话她都要点点头。

“帕夫努季住持是十四世纪的人，”公爵开始说，“他在伏尔加河岸，在如今我们的科斯特罗马省主持过一座小修道院。他过着圣洁的生活，因而闻名于世。他常去金帐汗国，帮助他们处理当时的事务，并在一份文件上签过字，我看见过这个签字的副本。我很喜欢他的书法，便学会了。方才将军想看看我的字体，以便替我谋个差事，我便用各种字体写了几句话，又用帕夫努季住持本人的字体写出‘帕夫努季住持亲书’几个字。将军很喜欢，所以刚才他提到了这件事。”

“阿格拉娅，”将军夫人说，“你要记住：帕夫努季，最好是写下来，不然我老是会忘。不过我本来以为会比这有趣。这个签字在什么地方？”

“仿佛留在将军书房里的桌子上了。”

“马上叫人去取来。”

“倘若您愿意，倒不如让我给您再写一遍。”

“那当然喽，妈妈，”亚历山德拉说，“可是现在最好是进早餐；我们想吃东西啦。”

“也好，”将军夫人决定道，“来吧，公爵，您很饿了吧？”

“是的，我现在很饿，很感谢您。”

“您这么客气，这很好。我看得出来，您根本不像……别人介绍的那样是一个怪人。来吧。您坐在这里，对着我，”大家走进餐厅以后，她便张罗起来，让公爵坐下，“我要看看您。亚历山德拉，阿杰莱达，你们来招待公爵。他根本不是那样一个……病人，不是吗？兴许连餐巾也用不着……公爵，您吃饭的时候有人给您系餐巾吗？”

“早先，当我七八岁的时候，仿佛有人给我系过餐巾，现在我吃饭的时候，通常把餐巾放在膝头上。”

“应该这样。但是癫痫症呢？”

“癫痫症吗？”公爵有点奇怪，“现在我很少犯病。不过我不知道究竟怎样，据说这里的气候对我有害。”

“他说得很好，”将军夫人对女儿们说，公爵每说一句话，她照旧要点一下头，“我真没有想到。这么说来，和通常一样，全是鸡毛蒜皮和胡说八道。公爵，请用餐。请您讲讲，您在哪儿出生？在哪儿受的教育？我全都想知道，您引起了我莫大的兴趣。”

公爵道了谢，一面津津有味地用餐，一面把当天上午已说过好几遍的故事又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将军夫人越来越满意了。姑娘们也很专心地听着。他们谈起族谱来，原来公爵十分熟悉自己的家谱。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往一起拉，他和将军夫人之间也几乎没有任何亲族关系。他们的祖父母之间还算得上是远亲。将军夫人特别喜欢这种枯燥的话题，她尽管非常愿意谈论自己的家谱，然而几乎从来都找不到机会，于是就十分激动地从桌旁站了起来。

“全都到我们的花厅去吧，”她说，“可以到那里去喝咖啡。我们有一个公用的房间，”她领公爵出去时对他说，“其实只不过是我的一间小客厅，在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就聚在那里，各干各的事：亚历山德拉，就是这一位，我的大女儿，她弹钢琴，或者读书，或者缝纫；阿杰莱达画风景画和肖像画（可一幅也没能画完），只有阿格拉娅坐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干。我也是干什么都不顺手，一事无成。好，我们到了。公爵，您坐在这里，坐在壁炉旁边，再讲点什么。我想知道您是怎么讲故事的。我但愿能完全信服，下次再见到别洛孔斯基公爵夫人那个老太婆的时候，我要把您的一切都讲给她听。我要使她们大家都对您发生兴趣。喂，您就说吧。”

“但是，妈妈，像这样讲故事是很奇怪的。”阿杰莱达说道，当时她刚整理好自己的画架，拿起画笔和调色板，着手根据一张版画描摹早就开始画的一幅风景画。亚历山德拉和阿格拉娅一同无所事事地坐在小沙发上，准备听这一场谈话。公爵发现，他已成为四面八方特别注意的人物。

“倘若有人这样吩咐我，我是什么也讲不出来的。”阿格拉娅说。

“那为什么？这有什么奇怪的？为什么他不能讲呢？他有舌头啊。我想知道他的口才究竟有多好。噢，随便讲点什么都成。请您讲讲，您可喜欢瑞士，谈谈您最初的印象。你们可以看到，他马上就会开始，而且开始得很好。”

“印象很深……”公爵开始说。

“你们瞧，”性急的伊丽莎白·普罗科菲耶夫娜应声对女儿们说，“他开始了。”

“您起码总得让他说下去呀，妈妈，”亚历山德拉阻止她，“这位公爵也许是个大骗子，根本不是白痴。”她对阿格拉娅耳语道。

“没错，我早就看出来了，”阿格拉娅答道，“他装模作样，真可恶。他想用这种方法占什么便宜吧？”

“最初的印象很深，”公爵重复了一遍，“在别人带我离开俄国，经过许多德国城市的时候，我只是默默地看着，我记得，我连一句话也没问。这是在我的病厉害地、痛苦地发作了多次之后。每当病情加重、连续发作几次的时候，我总要完全变成一个傻子，完全丧失记忆力，脑子虽然还能活动，但是正常的思路却似乎中断了。我不能合情合理地把两三个以上的想法联系在一起。我有这种感觉。但是，在病情好转的时候，我又变得健康而结实，就像现在这样。我记得：我心中的忧愁是难以忍受的；我甚至想哭；我老是感到惊惧不安。我看见一切都是陌生的，这对我发生了极大的影响。我明白这一点。陌生的世界使我非常痛苦。我记得，一天晚上，我完全摆脱了这种阴郁的心境，苏醒过来，那是在巴塞尔，就是在进入瑞士国境的时候。城内市场上的驴叫声把我惊醒了。这头驴子使我大吃一惊，不知为什么，我竟特别喜欢它。当时我头脑里的一切都豁然开朗了。”

“驴子？这可真怪，”将军夫人说道，“不过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有个女人还爱上了驴子哩。”这时姑娘们笑了起来，她说着还生气地瞧了她们一眼，“神话里就有这样的事。您接着往下说吧，公爵。”

“从那时候起，我就非常喜欢驴子。它们简直成了我心爱的动物。我开始打听驴子的情况，因为我以前没有见过它们。我立刻相信，这是极有益的动物，会干活，有力气，能吃苦耐劳，价钱又便宜。由于这头驴子，我忽然爱上了整个瑞士，先前的忧愁也就烟消云散了。”

“这一切都很奇怪，但是驴子的事可以不谈；让咱们换一个话题吧。你为什么老是笑呀，阿格拉娅？还有你，阿杰莱达，笑什么呀？公爵讲驴子的事讲得很好。他亲眼见过驴子，可你见过什么？你没有去过外国吧？”

“我见过驴子，妈妈。”阿杰莱达说。

“我也听到过驴叫。”阿格拉娅附和道。三个姐妹又笑了。公爵也和她们一起笑了起来。

“你们太坏啦，”将军夫人说，“公爵，请您原谅她们，她们都是好心人。我总是和她们吵架，但是我爱她们。她们轻佻、浮躁，都是疯子。”

“为什么呢？”公爵笑了，“我要是她们，我也同样不会坐失良机。不过，我还是拥护驴子：驴子是善良有益的人。[19]”

“您善良吗，公爵？我是出于好奇才问您的。”将军夫人问道。

大家又笑了。

“又碰到这该死的驴子啦；我连想都没有想到过它！”将军夫人喊道，“请您相信我，公爵，我并没有任何……”

“任何暗示吗？噢，我无疑是相信您的！”

公爵仍笑个不停。

“您笑啦，这太好了。我看您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将军夫人说。

“有时候也不善良。”公爵答道。

“可我是善良的，”将军夫人突然插嘴道，“也可以说一向为人善良。这是我唯一的缺点，因为人不应该永远善良。我常对这几个姑娘发火，特别是对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发火，然而糟糕的是：我在发火的时候竟最为善良。我方才在您进来以前就在生气，装出一副什么也不明白而且不会明白的样子。我常常这样，就像个孩子。阿格拉娅教训过我；谢谢你，阿格拉娅。不过这一切全是废话。我还没有看上去那么蠢，也不像女儿们想把我说成的那样笨。我有性格，也不大害羞。不过我说这话并无恶意。你到这里来，阿格拉娅，吻我一下，嘿……别再亲热啦，”当阿格拉娅柔情脉脉地吻过她的嘴唇和手的时候，她说，“接着往下说吧，公爵。也许您会想起比驴子更有趣的事来。”

“我还是不明白，这种事怎么能这么直率地讲出来，”阿杰莱达又说，“我可无论如何也办不到。”

“可是公爵却办得到，因为公爵特别聪明，至少有你十倍，也许十二倍的聪明。我希望你以后会感觉到这一点。公爵，您对她们证实一下。您接着说吧。驴子的确可以撇开不谈。您在国外，除去驴子还看见了什么？”

“关于驴子的话也说得很聪明，”亚历山德拉说道，“公爵把自己犯病时的情况，把他怎样由于一次外来的刺激而对一切都喜欢起来的经过，讲得十分有趣。对于一个人怎样发疯，以后又怎么痊愈，我一向都很感兴趣。尤其在突然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

“不是吗？不是吗？”将军夫人精神为之一振，“我看出你有时也还聪明。噢，别笑啦！您好像正讲到瑞士的自然风光，公爵，那就接着讲吧！”

“我们到了卢塞恩，把我带到湖上。我感到那里真美，同时心里又非常难受。”公爵说。

“为什么？”亚历山德拉问。

“我不明白。每当我初次看到这样的自然风光，总感到难受和不安；既愉快，又不安；但是，这都发生在我病还没好的时候。”

“我倒很想看一看，”阿杰莱达说，“我不明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国外去。我已经有两年找不到绘画的题材了：

东方与南方早被描绘……[20]

公爵，请您给我找找绘画的题材吧。”

“我对此一窍不通。我以为只要看一眼就能作画呢。”

“我可不会看一眼。”

“你们为什么尽打哑谜呢？我一点也不明白！”将军夫人打断他们的话说，“什么叫不会看一眼？既然有眼睛，那就看嘛。你不会在这里看一眼，到了外国也学不会的。公爵，您最好谈谈您自己是怎样看的。”

“这就好了，”阿杰莱达补充道，“公爵已在国外学会怎样看了。”

“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国外恢复了健康。我不知道我学会看了没有。不过我在那里几乎一直很幸福。”

“幸福！您会成为幸福的人吗？”阿格拉娅喊道，“那您怎么说您没有学会看呢？您还可以教教我们呢。”

“请您赐教吧。”阿杰莱达笑了。

“我什么也教不了，”公爵也笑了，“我在国外的时候，几乎一直住在那个瑞士的乡村里；只是偶尔到不远的地方去一趟；我能教你们什么呢？起初，我只不过不那么烦闷了；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以后，我觉得每一天都很宝贵，日子过得越久，就越觉得宝贵，因此，我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我睡觉的时候十分满意，起床的时候就感到更幸福了。这一切是为什么呢？我很难说清楚。”

“那么，您就不想到别的地方去啦？任何地方都不能吸引您啦？”亚历山德拉问。

“起初，就是一开头，倒也曾吸引过我。我当时非常不安。我老想我以后该如何生活；老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有些时候觉得特别不安。你们知道，确有这样的时候，尤其是在孤独中。我们那里有个不大的瀑布，高高地从山上泻下来，成为一条很细的线，几乎是垂直的。白色的瀑布发出喧哗声，泡沫四溅。它高高地泻下来，看上去却显得很低，站在半俄里以外，却像离它只有五十步似的。我夜里总爱听它的喧哗声；在这种时候我往往感到极为不安。有时在正午，我到山上去玩，一个人站在山上，周围尽是粗大的、树脂很多的古松；悬崖上面有一座中世纪的古堡，已是一片废墟。我们的小村子在山下的远方，看不大清楚。阳光明媚，天空湛蓝，一片寂静。这当儿，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召唤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总觉得，倘若一直向前走，不停地走，一旦到达天壤相接的那条线，就可以找到全部谜底，而且立刻可以看到比我们的生活丰富热闹一千倍的新生活；我一直幻想着能看到一个像那不勒斯那样大的城市，城里处处都是宫殿、喧哗声、隆隆声和热闹的生活……的确，我幻想的东西可真不少！但是后来我又觉得，就是在监狱里也可以找到丰富多彩的生活。”

“最后这个值得称道的思想，我十二岁的时候就在《文选读本》里读到过。”阿格拉娅说。

“这全是哲学，”阿杰莱达说道，“您是哲学家，您是来教训我们的。”

“您的话也许是对的，”公爵莞尔一笑，“我也许的确是个哲学家，谁知道呢？我也许的确有教训的意思……也许是这样；真的，也许是的。”

“您的哲学和叶夫兰皮娅·尼古拉夫娜的一样，”阿格拉娅又插嘴道，“她是一名官员的遗孀，常到我们这儿来，像个女食客。她活着的全部目的就是占便宜；她活着就是为了尽可能多占便宜，一开口总离不开几个臭钱。请您注意，她有的是钱，她是个滑头。就跟您那丰富多彩的狱中生活一样，也许还和您在村里过的四年幸福生活一样，为了这种生活，您把您的那不勒斯城都出卖了，虽然只卖了几文钱，却好像赚了好大一笔似的。”

“关于狱中生活，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公爵说道，“一个在狱中蹲了十二三年的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是一个病人，在我的那位教授那里就医。他患癫痫症，有时感到不安，常常哭泣，有一次甚至想自杀。请你们相信，他在狱中的生活的确是很可悲的，但是，当然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他认识的只有一个蜘蛛和长在窗下的一株小树……但是，我最好对你们谈谈我去年和另一个人相遇的情形。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况，——说实在的，怪就怪在这种事是很罕见的。有一次，这个人同别人一起被押上了断头台[21]。由于犯了政治罪，他被判处死刑。过了二十分钟，又宣布了特赦令，判了另一种刑。但是，在这两次判决之间，在这二十分钟内，或者至少是一刻钟内，他深信不疑地认为，再过几分钟他就会突然死去。他有时提起自己当时的印象，我就非常想听，有好几次我还重新向他打听详情。他对于全部经过记得特别清楚。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这几分钟的一切经历。断头台旁边站着一些群众和士兵，在离断头台二十来步的地方，竖了三根柱子，因为犯人有好几个。他们把头一批的三个犯人拉到柱子跟前，把他们绑上，给他们穿上死囚服（白色长袍），用白色尖顶帽盖住他们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枪支。随后，每根柱子的对面都站了一排士兵。我的朋友排在第八名，所以他是第三批被拉到柱子前去的。神甫已经拿着十字架在大家面前走了一趟。这样，我那个朋友最多也只能再活五分钟。他说，他觉得这五分钟是无穷的期限，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他觉得他将在这五分钟内度过好几辈子，他现在还无须去想那最后的一刹那，因此他还作了各种安排。他匀出时间和同志们告别，这定为两分钟；以后又匀出两分钟作最后一次自我反省；然后最后一次环视一下四周。他很清楚地记得，他的确作了这三种安排，的确是这样分配时间的。他才二十七岁[22]，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却就要死去了。他和同志们告别的时候，记得曾向一个同志提出了一个很不相干的问题，甚至还十分关心对方的回答。他和同志们告别以后，就到了他匀出来自我反省的那两分钟。他预先知道他要想些什么。他总想尽快弄清楚，而且弄得越清楚越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现在还存在着，还活着，但是再过三分钟，他就要成为一种东西，成为什么人或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人呢？究竟在哪里呢？他想在这两分钟内确定这一切！附近有一座教堂，金碧辉煌的屋顶在明媚的阳光下闪耀。他记得，他曾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屋顶和屋顶上的反光。他的眼睛离不开那些反光；他觉得那些反光是他的新的本质，再过三分钟，他就要稀里糊涂地和它们融为一体了……他觉得，这种茫然无知，以及对于这种立刻就要来到的新东西的嫌恶，都是可怕的。但是他说，此时此刻，最使他感到难过的莫过于这样一个从不中断的念头：‘要是我不死，那该有多好！倘若我能死而复生，那就会有无穷无尽的时间！一切都会是我的！那时候，我将使每分钟成为整整一个世纪，一点也不糟蹋，每分钟都计算清楚，连一分钟也不浪费！’他说，他这个想法最后使他恨不得让别人赶快把他枪毙才好。”

公爵蓦地沉默了。大家等他继续说下去并作出结论。

“您说完了吗？”阿格拉娅问。

“什么？我说完啦。”公爵从片刻的沉思中清醒过来，说道。

“您讲这个故事的用意何在？”

“这是……我们的谈话……使我想起了……”

“您的话很不连贯，”亚历山德拉说道，“公爵，您一定是想表示，任何一个瞬间都不能用金钱来估价，五分钟的时间有时比一个宝库还珍贵。这一切都值得称道，但是，请问那位对您讲出这件可怕的事情的朋友……不是改变了对他的处罚吗？那就是说，给了他这种‘无穷无尽的生命’。噢，以后，他怎样支配这笔财产呢？是不是每分钟都‘计算’着过呢？”

“不，他亲自对我说，——我已经问过他这件事了，——他根本没有那样生活，浪费了许许多多光阴。”

“哦，这么说来，您得到了一个经验。这么说来，的确不能‘计算’着时间过活。由于某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

“是的，由于某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公爵重复了一遍，“我自己也觉得是这样……但是，我总有点不信……”

“那么您认为您能比所有的人生活得聪明些吗？”阿格拉娅说。

“是的，我有时候也这样想。”

“现在还这样想吗？”

“现在……还这样想。”公爵答道，照旧温顺地、甚至胆怯地微笑着瞧瞧阿格拉娅；但是他又立刻放声大笑，并愉快地瞧了她一眼。

“真谦虚！”阿格拉娅说，她几乎生气了。

“你们可真勇敢，居然会笑起来。可我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却大为震惊，以后做梦都梦见它，就是梦见这五分钟……”

他再次好奇而严肃地扫了那几个听他讲话的女人一眼。

“你们不会是为了什么事而生我的气吧？”他蓦地问道，仿佛有点忸怩不安。不过他仍直勾勾地瞧着大家。

“为了什么呀？”三位姑娘很惊讶地喊道。

“就为了我仿佛在教训人……”

大家都笑了。

“倘若你们生气了，就请你们别生气，”他说，“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生活经验比别人少，我对生活的了解也比别人差。我的话有时也许很奇怪……”

他分明是不好意思了。

“您既然说您过去很幸福，那么您的生活经验就不会比别人少，而是比别人多。那您又为什么要装腔作势，还要道歉呢？”阿格拉娅严厉地、纠缠不休地开始说道，“请您不必为了教训我们而感到不安，您并没有占到任何便宜。以您这种清静无为，很可以享一百年清福。倘若有人让您看死刑，又给您看一根小指头，您会从这两方面得出同样值得称道的想法并感到满足。像这样生活倒也轻松。”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老是生气。”将军夫人插嘴道。她早就在观察那些说话人的脸色，“你们说的是什么，我也弄不明白。什么小指头？这是什么废话呀？公爵说得很好，只是有点伤感。为什么你要使他扫兴呢？他开始说的时候一直在笑，可现在他一点精神也打不起来了。”

“不要紧，妈妈。公爵，可惜您没有见过死刑，不然我倒想问您一件事。”

“我见过死刑。”公爵回答。

“见过吗？”阿格拉娅喊道，“我本来应该猜到这一点！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既然您见过，那您为什么说您一直过得很幸福呢？瞧，我对您说的不是实话吗？”

“莫非你们乡村里也处死刑？”阿杰莱达问。

“我是在里昂看见的，我是跟什奈德尔一起去的，是他带我去的。刚到那里就碰上了。”

“怎么样？您很喜欢吗？有很多教训吧？有很多有益的东西吧？”阿格拉娅问。

“我一点也不喜欢，我看后还生了一场小病，不过说老实话，我在看的时候就像被钉在那里似的，真是目不转睛。”

“要是我，我也会目不转睛。”阿格拉娅说。

“那里很不喜欢女人去看，后来，就连报纸都报道过那些女人。”

“既然他们认为这不是女人的事，那么他们的意思就是想说（因而也就是辩解）这是男人的事喽。我为了这种逻辑而向他们祝贺。您当然也是这样想的吧？”

“请您讲讲死刑的情况吧。”阿杰莱达插嘴道。

“我现在很不乐意讲……”公爵感到为难，几乎皱起了眉头。

“您好像舍不得对我们讲。”阿格拉娅挖苦了一句。

“不，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这次死刑的情况了。”

“对谁讲过了？”

“对你们的听差，我在等候……”

“哪个听差？”四面八方都有人问。

“就是坐在前厅里的那个白发红脸的人；我当时坐在前厅里等着谒见伊万·费奥多罗维奇。”

“这就怪了。”将军夫人说。

“公爵是民主派，”阿格拉娅斩钉截铁地说，“您既然对阿列克谢讲过，那就更不能拒绝我们了。”

“我一定要听。”阿杰莱达重复道。

“我刚才的确，”公爵对她说，又有点振奋起来（他仿佛轻而易举地就能很快振奋起来），“我的确有一个想法。在您向我要绘画题材的时候，我曾想给您一个题材，就是画一个被处决的人在断头刀落下去一分钟之前的面部表情，那时他还站在断头台上，没有躺到木板上去。”

“怎么是面部？只画面部吗？”阿杰莱达问，“这是一个奇怪的题材。那算什么图画呢？”

“我不知道，不过为什么不算图画呢？”公爵激动地坚持道，“前不久我在巴塞尔就看见过一幅这样的图画[23]。我很想对你们讲讲……我以后要讲的……这幅画使我大为震惊。”

“关于巴塞尔的图画，您以后一定要讲给我们听，”阿杰莱达说，“现在先给我解释一下这幅处死刑的图画吧。您能表达出您所想象的那种意境吗？这面部该怎么画呢？只画一个面部吗？这是个什么样的面部？”

“这是在临死前的一分钟。”公爵胸有成竹地开始说。他沉浸在回忆里，显然立刻忘却了其余的一切，“就在他登上小梯子，刚走上断头台的一刹那。他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我瞧了瞧他的脸就全明白了……不过这该怎么说呢！我非常希望、非常希望您或是别的人能把这情景画下来！最好是您！我当时就想到，这幅画会是有益的。您要知道，必须把先前发生的一切都想象到，一切，一切都想象到。他蹲在狱中，估计行刑的日子至少还有一周。他指望能通过一般的手续，指望判决书还要送到什么地方去批，一周后才能回来。不料由于某种缘故，结案的期限突然缩短了。早晨五点钟，他还睡着。那是在十月底；五点钟的时候天气还冷，天色还黑。狱吏带着卫队悄悄地走进来，小心翼翼地推推他的肩膀；他欠起身来，用臂肘支撑着身体，看见灯光，他就问道：‘什么事？’‘九点到十点处死刑。’他在朦胧中并不相信，起初争辩道，判决书过一周才能批回来，但是等到他完全清醒过来的时候，便停止了争辩，默不作声了，——别人是这么说的。后来他说：‘这样突如其来，毕竟叫人难过……’说罢又沉默了，什么都不想再说了。以后三四小时，都用在无人不知的那些事上：见神甫，进早餐，早餐时有葡萄酒、咖啡和牛肉（这岂不是嘲弄吗？你想，这有多么残酷！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天真的人这么干还真是出于一片赤忱，他们认为这就是人道呢），以后是梳妆（你们可知道，给罪犯梳妆是怎么回事吗？），最后，便押着他游街，到断头台去……我认为他在被押着游街的时候依然觉得还可以永无休止地活下去。我觉得，他一路上一定在想：‘还早着哩。还要走过三条街，够活一阵的；走完这条街，还有另一条街，以后还要走过右面有面包店的一条街……离面包店还远着哩！’四周全是人，呼喊声，喧闹声，成千上万张面孔，成千上万双眼睛，这一切都得忍受，而主要的是得忍受这么一个念头：‘在这成千上万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要被处死，而我却要被处死！’哦，这一切只不过是准备阶段。有一个小梯子通往断头台。他在小梯子前面突然哭了起来。他是一个刚强结实的汉子，据说是个大坏蛋。神甫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和他同坐在一辆大车上，一直说着话，但是他却未必听得见，就算他起初想听，可是听了两句以后他就不明白了。准是这样。他终于登上了小梯子。他的两腿上了脚镣，只好用小步行走。神甫大概是个聪明人，他停止了说话，不停地把十字架递过去让他吻。他在梯子下面的时候面色就很苍白，一走上梯子，站到断头台上，他的脸忽然白得像一张纸了，完全像书写用的白纸。他的腿准是发软并麻木了，他还感到恶心，喉咙里仿佛堵着什么似的，使他感到发痒。在你们感到惊恐的时候，或是在十分可怕的时刻，当头脑还十分清楚，然而却丝毫无能为力的时候，你们可曾有过这种感觉？我觉得，一个人在必死无疑的当儿，例如房屋倒塌在他身上了，他会突然非常渴望坐起来，闭上眼睛等候——随它去吧！……在这种弱点开始暴露的时候，神甫连忙用敏捷的姿势，一言不发地突然把一枚小十字架，一枚银质的、有四个尖的小十字架送到他的唇边，经常地、一刻不停地送过去。只要十字架触到他的嘴唇，他就睁开眼睛，在几秒钟内似乎又复活了，腿也走得动了。他贪婪地吻着十字架，匆忙地吻着，仿佛急于让自己别忘了抓住什么东西以备万一，但是，他在这当儿未必有什么宗教感情。就这样一直持续到躺在木板上……奇怪的是，在这最后的几秒钟里，竟很少有人昏过去！他的头脑倒反而特别灵活，还不停地工作着，想必工作得很紧张，很紧张，像开动的机器那么紧张。我想象，这时他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念头，都是不完整的，兴许还是可笑的、毫不相干的：‘那个人在张望，他的前额上有一个疣子；刽子手衣服下面的一个纽扣长锈了……’这时候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记得；有这么一个点，这个点是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的，他也不会昏过去，一切都围绕着它，围绕着这个点转动。你想一想，一直到最后的四分之一秒都是如此，那时候他的脑袋已经放在短圆木上，等候着……他知道，而且忽然听见铁器在头上发出嗤溜一声！他肯定听得见！要是我躺在那里，我就偏要听，而且听得见！那也许只有一瞬间的十分之一，不过肯定听得见！你们想，至今还有人在那里争论：当人头落地的时候，它也许在一秒钟内知道它已落地，——真是想入非非！倘若有五秒钟，那又会怎样！……您画断头台的时候得把小梯子的最后一个阶梯画在近处，让观众只能清楚地看见这一个阶梯；罪犯踏上了这个阶梯；一个脑袋，脸孔白得像纸，神甫把十字架递过去，罪犯贪婪地伸出发青的嘴唇并且瞧了一下，他全都明白了。一个十字架和一个脑袋——就是这么一幅画。神甫、刽子手及其两名助手的脸，还有下面的几个脑袋和一些眼睛，——这一切可以画成背景，用朦胧的色调，作为点缀……就是这么一幅画。”

公爵沉默了，并瞧了大家一眼。

“这当然和清静无为不同。”亚历山德拉自言自语地说。

“现在您谈谈您是怎样堕入情网的吧。”阿杰莱达说。

公爵惊讶地瞧了她一眼。

“您听呀，”阿杰莱达似乎有点性急，“您曾答应谈谈巴塞尔的那幅画，可是现在我想听听您是怎样堕入情网的。您别抵赖，您肯定恋爱过。何况只要一讲起故事来，您就不再是哲学家了。”

“每当您讲完一个故事，您就立刻对您所讲的故事感到害羞，”阿格拉娅蓦地指出，“这是什么缘故？”

“这话问得多蠢。”将军夫人斩钉截铁地说，同时生气地瞧着阿格拉娅。

“是不聪明。”亚历山德拉证实道。

“公爵，您别信她的，”将军夫人对公爵说，“她是出于气愤故意这么说的。她根本没有受过这么蠢的教育。她们这样打搅您，您可别介意。她们准是有什么打算。可是她们已经爱上您了。我是从她们的脸色看出来的。”

“我也从她们的脸色看出来了。”公爵特别加重语气地说。

“这是什么意思？”阿杰莱达好奇地问。

“您从我们脸上看出什么了？”另外两个姑娘也好奇地问。

然而公爵沉默不语，神态严肃；大家都在等候他的回答。

“我以后再告诉你们。”他很严肃地小声说。

“您分明是想引起我们的好奇心，”阿格拉娅喊道，“瞧您那副一本正经的样子！”

“那好吧，”阿杰莱达又忙着说，“您既然是相面的圣手，那您一定是恋爱过的；可见我猜对了。您讲呀。”

“我没有恋爱过，”公爵依然很严肃地小声答道，“我……有过另一种幸福。”

“怎么得到的？通过什么方式？”

“好吧，我就给你们讲讲吧。”公爵说，仿佛陷入了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