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战争：本质与特征

何为革命战争？

革命战争，尽管难免受外界影响，但从根本上讲是内部冲突。叛乱分子挑战的是控制现有行政、警察与军队的当地政权。这是一个无法改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事实。从这个角度讲，发生在殖民地的革命战争与纯粹的本土革命，并无二致。

冲突的原因，是叛乱分子以夺取权力或脱离所在国家为目标而展开行动，平叛者以维护统治权力为目标而展开反制。这样，在双方阵营之间便产生了值得玩味的差别。在传统战争模式下，敌对双方均可以首先挑起冲突；但在革命战争中，只有叛乱方可发起战争，因为平叛归根结底是对叛乱的应对。更进一步说，只有参考叛乱的动机，方可对平叛进行解释。

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引申：与传统战争不同，“叛乱是某党在该国范围内，对其政策的不择手段的推行”。因为在叛乱分子诉诸武力之前，叛乱早已开始了。

革命、密谋与叛乱

革命、密谋与叛乱，为武装夺权的三种手段。为了接下来的分析，我们有必要将其逐一分清。

革命通常是爆炸性的剧变——突发的、短暂的、自发的、无计划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革命，1956年匈牙利革命）。它是一场意外，尽管事后人们可以对其加以解析，但在事前，人们除了注意到革命前兆的存在，根本无法做进一步预测。人们难以预测，这场爆炸会在具体何时、如何出现。谁敢说将来会发生什么？革命会不会爆发？如果会，会在何处、以何种形势爆发呢？

在革命中，领袖人物要等到群众被发动起来之后才会出现。

密谋则是叛乱小组的秘密行动，其目标是推翻国内军政首脑。由于其秘密本质，密谋不能也不会发动群众。密谋行动的准备时间通常很长，但行动本身短暂、突然。密谋总是形同赌博。如1944年针对希特勒的“瓦尔基里”密谋行动；在伊拉克先后发生的1958年针对费萨尔国王与努里·赛义德的密谋行动，1963年针对卡塞姆的密谋行动2。

而叛乱，是漫长、有策略、有步骤、有具体阶段性目标、最终推翻现政权的斗争（1945—1950年希腊，1945—1954年中南半岛，1948—1964年马来亚，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可以确定的是，叛乱比革命更难预测。事实上，叛乱的开始时间通常十分模糊，因此，无论是从法理上、政治上，还是从历史学上界定一场叛乱何时发起，都是难题。叛乱虽然无法预知，但其并非突然爆发，而且通常发展缓慢。因为在叛乱中，只有领袖人物出现，才会将群众发动起来。尽管近年来除了希腊，其他叛乱均与革命前兆密切相关，但马来亚（1948—1960年）、突尼斯（1952—1955年）、摩洛哥（1952—1956年）、塞浦路斯（1955—1959年）与其他的案例似乎表明，这些国家的革命形势都没有达到引发叛乱的程度。

叛乱与内战

叛乱就是内战，但不同案例中，战争的模式各异。

一场内战会把一个国家突然割裂成两个或更多的势力团体。在接下来短暂的混乱时期之后，这些势力将各自控制领土与现有军队的一部分，并立即开始扩军。像美国内战和西班牙内战一样，这些势力之间的战争，除了对手是同胞之外，在其他方面与国际战争没什么区别。

叛乱者与平叛者之间的不对称性

在革命战争中，双方阵营具有不对称性。这个非凡现象源于革命战争的特性；源于战争初期双方实力的不均衡；源于双方拥有的资源与承担的责任在实质上的不同。

由于只有叛乱分子可以挑起冲突（更不用说首先使用武力），因此他们具有先发制人的战略优势。除非外力迫使其实施攻击，否则叛乱分子可以自由选择时间，安全地等待最好的时机。叛乱分子在其参与颠覆行动或开展暴力斗争、图穷匕见之前，除了含混不清、隐晦地恐吓平叛者，并没有值得全力以赴的具体目标。至少在容许反对党存在的国家里，叛乱分子可以通过合法、和平的手段，发展到相当高的层次。平叛者则因此严重受限，无法先发制人，他们能做的最多就是试图消除或减弱叛乱滋生的条件。

如果评估双方在革命战争初期的实力，平叛的一方在有形资产方面具备压倒性的优势。作为现任政府，平叛者被赋予国内与国外的各种权益，因此它实际上拥有一切——外交承认、执法力量、立法权力、司法机构、行政与治安的控制、财政资源、国内外的工农业资源、运输通信设备、信息与宣传媒体的运用与控制、对武装力量及扩军的控制。平叛者占据上述所有资产，而叛乱分子得不到其中任何一项。

但是，在无形资产方面，这一切完全逆转。叛乱分子据有一项令人敬畏的资产——作为其行动基础的意识形态的力量。平叛者则有一严重掣肘处——他需要负责整个国家的秩序。自然而然的，叛乱分子的战略通常是努力将无形资产转化为有形；而平叛者的战略，是规避其无形的责任，耗费其有形的资产。

随着战争的发展，叛乱分子要么失败，要么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相应的，平叛者节节胜利，由大到小，由强到弱。

将革命战争与传统战争区分开的一切特性，均源于战争初期的不对称性。

目标：民众

由于叛乱分子具有先天性的弱势，如果他们在叛乱初期就集结所有力量，将目标定为摧毁敌方，征服敌方领土，采用传统的方式攻击敌人，那是十分愚蠢的。从逻辑上说，叛乱者也不得不另辟新的战场战斗，在这个战场，他们拥有更好的机会平衡自己与对手之间的物质差距。

这一战场就是民众。倘若叛乱分子成功将民众与平叛者隔离，完全控制民众，切实得到民众支持，他们将赢取战争的胜利。这是因为，归根结底，行使政治权力需要民众或心照不宣，或公开地与统治者达成一致，至少也要顺从统治者。

因此，争取民众的斗争是革命战争的主要特点之一。

革命战争是一场政治战争

尽管在一些案例里，战争造成的政治后果严重偏离初始预期，但从理论上讲，一切战争都是为政治而战。

在传统模式的战争中，辅以外交、宣传、经济施压的军事行动是实现目标的最重要方式。作为战争的工具之一，政治趋向于退居次要地位，只有当战争结束后，这种工具才再次出现。当然，我们绝不是说政治作为主导力量的作用完全消失，而是说，在传统战争的过程里，在制定政治目标（尽管政府可能会改变它们）之后，在给武装部队下达官方指示（尽管政府可能会修订它们）之后，军事行动将变成首要任务。“争论结束，准备动手！”大炮将成为“国王们的最终论据”。随着核时代的到来，战争双方必将承担彼此毁灭的风险，因此毫无疑问，政治对军事的干涉将更加紧密——正如近年来朝鲜半岛上发生的情况一样，一面进行战争（有限目标），一面展开积极行动（建造专用避难所，无核化）。尽管如此，在传统战争里，军事行动依然是首要的手段。

因此，在传统模式的战争中，给政府、民众、士兵三者分配各自的任务与职责，就相对简单了，无非是政府指挥行动，民众生产武器，士兵使用武器。

而革命战争是一幅截然不同的画卷。革命战争的目标即民众自身；叛乱分子为赢得民众而策划的行动，或者平叛者为了让民众至少保持顺从而策划的行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因此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政治自然居于首要地位。在革命战争中，政府仅仅设定目标、决定投入多少武装力量、参与或破坏联盟，是远远不够的。政治，已成为在行动中灵活、有生命力的工具。而且政治行动与军事行动之间的相互作用错综复杂，以至于二者无法被整齐割裂；每一步军事行动都要权衡其政治影响，反之亦然。

政治主体为政党，武装力量归党指挥的叛乱分子，相比平叛者有着显而易见的优势。平叛者的政治主体为国家政府，而在战争中，往往会出现一个政党或者由几个政党组成的具有离心倾向的同盟，反对其执政；平叛者的军队，亦为国家军队。其政府和军队（的状态），可以反映出举国是否存在共识。

从和平到战争的逐步过渡

在传统模式的战争中，入侵者在己方领土范围内备战，待到准备就绪，便全线发起突然袭击，从而取得巨大的优势。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极尽先进科技之所能；在传统模式的战争中，当头一棒往往是决定性的。

这些在革命战争里则很难实现，这是因为叛乱分子起初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事实上，等到他们建立起强大的政治力量，更不用说军事力量，已经是数年之后的事了。因此在革命战争中很少出现，甚至不会出现当头一棒、突然袭击，在战争早期也不会有决定性的战斗。

事实上，只有当叛乱分子清楚己方能够完全承受敌人的报复性还击时，他们才会有对平叛者发起猛烈袭击的兴趣。叛乱分子通过拖延平叛者将其看成对政权的严重威胁的时间，来迟滞平叛者的反制行动。而且，叛乱分子可以利用民众比政府领导者更晚意识到危险这一事实，让迟滞进一步延长。

革命战争是持久的战争

革命战争的持久特点，并非源于交战任意一方的特意设计，而是受战争初期叛乱分子力量薄弱所限。一个叛乱领导小组需要花费时间组织革命运动，建立、发展武装力量，与对手趋于平衡，并逐渐在实力上压制对手。例如，希腊的革命战争持续了5年，中南半岛9年，菲律宾9年，印尼5年，马来亚12年，突尼斯3年，摩洛哥4年，阿尔及利亚8年。

只有当平叛者一开始就自己崩盘，例如在古巴，巴蒂斯塔政权更多是由于自身缺陷而不是叛乱爆发才突然崩溃；或者像突尼斯、摩洛哥、塞浦路斯一样达成政治协议时，革命战争持续的时间才会相对短暂。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叛乱一开始就土崩瓦解的局面。

叛乱成本低廉，平叛代价高昂

加剧混乱是叛乱分子合情合理的目标，它有助于扰乱经济生产，造成不满情绪，从而削弱平叛者的力量与权威。除此之外，混乱是大自然的正常状态，易于制造，难于制止。当叛乱分子炸掉一座桥后，所有的桥都得布设警戒；当叛乱分子在电影院、剧院扔了一颗手榴弹之后，每一名进入公共场所的公民都会遭到搜身；当叛乱分子烧掉一个农场后，所有的农场主都会大声要求保护，当他们未能如愿时，就会被叛乱分子诱惑，优先与其交易，这些事在中南半岛以及阿尔及利亚发生过。叛乱分子只需拨打匿名电话，声称行李中有炸弹，就会扰乱航空时刻表，吓跑观光客。

由于平叛者无法摆脱维持秩序的职责，因此相比叛乱分子，其行动成本非常高。两者的行动成本比也许是10到20比1，甚至更高。当然，在不同的情况下，在革命战争的不同阶段，这一比例有天壤之别。特别是当叛乱分子抵达暴力的临界点，开始诉诸恐怖活动或者游击战争时，平叛者付出的代价会格外地高。英国人计算过，在马来亚剿灭一名游击队员平均花费20万美元；在阿尔及利亚，FLN组织3的预算最多时为一年3千万到4千万美元之间，而这点钱，连法国军队两周的军费都不够。

但这个比例似乎有一个上限。当叛乱分子将恐怖行动或者游击战的频率提高到二倍、三倍，或者五倍时，他们并不会迫使平叛者以相同的倍数增加耗费。双方的耗费迟早会达到一个饱和点，从此以后，都会有所减少。

一旦叛乱分子获取了地理意义上的稳固居住区，为了展示其出色的治理能力，并与敌人的无能形成对比，叛乱分子在自己的地盘上将成为事实上的强大的秩序维护者与推进者。

由于收益与付出的悬殊，叛乱分子可以接受长期的战争，而平叛者不该如此。

灵活的叛乱分子，固化的平叛者

由于叛乱分子既无须承担责任，也没有固定的资产，因此他们是灵活的；而平叛者二者皆有，因此是固化的。双方无论如何哀叹抱怨，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他们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并尽力利用它。

如果平叛者想要从固化中挣脱，他将不得不放弃一些有效控制的领土，或者处理掉他的固定资产。当然，这样做的一种方法是将全部资产交给叛乱分子，然后针对他们发起叛乱，但是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位平叛者敢于接受这样极端的方法。

另一方面，叛乱分子在其实力至少与平叛者达到平衡以前，将一直保持灵活性。叛乱分子如果过早地控制领土，组建并依赖正规军队及先进装备——不管这看起来多么诱人——都预示着自身的毁灭。希腊叛乱分子的失败可以部分归咎于他们将武装力量编成营、团、师，接受正规战役的冒险。

在革命战争中，在交战双方实力达到平衡之前，只有叛乱分子可以持续不断地实行划算的“打完就跑”行动，因为只有平叛者才算是合适而固定的目标。按照惯例，只有叛乱分子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参战，平叛者则被他的责任束缚。从另一方面说，只有平叛者可以使用物质性的手段，因为唯有他拥有这些。

从更深一步讲，一方固化，另一方灵活，是各自行动的属性决定的。对于叛乱分子来说，他们要做的很简单，无非是在获得权力之前制造混乱；但对于平叛者来说，他们要做的非常复杂，他们要重视许多互相冲突的需求（保护平民，维持经济，对叛乱分子发起攻势），重视各个国家强力机关成员的密切配合——公务员、警察、军人、社会工作者等等。叛乱分子可以接受松散、原始的组织形式，可以广泛地授予部下更大的自主权；而平叛者不能。

意识形态的威力

叛乱分子只有得到基础广泛牢固、可以在民众中吸引广大支持者的动机，方可认真着手叛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动机是他们起初唯一的资本。如果叛乱分子要克服自身的缺点的话，这一动机必然得十分强大。

两种激进但是互相敌对的动机，可否同时存在于一个国家中——其中一个属于叛乱分子，另一个则属于他的对手？这种情况偶尔也会出现，例如在美利坚合众国，废奴运动与州权的教条曾经发生碰撞。这种情况下最可能的结果是爆发内战，而不是叛乱。

因此最可能的情况是只存在一种动机。如果叛乱分子占据先机，那么意识形态的力量将有助于他们，而不是平叛者。但是，上述观点仅仅在冲突的前期正确，因为不久以后，随着战争的发展，战争本身成为至高无上的动机，自然而然的，初始的动机将失去部分重要性。

有人断言，平叛者面对叛乱分子富有生命力的信仰时，难免会遭遇失败，任何的技术与战术都不能弥补他们意识形态的缺失。但实际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在战争中期，比起相对的民望及各方的优点，民众态度更多的被对自己安全的担忧支配。哪一方给予最好的保护，哪一方的威胁最大，哪一方更有可能取胜，这些是影响民众立场的准则，当然，如若民望与效力相结合，那将更好。

宣传：单边的武器

双方不对等的处境在宣传上造成重要影响，叛乱分子可以使用任何花招，而无须承担责任；如果必要的话，他甚至可以撒谎、欺骗、吹嘘。他不用证明自己的言行，民众往往依据他的许诺，而不是依据其实际行动对其进行评判。因此，宣传是叛乱分子强有力的武器，即使没有积极的政策，只要拥有出色的宣传，叛乱分子依旧会取得胜利。

平叛者则与其责任及履历联系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事实胜于雄辩，人们评判他们是依据其行动而非言论，如果他们撒谎、欺骗、吹嘘，而不证明自己的言行，他们可能取得暂时的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是名誉扫地。除非其政治体制是一言堂，否则平叛者不能撒太多谎，因为即使在己方阵营，也会有人通过合法的反对来揭露他们的心理动向。对平叛者来说，宣传只不过是次要的武器，只有向民众传递信息而不是欺骗大众时，才有积极作用。平叛者无法通过宣传掩饰糟糕甚至不存在的政策。

革命战争将保持非传统特性，直至战争结束

一旦叛乱分子建立起强大而具有重要地位的正规军，战争似乎马上要转为正规战，即战争双方各占据一片国土，一方自其领土向另一方发动进攻的内战。但如果叛乱分子充分理解其战略问题所在的话，那么他就永远不会将革命战争转化为正规战的形式。

首先，叛乱分子建立正规军并不意味着破坏与游击行动的结束；相反，为了协助正规军，扩大他们的影响，破坏、游击行动在实施的范围与烈度上都将有所提高。

其次，自从冲突爆发后，叛乱分子就与民众有着密切联系，民众的参与对其成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已经取得将民众组织动员到己方阵营的优势后，为什么不再利用这个优势让己方正规军继续自由流动作战呢？毕竟平叛者永远无法自由流动作战。只要民众依然处于叛乱者的控制下，那么叛乱者随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拒绝战斗。

1953年，中南半岛的法国武装发现了越盟领导者的一份研究材料，这份材料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在越盟控制的领土上，是否存在由于拥有永久性的军事基地而值得防御的地区，最终结论是没有。事实上就在这年，法军在越盟控制的河内西北部，占据了一个装有卡车与弹药的巨大仓库，而这里确实无人把守。

我们已经阐述了革命战争的主要特性，这些特性是其本质的必然产物。无论是叛乱分子，还是平叛者，如果反对这些特性中的任意一个，与之违背，那么毫无疑问，其成功的可能性必将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