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斯坦因·拉尔森

政治学诸理论和定律

本书的目的是引入政治学当中一些重要和著名的定律和理论。人们对定律和理论的理解是可以得到经验验证的一般陈述，在其中有可能至少确定一个影响因变量的自变量。这里强调两个关键点。

首先，每一章都提供一种理论的适当表述，以使读者了解其内容，并进而使他们能在许多领域就广泛的问题以经验材料的具体分析来验证理论。这一部分的研究将跟特定主题（正常使用）相联系。理论和定律旨在被人挑战和验证；它们为学士和硕士论文及其他研究工作提供论题。若没有一个理论基础，科学是不可能的。尽管关于这一基础的准确性质存在着各种看法，人们普遍同意这必须是其基础。在我的经历中，政治学的教学是从方法即统计技术和各变量界定开始的。在此之后才引入各种理论，甚至这时候还经常是有点人为的。结果，当学生们在论文和书本中碰到理论时，他们依然缺乏与其有关的充分知识。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在初期就开始教各种理论，并与方法的教学同步进行，因为理论和方法是分不开的。

其次，本书各章将提供当前国际上政治学理论现状的概述。本书的篇幅不允许容纳每一种值得纳入的一般理论和假设，但本书确实提供了本学科内非常广泛和经典的选择。本学科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交汇在一本书当中，这还是头一回。有这一概览作为基础，一个人就有可能继续前进，并不满足于此。未来的一个挑战将是丰富蕴涵于本书之中的理论宝库，逐渐增添符合所运用标准的别的理论。

本书展现的概览还将为反思当前理论在政治学中的地位提供一个基础。这一理论的小宇宙代表了什么？它是否反映为这样一门科学，它是建立在无序和多样基础上的各种理论相当松散的集合？在这里，所考察的许多理论或定律中是否存在可辨别的一种统一、共同的基本视角？这里的问题并非它们是否都是实证主义的，或者是否都遵照某种基本的因果观（盖然论的、可能主义的、反映论的等等），而是它们是否足够重要（涉及政治生活最重要的领域）和是否足够全面（没有遗漏政治生活不可或缺的方面）。

在有关本项目的主编工作中，我经常考虑把各种理论缩减为某一模式的问题，现在它们出现在各章之中。我曾数次问自己，这个项目是否太渴求从一般陈述中导出理论，而这些一般陈述是其作者们不一定想作为科学定律和理论的；选定和描述这些理论的标准是它们必须在很多年里一再出现于有关文献中。符合这一标准的，它们就在文献中被称为理论和定律，尽管有些时期它们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过，但随着它们想解释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成为本学科的重要问题时，它们就会重新引起注意。换言之，它们会展现出某种反弹力。它们没有像卡尔·波普尔所要求于科学理论的那样被证伪，相反它们具有波普尔的接替者拉卡托斯所定义的“研究纲领”的特征（Lakatos 1970，pp.91—196，尤其是pp.177—180）。本书展现它们的这种形式，在卑尔根大学许许多多的讨论课实践中也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这一设计也便于形成专门化辩论的一个论坛，直觉性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基础。

理论的教学是重要的，但这种教学的最佳方式如何是有争议的。关于本学科的基本问题的讨论，对其发展和进步总是具有重要作用。要预言这些讨论将怎样改变本学科是不可能的。从今日的理论基础出发，对本学科基础的批判将为政治学家提供新的推力。因此需要有目前的这样一本书来概括本学科状态，但不一定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因此，本书展现的关于基本原理的讨论，或对漠视问题核心的理论的批判，将不会对满足本学科当前的需要作出重大的贡献。我希望本书将启动对理论的讨论——不是通常那种关于科学理论的抽象讨论，而是基于学科中所出现的实际理论的有针对性的辩论。

本书也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比较政治学的不同领域，这些领域有的或多或少以定律为特征，有的缺少定律而更多地充满了经验材料。另一项比较是有关理论的不同类型：在哪个次领域理论易于形式化，并用数学的、匀称的或直观的术语建立起来，哪个次领域则更易于以文字假设的形式提出理论？

各章的结构

本书所有各章都遵从同样的模式，以便使读者能跟上理论和定律的阐述和批判的评估，尽管这些理论和定律是关注本学科的不同领域的。本书的基本材料是为定律与结构讨论班系列准备的，这个讨论班系列很多年间在卑尔根大学比较政治系举行。这些讨论课是以与本书所用同样的组织结构进行的。

每一章以理论的原初陈述开始，采用作者的原话，并加解释。有时一条定律或理论提出了一整本书的要义，在另一些情况下则隐藏于字里行间，因而并不总是易于找到关键的引文。原初陈述之后是理论内容的简要解释，提供了该章其余部分分析的初步纲要。

之后是理论背景的交代，讨论作者以及理论所提出的历史背景。这旨在提供该理论的科学—历史框架的简要轮廓。理论起初经常是在特定的背景下产生的，以后由此发展开去，但这是它们最初想要解释的；后来它们获得了普遍有效性，不再限于原初的背景。

再接下去是公式化表述——准确定义。表达于引文的一种理论在形式上经常是含糊不清的。我们在此处努力阐明理论的核心和逻辑。这一部分把重要的变量分离出来，并解释它们之间的联系。通过运用正式的语言、图表、插图、数学公式等等，目的在于提供理论的简明化和逻辑解释。

一般来说，公式化试图比原初陈述作出更为准确的阐述，但经常涉及要在简明化和忠实于原义之间进行困难的平衡。理论的公式化经常牵涉到简明化和增添逻辑分析。原初陈述中概念的含混运用，加上其他研究者随后的解释和对理论的运用，使申明理论逻辑、分离各个变量和确定其经验结果变得很重要。

在“普遍性和可验证性——批评”这一标题下，我们努力确定该理论能否由一种更为一般的理论演绎而来。换言之，是否存在一种该理论可以从中演绎出来的、更高抽象层次的理论；其他理论是否存在于同一抽象层次上，从而这一特定理论可行之有效地与其进行比较；这些问题是否为洞察本学科领域内一些理论之间固有的联系提供了可能，因而帮助我们抓住本学科的范式概念——该范式是本学科据以建立的共同理论理解的核心。有关普遍性的讨论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向未来的。至于验证，作者们所问的问题是该理论／定律如何证伪。所陈述和形式化的该理论能在经验上被验证吗？这样一种验证会使人面临哪些挑战？在政治学方法论中，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一词经常被用作指称一个逻辑步骤，这个步骤是从一个术语暂时的、文字的定义到这个术语变得足够具体，使得重要的指示物在经验研究中能够得到区别。操作化是从一个理论概念导向分辨或显示实践中的重要现象的“运作”或桥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要求具有理论创造性以及对这一主题的充分知识，以获得合理的和可接受的结果。在方法论的教学中，这一过程可能被低估了。好的操作化可以成为好的结果的一把金钥匙。关于有效性（validity）的无休止讨论（我们是否正在衡量我们认为在衡量的东西）显得毫无成果，因为跟人们有时所宣称的相反，有效性是无法验证的。

经验评估——结论部分给出了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关于该理论、定律或假设的一些主要发现的一个概览。它提供了该问题领域研究的一个回顾，包括两种结果，一种是支持理论的，另一种要么是反驳了它，要么是依据操作化要求对该理论重新稍作表达或澄清。在结论中，作者们简要地概括了根据此前经验方面的概览，以及该理论今天所处的位置。

每一章结束时都有一个所引用有关作者的参考文献目录，包括理论提出者的主要著作和有关该理论的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政治学中的定律和理论：政治上创造的和政治上独立的

本书的目录反映了这样一个观念的重要性，即不管个人作出何种政治决定，相关的定律和理论都在起作用。例如，没有一个政府或别的政治组织决定第三世界应该依赖发达国家（依附假设，第三十二章），或者世界上的各国应趋同于一个共同形式（趋同假设，第三十一章）。同样，没有一个议会命令“冻结”政党体系，就如普遍选举权被引入时那样（冰点假设，第二章），或者自由民主主义者努力为全体公民争取平等和普遍的政治权利时，他们也为寡头制准备了条件（寡头铁律，第二十章）。

谈到政治学中的定律和理论，我们始终应该记住它们指的是独立于各种政治决策和政治组织／意识形态而发生的诸过程，然而后者是作为理论建构中的诸要素而出现的。这一重要之点的进一步说明是，我们的理论和定律一方面是作为解释，另一方面是在作为论点或辩护（即工具性的运用）之间作出区分。理论的工具性运用最典型的例子是共产党人（以及马克思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规律（第二十五章）来证明阶级斗争中运用暴力的合法性。他们按照这一规律所预测的那样行动，因为通过其革命活动者（自愿），他们将缩短时间，直到革命作为生产力自身力量的结果而发生。同样，我们也可以设想对迪韦尔热的两党制定律（第四章）的工具性运用，当引入不同类型的比例代表选举制度时，它被用于证明，依据其在实际选举中的比例性力量，以数学上更为公平的方式给某些社会集团分配议会席位是正当的。

在关于政治学特定基础问题的重要辩论中，你有时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应“打破定律／理论以改变发展趋势”。在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想背后也能看到这一思想线索，此二者都建议研究言辞叙述，目的在于彰显包含于其中的有意无意的权力和榨取性因素。如果主张打破定律的叙述在我们学科中要有意义的话，它们必须被解释为意味着应运用政治手段创造这些条件，它们不同于那些导致了观察得到的非所欲结果的条件。需要分析并确定定律的非所欲结果所产生的条件，必须确定各种政策消除非可欲的结果，或那些导致其他较积极结果的东西。在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1957，pp.64—70）中，我们发现有一个错误的论点，认为政治过程的有害和非所欲的后果（以及无意的后果）可以运用“零打碎敲的工程”（piecemeal engineering）之手段来防止。这些后果（它们可以通过运用定律和理论得到分析）可以被抵消，只要一种希望避免它们的意识使人在整个过程中通过微笑的改革来调整发展。这当然是一种可钦佩的目标，可能减少社会中的暴力和剥夺，但从科学哲学的角度看，这是一条虚假路线。尽管如此，世界上的许多顶尖政治家在战后却趋之若鹜，运用这一观点阻止大规模的计划。对“零打碎敲的工程”思想一个经典的反论点见于一篇论文，它描述了原始文化中石斧的使用使整个文化发生了革命，因为石斧的生产和使用或拥有，已与重要的礼仪等融为一体。最初被视为一个微笑的变化结果成为了一场革命。（Sharp 1974）。

因此，对于想在不同层次上研究这些主题的读者们来说，记住各种政治目标和专家的解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理论不能仅作为工具使用，好像它们是政治行动的实际指导。定律和理论“有其自己的生命”，然而对它们加以分析以理解各种条件对我们生活的实际影响是绝对必要的，在这些条件下它们产生影响和各种结果。同时，我们应牢记理论形成和“再发现”（凤凰涅槃现象）的社会环境，可以是令人惊奇地极端重要的。在政治学当中，研究和理论化并不是在政治和社会真空中发生的。

作为一门理论学科的政治学

政治学是关于公与私的社会环境下的权力的研究。个人或集团是在相互关系中运用权力的。一个个人或集团从来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运用政治权力的；权力的运用总是在与他人或集团的关系中发生的。从文字上解释，我们这一学科的挪威文术语是“国家学”，这一名称反映了国家作为政治权力的代理人（agent）的特殊地位。国家作为一个政治权力因素所享有的尊敬来自其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些是建立在国家作为社会环境中必要的管制权力（regulating power）这一观念基础之上的。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对社会强制权力的垄断。人们已经作出了很多努力给本学科一个简单的定义，即某种本质性的定义。例如，“政治是价值的权威性分配”（David Easton 1965，pp.50，53，57），“政治权力是控制和利益的总和”（Gudmund Hernes 1975，pp.20—21，68—69），“政治可以视为……一个人解决问题的途径得到接受以及组织持续解决问题的活动”（Knut Dahl Jacobsen，1964，p.45），“政治影响力涉及使人去做若非如此他不会去做的事”（Robert Dahl 1963/1967，p.63）。所提出的这些定义因时而异，反映了侧重点上存在不同看法。若加以简单化，我们也可以说政治学是政治学家们在特定时间点上感兴趣的东西，国家则被视为某种必要的因素。

政治学起初引人注目地兴起于德国和瑞典而成为一门学科。从历史上说，它是在国家权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封建主义后期以及向绝对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形成的。它及时地获得了一个“国家学”（Staatswissenschaft）的名称。这一学科被认为是关于国家行为的研究，然而它也被视为把国家权力合法化的一种途径（尽管逐渐地它也变成对国家的一种挑战）。在英语国家，这一学科被称为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或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部分是因为这样一种观点，即研究国家（the state）并没有直接卷入的领域中的政治是同样重要的；部分则是由于其他更为常见的原因。

作为一门学科，政治学并非跟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划分得一清二楚。在其他国家，这一学科有各种名称：政治科学、政府研究、政治社会学、公共行政、政治经济学等等。侧重点因时而异——经常只不过是标签的变化，并未对科学划分造成重大影响——不同趋势或重要的出版物把注意力吸引到新的方向上。政治学家们所研究的许多重要问题并不是这门学科所独有的，而是与法理学、经济学、文化及其他各种相关学科共有的。因而，以政治权力为研究目标的各种形式的专业化既妨碍又促进了政治学的演进。对一个谨慎的政治学家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要记住，社会中的权力并不是根据专门化的学科，而是由运用它的人们及其所处环境的特征来定义和分界的。在本书中，我们将适当地强调经常被忽视的这一点。我们超越学科的严格界线，作者不仅包括政治学家，而且包括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换句话说，就是本领域内有不同专攻的人士。关于挪威政治学以及其国际背景和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有一项重要的调查，见于《挪威政治学评论》为了纪念政治学诞生50周年而出版的一个专辑。各章的结构反映了本学科的传统分野，就像在今天一样。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时而有一些著作和文章出版，讨论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状况，通常是从历史的视角看。它们代表了对本学科中氛围和兴趣的一种诊断，并经常成为国际政治学学会（IPSA）和美国政治学会（APSA）会议一些最好的论文的灵感（及研究经费）来源。它们包含了后来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陈述，成为此后研究中的一些里程碑。

除了关于政治学演进的这些考察之外，有时还有一些出版物对本学科的理论或科学状况作出了重要的评估。其重点与前者不同，作者们的努力是关注政治学不可或缺的理论的状况，即评估与其他科学分支相比较之下政治学的核心活动。这些出版物并不特别受多数资深政治学家的欢迎，但它们在各个分支领域中可产生重要的创新影响。例如可读德怀特·沃尔多的“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科学、事业”，见弗雷德·格林斯坦等主编、1975年出版的《政治学手册》第1—130页。最近的一项评估是罗伯特·古丁和汉斯-迪特尔·克林奇曼的“政治学学科”，见他们主编、1996年出版的《新政治学手册》第3—98页。

本书的出发点比上面简要提到的那种文献更为务实和开放。我们不会展示“理论发展史”（经常被称为科学史），而是批判地分析一些最为著名的理论假设，总体上它们都可以称为政治学中的范式。显然，这涉及一个历史要素，尤其是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呈现和分析其历史顺应力的理论和定律的特征。

在讨论政治学的科学品质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尽管其理论和定律不同于自然科学中的理论和定律，但还是具有相同的地位。我不会试图全面地概括这一讨论，但会注意和挑选一些问题以表明本书的重要性。一条定律或理论可否为“真”，即使它无法为将来提供明白无误的预测，或就历史事件的过程提供可靠的解释？当一条定律或理论为多数政治学家所接受时它是“真”的吗？建立起一套定律或理论会使掌握它们的人随心所欲地操纵社会？有时这些问题都会被提出来，但从来就没有简单的答案。

在《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2002年，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同年出版——译者）一书中，我们用一些章节讨论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些问题：安慰剂效应、时滞假设、自我实现的预言（托马斯定理）、霍桑效应和解释学循环，所有这些都就形成和验证关于社会环境中人类行为的各种理论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我们受我们涉及其中的试验的影响；我们根据或多或少无意识的观点和期待确定我们的目标和立场；我们在社会科学理论的证实／证伪中起着作用；我们关于一种情形的知识和我们的“自由”意志“扰乱”解释和预测。这些理论考虑意味着社会科学（“人的科学”）无法像“无生命的”自然科学（物理学、化学等），也无法像“生命”科学（生物学、医学、生理学等）。对“科学”一词作为这些分科的公分母，以及承认政治学是一门科学学科的一种优雅的解释，是把研究的目标视为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建立起一般性解释。现在这个时候我不会进一步详细说明“一般的”和“经验的”这些语词，而只不过指出假如这不是科学的目标，我们就将不得不重新估价我们的整个思想立场。这一立场经常受到挑战；当前一个新的、令人兴奋的挑战来自后现代主义。这提供了针对传统思维的新动力，尽管它缺乏通过综合一般超越个别的具体纲领的潜力。

不管是本书还是定律和结构这一研讨班项目，某些模式是存在的。1964年贝雷尔森和斯坦纳出版了《人类行为——一个科学发现目录》，该书包括了广泛的1 045项社会科学研究发现的清单。有些假设有注解，并用经验发现很好地加以证明，但大多数只是列举出来，并非作为更具普遍性的理论假设或作为理论来加以讨论。在哈里·埃克斯坦和特德·格尔的《权威的模式》（1975）一书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类似但更为有序和典型的社会科学假设集，计划作为一项重大的比较研究的基础，这项研究是有关不同国家和社会中“权威行使的一致模式”理论的。同样，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在《民主治理》（1995）一书中提出了几张事例或“结果群”的单子，它们部分地是从特定例子或抽象原则演绎而来的，具有关于组织行为的暂时假定的特点。在著名的《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一书中，安东尼·唐斯基于两个逻辑公理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假设，有25个明确的命题，从关于理性最大化的格言中推理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理论点。1975年兰德尔·柯林斯出版了《冲突社会学——走向一种解释的科学》，他试图用清晰的术语提出冲突社会学主题。他选择分层假设作为他的出发点，在他看来，这对于所有类型的冲突都是根本性的；由这一假设而来的演绎解释了社会生活中到处存在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紧张关系。在一共八章（还有一个部分称为“因果原则”）中呈现的先决条件和一般假设的系统清单中，他演绎出了一系列命题。然而，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总的来说是基于各种假设情形的抽象名单，而不是基于理论／定律视角的充分讨论，也不是一系列系统的经验发现。（柯林斯更为晚近的著作《理论社会学》（1988）呈现了远远超乎其上的、从历史视角对理论的讨论，尽管它采用的模式非常不同于我们这本书。）

上面提到的这些著述，是各个专业领域中普遍调查和可能假设得以建立的方式的重要例子，尽管它们并不导致关于本书中要讨论的那种定律和理论的具体讨论和比较。一种非常不同类型的出版物包括百科全书和参考书，它们提供了关于理论概述和跟本专业领域有关的各种概念的特定信息，但在其中并非进行系统的讨论。

概念多元：理论、定律、假设、效应、经验概括和抽象陈述

在讨论本书所展现的定律和理论时，各位撰稿人采用了各种概念和“名称”。在某一章它们被称为“假设”，在另一章则被称为“定律”，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又被称为“效应”。术语的各种用法，是当前文献中讨论相应的理论或定律的方式的结果。目的是使之在原初陈述中易于辨识。因此，“寡头铁律”就按照组织研究学者中众所周知的那样来使用，但其实它也可以称为“组织中权力必然集中的理论”。名称可能经常产生误导，然而，它们也可以成为可靠的参照点。

读者不应由于本书使用的概念各异这一事实而感到困惑。所有各章都有一般定律和理论，但在它们已在经验上得到验证的程度和证伪的范围这方面各不相同。一些读者也许会惊讶于我在导论中相当自由地使用“理论”、“定律”和“假设”等术语。一些作者惟恐过于严格地使用“定律”一词，它来自自然科学，在那里有长期的传统。我也可以引入“普遍规律”（universal law）一语，它与某种决定论的、不可避免的或预言性的东西相联系，我也可以限制我自己而使用“普遍化”（generalization）一词。

有关定律和理论等术语在政治学（如同在其他社会科学）中的使用存在着许多混乱误解。其中之一是认为人类拥有自我发展的自由意志和无限可能。无保留地接受这个观点似乎是有理由的，但作为政治学家我们知道自由意志这个东西完全不同于在一个复杂和不可预测的社会环境下实现希望和目标。感到自由（feeling free）和存在自由（being free）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术语上的缺乏一致并不只是语言多样性的一个结果。显然，尽管包括在本书中的定律、理论和假设具有某些共同特征，其他一些则把它们相区别。譬如说，立方定律（第三章）和迪韦尔热的两党制定律（第四章）显然比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第十二章）在性质上更为机械或技术化。“定律和结构”这一项目背后的一个想法是我们将能在适当的时候更为清晰地理解定律／理论概念。科学理论和科学哲学把理论的定义（正式定义）看成是根本性的，对此我感到不舒服。我们经常感到，为了从逻辑哲学对演绎、归纳和“科学定律”的讨论向充分抓住经验研究中理论的使用和理解进步，要有重大的一跃。宏大的叙述，如塔斯基（Tarski）的“真理与事实相对应”或波普尔著名的白天鹅例子（如果你只看到过白色的天鹅，你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存在任何其他颜色的天鹅——由于在澳大利亚发现了黑天鹅，这就变得明确了）被认为证明了进行未来有效的概括是不可能的。但这些例子中没有一个为我们政治学研究寻找牢固的普遍基础提供了很好的指导。这些关于我们在研究和寻求事物的“新异的”陈述，在我们学科理论的发展中没有直接的用处。波普尔的一句箴言充分概括了定律和理论的各种难题，此即“理论禁止入内”。

这等于是说定律和理论不仅应该解释在不同条件下发生了什么和能够发生什么，而且还应该帮助我们区别什么不能发生——一种消极预测。这里我们看到了证伪原则背后的观念。在这一背景下，确定关注的是一条定律最可能解释的（可能主义），而不是一种决定论的、适用于“全部”的理论建构，就是有意义的（Fisher 1988，pp.114—118）。

本书所呈现的各种理论和定律都是对社会科学学科具有直接重要性的普遍陈述，并已证明是适于从经验上验证，并且具有足够强的活力，站得住脚的。作为一个整体，本书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式熟悉这些定律和理论，并加以运用；一方面是作为个人研究的指针，另一方面则是作为更为成熟的、批判的科学观的一个基础。一些人可能视之为政治学教科书的一种非传统的写法。然而我确信，为了进步，我们需要超越只是概述政治学演进诸历史阶段，或叙述某些流派是如何处理学科内的某些论题的某种东西开始。我们必须分析已“生存”下来的各种定律和理论，并把它们作为未来的基础。本书并无雄心覆盖所有最重要的理论和定律。纳入本书之中的是不可或缺的，但当本书写成后，还会有新的东西肯定会出现。

多年研究这些问题促使我思考，一个松散的假设，或学科内的某种研究途径或传统，当它具有一种简化了的思想或简洁有力的陈述的特征后，便发展成为定律、理论或假设。我在第二章论冰点假设时会触及这一点。尽管这会表明形成理论只是一种新闻报道式的“贴标签”，实际上它是一种更深刻和更根本性的东西。任何一种定律或理论的陈述都必须令人承认使之如此的一般特征。换言之，正是当一个或一个以上研究者得出了一条定律必不可少的简化和陈述时，定律、理论、假设或效应在我们学科中才变得清晰。这里，潜伏于背景下的是“奥卡姆剃刀”的思想，它要求把一个争论简化到其最低必要内容限度。当这样一个简化了的和简洁的陈述抓住了经验性的规律时，它们就在专业圈子中得到了接受，并能够作为一个经典的论点、定律或理论生存下来。

因此，新定律和新理论的产生，一部分是作为更大的有计划的项目的侧面，一部分则是靠碰运气，经常是重要社会变迁的结果，或是由于在有关领域运用了新的研究途径。只有在很少的情形下，新的定律是通过指派给如公共调查委员会的任务发现的。有可能是这些项目发现了实际的、技术性的行动规则，但这种情况不同于例如由于有充分的研究资源，目标明确的医学研究产生了新的疗法或疫苗。过多的外部控制会引起政治学研究的完全停滞。许多政治家和重要捐款人为他们的拨款或捐赠没有产生某种飞跃式的进步而感到失望。因此，当我们试图扩大政治学的理论基础时，应始终记住存在不可预测的因素。

政治学的新理论是如何产生的？研究途径、流派与定律、理论及假设的不同

在政治学中，新理论是一种少有的现象。作为一个人发现了或提出了一个假设，而且真正概括了大量的研究的一个结果，新理论也许会碰巧产生。当从事大规模研究计划的研究队伍就新的理论研究途径达成了一致意见时，也可能产生。自1945年以来——现代政治学的突破时期——本学科的发展与强调新方法和新问题的几个研究途径相伴而行。人们尤其熟悉的是这样五种研究途径：（1）行为主义——认为所有社会或政治现象都是可测量的，只要它们以可感知的行动表明它们自己；（2）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是由具体和必要的任务和功能连为一体的，尽管它们是不可改变的，但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形式；（3）系统分析——认为所有社会和政治行动都是系统的，只要它们以稳定的模式相互联系在一起（部分与整体）；（4）理性选择（公共／社会选择）——认为人的行为是理性的，会仔细算计以使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现代版本的功利主义；（5）（新）制度主义——是关于制度得以建立，并影响社会和政治决定的方式的理念。这些都是寻找新问题和新解释的灵感的重要来源，尽管没有一个是其本身就导致了新的定律或理论的产生。它们都是重要的视角，系统化和澄清对政治学家来说重要的关系，它们也都或多或少明确地反映在本书的讨论中。

我将简要地提到两个理论视角或研究途径，现代政治学对之都极感兴趣。其一是系统分析。它在挪威为政治学的大量基本训练提供了一套持久的概念。其二是某种新制度主义。它是由挪威政治学家约翰·奥尔森与美国同行合作发展起来的，为分析政治决定提供了一种令人振奋的视角，在政治学的某些圈子中形成了一个“学派”。

1957年，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发表了“政治体系分析的一种研究途径”一文，它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在生物学、物理学和心理学中发展起来的系统分析。在该文中，伊斯顿在来自著名的刺激—反映模式的观念基础上勾画了“政治体系，刺激—反映模式被用于人和动物的试验中：试验主体（人／动物）被给予一个刺激，它们对此作出反应（Easton 1965，pp.12—13）。在心理学中，这一观念是由“斯金纳之盒”（Burrhus Frederic Skinner，1904—1990）来说明的：施以一个本来没有的刺激，一间屋子／盒子中的人／动物作出反应。通过改变刺激，可以记录下与之相应或相关的不同类型的反应。这里的要点是不需要知道盒子内发生了什么，因为通过重复的刺激和反应可以把结果间接地记录下来。有关的人／动物逐步知道了按照负面／正面刺激而行为，而这一学习的过程可以通过重复的试验而观察到。这一方法有很多反对者，他们声称，在这些刺激—反应试验基础上作出的概括达不到对试验主体行为的合理解释；而斯金纳的试验和结论则被批评为，只不过是对刺激和反应的相关变化的经验性描述，而不是理论或定律确立起为何人／动物会如此行为，或者学习是如何发生的。

图1.1和1.2来自伊斯顿的书《政治分析的框架》（1965，pp.110，112），他详细说明了上面提到的他著名论文中的要点。很多政治学家现在把这些详细的说明视为富有成效的方式，把有关的思想组织起来，把相应的概念加以分类。我们应该指出，伊斯顿并未描述“盒子”即政治体系（他只简要地提到了他所称的盒子“内”的转换过程和处理压力），但他强调了环境或情境影响产生输出（反应／决定）的过程这一重要性，输出经由“反馈”又转化为新的输入（刺激／挑战）。在图1.1中，我们看到伊斯顿如何用曲线或虚线说明这一点，表明可以怎样设想输入和输出之间的联系，而图1.2中的盒子——政治体系——则完全是空的。换言之，这一说明并不构成定律、理论或机制，而是一种描述性的勾画：政治决定（输出）是如何与要求和支持（输入）相联系的，二者之间以反馈的形式（反应）存在体系性的联系。

受这一政治体系模式的激发，约翰·奥尔森等发展出了“垃圾箱模式”（garbage can model），以便描述政治决定实际上是如何作出的。运用非常简单的术语，“垃圾箱模式”可以视为政治决定的体系—分析模式。我选择了下表为了调整这一模型以使之与伊斯顿的出发点相一致：

当这些思想首先发表于1972年的《行政科学季刊》（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上时，它们成为本学科一个重要的突破。自那以来，约翰·奥尔森及其美国同仁，名列被引用最多的国际政治学作者行列（见Gooding and Klingemann，《制度的再发现》关于“当代经典”，p.16，排名见pp. 31，32，34 and 41）。“垃圾箱模式”及与此相关的许多问题满足了一种重要的需求，尤其是在研究组织和政治决策的政治学家中间。其思想认为，所有的政治决策都是不可预测的个人冲动和或多或少偶然群集的产物。图1.3中该模型的四个箭头表明，从“垃圾箱”中出来的完全独立于进去的。

早先的模式过于严格而不够现实。但现在有了一条途径来描述组织行为，强调决策中的模糊、有限理性和不确定性。一些术语如适当性逻辑（什么是对的或合理的逻辑）表明了理性逻辑（自我利益的算计和最大化）的对立面。有无可能建立以逻辑为基础的决策理论是令人怀疑的，它要包括一项决策被作出之前必须存在的条件的清晰标准。换言之，并不存在“准确的”决策过程逻辑，而只是一种研究途径逻辑。这一项目显然是跟赫伯特·西蒙和詹姆斯·马奇从20世纪5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传统思想有关。在这一传统中，我们也能发现渐进调适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和渐进主义理论（the theory of incrementalism）等概念。这些思想表明，研究的演进不应看成是一种以重大和突然的跃进为特征的活动，而是一种小步的稳步发展。更受到强调的是要求富有成效以及合理、正确的描述，而不是要求严格的经验验证和理论的正式发展。要理解决策是如何作出的，有必要理解决策者如何看待在其所属的组织内他们的角色和身份。（March and Olsen 1989，pp.21—22 and Part 4，Egeberg and Laegreid（eds.）1999，pp.158—244）

拉希和约翰·奥尔森之间1992年在《挪威政治学评论》上一场有趣的辩论就“垃圾箱模式”能否视为一种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看法。通过评论奥尔森早期著作的一些方面，拉希在结束其文章时指出了这一模式作为一种实际使用工具的弱点：“垃圾箱……作为一个政治学模式是成问题的……它是含糊不清和‘前理论的’，它包含了适合于在理性制度主义的框架内进一步发展和澄清的一系列要素”（pp.143—144）。在其答复中，奥尔森根据新制度主义研究途径的发展澄清了“垃圾箱模式”的要点：“‘垃圾箱’思想集中于政治过程中或然性的角色……因此，制度分析的焦点是政治生活中的结构要素以及结构是如何影响行为、思维方式和变迁的”（p.152）。故奥尔森强调了“垃圾箱模式”是与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模式相反的。政治机构影响我们的行动。机构学习、认同的建立和政治机构／组织的长期形成是我们预测决定将会如何作出的诸因素。因此，“垃圾箱模式”是对缺乏机构的社会决策过程的一种描述。若机构学习是完善的，我们就可以不要“垃圾箱模式”而直接从输入推导出输出：个人将像机构所规定的那样作出他们的决定。

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简单化，或许是对众多文献和不少非常重要的要点一个不公平的概括。这里的目的是指出以下二者之间存在的紧张：一是说明人们（政治学家）把握政治的全面复杂性，其机能障碍、集体非理性、无意识的影响等能力的有限性之需要。二是形成简单、便于使用的理论的需要。从其研究工作的最初阶段——包括对20世纪60年代Nesodden县城市财政的一项研究以及他的硕士论文——一直到现在，约翰·奥尔森展现了抓住尽可能多的经验现实的持久兴趣，同时又聚焦于人类理解和控制它的有限能力。这一兴趣在克努特·达尔·雅各布森最重要的著作中也很明显，形成了一个把这两位思想家联系起来的传统。莱恩将这一传统称为整体制度主义（holist-institutionalism），奥尔森则在他后来的著述中扩展了制度视角，从而包括了政治决策的总体情形：环境、准则、认同和资源等等（Lane and Ersson 2000，pp.29—30）。这种推理的一个工具性后果，可能是那些熟悉它及其重要性的人们能通过参考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其决策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例如，挪威政府的“权力与民主”研究计划在最近的公开文件和辩论中所使用的语言中可以看到这一效应。（见“自我实现的预言”，Larsen ed，1999，pp.82—92）

一种研究途径或模型与一种理论、定律或假设之间的不同，当你比较伊斯顿和奥尔森等人的浮动模型以及本书各章时就能看到。不管是伊斯顿的模型或是“垃圾箱模式”还是新制度主义，都没有产生一个定律、理论或假设。马奇和奥尔森也相当清楚地作了说明，在与现有各种理论的简化作比较时，他们指出，“新制度主义最好看成是寻求可供选择的观念，它们以一种理论上有用的方式把经验智慧的微妙性简化了”（1984，p.747）。在大多数情况下，本书呈现的各种定律和理论比之刚才所描述的研究途径雄心有限。我们并不奢望每一种定律或理论本身都应抓住参与者的全部行动或具有某种制度效应，而是说它应理清一种制度的运作（如选举制度，见第四章和第十四章），一种国际冲突解决办法的机制（均势，第十章），社会集中的影响（廷格斯顿定律，第十五章）或不完全信息条件下理性选择的影响（囚徒困境，第八章）。因此，在政治学的发展中，一般和更为抽象的研究途径或“流派”，以及包括在这里的理论和定律的梳理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我相信，本书中提供的定律和理论的准确定义与各种“流派”可以共存而不至遇到问题。在政治生活中，我们既需要富有成效的描述经验现实的途径，也需要简化和准确。经验描述需要形式综合，而形式模型则被要求证明其经验重要性。

本书各章的结构

我已有意选择了不理会传统的划分政治学各个次领域的办法，传统的方法把政治学分为国际政治、公共政策、组织理论、比较政治等等，这些划分代表了理论透明度的一个障碍，尽管它们在教学时也许有一些实际好处。目标必须是通过在其研究中使其熟悉各种经典理论（正如纳入本书之中的），以培养完全合格的政治学家。这也将扩展教学的范围。本书所展现的许多定律和理论都是直接有关的，就像它们跟未出现于本书之中的许多其他理论有关一样；它们当中有一些由于实际原因省略了，另一些是因为它们被认为对政治学并不特别重要。不使用标准的划分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一些理论适用于不止一个次领域。例如，“顺风车效应”（第十一章）不仅在选举研究中有效，而且在国际冲突、决策过程和议会等研究中也有效。“依附假设”（第三十章）和“趋同假设”（第二十九章）也同样如此。后二者中，前者是根据富国和穷国之间种种政治关系中反复出现的模式关注依附的动态发展。而趋同过程经常表明了相同的模式，然而是在其他关系而非国家间关系中，尽管这一假设最初的出发点是东西方和解，或联邦国家内部的和解。

在第一部分“政治机制”的影响中，我们纳入了有关某一种技术特征的制度影响的四条定律，即表现于宪法或数字实践中的正式规则。第二章“冰点假设”（the Freezing Hypothesis）根据1920年前后时期欧洲实行的民主机制解释了政党制度。第三章“立方定律”（the Cube Law）说明了单一议员选区大党的过度代表性：当实行这种选区制的时候，各政党在选举中赢得的议会席位的比率大致上是选民票数比率的三次幂。第四章“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解释了选举制度对政党数的影响：单一议员选区制下的多数选举制总是趋向于产生和加强两党制。第五章“最小胜选联盟”（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表明政治联盟为何总是趋向于由尽可能少的成员构成。一个缺乏绝对多数的政党将与他党结成正好够数的联盟，以跨过50%的标杆。

在第二部分“给定条件下的政治机制”中，我们纳入了性质上稍不同于其他定律、彼此亦不相同的五种假设或构造。第六章“原初状态”（the Original position）介绍了以一种简化的模式为出发点尽可能公平地建构制度。在所谓的原初状态中，那些为宪法建立起了公平原则的人“被剥夺了他们的所有知识”，因而在与他们所建立的原则关系上变得中立或有法定资格；这是普遍公平的一个保证。第七章“因果漏斗”（the Funnel of Causality）是一种模型，帮助我们理解一种给定情形（选举）下的政治行动是怎样跟某些历史事件的序列相联系的：一个人的“政治史”通过他或她的政治行动（以及他或她在其中的辩解）全面地表现了自身。第八章“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是解释政治决策中的个体理性是怎样产生了集体不利结果的一种理论：当两名囚犯在分开审问中具有保持沉默或相互告发的选择时——每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都会招致不同的判决——他们往往都以较之假如他们事先商量后会出现的情况更糟糕的结局告终。第九章“多米诺理论”（the Domino Theory）是一种用一个接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作类比解释国际政治中战略行动的定律：当第一张骨牌倒下时，其他骨牌就将无可避免地跟着倒下。第十章“均势理论”（the Balance of Power Theory）说明了可以怎样解释一个体系中的稳定（以及保护），以及为什么稳定得到了维护：由于很多国际机制和很多受权力政治影响的情形其特征都是无政府状态和派别斗争，唯一持久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对各方都有利的稳定平衡体系。

在第三部分“政治过程中不经意的结果”中，我们纳入了试图解释各种无计划影响的五种定律。第十一章“顺风车效应”（The Bandwagon Effect）说明了关于一场选举的期望或知识是如何影响结果的。“顺风车效应”总是与选举相联系的，不管此过程中的参与者是否想要它。问题在于要确定和估判之。第十二章“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解释了两种特定的现象在历史中的某一时期是如何相互联系的，之后相互独立：资本主义是作为禁欲的新教的不经意结果而出现的，但在历史的某一点上它从其来源“剥离”，并作为自我强化的社会机制开始运行。第十三章“彼得原理”（the Peter Principle）表明了组织发展的不经意的结果趋向于损害领导：尽管作出努力通过领导者的选择实现一个组织的理性发展，但是可以看到高层征募总是产生非理性的结果。第十四章“中间选民定理”（Median Voter Theorem）首先解释了选举竞争不管最初情况如何，总是趋向于集中在中心；其次说明了脱离这一稳定性是不可能的。对选票的竞争迫使各政党及其政策变得相互类似，不管政府或议会是哪种类型。第十五章“廷格斯顿定律”（Tingsten's Law）表明了社会集中是怎样独立于政党纲领而影响了选举结果。社会共同体的集中或分散具有指数力量的不经意效应：人们愈相似，他们的行动也愈接近。

在第四部分“政治体系中变迁和冲突的诸模式”中，我们纳入了说明政治冲突情形下稳定演进的特征的四种假设。第十六章“戴维斯的J曲线”（Davies' J-Curve）解释了革命是怎样由物质期望和真正的变化之间的紧张所引起的。革命形势不是以实际贫苦水平为条件的，而是以从好的条件向差的条件的突然变化引起的。第十七章“大众社会假设”（the Mass Society Hypothesis）解释了民主是怎样作为制度瓦解的结果而遇挫的。大众反抗和煽动家获胜不是因为缺乏有组织力量的抵御，而是因为冲突的形势瘫痪了这种力量的有效运用：有组织的社会变得既无法保护普通民众又无法保护精英。第十八章“扩展和收缩假设”（the Expansion and Contraction Hypothesis）解释了不同社会中的价值冲突是如何影响政治领导和民主的。根据的是一个特定模式：当价值冲突紧张时——但不是太紧张——权力变得集中在选举产生的精英手中，而当这些冲突解决后，权力又回归到官僚机构手中。当一个冲突过于紧张，或一致性过大时，形势就会使一个政权不稳定。第十九章“冲突交叉假设”（the Criss-Cross Hypothesis）解释了政治冲突怎样加剧或缓解仰赖于冲突界线跨越或趋同的程度。当社会和政治冲突的界线同时出现时，冲突就加剧。当它们交叉时，冲突就减弱。

在第五部分“政治组织的必要后果”中，我们纳入了五条定律，表明了政治组织是怎样与某些社会机制相联结的。第二十章“寡头铁律”（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呈现了米歇尔斯著名的假设，即所有的政党都会发展成领导人统治的寡头组织。这一发展是无可逃避的，在民主毫不含糊地被提出来作为组织的目标的地方还经常得到加强。第二十一章“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表明了当组织建立后即发生的一个几乎不可避免的现象：组织会日增夜长，使其原先的目的变得无关紧要；此外，它们还会按照某种管理／人员比率不对称地增长。第二十二章“组织变迁定律”（The Law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表明一个组织的结构是如何总是反映其原初情境的。在一个给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所有组织都有某些共同特点，这一组织遗产决定了它们如何应对以后的发展所提出的新挑战。第二十三章“全方位型政党假设”（The Catch-All Hypothesis）解释了政党之间不可避免的竞争关系，是怎样造成了它们反映现存社会利益的倾向；尽管它们是从有明确而不同的意识形态的政党开始的，它们都被竞争所迫而诉诸更广大、更有差别的选民。第二十四章“梅氏定律”（May's Law）解释了各政治组织的意识形态形象为什么总是聚焦于中间两侧。领导层和普通成员在意识形态上都不如中低层政治领导者那样纯粹。

在第六部分“大系统中的周期或弹回过程”中，呈现了七条定律或理论，它们都详细说明了固定的政治发展模式，既有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又有跨越历史时期的，也有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的。第二十五章“马克思的历史规律”（Marx's Law of History），表明了生产力的演进和政治上层建筑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系。经济发展和其社会后果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制造了与政治机构间的紧张，而这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是不断出现的。第二十六章“高度均衡陷阱”（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是一个假设，解释了诸社会政治体系的主要演进路线是怎样依人口增长而不同的：当人力绰绰有余时，对政治体系的要求会非常不同于劳动力稀缺时期的情况。第二十七章“经济选举周期”（The Economic Election Cycle）解释了政府固定的选举周期与某些时期通货膨胀和失业周期性上升之间系统的联系。假定一个政府是理性的，在选举前它总是采取主动减少失业的政策，而当赢得选举后，它会采取措施对付通货膨胀。第二十八章“瓦格纳定律”（Wagner's Law）解释了国家财富增长与公共经济控制之间的直接联系：国家愈富，财富由国家控制的部分就愈大。第二十九章“趋同假设”（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是表明政治如何往某一方向发展的一种理论：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追随趋势引导者的榜样，稳步地接近之，或曰趋同。技术—工业关系是这一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第三十章“依附假设”（The Dependency Hypothesis）解释了全球经济中的依附机制，欠发达国家和较发达国家之间的政治联系由此或增强或削弱：发达世界强大的中心与不发达世界的政治权力中心密切合作，因此损害边缘穷国的发展。第三十一章是“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Wallerstein's World System），这一理论描述了全球层次上贯穿整个历史的政治和经济的平行发展，以及世界体系三个层次上的动态性：外围、半外围和中心。围绕世界体系中所处地位的斗争在这些层次上进行，而体系本身则无情地扩展，半外围作为后二者间的缓冲，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结束语

本书主编和各位作者希望，本书应能为未来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教学提供一个新的、更牢固的基础。在当今社会，为解决各种危机作出贡献的强大需求挑战着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专业。这些需求来自媒体，它要求政治学家对当前政治事件作出评论；来自重要的国家机构或地方当局，它们要求对紧迫的公共问题作出具体的陈述；来自我们的学生，他们也许会不耐烦，因为我们提供可靠答案的时候很少。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充分地面对这些挑战，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依然清楚地意识到政治评论与政治学之间的区别。后者——正如一本战争年代著作的书名《沉默并深入下去》（Beach，Edward L. 1955）所表达的那样——与当代政治评论的混乱（其中看不到什么政治学）相比，构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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