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有棋手领悟到，或者接近于领悟到，从第一步落子开始就必胜无疑的路数。对弈包含太多的路数，以至于今日最冷静的电子计算机也无法下出绝对意义上的必杀招。

战争绝非对弈，而是多变的、包括不可计数与愈来愈多不确定性的社会现象，其中部分不确定性难以分析。例如，谁可否认运气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谁又会拥有运气的优势？1941年春天，墨索里尼在巴尔干半岛仓促发起战争，迫使希特勒将最精锐的部队浪费在次要战场，结果推迟了事先制定的入侵苏联的计划。我们完全可以说，是墨索里尼拯救了莫斯科。这一事件是否包含运气因素仍有争论，但轴心国肯定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墨索里尼应事先与其同伴沟通。但就斯大林而言，他并不参与墨索里尼的决策，如果不是斯大林足够走运的话，还能得出什么别的结论呢？

战争的复杂多变从未令苦心孤诣于研制“稳操胜券”体系的探索者心灰意冷。战争对整个国家与民族来说，都是生死存亡的大事，因此几乎没有其他领域的人类行为得到如此持久、深入与积极的探讨。自从人类学会了思考与打斗（有时学会二者的顺序相反），他们就开始试图研究战争。从哲学的角度来讲，人类的大脑喜欢并需要依赖一个参考框架，特别是人们为了吸取经验教训，以准备下一场战争的时候，这一框架便愈发必要。

如果我们断言战争的进程仅仅取决于士气与局势，那么一些极端的研究者会认为我们从已有的战争中得不到任何经验。与此相反，如果不顾事实与具体局势的话，会出现创建并僵硬刻板地遵循教条，停滞不前的情况。法国的军事史便是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往复震荡的范例。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法军毫无理论，毫无计划；而到了1940年，他们则照搬一战时的教训，面对德国的坦克师，试图按照1918年的路数作战。这两次战争的结果（对法国而言）都是灾难性的。

不过，人们从研究与积累的经验中已经注意到某些反复出现的事实，因而形成了战争的“规律”。当然，它们并不如自然科学规律那般严谨。但由于这些规律符合常识，因此并未受到严重质疑。而且，这些规律的数量极少。其中的第一条，就是最强大的一方通常取胜，拿破仑也宣称“胜利属于较大的营队”；如果对手同样强大，则更为坚毅者胜，这是第二条规律；如果同样坚毅，则胜利属于占据并保持主动权的一方，这是第三条规律；根据第四条规律，突然性可能扮演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这些规律被无数具体案例证明，构成了战争的基础入门常识。相应的，这些规律又孕育了集中力量、节约兵力、自由行动、保障安全等指导原则。随着科技的发展，在一个又一个世纪之后，对上述原则的运用将伴随着技术、武器及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但无论战争如何演化，这些原则依然拥有巨大的价值。

在大多数战争中，上述规律与原则对交战双方均适用，只不过双方根据自己的能力、特定的局势、实力对比而选择的运用方式有所差别。传统战争属于这一普遍情况。

与此相反，革命战争则是特例。不仅由于它与传统战争相比有着截然不同的特别规律，这点我们可以猜到；而且对交战一方生效的规律，对另一方并不适用。正像在一场狮子与苍蝇的搏斗中，苍蝇无法将狮子一击出局，狮子则无法飞上天。就时间与空间而言，双方在打同一场战争；但实际上双方进行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战争，即革命战争，以及我们通常所说的反革命战争。

革命者在这里将大家引入歧途。他所说的“革命战争的规律”事实上单指革命者一方，也就是他自己这一方；而那些指挥一场对付革命运动的战争的人，则无法从革命者与其他革命理论家的著作中，得到解决其问题的答案。当然，他们能发现有关革命运动如何开展的有用信息，可以从中推断出答案，但在任何地方，他们都找不到明确的解答。这样，一些反革命者便落入以大小不等的规模效仿革命者的陷阱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行动无一例外地终归于失败。

那么，反革命战争的规律究竟是什么？现在存在另一个奇怪的事实。尽管从革命者的视角分析革命战争的书籍已经汗牛充栋，但是从另一方角度做的研究却处于空白，特别是涉及具体行动手段的研究。几乎无人写出比准则更深入的东西——自从它们出现，我们听到的次数已经够多的了——什么“情报是问题的关键”，什么“必须赢得民众支持”等等。那么，如何才能抓住关键？如何才能赢得支持？当有人——无论其地位尊卑——公开宣称，他们是作为反面的一方，即难以克服困境的一方卷入战争时，挫败感就开始出现了。经历长达数周、数月的追踪后，最终消灭了他们要对付的十几个游击队员，结果发现又出现了十几个新的游击队员的战地低级军官；曾徒劳地乞求实施范围很小的改革，而当其不再对该区域局势拥有控制权时却得到立即实行大范围改革命令的公务员；已经肃清了“A区”，却由于“他们”要把两个营调到“B区”而大声叫骂的将军；无法对取得数次决定性胜利后，叛军却依旧朝气蓬勃、不断发展的原因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的官方新闻机构；对得到大笔拨款后，地方政府应有更多钱，但实际上钱却很少的现象迷惑不解的国会议员们；众叛亲离，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的国家元首——他们都是被反革命行动困扰的典型例证。

显而易见，我们需要一个指南。这份指南的唯一目的就是创建一件工具，尽管它既不完美，也不成熟。我们要做的，就是明确反革命战争的规律，从中推断出具体的原则，并概述与之对应的战略与战术。

这一事业存在一定风险。首先，各种规模与形式的传统模式战争数以百计，而爆发过的革命战争总共不超过20场，其中大部分爆发于1945年以后。若想对如此有限的案例进行归纳与演绎，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依赖直觉；而部分直觉可能准确，部分则未必。其次，无论我们如何努力将这些案例抽象化，修正主义的陷阱始终存在，因为我们并非在研究某场特定的平叛战争，而是在研究总体性的问题；在大多数案例中似乎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一些特别因素起决定性影响的案例中，并不如此。

因此，我们不敢妄称自己给出了平叛战争的完整与全部答案。我们仅仅希望扫清一些身处“反面”阵营而经常与长期目睹的混乱。

我们主要应对的，是发生在被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不发达”地区的平叛战争。在这些地区之外也可能爆发革命战争，但很难获得成功，因为一个稳定的社会显然不似前者那般脆弱。在近几年中，只有一场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地区，就是1945—1950年的希腊革命。这场革命最终失败了。今日，我们或许将在魁北克省看到另一场革命的爆发1，但无论如何，我们相信，在世界上的发达地区，问题并不尖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