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大卫·格鲁拉（David Galula, 1919.1.10—1967.5.11）生于前法属殖民地突尼斯的斯法克斯小镇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40年毕业于闻名遐迩的法国圣西尔军校。他参军后不久，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就在纳粹德国的“闪击战”中被迫投降。之后，维希政府贯彻纳粹主子的意志，实施迫害犹太人的政策，因此一年之后，格鲁拉被驱逐出维希法国陆军。他先是在北非度过了一段平民生活，随后加入自由法国第1军。1944年6月，他在厄尔巴岛战役中负伤。1945年年底，格鲁拉启程前往中国，在北京的法国驻华大使馆担任助理武官。若干年之后，他加入联合国巴尔干特别委员会，负责调查希腊内战。从1952年到1956年2月，他在香港的法国领事馆担任武官，在此期间，他走访了菲律宾，并悉心研究了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尽管并未亲身参与）。

随着《日内瓦协定》签订，法国殖民军队从中南半岛撤出，一大批富有经验的职业军人前往阿尔及利亚，利用他们在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教训，打击当地的叛乱分子。格鲁拉也是其中一位。1956年8月，格鲁拉担任第45殖民步兵营3连连长上尉，负责卡比利亚的德杰布尔·米蒙辖区，自此开始了他平叛战争的实践。通过让小股部队驻扎在辖区的重要村镇、普查人口、控制人口流动、征用当地劳动力并支付报酬、开设诊所和学校、实施伊斯兰妇女解放运动等手段，格鲁拉赢取了民众的支持。在高举胡萝卜的同时，他并未忘记大棒，他派兵清理叛乱分子，捣毁叛乱组织，并在清理完成后派出小股部队驻村，防止叛乱分子再次渗透。

在完成争取民众支持、清理叛乱分子、稳固辖区控制后，格鲁拉开始进一步巩固反叛乱成果。他首先通过具有一定风险的选举方式，在辖区内组建了符合法国利益的地方行政机构。接着，格鲁拉把村务管理和带动村民主动帮助平叛行动等任务交给新领导人。此外，他还在地方行政机构的配合下，加大改善当地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巩固民众支持。

受当时条件所限，格鲁拉未能完成其平叛理论的最后一步，即把各地方领导人组织在一个政党之内，以在全国范围内对叛乱力量形成有效制衡。但是，其平叛实践取得的成功已足以说明其理论的生命力。

由于功勋卓著，他得到提前晋升。1958年，格鲁拉回到了巴黎的国防部指挥中心，随后他辗转诸国，出席各种研讨会议，并去了美国联合参谋学院。1962年，格鲁拉辞去职务（此时军衔已为中校），到美国学习，并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担任助理研究员。在此期间，他先后于1963年与1964年写了两部著作——《平定阿尔及利亚》《平叛战争：理论与实践》。

格鲁拉的理论的重要基础是法国130多年的殖民战经验。19世纪，法兰西在非洲与远东建立殖民帝国，无数军人征战于北非的茫茫大漠、西非和中南半岛的原始森林，其对手既有浸染儒家文化的越南人，也有在阿訇的祷告声中高举圆月弯刀的柏柏尔人，亦有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非洲土著。经过一个多世纪与不同对手进行多种形式的殖民战争，法兰西军队造就了比若元帅、利奥泰元帅、加利埃尼等平叛战争大师。

二战结束后，美苏对立，国际格局新旧交替，西方殖民体系逐渐瓦解，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法国受到了去殖民化进程的巨大冲击。经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洗礼，格鲁拉成长为法国新一代平叛战争大师。

格鲁拉于1967年死于肺癌，但是一代代的军人依旧在所谓“平叛战争”中碰得头破血流，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苏军在阿富汗，20世纪90年代的俄军在车臣。跨入新千年之后，美军号称已经实现信息化作战，不可一世，结果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美军在游击战中不断攀升的伤亡数字依旧让白宫里的总统坐立不安。本文在格鲁拉的祖国鲜为人知，但在大洋彼岸的美利坚则引起军界的广泛关注，并得到美国陆军指挥参谋学院的高度推荐。作为一名平民，译者在庆幸自己生活在和平国度之余，翻译时最大的感慨，就是革命者思想的博大精深、普世与永恒，闲暇时，不得不再度拜读其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