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赋诗言志

《左传》里说到诗与志的关系的共三处，襄公二十七年最详：

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

子展赋《草虫》。赵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当之。”

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床笫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

子西赋《黍苗》之四章。赵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子产赋《隰桑》。赵孟曰：“武请受其卒章。”

子大叔赋《野有蔓草》。赵孟曰：“吾子之惠也!”

印段子石赋《蟋蟀》。赵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

公孙段子石赋《桑扈》。赵孟曰：“‘匪^[1]交匪敖’，福将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辞福禄，得乎!”

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将为戮矣。诗以言志。志诬其上而公怨之，以为宾荣，其能久乎!幸而后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谓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谓矣。”

文子曰：“其余皆数世之主也。子展其后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乐而不荒，乐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后亡，不亦可乎!”

这里赋诗的郑国诸臣，除伯有外，都志在称美赵孟，联络晋、郑两国的交谊。赵孟对于这些颂美，“有的是谦而不敢受，有的是回敬几句好话”^[2]。只伯有和郑伯有怨，所赋的诗里有云：“人之无良，我以为君!”是在借机会骂郑伯。所以范文子说他“志诬其上而公怨之”。又，在赋诗的人，诗所以“言志”，在听诗的人，诗所以“观志”“知志”。“观志”已见，“知志”见《左传》昭公十六年：

郑六卿饯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

“观志”或“知志”的重要，上引例中已可见，但下一例更显著。《左传》襄公十六年云：

晋侯与诸大夫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高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且曰：“诸侯有异志矣!”

使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荀偃、宋向戌、卫宁殖、郑公孙虿、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讨不庭!”

孔颖达《正义》说：“歌古诗，各从其恩好之义类。”高厚所歌之诗独不取恩好之义类，所以说“诸侯有异志”。

这都是从外交方面看，诗以言诸侯之志，一国之志，与献诗陈己志不同。在这种外交酬酢里言一国之志，自然颂多而讽少，与献诗相反。外交的赋诗也有出乎酬酢的讽颂即表示态度之外的。雷海宗先生曾在《古代中国的外交》一文中指出：

赋诗有时也可发生重大的具体作用。例如文公十三年郑伯背晋降楚后，又欲归服于晋，适逢鲁文公由晋回鲁，郑伯在半路与鲁侯相会，请他代为向晋说情，两方的应答全以赋诗为媒介。郑大夫子家赋《小雅·鸿雁》篇，义取侯伯哀恤鳏寡，有远行之劳，暗示郑国孤弱，需要鲁国哀恤，代为远行，往晋国去关说。鲁季文子答赋《小雅·四月》篇，义取行役逾时，思归祭祀；这当然是表示拒绝，不愿为郑国的事再往晋一行。郑子家又赋《载驰》篇之第四章，义取小国有急，想求大国救助。鲁季文子又答赋《小雅·采薇》篇之第四章，取其“岂敢定居，一月三捷”之句，鲁国过意不去，只得答应为郑奔走，不敢安居^[3]。

郑人赋诗，求而兼颂；鲁人赋诗，谢而后许。虽也还是“言志”，可是在办交涉，不止于酬酢了。称为“具体的重大作用”，是不错的。但赋诗究竟是酬酢的多。

不过就是酬酢的赋诗，一面言一国之志，一面也还流露着赋诗人之志，他自己的为人。垂陇之会，范文子论伯有、子展、印氏等的先亡后亡，便是从这方面着眼，听言知行而加推断的。《汉书》三十《艺文志》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这也是“观志”，《荀子》里称为“观人”。春秋以来很注重观人，而“观人以言”《非相篇》更多见于记载。“言”自然不限于赋诗，但“诗以言志”，“志以定言”^[4]，以赋诗“观人”也是顺理成章的。如此论诗，“言志”便引申了表德一义，不止于献诗陈志那样简单了。再说春秋时的赋诗虽然有时也有献诗之义，如上文所论，但外交的赋诗却都非自作，只是借诗言志。借诗言志并且也不限于外交，《国语·鲁语》下有一段记载：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飨其宗老，而为赋《绿衣》之三章。老请守龟卜室之族。师亥闻之曰：“善哉!男女之飨，不及宗臣；宗室之谋，不过宗人。谋而不犯，微而昭矣。诗所以合意，歌所以咏诗也。今诗以合室，歌以咏之，度于法矣 !”

《绿衣》之三章云：“我思古人，实获我心。”韦昭解这回赋诗之志是“古之贤人正室家之道，我心所善也”。可见这种赋诗也用在私室的典礼上。韦昭解次“合”字为“成”；以现成的诗合自己的意，而以成礼，是这种赋诗的确释。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云：

风诗之变，多春秋间人所作。……然作者不名，述者不作，何欤？盖当时只有诗，无诗人。古人所作，今人可援为己诗，彼人之诗，此人可赓为自作，期于“言志”而止。人无定诗，诗无定指，以故可名不名，不作而作也。

论当时作诗和赋诗的情形，都很确切。

这种赋诗的情形关系很大。献诗的诗都有定指，全篇意义明白。赋诗却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譬如《野有蔓草》，原是男女私情之作，子大叔却堂皇的赋了出来；他只取其中“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两句，表示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野有蔓草，零露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以及下章，恐怕都是不相干的^[5]。断章取义只是借用诗句作自己的话。所取的只是句子的文义，就是字面的意思，而不管全诗用意，就是上下文的意思。——有时却也取喻义，如《左传》昭公元年，郑伯享赵孟，鲁穆叔赋《鹊巢》，便是以“鹊巢鸠居”“喻晋君有国，赵孟治之”杜预注。但所取喻义以易晓为主；偶然深曲些，便须由赋诗人加以说明^[6]。那时代只要诗熟，听人家赋，总知道所要言的志；若取喻义，就不能如此共晓了。听了赋诗而不知赋诗人的志的，大概是诗不熟，唱着听不清楚。所以卫献公教师曹歌《巧言》篇的末章给孙蒯听，讽刺孙文子“无拳无勇，职为乱阶”。师曹存心捣乱，还怕唱着孙蒯不懂，便朗诵了一回——“以声节之曰‘诵’”，“诵”是有节奏的^[7]——孙蒯告诉孙文子，果然出了乱子^[8]。还有，不明了事势也不能知道赋诗人的志。齐庆封聘鲁，与叔孙穆子吃饭，不敬。叔孙赋《相鼠》，讽刺他“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他竟不知道。后来因乱奔鲁，叔孙穆子又请他吃饭，他吃品还是不佳，叔孙不客气，索性教乐工朗诵《茅鸱》给他听；这是逸诗，也是刺不敬的。但是庆封还是不知道^[9]。他实在太糊涂了!赋诗大都是自己歌唱。有时也教乐工歌唱；《左传》有以赋诗为“肄业”习歌的话，有“工歌”“使大师歌”的话^[10]，又刚才举的两例中也由乐工诵诗。赋诗和献诗都合乐；到春秋时止，诗乐还没有分家。

[1]《诗经·小雅·桑扈》篇作“彼”字。

[2]顾颉刚先生语，《古史辨》三下三三○至三三一面。

[3]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三卷一期，二至三面。

[4]《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5]《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赋《六月》”句《正义》云：“古者礼会，因古诗以见意，故言赋诗断章也。其全称诗篇者，多取首章之义。”

[6] 如《左传》昭公元年，鲁穆叔赋《采蘩》篇给赵孟听，那诗的首章云：“于以（何）采蘩？于沼于沚。于以（何）用之？公侯之事。”穆叔说明他的用意是：“小国像蘩草似的，大国若爱惜着用它，它总听用的。”

[7]《周礼·大司乐》“兴道讽诵言语”郑玄注。《墨子·公孟》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诵”无弦乐相配，似乎只有节奏——也许是配鼓罢。

[8]《左传》襄公十四年。

[9]《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二十八年。

[10]分见《左传》文公四年，襄公四年、十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