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好的平叛战争著作，与最好的性爱手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作者通常都有与其主题相关的一些个人体验。与普莱格出版的该系列书籍的姐妹篇一样，本书亦出自一位对平叛战争的残酷与艰难心知肚明的职业军官之手。

与同辈人一样，大卫·格鲁拉深浸其中，而且他的反思更为深刻。这个生于卡萨布兰卡的法国人，于1939年从圣西尔军校毕业，正好赶上参与北非、意大利与法国的战斗。随后他先后在中国、希腊、中南半岛、阿尔及利亚等地的非常规战争中服役。当格鲁拉得到机会担任哈佛国际事务中心的助理研究员后，他对自己的亲身经历进行了反思，并写下《平叛战争：理论与实践》。此时其军衔为中校。数年之后，格鲁拉与世长辞，因此并没有机会亲眼见证美国军方无视其针对越南问题提供的灵丹妙药。

格鲁拉的著作之所以在非常规战争的经典著作中占据重要位置，是因为其著作条理清晰地阐述了平叛部队如何保护民众并赢得民众支持，如何获得有关叛乱分子身份、位置的情报，从而平息叛乱。传统战争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在正确的时间地点集中火力摧毁敌军；而平叛战争成功的关键，在于从民众中搜集大量情报以识别叛乱分子，因此平叛者对这些信息，可谓求之若渴。

格鲁拉指出了传统战争与叛乱的根本区别：对涉及的各方来说，传统战争的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而在叛乱中，交战双方打的是遵循不同规则的不同战争。在叛乱初期，叛乱分子相对而言只有极少的武器，没有军队，如果他们大摇大摆地与平叛武装在同一战场角逐，会被秋风扫落叶般地横扫。叛乱分子拥有的资本是对至少一部分民众的政治控制，因此可以把民众当作护盾，叛乱者躲在其后，依从自己的意愿袭击传统模式的敌人。

叛乱是一场叛乱分子与平叛者为赢取人民群众支持而开展的竞争。格鲁拉提醒我们：“如若民众并没有受到，或者并未感觉到受到保护，可免遭叛乱分子伤害，那么平叛行动将不会取得进展。”得不到安全感的民众不会把必需的信息提供给平叛者。“情报必来自民众，但是除非感到安全，否则民众不会开口，而除非叛乱分子的力量被动摇，否则他们不会感到安全。”如果民众惧怕叛乱分子施加报复的话，那么他们不会与平叛者合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代理人必须在该区域建立足够的存在感，从而将叛乱分子与其所利用的民众隔离。

这是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首先，必须通过路障、识别卡、人口普查等将民众与叛乱分子隔离；其次，平叛者必须组建地方治安部队，这些部队将来可以轻易完成搭建路障、普查人口的任务，从而确保民众安全；最后，平叛者应将目标锁定在那些通过长期与民众密切接触，进而从民众那里获得具体的实地情报的叛乱分子身上。不是用导弹——但是需要的话，西方军队对此很擅长。令人伤心的是，军事与工业化的结合并没有给平叛战士们带来太多合适的武器。

通过组建地方治安部队保护民众，并不等同于命令平叛军杀死叛乱分子。尽管保护当地民众必然需要针对顽固的叛乱分子展开一些有力行动，但是传统的军事武装过于倾向于攻击行动，例如抓获或击毙叛乱分子，而不顾本应占据主导作用的政治、经济与安全的需要，后者才是最终战胜叛乱分子所依仗的。今天，有些人将取之于民众的有效情报与精密的武器系统嫁接，实施针对叛乱头目的定点清除。但事实上，这种手段只能得到海市蜃楼般的希望：一个叛乱头目被击毙或抓获以后，另一个（或好几个）又会出现——只需消极的民众与濒死状态的政府将他们激活。因此，政府必须保护与控制民众，才能赢得胜利。

在媒体时代，完成上述目标需要更为精细的手段，而不能仅仅是修建集中营。“对民众的控制，要从彻底的人口普查开始，”格鲁拉提道，“如果人口普查得到妥善开展与利用，那么其可作为情报的基础来源。”建立常驻部队，从根本上讲，比开展强力的突袭与扫荡、肃清敌人更为重要。这些常驻部队深入当地民众，担任情报的采集者与分析者——这是最终胜利的关键。常驻部队既是捍卫者，也是缔造者，一般来说常驻部队应当包括地方武装及来自平叛军的顾问。

控制的目标是切断，至少显著减少民众与游击队的联络。这通过监视民众行动来完成。在一段时间之后，当平叛人员开始了解民众，了解每一名居民，便可以轻易发现他们是否有不正常的表现。如果将被占领的村庄分割成几片，每片都布置给一直在此工作的士兵，那么可以加快熟悉民众的进程。

常驻当地的军人能够获得通过卫星图片或监控手机难以搜集的信息。平叛者收集的很多东西都不是短期可操作的情报。涉及叛乱分子身份与位置的更加专业的情报，只能出自长期相处带来的相互信任的氛围。民众必须相信，一旦他们把关键信息提供给平叛者，平叛者将有能力保护他们免遭叛乱分子报复。科技并非是扎根群众的替代品，而且（平叛者的）人数也是关键——格鲁拉提道：“平叛者与叛乱分子的数量比常常在10到20比1之间。”这一悬殊比例背后的原因十分简单：“混乱是大自然的正常状态，易于制造，难于制止。”保卫或重建一个国家比推翻一个政府更加艰难，需要投入远多于后者的时间、财富与智慧。

法国伞兵在阿尔及尔。法军于1957年强行突入阿尔及尔穆斯林社区卡斯巴哈，逮捕数百名嫌疑犯。为了弄清“密布沙黄色蜂巢式建筑物”的该社区地势，这些伞兵事先进行了人口普查，并绘制了精确的地图

传统模式的军队并不适用于平叛战争。他们引以为荣的强大火力在叛乱分子面前毫无作用；事实上，必须执行一条截然不同的路线方针，即“印刷机要比机关枪管用，受过儿科医生培训的士兵将比迫击炮尖子重要，水泥比铁丝网急需，办事员比大兵供不应求”。格鲁拉的药方是配有大量翻译员、情报分析员、民事专家、工程师的轻装部队。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与民众交流的平叛者，注定要遭受凄惨的失败。

在平叛战争中，控制信息具备战略性的关键作用，它是叛乱分子的首选武器，而民众则是其主要目标与交锋的战场。叛乱中的“要地”并不是地理实物，而是该地居民的政治忠诚。平叛并非一场公平决斗，因为“叛乱分子可以使用任何花招，而无须承担责任；如果必要的话，他甚至可以撒谎、欺骗、吹嘘。他不用证明自己的言行，民众往往依据他的许诺，而不是依据其实际行动对其进行评判”。因此对于平叛者来说，打一场更为巧妙的信息战争十分必要。格鲁拉阐述信息战的篇幅三倍于阐述传统的运动战，其明确的言外之意就是，传统武装力量要在平叛战争中发挥作用，必须以类似信息操作者（包括信息收集者与传播者）的比例进行自我改组。

尽管改进传统部队的组织、装备与训练十分关键，但要满足平叛战争的要求，这些远远不够。格鲁拉认为：“平叛者必须从上到下，都在思想上适应新任务——无论是军人还是文官，都得适应平叛战争模式的特殊要求。”但是，并非所有军人都能适应，让不合适的人指挥平叛行动将达不到预期。他补充道：“一个可行方案就是将那些愿意接受平叛战争模式新概念的人挑出来，并赋予他们职责。谁在实践中证明自己，谁就可以被推举上来。”

在19—20世纪，那些对拿破仑的丰功伟绩亦步亦趋的军人们，苦心钻研传统战争的大兵团机动作战，并掌握了锻造工业时代与信息时代军队的科学技术。由于在传统战争中，西方军队接连得胜，因此现代文明的敌人不得不接受了叛乱战争的方式。这样，渴望在新时代的非常规战争中担任高级指挥官的军人，除了掌握传统战争所必需的知识以外，还需要研究人文、经济、政治科学、国际关系及语言学。与此同时，他们必须掌握叛乱与平叛的原则，并理解这两种战争模式的区别。

时至今日，太多的士兵在全球的沙漠、丛林、城市中，从叛乱的艰苦课堂里亲身领悟到这些课程。尽管格鲁拉的书篇幅极短，士兵们可以在处理简易爆炸装置与应对迫击炮袭击的间隙阅读它，但这比全神贯注地坐在参谋学院与军校教室里学习要好得多。无论在何处阅读，在这个充斥全球化合作与竞争、跨国性及宗教性叛乱的年代，对于那些跟随格鲁拉的足迹，踏上这趟难言欢乐的旅程——相比20世纪的平叛领域，这一旅程是为数更多的21世纪军人的宿命——的人们来讲，很难再找到一本比格鲁拉的著作更为适合的书了。

在费卢杰战役中鏖战的美军。尽管拥有各种高科技武器，而对手只是拥有AK-47步枪及简易炸弹的乌合之众，但是他们并不比在印第安大平原、菲律宾、越南等地的前辈们轻松多少，单在这个小镇，就有27名美国大兵丢掉了性命

约翰·A．内格尔

200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